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翼政治批评与观察文章的一个问题是，高调太容易唱。譬如说，在2026年的左翼党全国党代会过后，有无数种方法可以从不同角度对其在‘激进’的方面提出批评。人们可以很轻易地指责说，左翼党没有达到‘先锋党’的要求，但是，它从来也没有自诩为是一个先锋党，并且甚至一旦它真的自诩为了先锋党，其结局只会悲惨得多。
在这样的时刻，简单地指责左翼党不符合传统的‘社会主义政党’的要求，对于思考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如何对抗法西斯主义，如何在改变社会力量对比而言，其实毫无帮助。左翼党连同民主国家当中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策略是一个高度情境化的问题。在这里，需要争论的并不是一个理想的左翼党应该是什么样子的，而是从目前的情况出发，如何可能使其变得更加理想。
回到先锋党的问题上，争论的焦点也不应当在于什么才是先锋党或如何让左翼党成为先锋党，而是在承认左翼党就是左翼党这一基本的事实，承认左翼在短期内既无激进主义框架，也绝无可能施展并实现任何激进主张的情况下，思考如何让它有限地发挥党的职能，从而服务于未来的先锋党与革命。
左翼党党代会干了什么?
让我们首先从左翼党党代会的具体内容说起。在这场全国性的大会当中，主要处理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选举党的新领导层，特别是党主席。在其中，Ines Schwerdtner以超过88%的绝对赞成当选，而Luigi Pantisano则因为知名度较低且发表过不少争议言论而仅获得略高于50%的赞成票，勉强当选。这是一个颇为不详的征兆，它意味着党内对领导层有许多不满意见。
第二，明确了党的目的是要将其自身建设为一个以工人阶级为基础的劳工党。但是目前的调查显示，左翼党的主要支持者来自于失业工人，而非蓝领与白领工人。
第三，在经过反复争论后成功设置了党内官员和议员的工资上限(Gehaltsdeckel)：税后为3300欧元，略高于原先党内领导层设立的2850欧元。约有1/3的代表反对这项政策。
第四，将社民党与绿党定位为‘联邦合作伙伴’(Bündnispartnerinnen)，呼吁组建‘左翼联合政府’，同时提出将会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等AfD选情占优的州与基民盟联合执政。
第五，在经过激烈辩论后将以色列的行动定性为‘种族灭绝’，同时决意在党内严肃打击支持‘反犹主义’和一切否认以色列国家主权的言论与个人。
第六，明确指出必须转变党的宣传模式，‘我们不能继续依赖政治炒作’(Auf einen politischen Hype können wir uns nicht verlassen)，而必须改为扎根社会基层团体与群众组织。大会提出了一个全新的口号：‘像建造石屋一样建造党’(Die Linke als Steinhaus bauen)。
显而易见的欠缺
除开那些陈词滥调一样的激进主义批评，例如左翼党‘缺乏足够的民主’‘对资产阶级政党(包括基民盟和社民党)软弱妥协’以外，左翼党真正的问题在于何处呢?要回答这一问题，首先就不能像庸俗的批评者那样，只是从理想的角度来审视它，而是思考在它的角度，还有什么地方可以变得更加理想一点。
为此，批评不如从以下的两个角度展开，第一，左翼党似乎没有明白，它究竟要做什么;第二，左翼党似乎也没有明白，它和政权以及议会的关系是什么。归根结底，这两个问题可以归结于一个问题，左翼党并不明白它自己是什么。对于一个社会主义政党来说，这比不够‘先锋’，不够激进，要危险得多。
我们首先来看第一点。从表面上看，左翼党好像很清楚自己想要什么——社会正义，全民保障，和平主义外交，绿色转型等等等等，但是现实是，左翼党的‘理想’和左翼党眼下的‘任务’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不协调。党代会实际上揭示，左翼党的任务是不惜一切代价抵制法西斯主义和极右翼夺权，这一现实任务与左翼党‘纲领’当中的任务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其结果是如Balhorn所抱怨的那样，‘左翼反对派所能提供的替代方案(als Alternative)，无非是过去二十年一直在做的事情：什么都做那么一点(ein bisschen von allem)，却没有明确的优先事项——最后将其称为多元主义。’
尽管从理论上说，似乎不难在这样的两项任务之间建立起关联，但是在实践上，它们却是互不隶属的：抵抗或抵制这一概念在其源头上是一个消极的概念，它的拉丁语词根是re-和-sistere，意为‘朝向...坚持站立’。中文语境下的‘抵抗’也有极为相似的含义：“抵”意味着挤压，“抗”则是反对，它们合在一起就是反对外界的挤压，意指既然空间已被占据，外部事物便无法进入。在此意义上，谈论‘抵抗’似乎正是在谈论一种巨大的惯性，一种‘站在原地’的能力。‘抵抗法西斯主义’从一开始就带有不祥的色彩，因为它意味着拼命保持原状，以免受法西斯分子这样反动的破坏者的毁灭。
对于像左翼党这样自身缺乏足够的力量，使其能够真的对法西斯主义正面进攻的政治力量而言，‘抵抗’一词恰恰回归了它的原意——用停滞反对倒退。左翼党的目的，是拼尽全力将政治版图拉回到那个还没有AfD的时代，使它定格在当下。为了这一愿景，它宁可牺牲掉许多东西。
这种批评并不是要求左翼党变成革命党。相反，它着眼于一个更加残酷的现实，在当前没有发生革命的可能。正因为如此，左翼党才需要认识到，在下坡路上，惯性越大意味着它在下滑时获得的能量也就越大。寄希望于‘抵抗’本身的抵抗不仅起不到任何效果，而且只会加快其所试图抵抗的对象崛起的速度。其根源在于，其所试图抵抗的对象正是从现状当中汲取其力量的。
左翼党对待其他政党，国家权力于议会的模棱两可，乃至经常自相矛盾的态度，正是它在自己的不同任务之间反复摇摆的体现。譬如说，新当选的党主席Luigi Pantisano曾经明确指出，基民盟讨好右翼选民的政策，本质上与AfD的主张没有区别，它的所作所为正是将选民推向AfD的推手——它‘已经部分地在把法西斯主义政策变成现实(schon teilweise faschistische Politik)’。但是在当选党主席后，他又马上发表声明道歉，并强调自己的话被‘断章取义’了，自己从未反对与基民盟合作。
类似地，左翼党从未忘记，它曾经在图林根州(作为州长，2014-2024)和勃兰登堡州(作为副州长，2009-2019)分别执政了10年，其交出的答卷是灾难性的：在现在的两州，AfD都处于第一大党的位置，而左翼党则被挤出了议会。显然，左翼党已经被认为是彻底的保守力量，不能再带来任何变革。左翼党也没有忘记，它在2021-2023年与绿党和社民党共同执掌柏林时，几乎处于瘫痪的境地。但是，它仍然不断地打出‘红—红—绿’政府的口号，似乎这是一根救命稻草。在左翼党根本没有提出任何根本上不同的主张的当下，不难想象这将会怎样重演其历史上的失败。
抵制‘抵制’
要终结这样一种消极的态度并不需要左翼党变成一个先锋党与革命党。左翼党既不需要将其目标激进化，重新定位为‘共产主义’，也不需要开始展现对代议制的怀疑，对现行的宪法框架的敌意。左翼党唯一需要做的，只是通过回答自己是谁这一问题，在其两个指向不同的目标之间找回平衡，进而找回其作为社会运动党和非建制政党与建制——其他政党，国家权力与议会之间的平衡。在危机的时刻，AfD似乎已经向我们证明，‘未能执政’不仅无损于党的威望，而且还会促进其支持率的进一步增长。相反，那些急于在舞台上立刻就崭露头角，急于立刻证明自己的人很快就会发现，他们被迫去面对根本无解的问题。
为此，左翼党最需要做的，只是告别其‘抵制’心态。不是从否定的或消极的方向，而是从实际要做的事情来定位自身。左翼党的议程不应再是‘抵制XXX对社会福利的进攻’‘抵制XXX对和平政策的进攻’‘抵制XXX对移民权利的进攻’，而是‘我们要怎样的社会福利’‘我们要怎样的外交政策’，以及‘我们要怎样的公民权利’。
提出这些诉求不会把左翼党变成先锋党——远远不会，但是相比于它目前的状况，这些诉求的明确提出使得天平向‘先锋党’倾斜了一点。正是这一点点倾斜改变了平衡，并使得车轮转动起来，从而能够开辟更大的空间。对左翼党最恰当的批评并不是要求左翼党去真正撬动什么。唱这种政治高调毫无意义。相反，这里的一点点微小的改变仅仅是将政治主动性注入其中。这无关于它的诉求本身有多激进，重要的是从那个被动答题的人变成主动设置问题的人。正是这一小小的改变，抵制‘抵制’，放弃被动，才让左翼党真正像‘党’一样行动，并在此基础上使得真正的先锋党与革命党的创造成为可能。
余论：怎样造房子?
值得注意的是，左翼党在此次大会当中使用了与列宁在《怎么办》当中类似的一个比喻，那就是‘造房子’的比喻。在《怎么办》当中，列宁正是通过造房子来说明先锋队政治的必要性的：
‘假使我们有一大批老练的石匠，能够彼此非常协调地工作，即使不拉引线也能把石头恰到好处地砌在需要的地方(抽象地说来，这并不是不可能的)，那么我们也许又可以去掌握另一个环节了。但不幸的是我们现在还没有一批老练的而且能够彼此协调地工作的石匠，石头往往砌得完全不是地方，不是按一条共同的引线来砌，而是乱砌，敌人一吹就倒，好像这不是石头而是沙子。..脚手架对于住房本身并不需要，它是用次木料搭起来的，使用的时间不长，只要建筑物大体完成，就会扔到炉子里去烧掉。至于革命组织的建筑问题，那么经验证明，有时候即使没有脚手架，也能够把它建筑成功，70年代的情况就是一个证明。但是现在，我们没有脚手架就根本不能建造我们所需要的房屋。’
值得注意的是，在列宁强调建造房屋的设计与结构所占的决定性作用时，左翼党却似乎更强调材质问题——他们写道：
‘结果表明：我们必须建造一座稳固的石屋(Wir müssen ein stabilesSteinhaus bauen)。我们必须坚持这样的道路——扎根于社会、企业、协会、工会和城市街区。我们的成员必须在各个不同的地方积极行动并组织起来，由此为我们的石屋奠定基石(legen sie das Fundament zu unseremSteinhaus.)。
我们成功的一个关键的石料(Ein maßgeblicher Bau-steinunseres Erfolgs)，是彼此之间的团结相处。革命性的友善是我们政治的准则和前提。只有当我们自己在内部保持团结时，我们才能令人信服地为另一种社会——一个友善的社会——而奋斗。这种团结的相处方式体现在基层工作中、在实质性的辩论中、以及在公共空间里。我们在事理上激烈辩论，但不会否定对方是左翼同志。’
这种视野上的偏差意味着二者在结果上的不同。列宁的论述从一开始就表明，‘即便’我们有许多石料与石匠，正像在发达的民主国家内，有无数的社会主义者一样，一旦缺乏‘一条共同的引线’，缺乏一个构造性的蓝图，那么这座房子也是建不起来的，或者说，即便建起来了，也好像这不是由石头而是沙子建成的。左翼党则还停留在‘三只小猪’的寓言上——这虽然并无错误，但是它也说明，左翼党对于造房子的理解还停留在童话故事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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