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一场“重生”大会背后的历史回响
2025年8月8日至10日，芝加哥。超过1200名代表从全美各地汇聚到麦考密克会展中心，参加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DSA)的全国代表大会。会场内，代表们按政治派系扎堆就座;激进左翼穿着特定颜色的T恤，温和派戴着绿色帽子或特定领巾，用服饰标记着各自的阵营。当国会众议员拉希达·特莱布(Rashida Tlaib，1976—)走上讲台，说出“劳动群众正饥饿地渴望着革命性的变革”时，台下爆发出长时间的掌声和欢呼。
然而，当大会主题“重生与超越”的标语在会场高悬时，一个更深层的问题悬而未决：这个拥有近十万会员的组织，究竟在向何处“重生”?
这一幕，对于熟悉美国左翼运动史的人而言，似曾相识。
1969年，美国新左翼的核心组织“学生争取民主社会”(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简称SDS)在芝加哥召开最后一次全国大会，在口号声和派系争吵中轰然分裂。激进派组成了“气象员”(Weatherman)，走上了武装暴力道路;温和派则另寻出路。
半个多世纪后，SDS的精神后裔DSA似乎正在经历同样的撕裂——区别只在于，这一次的裂痕之上，叠加了选举政治的短暂辉煌，以及一场试图用程序正义压制路线分歧的“重生”大会。
本文试图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分析框架，梳理从SDS到DSA的六十余年组织演变史，并通过透视2025年芝加哥大会这一关键节点，揭示其背后的理论逻辑与结构性困境。
一、SDS的兴起：新左翼对“旧马克思主义”的扬弃与背离
1.1从《休伦港声明》到“参与式民主”
SDS的前身可追溯至1905年成立的校际社会主义协会(Intercollegiate Socialist Society)，后演变为工业民主联盟(League for Industrial Democracy)的学生分支。1960年，该分支更名为“学生争取民主社会”(SDS)。
1962年6月，SDS在密歇根州休伦港召开第一次全国大会，通过了由汤姆·海登(Tom Hayden，1939—2016)起草的《休伦港声明》(Port Huron Statement)。这份文件提出了“参与式民主”(participatory democracy)的核心理念，成为美国新左翼运动的标志性纲领。
然而，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来看，《休伦港声明》有一个至关重要的特征：它明确摈弃了正统的马克思主义。SDS早期奉行非暴力主义，其成员大多来自中产阶级家庭、受过高等教育。有学者指出，SDS“不是产生于贫困而是产生于富裕，它所反对的主要目标不是现存的经济制度而是现存的权利结构和价值系统”。正如英国马克思主义学者戴维·麦克莱伦(David McLellan，1937—)所指出的，SDS提出了自己的“新工人阶级”理论——认为学生在“知识工厂”里受剥削和异化，如同19世纪的产业无产阶级。这种理论将“学生”而非“产业工人”视为革命主体，从根本上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
1.2 1969年分裂：革命青年运动与“气象员”的诞生
随着越南战争的升级，SDS的反战活动日益激进，内部意识形态分歧也急剧加深。麦克莱伦的分析切中要害：“SDS在意识形态上的开放性本身，便意味着这一运动缺乏共同的目标，从而导致自身极易被坚决、果断的少数人所接替。”
1969年6月，SDS在芝加哥召开全国大会，在一片混乱中分裂。一派坚持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1898—1979)的精英革命论;另一派信奉毛泽东主义，强调蓝领工人的先锋作用，成立了“工人-学生同盟”(Worker-Student Alliance)，后逐渐融入进步劳工党(Progressive Labor Party)。
另一派则进一步分裂为“革命青年运动甲派”(RYM-I，又称“气象员”Weatherman)和“革命青年运动乙派”(RYM-II)。RYM-I由全国书记马克·拉德(Mark Rudd，1947—)领导，主张暴力革命。RYM-II由前全国书记迈克尔·克朗斯基(Michael Klonsky，1943—)领导，主张走更传统的马列主义路线。
从1960年代末到1970年代中期，地下气象员组织发动了多起爆炸案。1970年3月6日，该组织成员在纽约格林尼治村自制炸弹时发生爆炸，三人当场死亡。据FBI统计，地下气象员组织对约24起爆炸事件负责。
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来看，气象员的悲剧在于：他们正确地看到了资本主义的压迫性，却错误地选择了革命的主体和策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革命的主体只能是工人阶级——不是学生，不是“异化的中产青年”，而是与现代化大生产相联系的无产阶级。气象员脱离了群众，将革命理解为少数精英的武装行动，这恰恰与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背道而驰。
二、分裂后的重组：NAM与DSOC的两条道路
SDS分裂后，美国新左翼运动进入了漫长的重组期。
1971年，一群新左翼运动的老兵成立了“新美国运动”(New American Movement，简称NAM)。NAM继承了SDS的新左翼传统，强调去中心化、女权主义和地方性斗争，拒绝先锋队组织模式。
与此同时，旧左翼阵营也发生了剧变。美国社会党(Socialist Party of America，由尤金·德布斯Eugene Debs，1855—1926于1901年创立)在1972年全国大会上右倾，改组为“美国社会民主党”。
作家迈克尔·哈林顿(Michael Harrington，1928—1989)反对这一转向。哈林顿是《另一个美国：美国的贫困》(The Other America)的作者，该书曾深刻影响了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的“向贫困宣战”政策。1973年，哈林顿带领少数派脱离社会党，成立了“民主社会主义组织委员会”(Democratic Socialist Organizing Committee，简称DSOC)。DSOC主张在民主党内部开展工作，与工会和左翼自由派建立联盟。
三、DSA的诞生与“哈林顿共识”的兴衰
3.1 1982年合并
1982年3月，NAM和DSOC在底特律召开代表大会，正式合并为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DSA)。合并时成员约6,000人。这一合并象征着美国左翼试图将旧左翼的工会/选举政治与新左翼的校园/文化批判重新整合在一起。
合并之初，DSA内部形成了一种“模糊的哈林顿主义共识”——在民主党内部开展选举工作，通过工会和进步联盟逐步推进社会主义议程。然而，这一共识从一开始就包含着深刻的内在矛盾。哈林顿的路线在本质上是一种改良主义策略，而DSA中的许多成员——尤其是来自NAM的新左翼传统——渴望更根本的变革。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早已指出，无产阶级革命不能简单地“改良”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进一步阐述：无产阶级必须摧毁旧的国家机器，建立自己的新型国家。哈林顿的“在民主党内工作”的策略，在马克思主义正统看来，恰恰是在强化那个最终需要被推翻的国家机器。
3.2桑德斯时刻与会员数据的真实轨迹
2016年，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1941—)参加民主党总统初选，引发了美国社会对社会主义的空前关注。DSA从一个边缘的小型组织迅速膨胀。然而，DSA对“会员”的定义极为宽松：一个人只要在过去十二个月内缴纳过会费，即为“信誉良好”的会员。因此，该组织报告的“总会员数”会夸大其即时组织力量。
2023年12月，DSA的“信誉良好”会员数为53,835人。2024年10月，马姆达尼启动市长竞选时，这一数字为50,713人。可见，在2021年至2024年的大部分时间里，DSA经历了一场严重的会员流失。然而，从2024年10月到2025年12月，全国DSA会员从50,713人增长至92,912人。仅纽约市DSA的会员就从5,910人增长到13,145人。
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1871—1919)在《群众罢工、党和工会》中曾警示：群众运动的自发性必须与党组织的自觉性相结合，否则运动就会在达到第一个高潮后迅速衰退。DSA的经历恰是对这一论断的反复验证。
四、2025年芝加哥大会：方向性转折还是“肮脏停滞”?
4.1大会背景：内外交困与马姆达尼的胜利
2025年芝加哥大会召开之际，DSA正面临严峻的内外挑战。自2023年底延续至2025年的加沙冲突，对美国年轻左翼的心态造成了极大冲击。基层会员普遍对民主党高层的外交政策感到失望。同时，在2024年大选周期中，左翼未能推出像桑德斯那样能够代表自己声音的全国性总统候选人，基层产生了强烈的挫败感。
组织内部也面临压力。从2023年大会之后，DSA面临着严重的结构性财政赤字。当时掌权的温和派为了维持行政运转，砍掉了一些激进的政治项目，这在激进派眼中无异于“自废武功”。
然而，就在大会前夕，DSA成员佐赫兰·马姆达尼(Zohran Mamdani，1989—)在纽约市长初选中爆冷大胜。这个胜利让激进派有了底气——即使在纽约这种全球金融资本的中枢，高调打出社会主义旗号也能夺取地方执政权。
4.2决议案的博弈：方向性转折
大会第一项重要决议，是关于将DSA的两个全国共同主席改为全职受薪岗位的提案。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个全美最大左翼组织的最高领导人是不拿薪水的。提案支持者的理由很直接：如果最高领导人没有薪水，最后能出来当领袖的只能是那些不缺时间的白领或中产，普通工人根本耗不起。该提案高票通过。代表们还废除了章程中禁止实行民主集中制的条款，为组织向更纪律严明的方向转型扫清了障碍。
真正产生激烈冲突的是第27号决议，它涉及一个敏感话题：总部雇佣的专职行政人员与民选会员领袖之间，到底谁听谁的?激进派认为，总部专职职员长期管理着会员数据和技术平台，形成了行政垄断，有时会消极执行民选政治委员会的纲领。他们要求明确专职职员的辅助地位，把技术和行政主导权收回到会员委员会手中。温和派则认为，DSA是拥有数万会员、每年流水上百万美元的组织，如果把行政权交给缺乏专业经验的志愿者，会导致行政瘫痪甚至法律风险。最终，激进派的主张以微弱优势通过。
大会第二天迎来了真正意义上的大决战——第07号决议(R07)：政党建设原则。R07由马克思主义团结小组(Marxist Unity Group，MUG)起草。该决议将DSA定义为“政党代理”(party surrogate)——一个“扮演政党角色但无独立参选资格线”(acting as a party but without a dedicated ballot line)的组织。决议指出DSA“在不利的地形上战斗，被夹在独立政治行动的必要性与使用民主党参选资格线之间”，并强调DSA必须“远离民主党参选资格线和初选”。决议同时写道：DSA的中期与长期核心目标是组织工人阶级，并最终与民主党这一资产阶级政党达成彻底的制度性政治决裂。
温和派极力反对，认为这将把前线的民选议员逼进政治死胡同。而激进派则坚决反驳：民主党本质上是一个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社会主义者必须有自己的独立性。最终，激进派以约54%的赞成票通过了R07。
紧接着爆发了关于2028年总统大选战略的争论。更激进的小组提交修正案，要求强制规定2028年必须以独立第三党身份直接参加普选。然而在这个节骨眼上，“面包与玫瑰”(Bread and Roses)小组突然倒戈。他们认为，在美国现行的赢者通吃选举制度下，一个缺乏全国根基的独立第三党去搞普选，最后大概率只能拿到不到1%的选票。当年桑德斯要不是参加民主党初选，全美根本不会有几百万人接触到民主社会主义的概念。最终，面包与玫瑰选择与温和派合流，用59.3%的多数票否决了这份修正案。
下午的议程涉及国际地缘政治与党内纪律——第22号决议：打造战斗的反犹太复国主义DSA(For a Fighting Anti-Zionist DSA)。该决议要求将支持“抵制、撤资、制裁”(BDS)运动作为对所有背书候选人的硬性考核，并对公开宣扬犹太复国主义的当选成员和普通成员启动惩罚或开除程序。温和派试图删除惩罚性条款，但激进派以56%对44%的票数否决了修正案。有资料显示具体票数为675票对524票。未删减的原版R22强行通关。
纵观全场，R07确立了“政党代理”的定位——即DSA在当前阶段扮演政党的角色但无独立参选资格线，R22划定了国际议题的纪律红线，全职主席和废除民主集中制禁令则强化了组织的制度化能力。这三者共同指向一个方向：DSA正在从一个松散的“大帐篷”向一个更讲规矩、有路线要求的准政党组织转型。
4.3“肮脏停滞”：大会的局限性
然而，方向性转折不等于脱胎换骨。多家左翼媒体对大会结果的评价是：“没有带来新的开始”(without delivering a fresh start)。新当选的全国政治委员会(NPC)格局显示，两个主要阵营之间形成了一种粗略的僵局(rough stalemate)，没有出现明确的权力中心。与2023年大会相比，没有太多改变(not much had shifted)。
在NPC的席位分配上，2025-2027届NPC从16席(另有资料称18席)扩大至27席。各核心小组的席位分别为：Groundwork 5席、社会主义多数派(Socialist Majority Caucus，SMC)4席、面包与玫瑰(Bread & Roses)3席、红星(Red Star)3席、革命之春(Springs of Revolution)3席、马克思主义团结小组(MUG)3席、改革与革命(Reform & Revolution)2席等。Groundwork是NPC中席位最多的核心小组。
Groundwork核心小组的阿希克·西迪克(Ashik Siddique)——连任的联合主席之一——也承认，选举结果没有反映出组织内部的真正力量对比，因为候选人名单在马姆达尼的胜利之前就已最终确定。
更有批评者指出，DSA的选举策略陷入了一种“肮脏停滞”(dirty stagnation)——理论上高举政治独立甚至决裂的旗帜，实践中却几乎完全沦为盲目追随左翼自由派民主党候选人的附庸。尽管R07等决议提出了政治独立的建议，但这些建议缺乏具体的实施步骤，更未触及与民主党决裂的核心议题。正如一位观察者所言：“一项又一项决议都提及政治独立这一关键问题，但最终提出的行动却只会进一步将DSA束缚在民主党阵营中。”
五、历史的押韵：1969与2025
将1969年SDS的分裂与2025年DSA的芝加哥大会做一对比：
共同点一：路线之争无法调和。SDS分裂的根源在于“改良vs革命”、“学生运动vs工人运动”的根本分歧。DSA的危机同样源于“与民主党合作vs与民主党决裂”的根本分歧。
共同点二：激进派与温和派的拉锯。在SDS中，气象员等激进派系虽然人数不多，但通过占据话语权将组织推向激进化。在DSA中，激进派在R07和R22上获胜，但在2028年选举策略上被面包与玫瑰的倒戈所击败——这种“赢一半、输一半”的结果，恰恰是组织缺乏统一战略的写照。
共同点三：组织纪律的持续困境。SDS的意识形态开放性使其“极易被坚决、果断的少数人所接替”。DSA在2025年大会废除了禁止民主集中制的条款，但这一“解禁”能否真正落地，仍是未知数。
不同点：暴力的诱惑已消退。1969年的分裂以气象员的武装暴力为极端后果。2025年的大会上，虽然有个别提案要求组织会员进行防身术和防务训练，但刚一露头就被法务团队和温和派联手拦下——因为“如果一个政治组织开始在账目上公开资助这种训练，很容易在法律上惹来大麻烦，甚至直接招来联邦执法机构的全面盯防”。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有一句著名的论断：“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DSA的2025年芝加哥大会，既不是SDS式悲剧的重演，也不是一场彻底的“重生”，而更像是一出未完成的戏剧——方向已经扭转，但前路依然模糊。
结语：美国社会主义运动的结构性困境
从SDS到DSA的六十余年演变，揭示了美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几个结构性困境：
第一，革命主体问题。从SDS的“学生是新工人阶级”到DSA的“多倾向联盟”，美国左翼始终未能有效地与产业工人阶级建立有机联系。马克思强调，工人阶级是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革命主体。但在美国，由于种族分裂、反共意识形态和“美国例外论”的影响，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长期被抑制。
第二，政党战略问题。在两党制的结构性约束下，美国社会主义者始终在“独立建党”与“渗透民主党”之间摇摆。2025年大会将DSA定义为“政党代理”——试图在两条道路之间寻找第三条路，既不完全决裂，也不完全依附。但这种“政党代理”策略，在实践中极易滑向批评者所说的“肮脏停滞”。
第三，组织形态问题。从SDS的“意识形态开放性”到DSA的“派系林立”，美国左翼始终在寻找一种既保持活力又具有战斗力的组织形态。2025年大会废除了禁止民主集中制的条款，但这一改变能否真正克服组织涣散，仍有待检验。
第四，理论与实践的脱节。正如罗莎·卢森堡所警告的，当革命者沉迷于“策略辩论”而忽视“实际行动”时，运动就会失去生命力。DSA在大会上一项又一项地通过决议，但正如一位观察者所言，这些决议“似乎更像是对DSA选举活动的设想，而非实际的行动方案”。
六十余年过去了，从休伦港到芝加哥，从SDS到DSA，美国社会主义运动在循环中前进。2025年的芝加哥大会，既不是终点，也不是起点，而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转折点。
正如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所写的：“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美国社会主义运动六十余年来的教训，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理论必须掌握群众——不是掌握几个知识精英，而是掌握广大的工人阶级。舍此，别无他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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