对于中国航空博物馆馆藏的XT-610号康维尔-240、XT-115号C-47飞机而言，11月9日是个特殊的日子。77年前的今天，它们从香港启德机场起飞，踏上了投向人民怀抱的航程。
▲潘国定驾驶的XT-610号康维尔-240(“北京”号)飞机 中国航空博物馆藏
▲XT-115号C-47飞机 中国航空博物馆藏
十二架飞机“集体失踪”
▲香港启德机场上的中央航空公司飞机
1949年11月9日清晨，香港启德机场。塔台逐一核对中国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中央航空运输股份有限公司12架航班的飞行计划，报备的目的地分别为海口、重庆、桂林、台北等，各机组正按流程做起飞前准备。
6时整，各架飞机依次向塔台申请起飞;6时30分，12架飞机全部离地升空。塔台目送它们隐入晨雾，一切如常。
可到了各航班的预定抵达时段，这些飞机没有出现在任何一个报备的降落机场，无线电呼叫也没有回应，航班表上标注的目的地逐一落空。它们就这么从塔台的监视视野和通讯频段里“集体失踪”了。
塔台不知道的是，这次出航的飞行计划本就备了两套：假的那份留给塔台报备，真正的航向藏在12个机组的心里——向北。
两航的艰难时局
在塔台看来突如其来的飞机“失踪”，实则是一场酝酿已久的起义行动。
中国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航”)，1930年8月1日成立，由国民党政府与美国公司合资经营;中央航空运输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央航”)，1931年2月成立，由国民党政府与德国公司合办。两家公司合称“两航”。1943至1945年，两航参与了举世闻名的驼峰航线飞行，有力支援了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抗战胜利后，两航快速发展，成为亚洲乃至远东地区排名靠前的航空公司。
但规模实力背后，是两航被强行绑上内战战车的无奈。三大战役中，国民党军队接连败退，蒋介石秘密将大量黄金、文物、武器装备运往台湾，不少国民党精锐部队被人民解放军包围于水陆断绝的大城市。国民党除出动空军外，还强令民航公司参与军运，两航成为国民党发动内战的核心空运力量。
为攥紧这张打内战的牌，蒋介石强令两航迁台，两位总经理以方便军运为由，争取到先迁主体于香港。但港英当局刻意打压，不断压缩两航在港的生存空间。一边是蒋介石持续施压，催促两航决策机构尽快迁台;一边是两航在港经营处处受制、生存日渐艰难。何去何从，成了悬在两航全体员工头顶的现实问题。
绝境中劈出的第三条路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上海市军管会空军部接管两航留守机构。中共中央华东局随即向中央军委递交报告，提出策动两航起义的建议。
6月，周恩来根据时局变化和两航的重要作用，作出策动两航起义的决策。此后，地下党先策动两航个别飞行人员单机起义。7月，中央军委派吕明和查夷平赴港，8月24日到港展开工作。9月初，起义工作核心小组成立，核心小组成员分头争取两航总经理、中层、飞行人员、基层及港九民航工会，并保持与北京联络，上层、中层、基层联络工作同时铺开。
基层和中层先见了效。针对央航，核心小组定下“依靠基层、团结中层、争取上层”的策略。同时，中航各主要部门、空勤人员、港九民航工会均争取到支持起义的骨干。
▲刘敬宜(左)、陈卓林(右)
最难的是两位总经理。央航总经理陈卓林经多次思想反复，最终决意亲自参加北飞;中航总经理刘敬宜经较长时间考虑，最终决心率众起义。
经两个多月，空勤起义队伍基本成形。
无导航的惊险北飞
起义前的启德机场看似平静，实则忙碌。起义人员秘密摸底飞机状况，准备航空器材。11月7日，中航中层主要部门负责人、业务骨干、飞行员等42人在《香港中国航空公司全体员工起义宣言》上签名。党中央也密切关注准备工作。10月底，周恩来召集会议，传达中央书记处决定，批准了两航起义时间、飞机降落地点、飞行计划、机场选用及接待刘敬宜、陈卓林和北飞人员的方案。
11月9日清晨6时，潘国定驾驶康维尔-240“空中行宫”号率先起飞，载刘敬宜、陈卓林、吕明、查夷平等人员及起义宣言等重要文件，直飞北京。其余11架飞机由陈达礼带队飞往天津。北飞过程无地面导航、气象保障，需警惕国民党空军侦察拦截;飞行员贴云顶或穿云层飞行，尽量远离其活动半径。
当天12时15分，康维尔-240降落北京西郊机场。下午，11架飞机先后落在天津张贵庄机场。
▲部分起义人员和家属在抵达天津后合影留念
刻进历史的光明坐标
刘敬宜和陈卓林抵达北京后，立即代表两航全体起义员工向毛泽东、周恩来呈交起义通电，宣布“停止通航蒋管区域，与国民党政权断绝关系，归附中央人民政府，听候指示”。同日，两航在香港两千多名员工按计划通电起义。
1949年11月12日，毛泽东主席电贺刘敬宜、陈卓林和两航员工，赞扬他们“毅然脱离国民党反动残余，投入人民祖国怀抱，这是一个有重大意义的爱国举动”。
▲毛主席电贺两航起义
同日，周恩来总理致函两航员工，宣布两公司受中央人民政府管辖，任命刘敬宜为中国航空公司总经理、陈卓林为中央航空公司总经理。
▲周恩来总理致函两航员工
两航起义的意义，不止于一次成功的北飞。它切断了国民党军队企图在大陆西南地区负隅顽抗的空中交通线，带动香港及九龙27个原国民党系单位相继通电起义，也为新中国民航事业奠定了人才、物质和技术基础。
▲军委民航局局长钟赤兵和机关人员、北京市群众在“北京”号前合影
1950年7月27日，这架康维尔-240被命名为“北京”号，毛泽东亲笔题写“北京”二字。同年8月1日，潘国定驾驶“北京”号作为首航班机参加新中国民航“八一开航”，从天津经汉口飞抵广州。1956年5月29日，潘国定又驾“北京”号从成都广汉飞抵拉萨附近当雄机场，验证了民航高原客运的可行性。
今天，XT-610号康维尔-240和XT-115号C-47停在中国航空博物馆，它们没有再飞，但那条航线没有断。2025年11月9日，国航C919执飞的CA104航班从香港起飞，重飞香港至天津的北飞航程。从十二架没有地面导航的飞机，到一架国产大飞机沿着同一条航线向北，中间隔着漫长岁月，投向光明的方向没有变，投向人民的初心也没有变。
策 划：王海岩、程 尚
监 制：王玉龙、刘建同
审 核：刘 飞、刘书含
撰 稿：吴 凡
编 辑：吴 凡
(图片素材部分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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