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利弗为葡萄牙皮亚杰研究所一九九七年四月生态会议所作的论文，连同他后来为韩文集补写的导言。
为韩文版所写的导言
一九九七年年初，葡萄牙皮亚杰研究所邀请我就经济与生态方面的某个题目提交一篇论文。邀请的范围相当开放。我提议并随后写了一篇文章，批判我所看到的这一时期经济政策圈中两种占支配地位的视角：新自由主义与可持续发展。前者的鼓吹者除了机会主义地拥抱后者之外，对生态问题几乎不加注意;后者即可持续发展的鼓吹者则在那些为生态退化而忧虑的人当中赢得了广泛支持。下面这篇文章论证的是，这两种视角都是死路，因为它们要么拥抱、要么无力逃脱世界对资本之需要与资本之尺度的从属。比方说，可持续性如今的意思已经变成了对自然世界可持续的、也就是没有尽头的资本主义剥削。
针对这两个糟透了的选项，我提出的是墨西哥以及别处萨帕塔派和其他原住民、农民斗争所提出的那一类视角和问题。那些斗争牵涉到对人与“自然”之关系的重新思考，而这种重新思考为接近这一联系提供了更有吸引力的线索。在修辞上，这篇文章围绕荷马《奥德赛》中的一段编织起来，奥德修斯在那里必须在漩涡的危险(新自由主义)与峭壁的危险(可持续发展)之间做出选择。原住民进路作为对位声部，是通过玛雅(而不是希腊)神话诗意地给出的，玛雅神话表达着关于宇宙以及人在其中之位置的十分不同的看法。
这篇论文在一九九七年四月宣读它的那次会议上得到的反响不一，会上既有新自由主义与可持续发展的鼓吹者，也有它们的批评者。与我最接近的另一份报告来自朱莉·格雷厄姆与凯瑟琳·吉布森，她们是新近那本《资本主义(如我们所知的那种)的消失：政治经济学的女性主义批判》的作者。会上结识之后我读了她们的书，发现它既对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对主流经济学提供了极好的批判。更重要的是，它朝向众多富于想象力的、替代当前行事方式的新方案的那种取向，来自我在本文末尾所引用的同一批女性主义理论，与我自己的处理方式在精神上非常一致。如果你对本文感兴趣，我推荐进一步读她们的书。
而在这整个过程中，
我们历经艰辛，啜泣着，逆流而上，
划入了海峡——左舷是斯库拉，
右舷则有卡律布狄斯，那可怕的
咸潮深渊。
在历史的这个时点上，关于人与自然之关系的政策思考，似乎既逃不出新自由主义的漩涡，也逃不出可持续发展那被雾气笼罩的危险。一边是自由市场的鼓吹者公然叫卖把世界的每一个方面都从属于私有财产、商品生产和快速牟利；另一边是这种短期算计的批评者在寻找无限期地把同一套过程继续下去的办法。好一个选择！
新自由主义
新自由主义是十九世纪古典自由主义的一个变体，当时英国和其他帝国主义用市场竞争和“自由贸易”的意识形态，同时为国内的资本主义和海外的殖民主义辩护。一九三零至四零年代北方产业工人与失业者的反抗、一九四零至五零年代南方的反殖民斗争，终结了古典自由主义和大部分殖民主义。然而这些努力被凯恩斯主义遏制住了：政府对工资和集体谈判的管理，对产业的补贴以支撑生产率增长，为无工资者设立的福利国家，以及为新的新殖民地准备的反叛乱与“发展”的混合物。
不到三十年，一九六零和一九七零年代又一个由工人、妇女、学生、农民和亲生态者构成的国际反抗周期终结了凯恩斯主义，取而代之的是新自由主义。工人在推高工资和福利的同时放慢了生产率的增长，由此撕裂了二战后的生产率交易并瓦解了利润。妇女在争取更多收入和自决权的同时，加紧拒绝家庭中的父权权威。学生常常从自己母亲那里得到暗示，向学校和政府中的权威发起挑战，要求追求自身利益的权利、要求不被送去打帝国主义的战争。农民为保住或夺回自己的土地、为避免被赶进异化的城市里那些低工资高风险的工作而斗争。绿色力量挑战资本主义把自然界定并剥削为对象、他者、原料的做法，寻求同一个世界的一切要素建立新的、更和谐的关系，而这个世界的“自然性”正在被不断重构。在四面八方的攻击之下，凯恩斯主义指挥那个精心打造却终归脆弱的结构崩塌了。在这个历史视角里，新自由主义可以被看作资本对人们挣脱先前剥削形式、并为社会演化自行设定形形色色议程之力量的最新回应。
新自由主义这个名称的广泛使用出现在拉丁美洲，是在一九八二年墨西哥宣布再也无力履行偿债义务而引爆的国际债务危机之后。面对飙升的利率(由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针对全球通货膨胀、也就是针对工资的运动所推动)、崩塌的世界产出和暴跌的贸易，赚取更多外汇已不可能，墨西哥以及随后其他国家威胁要对外债违约。作为回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唯它马首是瞻的各家银行，要求用市场导向的政策取代此前国家主导的发展进路，以此作为一再纾困和展期的条件之一。当地政府或带着遗憾、或带着难以掩饰的窃喜，狠狠地拥抱了这一转向。不过，债务国所推行的那套政策组合，与世界别处资本主义政策更一般的取向在实质上差别不大，因此“新自由主义”这个说法足以充当这一时期的一个总描述词。新自由主义像某些罪犯一样有许多化名：里根经济学、撒切尔主义、供给学派经济学、货币主义、新古典经济学、休克疗法、结构调整。无论用哪个化名，这一时期资本主义的政策制定者和辩护士都热情地拥抱了贪婪与利润，同时冷冷地转身背对劳动人民和穷人。他们那些凶猛的亲商、亲利润、反工资、反劳工的政策，使得有人开始谈论一场“新的阶级战争”。他们的态度让人想起卡蒙斯《卢济塔尼亚人之歌》中丘比特愤怒斥责的那种行径，即爱物而不爱人。
在自己的一切伪装之下，新自由主义既是一种意识形态又是一种战略。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崇拜市场，崇拜一切生命对市场之要求的从属，包括政府、个人和自然，而这一切都被小心地按它自己的逻辑加以界定。作为战略，新自由主义包含私有化、砍掉食品与住房补贴、教育上的撤资、监狱的成倍增加、对死刑的礼赞、破坏工会、土地圈占、更低的工资、更高的利润、货币恐怖主义、以出口导向取代进口替代的发展、资本的自由流动、对移民的镇压、被加重的种族主义、一场反女性主义的反攻、针对农民加强的低烈度战争，以及自然的加速商品化，而这一切都打着自由、效率和利润的旗号。这样的政策难道不该激怒的不只是丘比特，而是一切相信社会制度应当为整个社会与大地的福祉、而不是为少数人的权力与财富而被建构起来的男男女女吗？
可持续发展
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可持续发展最初最能打动的，是那些为资本主义发展中把一切都急急忙忙转化为可以卖出利润的商品、从而把世界糟蹋殆尽的倾向而忧心的人。可持续发展的许多鼓吹者似乎是在西方传统内部推理的，那种传统把人看作自然的管家，负有照料自然的责任。
比方说，针对皆伐对森林的毁灭，人们提出了对精选树木的择伐;针对不可再生资源的耗竭，人们提出了对可再生资源的保守汲取，如此等等。总的想法是把开采和汲取管理到可以没有尽头地进行下去的地步。这一视角横切过新自由主义在市场与其他发展制度之间的那份挂虑，强调的是一个可欲的框架而不是某一项特定技术。一切“可持续的”方法都可以拿来讨论。可惜的是，用心良善的可持续发展鼓吹者由于把焦点放在形容词（可持续的）而不是名词（发展）上，就把自己敞开给了被工具化的可能。
讨论虽然开始得早得多，可对可持续发展的官方拥抱，大致与那场为新自由主义政策攻势提供了时机的债务危机的到来同时。布伦特兰委员会在墨西哥宣布破产大约一年后的一九八三年启动。它的审议及其最终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一九八七年)，在发展管理者的世界里给可持续发展盖上了高层认可的图章。可持续发展这个说法隐含地批判着“不可持续的”发展进路，而它已被证明容得下如此五花八门的解释，以至于连世界银行这类新自由主义最著名鼓吹者的政策取向也能把它整合进去。
布伦特兰报告问世之后，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既新鲜又诱人的做生意的框架迅速扩散开来。自由市场的意识形态家有过一些抵抗，他们念诵哈耶克的名字，谴责该报告没有坚持私有财产权，甚至把可持续发展这个概念称作“环境社会主义的委婉语”。可总的来说这个概念得到了正面接受。
在一九九二年里约地球峰会前后那段时间，关于可持续发展的讨论沿着一条很快就使它与市场资本主义对齐的轨迹演化。峰会前一年，国际商会推出《可持续发展工商宪章》，清楚地表明了风向。曾任布伦特兰委员会秘书长、并且是其报告主要执笔人的吉姆·麦克尼尔转投三边委员会，与人合著了在峰会前出版的《超越相互依存：世界经济与地球生态的啮合》。世界观察研究所的会前著作《拯救行星》，副标题是《如何塑造一个环境上可持续的全球经济》。其作者之一克里斯托弗·弗莱文后来写道，挑战在于采纳能让经济律令与生态律令趋同的政策，重新导引市场力量以达成环境目标。这些作者不是把经济与环境并置起来，也不是批判经济本身，他们寻求的是“趋同”，并且假定除了在这个体系内部运作之外别无选择。当联合国在峰会之后设立可持续发展委员会、随后美国总统又设立可持续发展理事会，它们的章程同样从一开始就假定可持续性的解决办法可以在跨国企业与市场的语境中找到。用三边委员会的话说，经济与生态可以被“啮合”起来。
以地道的新自由主义作风，可持续发展文献中政府的角色一般被描绘为从属于并补充着企业的中心角色，这个立场令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这类彻头彻尾的公司团体十分满意，该理事会是由一位在地球峰会上担任联合国秘书长顾问的实业家设立的。该理事会那份主要报告告诫说，政府必须创造出让企业能够生产可持续发展所需之技术、创新与流程的框架；随着政府开始放松市场管制、把企业私有化、稳定基本经济条件，企业领袖们正期待着条件的改善。
对新自由主义与可持续发展的抵抗
由于国际债务危机之后新自由主义政策在拉丁美洲被系统地强加，它们对人、森林、河流、海洋和大气的影响已被广泛观察并遭到激烈批判。宣称的原则与实际做法之间、亲环境的法律与它们的不被执行之间那些戏剧性的落差，已经明显到无法忽视。那些发誓要守护“自然的珍宝”的政府，眼看着国有企业和跨国公司掠夺大地、并把剩下的部分用有毒废物盖住而扭头不看。它们许诺过可持续的农事，却把农民赶出土地，并与毒枭、与北方的警察和银行合作，缔造出所有出口产业中最大的一个，也就是毒品，而这个产业已被证明把可持续性与利润所需的一切属性都啮合到了一起。它们全体都在宣讲保护海洋与空气的紧迫必要，同时从过度捕捞、陆地与海上的废物倾倒、没完没了的焚烧以及破坏臭氧的气体生产中大发其财。
新自由主义政策的贪婪，无论在拉丁美洲还是在别处，都激起了越来越广泛的抵抗。把荒野化约为自然资源的努力，正遭到生态战士的抗击。把公有土地私有化、把公司财产权强加于原住民文化遗产与环境知识之上的努力，正遭到各地农民和原住民的抗击。把社区变成社会上不负责任的新自由主义发展之有毒副产品倾倒场的努力，正遭到奥戈尼黑人、得州红脖子和欧洲绿色力量的抵抗。从墨西哥南部原住民的萨帕塔起义，到德国晚近的反核废料动员，斗争正在扩散、正在联结起来、正在相互补充。许多人已经认出，新自由主义是一个由贪婪、热钱、狭隘眼界与残暴暴力构成的旋转漩涡，威胁着要把一切进入它触及范围的东西吸下去、毁掉。
出于对新自由主义之危险的这一理解，许多人正拼命向左舷划桨，以躲开右舷方向的漩涡。可正如奥德修斯的部下惊恐地发现的那样，看不真切的替代方案，可以与明摆着的危险一样致命。事实上，随着公司世界在一九八零年代末和一九九零年代初迅速把“可持续发展”采纳为自己的旗帜，雾中的那头怪物正以骇人的速度长出新的脑袋。
所幸随着时间、研究和经验的积累，斯库拉的轮廓已被察觉并被勾画出来，企业与国家计划者对生态议题的“劫持”已被分析，警示浮标已被布下。其中一枚浮标、或者说一组浮标，是德国绿色力量沃尔夫冈·萨克斯的工作，他是《发展辞典》(一九九二年)与《全球生态：政治冲突的一个新竞技场》(一九九三年)的编者。萨克斯在自己的工作中追踪了可持续发展如何被收编为一种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为“环境管理”提供了新的合理化说辞，并以基层为代价强化了“专家”的角色。在《发展辞典》里，他以来自世界各地(有的在北方，有的在南方)的警示文章的形式，集合起形形色色的浮标。其中可以找到法国的塞尔日·拉图什，他写过《该拒绝发展吗?》(一九八六年)和《遇难者的行星》(一九九一年);印度的范达娜·席瓦，《活下去：妇女、生态与发展》(一九八九年)的作者;在墨西哥库埃纳瓦卡创办了跨文化文献中心的伊万·伊里奇;以及墨西哥的古斯塔沃·埃斯特瓦，他与印度的马杜·苏里·普拉卡什合著了即将出版的《草根后现代主义：人权、个体自我与全球经济》。所有这些作者不但详细阐发了对可持续发展的批判，而且避开了乌托邦式的思辨与意识形态式的修辞，转而召唤或试图测绘基层已经存在的替代方案。
这些批判的核心处，是焦点从形容词到名词、从“可持续的”到“发展”的一次转移。新自由主义对债务危机的回应在拉丁美洲造成的那个“失去的十年”，产生了大量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可这些批判由于把焦点放在新自由主义改革与可持续性在实践上的不相容上，往往最后只谴责了一个形式而错过了实质，那就是发展本身。焦点向“发展”的这次转移，等于对经济本身、对现代以来经济对全部社会生活的霸权发起了一场全面进攻。带着这个主题，这些作者接上了一条从马克思经卡尔·波兰尼一直延伸到形形色色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批评者的社会批判的线索。其中伊万·伊里奇大概是这次更新中最中心的人物，因为他以自己特有的方式，把马克思主义对商品化的批判从制造业扩展到了服务业(学校、医疗、家务劳动)，同时偏爱波兰尼的语言而不是马克思的语言，比如他所批判的不是资本主义而是(若干年前的)工业主义或者(晚近的)经济，而更新的可能性则以本土性或生存性、而不是以共产主义或自我增殖的措辞来讨论。尽管有这些差别，相似之处却很多，而在苏联把马克思主义据为支配与剥削之意识形态之后偏好一套新语言，是很容易理解的。
把话语分析放到一边，这一批判的基本推力相当清楚：没有任何一种发展，无论可持续与否，能与包括人在其中的整个自然的健康相容。经济也就是资本主义就是问题本身，不可能成为解决办法的一部分。把保护自然的事交给企业，等于把它交到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在系统地虐待它的那些人手里。撤销已经造成的损害、避免将来造成更多损害，这项紧迫的工作必须交到那些眼中的自然不只是一份要被可持续地开采的资源的人手里。
可是，这项抵抗的知识工作一直是在主流政策讨论的边线上进行的。这场讨论甚至对可持续发展最热切的鼓吹者来说也是边缘的，直到最近才开始得到它应得的注意，而这只是因为出现了远为戏剧性的拒绝形式，首先是墨西哥南部的萨帕塔起义。
玉米人的反击
自一九九四年一月一日闯入公众视野以来，恰帕斯的萨帕塔起义已经成为一个世界事件。这是一支衣衫褴褛的原住民军队，木头枪比真枪还多，可它区区数千人身上的人的尊严，比整个腐败的墨西哥政府加上它的军队还要多。萨帕塔派找到了表达恰帕斯农民之希望与向往的种种方式，这些方式触动了墨西哥全境以及全世界的人心，点燃了他们的想象。萨帕塔派的公报与文章用一种植根于社区日常生活与文化的朴素语言，详细阐发了一套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这套批判虽然聚焦于墨西哥，却在两个半球的受害者与反对者那里引起了共鸣。与此同时，他们的主要发言人副司令马科斯从同一个源头召唤出关于替代方案的种种视野，尽管这些视野在起源和框架上主要是地方性的，却同样赢得了广泛的吸引力。
针对新自由主义改革，萨帕塔派揭示了它残暴的现实：对墨西哥公有地的最后圈占，被加深的剥削，因营养不良、医疗匮乏、日常暴力和针对原住民的文化灭绝而增加的苦难。针对墨西哥政府那个由哈佛培养的经济学家掌舵、一艘有竞争力的墨西哥船在自由市场的海上奋力划桨的新自由主义之梦，萨帕塔派揭示的是一场噩梦：他们指出，那条船根本不是自由的冒险者而是一艘奴隶船，划桨者被锁在自己的桨上，而船长们要么腐败要么妄想。前总统卡洛斯·萨利纳斯与现总统埃内斯托·塞迪略既不是伊阿宋也不是奥德修斯，而是把自己的国家驶向灾难的疯狂的亚哈。面对这样的疯狂，萨帕塔派要求对自己的生活实行直接的民主控制，并号召其他人(在市民社会中)提出同样的要求。
针对把原住民的需要垂直地从属于“墨西哥”发展之需要、而这种发展的动力又被从属于全球市场(也就是这一时期资本主义的全球政策)，萨帕塔派呼唤的是一种水平地相互联结、相互合作的自治格局，为原住民社区、为妇女、为生物区域争取自治。尽管出身农业，他们绝不是田园牧歌派，他们所设想的不是抛弃那些可以善加利用的现代产业与技术，而是社会优先次序的一次根本重排，以及从发展(积累)的一切律令中获得解放。
与此同时，他们拒绝落入马科斯所说的镜子的陷阱，拒绝落入那些细看之下不过是倒转的镜像的差异幻觉。这些镜子中最重要的是政治的镜子：那些仍然是镇压性政治机器不可分割之齿轮的反对党，以及更广泛意义上作为资本主义镜像的社会主义，后者与它所谓的死敌只在所有制形式、在私人部门与公共部门之间管理责任的分配上有所不同，在核心处并无二致。这样一种视角，几乎保证了他们对“可持续”发展的诱惑免疫。
到一九九四年七月，萨帕塔起义已经把“可持续发展”变成了美国的一个国家安全议题。美国国防部不但在低烈度战争方面向墨西哥政府提供顾问和军备，参议员蒂莫西·沃思还在全国新闻俱乐部发表演讲，提出可持续发展可以提供一个政策框架，来取代如今已经消失的冷战。他所举的例子之一是恰帕斯，他论证说，“资源冲突”是那里叛乱的底因。可惜的是，美国政府对维持墨西哥新自由主义发展的具体贡献，是运去更多用于政治镇压的军事装备(比如直升机)，以及在一九九四年十二月比索危机之后拿出巨额资金(五百亿美元)为惊慌的投机者纾困。
对于全世界许许多多在互联网上或通过当地译本听到、读到萨帕塔派讯息的基层来说，那种对现实的描画以及关于可行替代方案的视野，就像一股新鲜空气。数以千计的人反过来以热情作出了回应。在一个又一个国家里（最近一次统计将近五十个），他们动员起对墨西哥镇压萨帕塔派和原住民的反对，并进入了关于萨帕塔派分析与提议的讨论和对话。
这种影响的范围此前难以衡量，因为它铺得太散。一九九六年一月萨帕塔派向市民社会发出一份就新自由主义及其替代方案展开全球对话的公开号召之后，衡量就变得容易了，也变得更加令人印象深刻。他们提议在一九九六年春季举行一系列洲际会晤，随后在那年夏季举行一次跨大陆会晤。他们发出号召时颇为忐忑，也没抱多大指望。毕竟他们是谁，凭什么召集世界?令他们惊讶的是，这份号召得到了热情的回应。洲际会议确实在春季组织了起来，吸引了数以千计的基层战士(欧洲那场在柏林举行)。夏季那次跨大陆会晤吸引了来自约四十二个国家、五大洲的三千多名参与者。与由企业、国家或学者组织的国际会议（比如一九九二年的里约）不同，这些聚会没有机构经费，没有高科技会议设施，也不许诺任何回报，无论利润还是发表，除了加速那场建设一个新世界之斗争的机会。
在恰帕斯丛林村庄的雨水与泥泞中，经过一周密集的互动，这数千人讨论并辩论了萨帕塔派对新自由主义之批判的全球切题性，并开始了一场关于替代方案的讨论，“可持续发展”在这场讨论中屡被提及，也屡被批判。视角与分析上明显的分歧很多，也在意料之中。出乎意料的是那种非同寻常的共识：真正的问题、新自由主义只是其当前显现的那个问题，是资本主义。古斯塔沃·埃斯特瓦和上面提到的《发展辞典》的另外几位撰稿人出席了跨大陆会晤，他们那套针对发展(无论可持续与否)的反经济批判得到了同情的接受，或者说得到了回响。可批判与愤怒远为集中的对象是资本主义，不是这一种或那一种资本主义，而是资本主义本身。同样变得明显的是，即使在与会的政治人士当中，在那些人们本来会指望他们召唤出旧日视野的人当中，萨帕塔派在具体社区内部寻找替代方案的话语与实例，也盖过了旧有的倾向，搅动起新的想象。
自起义头几周之后，萨帕塔派的斗争主要是政治的而不是军事的，而他们的胜利有很多次。在数以万计墨西哥军队的包围之下，不断承受着低烈度战争的全套伎俩，萨帕塔派一再让墨西哥政府的官员们困惑难解。他们以自己的方式重演了《波波尔·乌》里那个古老的玛雅故事，两个孩子小胡纳普与斯巴兰克击败了凶恶的希巴尔巴人。在那个故事里，希巴尔巴人被描画的那些词句用在墨西哥政府身上再合适不过。
萨帕塔派战胜更强大者靠的不是武力，而“只靠奇迹，只靠自我转化”。他们在斗争中的想象力与创造力已经成了传奇。
许多读过《奥德赛》的人，读到奥德修斯必须在卡律布狄斯与斯库拉之间做选择那一段时，都问过自己那个显而易见的问题：他为什么不干脆从别处航行、绕开墨西拿海峡，避开这两个糟糕的选项?为什么要听信喀耳刻说别无他路可走?她也许是位女神，可到那个时候奥德修斯本该学会提防来自上面的忠告了!毕竟，正是善妒的喀耳刻(资本?)把格劳科斯(生态学家?)可爱的斯库拉(对自然的尊重?)变成了一头怪物(可持续发展?)。萨帕塔派取用的是一套全然不同的神话传统即中美洲的传统，他们避开了奥德修斯的错误：他们是横着看而不是往上看去寻求忠告，去找农民（老安东尼奥）甚至甲虫（堂·杜里托），而且他们一直在重新思考许多事情，包括人与他们周遭世界的关系。
在玛雅神话里，就像在玉米的男人与女人的日常生活里一样，自然不是一个统一起来的什么东西，而是他们身在其中的一种多样性。他们从大地与天空汲取养分的那片米尔帕，以及他们共同消费这些养分的那顿共餐，把他们与宇宙的其余部分联结起来。他们这一视野在某些方面被二十世纪的费尔南多·佩索阿以诗的方式回响出来。
萨帕塔派是革命者，不是生态学家，当然更不是环保主义者，可他们在土地上学到，不扭转自己与土地的分离、不把自身的健康奠基在土壤、森林与河流的健康之上，原住民的宇宙里就不可能有和谐。萨帕塔社区的人不是狩猎采集者，不是林居者，当墨西哥军队迫使他们逃进深山密林时，他们受了骇人的苦。他们是土壤的人，是农耕者，即使在别的出路被夺走而不得不进城打工挣工资的时候也是如此。在自己的公共话语中，萨帕塔派强调过自己根源与文化的这些特殊性，可他们并没有把它举出来当作一份供他人追随或往里塞的普遍指南。他们把这些摆出来，是要展示的不是那条道路，而是一条道路，是通常被呈现为唯一选项的那些东西的一个替代方案。这样做的时候，他们和晚近其他原住民群体一样，搅动了别人、甚至城里人，使他们把目光从那些反射着倒转影像的镜子上移开，去寻找真实的而非虚幻的替代方案。
在我看来，萨帕塔派的思想与政治最有吸引力的地方之一，恰恰是这种对多样性、对集体身体之力量、对这些身体能够划向未来的种种不同路径或逃逸线的强调。西方革命传统中的两大错误，是对总体化的痴迷，以及体系必须接着体系而来这个观念。革命者尽管拒绝资本主义那种吸收世界、强加一种普遍霸权的帝国主义努力，却仍然以统一与反霸权的措辞来思考未来。许多马克思主义者相信，正如一个统一的资本主义体系接在封建主义之后，同样必须建构起某种统一体系来取代资本主义。许多激进环保主义者一面谴责资本主义所强加之统一的破坏性，一面又以生物系统、以整体论的盖娅来思考。用马科斯那个镜子的比喻来说，这类构想即使采取辩证法这种理智形式、或者女神崇拜这种精神形式，也从未逃出对过去无休止的镜像映照，你所能得到的至多是倒转(比如公有制取代私有制，大地母亲取代天父)，可人类社会并未从一个单一的、组织生活的霸权框架中获得解放，人以及自然的其余部分也并未从单一价值尺度(比如货币或劳动)的强加中获得解放。看到镜子可以被搁到一边、新的东西可以被打造出来，这一点把萨帕塔派的视野与当代西方思想中最好的部分联结了起来，与哲学中某种反辩证法的传统、与当代女性主义对差异的拥抱、与自治派马克思主义、以及与深生态学家最有意思的那些生物中心探索联结了起来。
认识到我们可以拒绝那个通常无从逃脱的经济(资本主义)框架，意味着我们被解放出来，可以看清哪些替代方案已经在被详细阐发;而从对某个单一的、包罗万象之替代方案的搜寻中被解放出来，我们就能以一种更令人愉快的现象学的、实验性的方式去研究并参与替代方案的打造。与奥德修斯不同，我们可以为喀耳刻的“烤肉与好红酒”甜甜地道声谢，然后按自己选定的航向驶向落日。无论我们是去寻找卡蒙斯的爱之岛，还是跟着奥德修斯前往里斯本，抑或驶入全然未知的水域，我们都真正自由地选择。我们甚至可以像老安东尼奥那样，就把独木舟划到一片安静山湖的中央，在满月之下抽袋烟，讲些老故事，供彼此消遣与教益。
收束一下。我们必须找到办法，把那些正在浮现的、重新界定并组织“财富”之发生与分配的新进路，以及那些在人与人之间、在人与宇宙其余部分之间打造新关系的新进路，以能够联结起来或者相互补充地行动的方式联结起来。世界各地有许多正在进行的实验，它们的经验与创造力可以被分享。这不意味着为社会主义或任何别的单一的后资本主义“经济”秩序而统一，而是意味着在形形色色的方案之间建设起合作性的相互联结。它也不意味着一种彼此脱钩、彼此分割的地方主义。它意味着拼起一幅由相互联结的替代进路构成的新马赛克，用来满足我们的需要、阐发我们的欲求。它意味着发明出欢迎差异、同时提供把敌对降到最低之互动过程的新政治。
哈里·克利弗 得克萨斯州奥斯汀 一九九七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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