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世界的共产主义

伊斯兰文化素来崇尚社会公平、互助共济，追求公正的共同体秩序;马克思主义以消灭剥削、实现民族与阶级解放为旨归，是近代被压迫民族谋求变革的重要思想指引。近代欧洲殖民入侵，让广大穆斯林地区深陷压迫与贫困，两种思想由此产生精神共鸣，共产主义运动在伊斯兰世界逐步兴起。

长久以来，不少观点将该运动的兴衰简单归咎于宗教与理论的对立，这是典型的本质主义误区。实际上，殖民历史、反殖民革命、后殖民政权危机与地缘政治格局，才是左右其发展的关键。本文梳理伊斯兰世界共产主义的百年演变，剖析其起落根源，厘清它与世俗民族主义、伊斯兰主义的复杂关系，还原这段特殊历史的真实面貌。

摘要

本文探讨了穆斯林占多数的社会中，共产主义历史发展的一些共同模式。其中最重要的模式与伊斯兰教本身并无太大关系，而是反映了欧洲帝国主义与民族主义抵抗运动的影响。同时，这些模式也深受以下因素的制约：融入全球经济的步伐错落不一、反殖民革命爆发的时机，以及后殖民政权在地缘政治博弈中所处的位置。然而，这一历史叙事的另一面，则是大多数穆斯林占多数的社会中，共产主义运动走向衰落，而伊斯兰主义竞争对手顺势崛起。本文认为，要解释这一发展轨迹，不应求助于本质主义的解释——即盲目归因于伊斯兰主义政治对穆斯林信徒的天然吸引力;相反，应当归咎于后殖民国家的失败，因为共产主义者曾将民族解放和非资本主义发展(non-capitalist)的希望完全寄托在这些国家身上。

关键词：民族解放、反殖民革命、民族主义、伊斯兰主义、非资本主义发展

正文

1959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两个男孩正看着成群结队的人潮涌上巴格达街头，参加工人阶级的节日游行。十二岁的哈尼·拉齐姆(Hani Lazim)被这场示威游行的规模深深震撼了：“那场面……简直一望无际。我们好几次想去看看队伍的尽头在哪儿，可怎么也找不到。”【1】

九岁的萨米·拉马达尼(Sami Ramadani)则来自一个住在瓦齐里亚区(Al-Waziriyya)的大家庭，家里人都是共产主义活动家。作为家中小儿子的他，当时正和母亲一起坐在拉希德大街(Al-Rashid Street)一座清真寺的围墙上。母子俩目不转睛地看着“滔滔不绝的人流”，一直看到凌晨两三点钟。【2】

几十年后，两人依然对共产党在游行中的巨大影响力记忆犹新。当时，要求共产党参政的口号此起彼伏，在游行队伍中不断回荡。拉齐姆记得，他的父亲曾是一名共产党员，对党公开要求与阿卜杜勒-卡里姆·卡塞姆(Abd-al-Karim Qasim)将军分享权力的做法感到十分忧虑。1958年7月，一场革命推翻了君主制，建立了共和国，卡塞姆便是首任总统。

“我记得我父亲非常反感这种做法。我问他：‘爸爸，为什么不行呢?’ 他说：‘政权不是别人施舍给你的，要靠自己去夺取。喊这种口号太愚蠢了。心里想，嘴上也不该说。如果你想要政权，有本事就去夺过来。但绝不能嘴上嚷嚷，因为这实际上是在激怒对手，他们随时会反咬你一口。’ 这段话我至今记忆犹新。”【3】

在过去的一年里，共产党人一直与卡塞姆结盟，共同对抗其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和复兴党(Ba’athist)对手。在摩苏尔暴动引发的未遂政变中，共产党人还动员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来声援卡塞姆。如今，他们认为理应获得回报，要求在政府中占有席位。然而，卡塞姆拒绝了这一要求，并迅速采取行动，清除了警察和军队内部的共产党网络。没过几年，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和复兴党人便占据了上风。他们在1963年发动政变，卡塞姆以及数百名共产主义活动家在这场政变中丧生。事实证明，口头索要权力和真正夺取权力，完全是两码事。

要探究伊斯兰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1959年5月发生的这些事件是一个绝佳的切入点。当时，伊拉克共产党人在如何处理与伊拉克民族主义者卡塞姆的关系上陷入了两难。伊拉克共产党人在处理与民族主义者卡塞姆的关系时陷入了两难。这绝非孤立的个案，而是共产主义在穆斯林社会付诸实践时，必然会面对的核心共性。在一个现代工人阶级规模尚小的社会中，面对轰轰烈烈展开的反殖民革命，伊拉克共产党人选择了一种战略，那就是与“进步的”军官群体结盟。因为这些军官同样渴望摆脱殖民者的直接统治，去建立一个强大而现代的国家。当时，苏联共产党领导层发来指示，要求他们不要推翻卡塞姆，以免打破地缘政治力量平衡，进而损害苏联的外交政策利益。面对这一要求，伊拉克党内的领导人最终选择顺从。

不过，伊拉克共产党人过去几十年的经历还留下了其他启示。早在卡塞姆出现、那些反叛军官的地下网络建立之前，伊拉克共产党就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在工人阶级的核心部门中建立起了扎实的组织根基。尽管当时党的规模相对较小，但在反抗英国支持的君主制的大规模群众动员中，他们始终发挥着领导作用。在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共产主义思想在沙尔奇亚(Schalchiyyah)的铁路工人、巴士拉的港口工人以及基尔库克的石油工人中引发了强烈共鸣。这一切都表明，共产主义完全有潜力在狭窄的知识分子圈子之外，赢得更广泛的受众。【4】

此处所说的“伊斯兰世界”是指穆斯林占多数的社会。受篇幅所限，本文仅选取其中一部分进行探讨。然而，在共产主义的发展史上，许多穆斯林社会的经历都呈现出惊人的相似模式。其中最重要的共性与伊斯兰教本身并无太大关系，而是反映了欧洲帝国主义与当地反抗运动的交锋、融入全球经济的步伐错落不一、争取民族独立斗争的时机，以及后殖民政权在地缘政治博弈中所处的位置。简而言之，这些催生共性的因素，与塑造非穆斯林殖民地及后殖民世界共产主义发展的因素如出一辙。

然而，这段历史叙事还包含着另一条线索：在大多数穆斯林社会中，共产主义运动的衰落与伊斯兰主义竞争对手的崛起是交织在一起的。本文认为，要解释这一发展轨迹，不应求助于本质主义的解释——即盲目归因于伊斯兰主义政治对穆斯林信徒的天然吸引力;相反，应当归咎于后殖民国家的失败，因为共产主义者曾将社会变革和民族解放的希望完全寄托在这些国家身上。

20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伊拉克共产党人的经历，阐释了共产主义的四种不同含义。

第一种是作为工人阶级自我解放理论与实践的共产主义，这也是发展最不充分的一种含义。共产主义思想传入这些社会时，现代工人阶级尚在形成之中;加之大多数穆斯林国家的共产党建党时，苏联的斯大林主义已经巩固。在这双重因素的叠加下，共产主义的这一维度大体上被掩盖了。

第二种含义则是将共产主义视为一种追求现代化与发展的意识形态。这一维度极易与当时其他推动现代化的政治和社会力量结盟。例如在20世纪50年代，中东大部分地区的反叛军官纷纷起兵推翻殖民时期的君主制，共产主义便与他们结成了天然的伙伴关系。

第三种含义是，现代化与发展往往与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互为表里。因此，共产主义的吸引力也恰恰体现在它作为民族解放意识形态的属性上。

在本章所探讨的大部分时期里，上述三种含义始终与第四种含义相互交织、互相影响，那就是作为地缘政治博弈工具的共产主义。

本文的核心论点是，伊斯兰世界的共产主义历史，是由二战后反殖民革命时期的那一代共产主义活动家所做出的选择塑造的。在伊斯兰世界的大部分地区，这一代人首次有机会与新兴的工人运动携手合作。这些工人运动当时已展现出潜力，有望发展成为一支足够强大的自我组织力量，从而在国家政治中发挥独立作用。战后工业的扩张以及国家现代基础设施的建设，为这类新型政治奠定了社会与经济基础，而这在前一代人眼里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

对于这一时期的各种可能性，正统共产主义(orthodox communist)的解读是：反殖民斗争和社会斗争最好的结果，就是建立起致力于国家发展的独立、强大的现代国家，且最好走一条非资本主义道路。在反殖民斗争的早期阶段，正统共产主义者倾向于支持仿效自由主义模式，呼吁实现更大程度的民主自由。然而，一旦旧政权的危机被他人解决——即由现代中产阶级阶层(无论是身着军装还是身穿便服)夺取了政权——他们便转而全力支持后殖民政权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政策和法团主义机构。当时虽然也有一些人提出了非正统的解读，但这些声音很少能触及广大群众。

从本质上讲，战后时期的共产主义者试图解决一个内在的张力：即如何在一个资本主义尚在发展的社会中，去践行工人阶级自我解放的理论。为了解决这一矛盾，他们最终与中产阶级阶层缔结了“浮士德式的契约”(Faustian pact)，因为只有这些中产阶级，才有能力调动国家机器来全力主导国家的发展。

这可以被视为一场在双重意义上的“浮士德式的契约”。

第一重意义在于，对于城市工人阶级而言，这场交易确实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在全球经济扩张时期，一些政权推行国家资本主义路线，实施进口替代战略。它们通常有能力提高工人的薪酬，并通过提供医疗、教育和住房等渠道，向工人阶级发放一系列福利。

然而，第二重意义则走向了反面。到了20世纪70年代，后殖民国家的国家资本主义模式陷入危机。此时，那些曾在政权中与共产党人结盟的旧友，开始试图摆脱自身对工人阶级承担的契约义务。最终，在这场变局中获益的并不是共产党人，而是死灰复燃的伊斯兰主义组织。

当时存在一种核心观念，即认为共产主义本质上是一种由国家主导的现代化意识形态，而伊斯兰主义则是落后与倒退的体现，因为它只是在用宗教语言来表达对国家和帝国主义的批判。这种观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共产党人如何看待伊斯兰主义运动与国家政权之间的博弈。那些在20世纪50年代投身共产主义政治的人，心中根深蒂固地保留着一种想法：国家机构可以从内部进行改良;同时，作为现代性的象征，必须保护国家机构免受伊斯兰主义的冲击。因此，在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期间，无论是在阿尔及利亚、埃及，还是在伊拉克和土耳其，这些社会背景迥异的国家中，大部分共产主义运动都选择与政府站在一起对抗伊斯兰主义者。随着苏联危机的加深，这种选择反过来加速了共产主义运动自身的衰落。

在1979年的伊朗革命中，部分左翼派别对霍梅尼(Khomeini)及其支持者崛起所持的态度，表面上似乎打破了这一既定模式。然而，他们的视角实际上与此前并无二致——都坚信国家作为民族发展载体的角色，其重要性远超共产党人对与独裁者合作的反对。唯一的区别在于，此时话语的焦点转向了反帝斗争。当然，霍梅尼对美国的反对并非停留在口头上：伊朗革命确实给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利益带来了沉重打击。此后爆发的伊拉克与伊朗之间的惨烈战争(即两伊战争)便反映了这一点，在这场旷日持久的冲突中，美国对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的支持对战争的升级起到了关键作用。本文认为，贯穿其中的共同主线，始终是共产主义者对国家政权所持的态度;至于他们未能独立于政权去采取行动，其理由究竟是因为国家领导人在国家经济发展中发挥了作用、捍卫了“现代价值”、坚持了反帝立场，还是兼而有之，其实并不重要。

一、从布尔什维克与伊斯兰教的交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

伊斯兰世界共产主义组织的发展，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席卷俄罗斯帝国及大半个欧洲的革命浪潮命运紧密相连。尽管在战前，诸如印度尼西亚等部分伊斯兰世界的政治活动家就已经与欧洲社会主义者有所接触，但真正将共产主义思想带向更广泛受众的，还是1917年的布尔什维克革命。随后，斯大林巩固了权力，苏联的政策也转向优先确保自身生存而非推动世界革命，这标志着1917年革命势头的终结。

然而，在这一宏观的地缘政治框架下，更具地方色彩的因素也在发挥作用。第一个因素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伊斯兰世界反殖民起义的此起彼伏;第二个因素则是，到了20世纪30年代，初具雏形的伊斯兰主义、世俗民族主义(secular nationalist)以及共产主义运动开始萌芽。第一波反殖民起义领导力量随后陷入危机，反向刺激了这些新兴运动的蓬勃发展，使其最终在1945年后逐渐走向历史舞台的中央。

第一波反殖民运动的领导层，主要由两大群体结盟而成：其一是殖民主义阴影下成长起来的土地与商业精英，其二是新兴的西化城市中产阶级，其中律师、新闻记者和教师等从事“自由职业”(liberal professions)的人士发挥了关键作用。学者贝宁(Beinin)和洛克曼(Lockman)将阿拉伯国家的这一社会阶层与“资本主义发展催生的新职业”联系在一起，具体包括大中学生、西式学校的教师、律师、新闻记者及其他专业技术人员、白领雇员，以及中低级政府官员。【5】

这些早期运动通常将西方的自由主义政治理想作为自己的参照系。其领导人常常抨击殖民列强，谴责它们在本土标榜自由民主，却拒绝将这一制度延伸到其帝国治下的海外领地。然而，到了20世纪40年代，新涌现的群众运动对西方主导的政治体制提出了激进的批判(例如拒绝或边缘化议会民主制的作用)。这些运动不仅吸引了下层中产阶级，而且首次赢得了越来越多城市工人的广泛追随。

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爆发后，共产主义与伊斯兰教的关系如何处理，成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生死存亡之战中的一个关键问题。随着前几代被俄国征服并殖民的中亚广大穆斯林社会被卷入这场斗争，布尔什维克发现自己不得不面对一系列棘手的难题：在现代工业几乎一片空白的社会里，苏维埃政权的口号究竟意味着什么？作为这个四面楚歌、尚在襁褓中的工人国家的领导者，面对那些将沙皇制度灭亡视为自身民族解放曙光的各种运动，他们该如何与之相处？作为唯物主义者和无神论者，他们对穆斯林的宗教仪式和宗教财产又该采取何种态度？

学者戴夫·克劳奇(Dave Crouch)指出，布尔什维克在革命前曾努力争取非东正教基督徒等受压迫宗教群体的支持，这实际上为他们此后的具体实践奠定了基本的政策基调。【6】1920年，由共产国际在巴库组织的东方民族代表大会(Congress of the Peoples of the East)上，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向与会代表发出呼吁，希望他们能将自身摆脱殖民统治、争取自由的斗争，视为与欧洲工人革命胜利不可分割的整体，因为欧洲革命将彻底推翻他们的殖民主人。不仅如此，他们还展现了这样一种前景：通过加大对欧洲统治者的压力并动摇其帝国根基，反抗殖民主义的群众斗争完全有能力为欧洲革命的胜利添砖加瓦。【7】

然而，随着斯大林掌控大权，并在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对苏联经济与社会进行全面改造，共产主义与伊斯兰教的关系被彻底重塑。在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中亚穆斯林的宗教仪式曾一度获得支持甚至鼓励;但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这种早期的温和路线被彻底取代，取而代之的是在中亚地区强力推行的“反面纱”运动，以及对诸如苏尔坦·加里耶夫(Sultan Galiev)等穆斯林民族主义人物的大清洗。

在苏联境外，当时博弈的核心焦点并非直接关乎工人阶级政权的建立，而是如何处理与那些旨在反抗欧洲殖民主义的民族主义运动之间的关系。在整个中东、中亚和南亚地区，一个现代工人阶级才刚刚开始在那些与全球资本主义结合最紧密的经济部门中成型，例如交通运输、邮电通信、石油工业，以及少数现代制造业领域。然而，尽管这些具有战略意义的经济地位增加了工人抗议活动的政治分量，但当时的工人阶级仍处于发展的早期阶段，根本无法像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所设想的那样，去扮演领导整个社会的角色。

其次，斯大林的崛起在重塑理论与组织格局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而穆斯林占多数的社会中第一批共产主义运动正是在这种格局下发展起来的。尽管在一战后震撼欧洲各大帝国的革命浪潮中，共产主义组织的种子已被播撒在伊斯兰世界的许多地区，但在战后秩序重组、殖民统治重新确立后，许多组织都挣扎在生死边缘，难以为继。因此，虽然在20世纪20年代，印度尼西亚、黎巴嫩、埃及和摩洛哥等穆斯林人口占多数的国家就已经出现了共产主义小组，但这些组织普遍规模极小，直到20世纪40年代才开始赢得更广泛的群众支持。

随着1928年后苏联开始推行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伊斯兰世界这些初具雏形的共产主义团体开始将苏联视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成功典范。正如后文将要详细探讨的那样，在他们眼中，苏联模式似乎提供了一条免受殖民主义侵害的现代化转型之路。

甚至在斯大林完全巩固权力之前，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就已经开始投入大量资源，通过让具有穆斯林背景的共产主义活动家前往莫斯科的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KUTV)学习，来支持其政治成长。

在该校的优秀毕业生中，包括了在1941至1949年间领导伊拉克共产党的优素福·萨勒曼·优素福(Yusuf Salman Yusuf，党内化名为“法赫德Fahd”)，以及叙利亚共产党领导人哈立德·巴格达什(Khaled Bakdash)。在20世纪40年代伊拉克和叙利亚新涌现的共产主义组织内部，法赫德和巴格达什之所以拥有极高的威望，很大程度上正是得益于他们在该校留学的经历。

与此同时在埃及，这一时期成立的各个微型共产主义组织之间竞争异常激烈，大家都渴望能获得来自苏联某种程度的官方认可。

1943年共产国际的解散，改变了各国共产主义组织与莫斯科之间、以及彼此之间的联系机制。在阿拉伯世界的大部分地区，宗主国的共产党往往充当了当地共产主义小组与莫斯科联系的核心纽带。具体而言，伊拉克、约旦和海湾地区的共产党人主要与英国共产党保持单线联系;而叙利亚、黎巴嫩和马格里布地区的共产党人，则与法国共产党建立起了密切的沟通渠道。【8】

斯大林巩固权力以及围绕其展开的政治斗争，其核心影响其实不在于对伊斯兰世界新兴共产主义运动的冲击，而在于吸引了各色政治派别中的世俗民族主义者和民粹主义者。他们纷纷将目光投向了苏联模式。20世纪30年代，苏联在重重围困与贫困落后中实现了惊人蜕变。这种剧烈转变极具感染力，深深震撼并启发了殖民地世界的无数民众。在他们眼中，苏联工业与农业发展那令人惊叹的速度，正是自己国家所苦苦期盼的未来图景。正因如此，20世纪40年代的共产主义运动常常选择与这些世俗民族主义力量结盟，尽管在其他时期，双方也曾陷入你死我活的惨烈竞争。

与此同时，20世纪30年代也见证了群众性伊斯兰主义运动的诞生。1928年，教师哈桑·班纳(Hassan al-Banna)在埃及伊斯玛仪利亚(Isma’iliyya)创立了穆斯林兄弟会(Muslim Brotherhood)。在此期间，该组织迎来了爆发式增长。

尽管这三者看似截然不同，但伊斯兰主义、民族主义以及斯大林主义式的共产主义运动其实有着诸多共通之处。它们一致反对老一代民族主义者的政治主张，不再相信通过建立自由主义议会民主制和赢得民族独立，就能实现国家的现代化使命。

以埃及穆斯林兄弟会为代表的伊斯兰主义思潮主张回归伊斯兰价值观，并极力警惕来自西方的文化与政治“进口物”【9】。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全盘否定现代性本身，而是试图开辟一条以伊斯兰教为文化标识的现代化道路。与此同时，共产党人则将苏联经济建设的成功作为铁证，以此表明即便不搞议会民主或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同样可以孕育出繁荣的现代化社会。而世俗民族主义者——例如受到米歇尔·阿弗拉克(Michel Aflaq)等思想家影响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则极力推崇国家机器的力量，试图依靠国家政权来破解经济落后的谜题，并重塑民族尊严。

至关重要的是，这三种思潮的竞争，都在同一个不断扩大的群众基础中展开。这一群体高度重叠，主要由随着社会转型而迅速膨胀的现代下层中产阶级(包括政府职员、学生、教师和新闻记者)以及新生的现代工人阶级共同构成。

二.共产党人与反殖民革命

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类似，第二次世界大战同样在滔天的革命浪潮中画上句号。然而，这场风暴的震中并不在欧洲，而在中东和亚洲那些前欧洲殖民地。在这段时期内，共产主义组织首次发展到了足以广泛参与并影响大规模反殖民群众运动的体量。在许多国家，他们不仅在反抗殖民统治的斗争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更深度参与了伴随革命而来的激烈的社会底层斗争。

然而，与上一代共产党人一样，这一时期的绝大多数共产主义者依然向莫斯科看齐。他们不仅将苏联视为经济发展的成功典范，更将其作为自身地缘政治结盟的根本参照。

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和平时期(战间期)相比，此时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环境已大不相同：一方面，随着国家官僚体制的膨胀和教育系统的扩张，现代下层中产阶级迅速壮大;另一方面，一支规模虽小却举足轻重的城市工人阶级也已诞生。这使得共产主义在伊斯兰世界首次超越了纯粹的理论形态，化为与工人日常斗争紧密相连的生动实践。

以埃及为例，当时由埃及本土资本掌控的制造业迎来了长足发展。其中，位于大马哈拉(Al-Mahalla al-Kubra)的米斯尔纺织厂(Misr Spinning)堪称巨无霸级复合体，到二战结束时，其雇员已达2.5万人【10】。开罗北郊的舒卜拉海马(Shubra al-Khayma)同样是举足轻重的纺织工业区，在20世纪40年代，这里主要由规模稍小的外资工厂主导。事实证明，舒卜拉地区成为了孕育新一代共产主义活动家的核心摇篮，这批骨干在随后的纺织工人运动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而在伊拉克，共产主义活动家则在交通运输业(包括铁路和巴士拉港)以及石油工业等核心产业中，建立起了深厚且极具影响力的群众基础。【11】

舒卜拉纺织工人的领袖们试图将改善待遇、提高薪酬的斗争，同反抗英国在埃殖民统治的宏大斗争结合起来。由于他们的工厂大多由英法资本掌控，这种经济抗争往往直接表现为与外国雇主的正面交锋。20世纪40年代中期，来自舒卜拉纺织工会的马哈茂德·阿斯卡里(Mahmud al-’Askari)和塔哈·萨阿德·奥斯曼(Taha Sa’ad ‘Uthman)，曾在一个地下小组中与共产主义律师优素福·达尔维什(Yusuf Darwish)紧密配合。

1945年，阿斯卡里和奥斯曼作为发起人，共同参与创建了“工人争取民族解放委员会”(Workers’ Committee for National Liberation)。该委员会的成立宣言满怀信心地指出，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应当成为反抗殖民主义斗争的领导力量：

“工人争取民族解放委员会认为，既然工人阶级正在形成自身的阶级特征，那么他们就有责任提出一项民族纲领，旨在将广大人民群众……从帝国主义的枷锁以及国内的压迫与剥削中彻底解放出来。”【12】

该委员会提出的诉求包括：“外国军队撤出埃及和苏丹”、“废除《英埃条约》”(Anglo-Egyptian Treaty)以及“埃及收回苏伊士运河控制权”，同时还主张将外资企业国有化、承认工会权利、进行土地改革、赋予女性选举权、开展司法改革以及废除政治警察制度。

中等和高等教育的迅猛扩张，是塑造这一时期群众运动（包括共产主义运动）人员构成的另一个关键因素。在埃及，中学生人数在1940至1951年间暴增了327%，而同期现代大学的在校生人数则飙升了410%。在伊拉克，大中学生人数到1948年已达2.8万人，远高于1927年的2000人。在随后的十年里，这一数字实现了更大跨度的飞跃——到1958年，大中学生总数已飙升至13.6万人，其中高等教育在校生8500人，师范生1.1万人。

在这两个国家中，学生在共产主义组织里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萨阿迪·优素福(Sa’di Yusif)就是在巴格达读师范学院时加入了伊拉克共产党。几十年后，他依然清晰地回忆起当年共产主义学生生活中那份真挚的同志情谊——大家会在自带共产主义歌曲和红旗的“教育性野餐”中交流思想。这些共产主义学生通过民选的学生行政委员会组织起来，积极协助管理宿舍、食堂和卫生设施。

对于那些渴望在共产党的地下组织中担任领导角色的学生骨干来说，等待他们的是一个长期的培养与考察过程。他们需要通过发展新党员、为党筹集资金以及组织抗议活动，来证明自己的忠诚与奉献精神。【13】

1946年的埃及，工人与学生围绕反殖民斗争所形成的紧密联动，发展出了一种极具组织性的形态。2月9日，警方武力镇压了一场学生抗议游行，这随即引发了一轮声势浩大的社会动员浪潮，并催生了“全国工学联合委员会”(National Committee of Workers and Students)。该委员会汇聚了学生运动和各大工会的代表，并于2月21日成功发动了一场席卷全国的总罢工。【14】

根据前文所述的意识形态框架，大多数共产党领导人认为，即便工人阶级在反殖民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共产党也不应考虑去争夺国家政权，而应当与其他社会力量并肩作战，以实现民主革命和民族独立。

在内部交流中，共产党人常将即将到来的民族革命任务，与沙皇统治下俄国布尔什维克所面临的局势进行类比;在他们看来，这场革命是争取哪怕是温和的社会改良和基本民主权利的唯一途径。根据共产国际1928年第六次代表大会所阐明的观点——即殖民地革命有可能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过渡到“工农民主专政”——埃及共产党人提出了三大任务：“建立民主共和国(赋予所有民族平等权利和充分的自决自由)、没收大地主的土地、以及实行八小时工作制”。

然而，埃及和伊拉克的共产党人认为，除了工人阶级与农民阶级结盟之外，还有必要组建一个更广泛的统一战线。一份由埃及共产党人寄给英国共产党的内部文件这样写道：“我们试图在埃及建立的人民民主政权，并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形式。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由所有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阶级所组成的民主专政。”【15】

正是基于对民族运动内部力量对比的这一认知，埃及最大的共产主义组织“民族解放民主运动”(DMNL)才选择与在1952年推翻君主制的“自由军官组织”(Free Officers)结盟，而伊拉克共产党也因此极力拥戴卡塞姆为“唯一领袖”。然而，作为地缘政治的共产主义，与作为当时群众运动思潮的共产主义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相互作用，埃及共产党人围绕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Gamal Abd-al-Nasser)及自由军官组织所经历的政策摇摆便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

例如，DMNL最初对自由军官组织的支持遭到了英国和法国共产党领袖的严厉批评，部分原因在于苏联领导人当时担心自由军官组织可能会倒向美国【16】。相反，英共主张与包括穆斯林兄弟会(英共此前曾将其定性为法西斯组织【17】)在内的其他反对派团体建立联合阵线。

纳塞尔与赫鲁晓夫在阿斯旺水坝建设现场

然而，随着纳赛尔在1956年因苏伊士运河国有化而与英、法、以军队发生正面冲突，苏联领导层修正了对纳赛尔的评估，称他是“一场胜利的民族革命”的领袖【18】。同年召开的苏共二十大承认，在民族资产阶级的领导下同样可以实现民族独立。随后，苏联进一步阐明了“非资本主义发展”理论，该理论认为，在获得苏联支持的民族主义政权领导下，完全有可能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19】

对埃及共产党人来说极其讽刺的是，纳赛尔获得苏联认可之时，恰逢新统一的埃及共产党遭遇猛烈的国家镇压，数以百计的党员被捕并遭受酷刑。然而，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纳赛尔在结盟上进一步倒向苏联的地缘政治轨道，并在经济发展上采取了大量借用当时苏联模式的战略。1961年，除农业外的绝大部分经济部门(包括私营银行)均被收归国有。年收入超过1万埃及镑的个人所得税税率被设定为90%;股份制公司被要求将其利润的15%用于工人住房和社区项目建设;此外，法律还确保了工人和文职雇员在公司董事会中的代表席位。与此同时，每周工作时间被缩短，最低工资标准也正式公布。

纳赛尔创建了新的代表与立法机构，但同时要求解散所有政党，并呼吁各社会阶层放弃为了自身利益而进行的社会动员。总体而言，埃及共产主义运动对此表示了默许，他们更倾向于从这个体制内部去推动变革，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个政权似乎已经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实现了共产党人自身经济与社会纲领的很大一部分。

三.后殖民国家资本主义政权的危机与伊斯兰主义的崛起

20世纪60年代标志着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模式的黄金时代。这一模式构成了伊斯兰世界众多后殖民政权立国的经济基石。在多数情况下，这些政权不仅在经济政策上紧跟苏联步伐，在政治上也逐渐靠拢并滑入苏联的势力范围。然而，例如埃及、伊拉克、叙利亚和阿尔及利亚的新统治者与苏联之间的确切关系，其实受到了一系列复杂因素的制约，这使得他们在不同程度上保留了战略纵横与独立行动的空间。尽管历届美国政府都对苏联在中东日益增长的影响力深感忧虑，但这些国家绝非苏联唯命是从的傀儡政权。

在那些地缘政治上向苏联看齐、并在经济政策和政治体制上全盘效仿苏联的新兴政权国家中，共产主义运动往往甘愿充当执政党的“次要合作伙伴”。诸如埃及的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伊拉克的阿卜杜勒-卡里姆·卡塞姆、阿尔及利亚的胡阿里·布迈丁(Houari Boumediene)以及突尼斯的哈比卜·布尔吉巴(Habib Bourguiba)等国家领袖，都曾大肆宣扬社会主义叙事，并展现出构建现代工业化社会的宏伟政治抱负。在共产党人眼中，这些领袖的政治姿态与雄心，似乎完全可以为他们选择与新政权进行全面合作提供正当理由。

此外，国家机器在扩大女性权益方面所扮演的关键角色，为双方的务实合作提供了另一个切实的落脚点。这些新政权普遍通过修订调整婚姻、继承和子女监护权的《个人身份法》，极力鼓励女性步入职场并接受更高水平的教育。

尽管20世纪60年代最初显露的经济与社会转型迹象曾让人满怀希望，但在那十年的尾声，裂痕已开始显现。接下来的70年代，其核心特征是全球性经济危机的卷土重来，以及国际主流经济思想的转向——从国家主导的发展模式彻底倒向新自由主义。在这场大危机中，伊斯兰主义运动成为了长期的政治受益者;相比之下，共产主义力量却发现自己很难从与后殖民政权的深度捆绑中脱身。在许多情况下，共产主义组织内部本身也陷入了分裂，尽管涌现出了一些对结盟民族主义政权持批判态度的异见派别，但他们仍无力主导整个反对派的政治格局。

以伊拉克和叙利亚为例，共产党内的一个派别直到最后依然在形式上与复兴党保持着联盟关系;而其他派系则选择了不同的对抗道路，比如在伊拉克，部分分支选择退入库尔德斯坦地区展开武装斗争。

总体而言，伊斯兰主义者反而因长期被排除在政权同盟之外而因祸得福，这使他们能够顺理成章地接管部分由于共产党人退出而留下的反对派阵地。随着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政策的长远退场，国家开始全面削减普遍性的福利服务，这为伊斯兰主义运动创造了历史性的机遇——他们得以在国家力量退却的阴影下，通过慈善救济工作，深度触及并动员起城市贫民这一庞大的社会群体。

最终，地缘政治格局的变迁将伊斯兰主义运动推向了反美抗击的最前线，这极大地增强了他们的反帝号召力，并成功争取到了过去几代人中曾被共产主义运动所吸引的部分群众。

后殖民政权危机的第一阶段在20世纪80年代末达到高潮。当时爆发的一系列民众反抗运动，一方面交织着青年群体失业、物价飞涨所引发的普遍民怨，另一方面则源于民众对民族主义政权政治破产的满腔怒火。

1988年，阿尔及利亚陷入了席卷全国的暴动与抗议浪潮之中。在此期间，迅速崛起的伊斯兰主义势力——“伊斯兰拯救阵线”(FIS)成为了主要的政治受益者，他们不仅赢得了地方市镇选举，随后还在1991年的议会选举首轮投票中夺取了多数席位。正如艾莉森·德鲁(Allison Drew)收录于本书中的论文所探讨的那样，伊斯兰拯救阵线的崛起，恰逢阿尔及利亚左翼力量的几近全面瓦解。

休·罗伯茨(Hugh Roberts)指出，伊斯兰拯救阵线之所以具有如此巨大的吸引力，很大程度上不在于它全盘否定了布迈丁及“民族解放阵线”(FLN)所留下的民族主义遗产，而在于它对这一遗产进行了改造与重新占有：“阿尔及利亚的伊斯兰主义不仅接纳了布迈丁当年的伊斯兰政敌，还接纳了他的许多体制内传人——在他们沦为无家可归的政治孤儿之后”【20】

毋庸置疑，对伊斯兰世界的共产党人而言，塑造其地缘政治环境的最核心因素，莫过于苏联的长期衰落以及最终的轰然解体。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其演变并非遵循某种整齐划一的既定顺序。

例如，在1979至1980年间发生的历史事件中，人们看到美国一方面极力谴责在伊朗掌权的伊斯兰主义势力，另一方面却又全力援助抵抗苏联入侵阿富汗的伊斯兰游击队。然而，就在苏联从阿富汗撤军仅仅十多年后，随着基地组织(al-Qaida)圣战集团于2001年9月11日对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及美国其他目标发动袭击，美国发现自己同样陷入了一场无法打赢的战争泥潭——而其对手，恰恰正是当年它在阿富汗扶持过的某些伊斯兰主义盟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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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伊朗革命：主旋律的变奏？

The Iranian Revolution: Variation on a The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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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79年推翻君主制并建立伊斯兰共和国的群众革命中，伊朗左翼面临了严峻的考验。伊朗有着悠久的左翼组织历史，并曾拥有一个规模庞大的亲苏共产党——人民党(Tudeh，音译“图德党”)。

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伊朗人民党旗下的报纸发行量曾高达12万份，组织过人数多达10万人的群众集会，并在德黑兰及各省城市建立起了密集的政权基层组织和工会网络。【21】然而，1953年针对民族主义首相穆罕默德·摩萨台(Mohamed Mossadegh)的政变给这一局面画上了句号。这场由美国中央情报局幕后支持的政变，将此前相对软弱的君主立宪制改造为了专制集权国家，也彻底终结了人民党曾借以蓬勃发展的群众动员黄金期。尽管遭遇了残酷镇压，且左翼内部也涌现出了主张通过游击战推翻政权的新兴挑战者，但直到20世纪70年代，人民党依然是伊朗左翼阵营中一股不容小觑的力量。

伊朗伊斯兰革命伊斯兰主义者口号:

真主至大，霍梅尼是领袖

(Allah-u-Akbar,Khomeini rahbar)

独立、自由、伊斯兰共和

(Istiqlal, azadi,jamhuri lslami)

我们追随古兰经，我们不要沙阿

(Ma kirdar Qura'ani, Shah na mi khwahim)

1979年革命的爆发，为共产主义思想走向大众创造了历史性机遇。在排山倒海的群众抗议和罢工浪潮冲击下，大批伊朗民众的思想迅速激进化，其中涵盖了工人、城乡贫民以及各阶层的广大民众。

20世纪60年代，在专制君主体制下进行的急速工业化与畸形现代化相互交织，积聚了无法调和的社会矛盾。1977年，巴列维国王(Shah)迫于压力实行了短暂的自由化改革，这随即为中产阶级活动家和知识分子敞开了宣泄不满的大门，他们开始公开提出民主诉求。

然而，城市工人阶级才是这场革命的“核心破城槌”(chief battering ram)【22】。1978年间，旨在争取经济利益的罢工风起云涌，而当这些罢工与街头反王室示威的滔天巨浪交汇在一处时，“彻底改变了革命进程的动力机制”【23】。到了10月和11月，石油和交通等命脉经济部门的工人罢工使整个国家陷入瘫痪，并明确提出了政治诉求。在1978年10月15日的石油工人罢工中，高居诉求榜首的便是取消戒严令，紧随其后的则是释放政治犯以及解散国王的秘密警察组织【24】。

1979年1月国王逃亡国外后，数百家企业的工人自发成立了工厂委员会(即“苏拉”，shuras)。在许多情况下，这些委员会甚至开始对生产实行民主管理。在部分地区，民众还自发组建了街区委员会，不仅承担起食品与燃料供应、维持治安等社会职能，还积极组织当地的集会和抗议活动。

在保王派军队、反对派游击队以及支持革命临时政府的部队之间爆发了一场为期两天的激战后，巴列维国王的政权最终于1979年2月11日彻底土崩瓦解。反抗国王的什叶派神职人员核心领袖——大阿亚图拉鲁霍拉·霍梅尼(Ayatollah Ruhollah Khomeini)于2月1日结束在巴黎的流亡生涯回到国内，并成功在新生共和国的权力架构中将自己树立为极具权势的核心人物。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霍梅尼及其支持者在当时已经确立了绝对统治地位，也不意味着他们关于神职人员统治的政治理论——“法基赫的监护”(Velayat-e Faqih，即教法学家统治论)已经占据主导，即便在伊斯兰主义者内部也是如此。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自由派、伊斯兰主义者以及左翼力量在社会与国家的各个层面展开了惊心动魄的博弈。

瓦尔·莫哈达姆(Val Moghadam)指出，这一历史进程最好被理解为“两场革命而非一场”;而佩曼·贾法里(Peyman Jafari)则将伊斯兰共和国的巩固，视作一场民粹主义的反革命，它在一个全新的国家资本主义发展框架内，完整地保留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25】。

霍梅尼之所以能大功告成，全凭革命初期的三个关键因素：其一，国王倒台引发了本土及外籍管理技术人员的“逃亡潮”，导致国家机器与大量经济部门群龙无首，留下了大片权力真空；其二，霍梅尼在既有国家体制之外，另起炉灶建起了一套并行的神职人员权力架构；其三，他极其老练地打出反帝旗帜，以此凝聚基本盘并分化瓦解政敌。

管理人员和政府官员的集体出逃，迫使临时政府推行了大规模的国有化计划，以拯救濒临崩溃的经济，而这恰恰为伊斯兰主义者在国家机器中安插亲信、巩固地盘创造了天赐良机。霍梅尼派系借此组建了一批准国家机构，用以提供社会福利与就业岗位，从而为“神职人员统治”这一意识形态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随着伊斯兰共和国的巩固，一场针对左翼的血腥大清洗也随之而来。人民党被取缔，左翼游击队派系被击溃并被迫流亡海外;在1981至1985年间，竟有高达1.2万名伊斯兰共和国的反对者惨遭杀害或被处决【26】。此外，神职人员统治模式的确立，让左翼阵营中的许多人最终得出结论：这场革命实际上将伊朗社会推向了倒退的反动深渊。

然而，令人唏嘘的是，伊朗左翼最初对霍梅尼的反应大多极为正面，这也为后来的悲剧埋下了混乱的伏笔。人民党当年极力拥护霍梅尼的反帝姿态，并一厢情愿地寄希望于他麾下那些传统的小资产阶级支持者能与工人阶级结盟，共同对抗大资产阶级，从而将伊朗这一国家机器拉入苏联的轨道【27】。而诸如带有左翼伊斯兰主义色彩的“人民圣战者组织”(People’s Mojahedin)等游击队组织，当时则极力强调，为了抵御帝国主义干涉或保王党卷土重来的潜在威胁，国内必须保持一致对外，因而督促其支持者不要去抵制霍梅尼对女性权益和工人组织的践踏【28】。

表面上看，这些立场与伊斯兰世界其他地区的共产党组织截然相反——正如我们前文所讨论的，那些国家的共产党往往选择支持现存的世俗政权，以此来对抗被其定性为“反动”甚至“法西斯”的伊斯兰主义挑战者。

然而，正如贾法里所指出的，无论是亲伊斯兰主义还是反伊斯兰主义的立场，其背后都指向了同一个思想根源：即两派都深信，只有在争取民族独立和民主的革命大功告成之后，共产党人才能着手探讨由工人阶级夺取国家政权的可能性。在伊朗人民党看来，只要采取特定的经济政策，将伊朗引向“非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就能顺理成章地推动国家从第一阶段革命向第二阶段革命过渡。【29】

5.崩盘之后：新自由主义与革命时代的共产主义

苏联的解体令伊斯兰世界残存的共产主义组织陷入了极度的迷茫与动荡。1991年之后的时期，其核心特征便是各国共产党党员人数的锐减以及政治影响力的迅速衰落。在此期间，阿尔及利亚的惨剧成为笼罩在整个阿拉伯世界头上的阴云——当时阿尔及利亚军方为了阻止伊斯兰拯救阵线(FIS)获胜，强行中止了议会选举，直接导致该国陷入了惨绝人寰的内战。

在20世纪90年代，该地区的其他国家也纷纷加大了对伊斯兰主义反对派的镇压打击力度。而在某些国家，反而是共产主义运动的残部充当了政府最坚定的摇旗呐喊者。尽管当时埃及的冲突从未演变成像阿尔及利亚灾难那样的大规模血腥内战，但埃及进步统一阵线党(Tagammu’ Party)领袖、也是20世纪40年代共产主义运动元老里法特·赛义德(Rifaat al-Sa’id)在其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他系统性地阐述了对伊斯兰主义的批判，极力强调左翼必须捍卫现存的国家机器——哪怕左翼本身对现政权的社会和经济政策满腹牢骚。

而在伊拉克，四分五裂的共产党各派系则走向了截然不同的历史轨迹：曾依附于复兴党的派别一直支持萨达姆·侯赛因，直到其在2003年被美国主导的盟军击溃并推翻;而当年与复兴党决裂的另一派别，则结束流亡生涯返回伊拉克，甚至选择在美军扶植的傀儡政府中加官进爵。

在突尼斯，面对自2010年底从该国中部贫困小镇引爆的排山倒海般的群众革命动员，独裁者宰因·阿比丁·本·阿里(Zein-al-Din Ben Ali)最终于2011年1月14日倒台。这一历史性事件，彻底点燃了阿拉伯世界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规模最大、最汹涌澎湃的革命巨浪。

仅仅11天后，埃及爆发了铺天盖地的群众示威，广场上回荡着响彻云霄的突尼斯式口号：“人民渴望政权倒台!”在经历了一系列动员数百万人的街头抗议以及席卷全国的罢工狂潮之后，埃及总统胡斯尼·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最终于2月11日被他手下的将军们逼宫下台。

这场革命烈火随后继续蔓延并席卷整个中东地区，巴林、利比亚、叙利亚和也门相继爆发了大规模的武装起义与反抗运动。

这场变局对于阿拉伯世界残存的共产主义力量而言，既是历史性的机遇，也是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在突尼斯和埃及，工人的罢工与抗议在革命中起到了定海神针般的作用，这无疑为革命左翼的死灰复燃提供了最肥沃的土壤。

然而，他们所面对的政治生态，早已被规模远比其庞大的伊斯兰主义势力所左右。尤其是如何看待改良派伊斯兰主义者斩获大量选票、并夺走工人阶级和广大底层贫民支持这一残酷现实，依然是摆在左翼面前一个火烧眉毛的迫切课题。事实上，随着选举将伊斯兰主义反对派核心政党推上执政宝座，突尼斯和埃及的革命危机非但没有就此平息，反而陷入了愈演愈烈的泥潭。2011年10月，由拉希德·加努希(Rachid Ghannouchi)领导的“复兴运动”(Ennahdha)在突尼斯革命后的制宪议会选举中赢得了相对多数席位。而在埃及革命后由穆斯林兄弟会(Muslim Brotherhood)创办的“自由与正义党”，则在穆巴拉克倒台后的首届议会选举中独占鳌头，紧随其后的是萨拉菲派的“光明党”(Al-Nur Party)。随后在2012年6月，穆兄会的穆罕默德·莫尔西(Mohamed Morsi)也在一场刺刀见红的总统大选中艰难胜出。

尽管当时外界纷纷惊呼“阿拉伯之春”已蜕变为“伊斯兰之冬”【30】，但这些新上台的伊斯兰主义政府所面临的挑战却极其严峻。在整个2012年期间，连绵不断的罢工和抗议浪潮如惊涛骇浪般，持续猛烈地冲击着这两个国家的伊斯兰主义政权。

2012年期间，突尼斯左翼见证了一场重大的力量整合——工人党(前身为共产主义工人党)在随后成立的“人民阵线”(Popular Front)中发挥了核心引领作用。而在埃及，世俗左翼阵营在革命后也普遍迎了温和的复苏，尽管其中的共产主义派系正面临着来自非斯大林主义“革命社会主义者”的强劲挑战。这批人在20世纪90年代便已崭露头角，并构成了埃及“新左翼”的中坚力量。

在围绕2012年宪法爆发的政治危机中，有关共产党人、伊斯兰主义者与国家政权三者关系的辩论，其热度与关键性再次暴露无遗。为了联手对抗新当选的穆兄会总统穆罕默德·莫尔西，并坚决抵制由伊斯兰主义者主导的制宪议会所起草的宪法，包括里法特·赛义德在内的共产党活动家，选择加入了一个横跨左翼、自由派以及部分前执政党势力的世俗联盟。然而，这一举动随即引燃了其他革命激进派的满腔怒火——在他们看来，“为了防止穆兄会染指而捍卫国家的世俗属性”绝不应该成为与前朝旧势力同流合污的借口，彻底清算旧政权才是不可动摇的底线。

尽管这些政治博弈的最终结局仍扑朔迷离，但世俗激进主义的卷土重来以及伊斯兰主义政党的执政危机都在昭示着一点：现在就为伊斯兰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撰写讣告，恐怕还为时过早。

注释

(1).哈尼·拉齐姆(Hani Lazim)，安妮·亚历山大访谈录，2007年5月17日。

(2).萨米·拉马达尼(Sami Ramadani)，安妮·亚历山大访谈录，2007年5月18日。

(3).拉齐姆，访谈录。

(4).汉娜·巴塔图(Hanna Batatu)著，《伊拉克的旧社会阶级与革命运动：关于伊拉克旧土地与商业阶级以及其共产党人、复兴党人和自由军官的研究》(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78年)。

(5).乔·贝宁(Joel Beinin)与扎卡里·洛克曼(Zachary Lockman)合著，《尼罗河上的工人?民族主义、共产主义、伊斯兰教与埃及工人阶级，1882–1954》(伦敦：托里斯出版社，1988年)，第10页。

(6).戴夫·克劳奇(Dave Crouch)，〈布尔什维克与伊斯兰教〉，载《国际社会主义杂志》，第110期(2006年)。

(7).斯蒂芬·怀特(Stephen White)，〈共产主义与东方：1920年巴库大会〉，载《斯拉夫评论》，第33卷第3期(1974年9月)，第492–514页。

(8).安妮·亚历山大，〈埃及与伊拉克民族运动中的领导权 1945–1963〉(埃克塞特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塞尔玛·博特曼(Selma Botman)著，《埃及的反对派政治：共产主义运动 1936–1954》(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84年);吉尔·佩罗(Gilles Perrault)著，《一个特立独行的人》(伦敦：泽德出版社，1987年)，第114页。

(9).理查德·P·米切尔(Richard P. Mitchell)著，《穆斯林兄弟会历史》(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69年)，第242–244页。

(10).贝宁与洛克曼合著，《尼罗河上的工人》，第273...

(11).Alexander, ‘Leadership in the National Movements’.

(12).共产主义政党档案馆(CPA)，国家劳工史博物馆(曼彻斯特)。档案号：CP/CENT/INT/56/03，“民族解放工人委员会纲领”，英文打字稿，未标明日期(猜测为1945年11月)。

(13).萨阿迪·优素福(Sa’di Yusif)，安妮·亚历山大访谈录，2006年9月26日。

(14).阿哈迈德·阿卜杜拉(Ahmed Abdalla)著，《埃及的学生运动与民族政治 1923–1973》(伦敦：萨基出版社，1985年)。

(19).保罗·贝利斯(Paul Bellis)，〈非资本主义道路与苏联发展理论〉，载《共产主义研究杂志》，第4卷第3期(1988年)，第263页。

(20).休·罗伯茨(Hugh Roberts)著，《战场：阿尔及利亚 1988–2002》(伦敦：维索出版社，2003年)，第19页。

(21).埃尔万德·阿哈拉米安(Ervand Abrahamian)著，《两次革命之间的伊朗》(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2年)，第301–302页。

(23).阿塞夫·巴亚特(Assef Bayat)著，《伊朗的工人与革命》(伦敦：泽德书籍出版社，1987年)，第79页。

(25).瓦尔·莫哈达姆(Val Moghadam)，〈一场革命还是两场?伊朗革命与伊斯兰共和国〉，载《社会主义年册》，第25期(1989年)，第74–101页;佩曼·贾法里(Peyman Jafari)，〈伊朗的断裂与反叛〉，载《国际社会主义杂志》，第124期(2009年9月30日)，第105页。

(28).克里斯·哈曼(Chris Harman)，〈先知与无产阶级〉，载《国际社会主义杂志》，第64期(1994年秋)，第46–47页。

(30).《华盛顿时报》(Washington Times)，“社论：从阿拉伯之春到伊斯兰之冬”，《华盛顿时报》，2011年10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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