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本章为《想象的革命》第五章的上篇，文章以 1968 年法国五月风暴中国家秩序的重建过程为核心，依托警方档案、政府内部文件与当事人回忆，针对围绕这场运动的诸多流行叙事展开辨析与澄清。它首先打破 “五月下旬戴高乐出走巴黎是政权崩溃的标志” 的刻板印象，指出此次德国之行本质是一场主动的政治布局 —— 通过争取军方效忠、释放军事干预信号，以武力威慑填补权力真空，而非被动的逃亡。
针对 “秩序重建是局势自然回落的结果” 的看法，本章提出第五共和国的秩序重振是一套环环相扣的主动运作：戴高乐通过 5・30 全国广播讲话，以共和合法性话语消解运动的革命性，以解散议会、举行立法选举的策略，将街头政治重新纳入议会斗争的轨道;警方与军队形成分工配合，一方面以 “之字形行动” 清剿街头激进据点，另一方面介入关键行业破坏罢工，保障基础公共服务运转;右翼力量从分散的街头抗议走向跨派系的大规模动员，形成对左翼的街头反制;同时政权通过管控官方媒体、施压私营广播，逐步夺回舆论主导权。
总之，上篇试图说明所谓 “秩序的奇观”，并非革命浪潮退去后的自然产物，而是国家权力主动建构的政治成果。
接上文：想象的革命：五月风暴中的工人
正文
第五章 秩序的奇观(上)
随着街头被反对者争夺，加之其议会多数派士气低落，戴高乐于5月29日，即法国总工会示威游行的当天，离开了首都。政府官员证实，他的离开“令公众舆论感到担忧。民众得出结论认为，这场危机无法通过社会改革(即格勒内勒协议)来解决，国家正处于混乱的边缘……大规模的法国总工会示威游行、其纠察队的高效以及警察的缺位，给公众舆论留下了深刻印象。”【1】将军审慎地放弃了总统官邸，离开了看似日益扩大的权力真空，而如我们所见，反对派正拼命试图填补这一真空。【2】为了寻找巩固自身权威的最佳途径，他决定去拜访他的军中同僚。武装力量是五月的动荡影响最小的国家与社会领域。尽管工人运动，尤其是学生运动，包含了青年造反的某些面向，但军队——除少数应征入伍者可能例外——似乎对这股风潮相当免疫。【3】在士兵当中散发的共产主义或行动委员会的宣传收效甚微。与1960年代的大学甚至职场相比，军队环境过于不自由，不允许政治小团体(groupuscules)、政党或工会的发展。尽管对阿尔及利亚战争的结局仍存有怨气，戴高乐在其最初的职业领域内获得的拥戴要远多于别处。
共和国总统决定前往德国，与负责法国占领军的雅克·马絮(Jacques Massu)将军会晤。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马絮曾被视作“法属阿尔及利亚”(Algérie Française)顽固派的同路人，并因其酷刑实践而闻名，但他最终证明了自己是一名忠诚的戴高乐主义者。【4】马絮在5月底向总统保证了他的忠心以及同僚军官们的忠诚。在军队内部，马絮的影响力有助于抵消阿尔及利亚冲突遗留下的反戴高乐情绪。在武装部队之外，他对戴高乐的承诺将震慑潜在的左翼起义者。总统前往马絮处的行程，在政治上承载着团结整个右翼——包括其最极端分子——的希望。自信满满的戴高乐于次日返回，决心重新掌控局势。5月30日，马絮及其同僚为可能在城市地区采取的“反恐”行动做好了准备。【5】驻德法国占领军，连同其他坦克部队和伞兵部队，已做好捍卫公共秩序与宪法的准备。【6】军队正向巴黎调动的广泛传言，增强了一位希望展示国家并未丧失强制潜力的总统的权威。他的任务在于让对手和公众相信，如有必要，他愿意动用更大规模的镇压。【7】法国人必须明白，第五共和国宽容的威权主义是可以变得不那么宽仁的。
反对派中的一些人将此次德国之行视作戴高乐的瓦雷讷逃亡。他的支持者则认为，正如1940年那样，将军离开法国是为了在必要时能够从国外重新征服这个国家。【8】他的主要目标，和1944年一样(如同)，是“重建国家”。【9】无论是友善还是敌对的评论者，都夸大了政权当时的混乱程度。此次前往联邦德国的行程或许更多是一场公关噱头或戏剧性的一击(coup de théâtre)。【10】他的一些最忠实的追随者相信，戴高乐策划此行正是为了制造一个唯有通过他的回归方能填补的真空。【11】无论如何，即便在5月的下半月，国家也绝非全然消失。【12】在5月28日至29日夜间，警方继续进行“之字形行动”，旨在处理两类“危险”分子：第一类是非学生的“无法无天的流氓”;第二类是驾驶车辆的抗议者。【13】警方拦停并搜查了数百辆汽车与行人。在5月30日至31日夜间，他们逮捕了数十人，主要罪名是携带非法武器。此外，警方核查了333人并搜查了数十辆汽车。【14】巴黎警察总局局长命令司法警察与情报总局的便衣警察对所有嫌疑人进行讯问。那些带有红十字会或马耳他十字会非官方标志的车辆乘员是特别针对的目标，因为官方声称，“业已证实，几乎所有此类车辆都在运输物资与武器。”
整个五月，警方证明了他们有能力保护那些纪念性的政府建筑——爱丽舍宫、马提尼翁府、国民议会、参议院、市政厅——以及主要大使馆，包括出席巴黎和会的美国与北越代表团。到月底时，军队已在破坏罢工以确保基本的公共服务。数千名士兵收集垃圾，掩埋腐烂的尸体，分发应急汽油与柴油燃料，并保障因罢工而中断的部长与省长之间的关键通讯。【15】应当指出，至少在巴黎每日进行的垃圾清运工作中，法国总工会并未正式反对军方的罢工破坏行为，尽管工会的垃圾清运工(包括法国民主劳工联合会与工人力量总工会的成员)甚至在五月之前就已拥有令人生畏的罢工战斗记录。【16】一名警官报告称，尽管马恩河谷省的法国总工会附属机构被告知军队将进入车库，但它并未进行抵抗。【17】总体而言，对破坏罢工行为的反对是微弱的：罢工者于5月27日(星期一)袭击并瘫痪了10辆卡车，但警方证实，有411辆车得以收运75%的垃圾。【18】
当大规模罢工使得邮政官员无法利用私营职业介绍所招募罢工破坏者时，邮政电讯部门的负责人决定动用军队。5月20日火车停运后，军事运输与飞机负责运送官方或紧急信件及包裹。【19】5月29日，空军应对奥利机场持续的罢工与纠察线，从其维拉库布莱基地开通了六条定期国内航线，每日共计十五个航班。【20】克雷伊军事(核)基地被提供给萨贝纳航空、天路航空等私营航空公司使用。陆军女性辅助人员担任邮件分拣员与电话接线员。在三周内，武装部队运送了一百吨邮件。职业军人每天工作十四至十六小时。这些职业老兵避免将职责委派给应征入伍者，后者技术上缺乏经验，政治上或许也不可靠。因此，国家在五月并未消失。其构成要件——军队与警察——依然在位，并适应了新的任务。
在第二个街垒之夜(5月24日至25日)后，总理蓬皮杜在巴黎警察总局局长的同意下，命令数个伞兵团向首都附近调动。【21】5月24日，坦克作战部队与摩托化旅穿过郊区向前推进，其抵达的消息迅速传遍巴黎地区。警方的职业暴力因军队大规模干预的存在与潜在可能性而得到加强。政府急于恐吓潜在的“捣乱分子”——无论是共产主义者还是左翼激进分子（gauchistes）——但它并不情愿动用士兵来维持秩序。【22】它也从未需要这样做，因为警方的力量已被证明足够。然而，法国共产党领导人相信，戴高乐将军会毫不犹豫地动用军队突击部队。党的总书记瓦尔德克·罗歇坦言，“我们有真实的恐惧——并且有充分的理由——害怕一场大规模的军事干预与镇压。”【23】这种恐惧渗透在共产主义史学著作中。【24】
戴高乐5月30日对全国的讲话并未开启罢工浪潮历史的新阶段;相反，它延续了军方、警方及其民间盟友早已开启的秩序重建进程。换言之，与其说这次讲话是一个转折点，不如说它标志着国家权力的戏剧性重振，而这种权力本身早已在场且活跃。【25】一如往常，政府在法国广播电视局部署了数百名警力，以确保将军讲话期间广播信号不受干扰。【26】戴高乐通过广播发表演说，从而唤起他1940年6月18日从伦敦发出抵抗纳粹侵略者那篇著名号召的记忆。尽管他在阿尔及利亚战争引发的危机期间所作的电视讲话非常有效，但这次广播演说证明了在所谓的电视时代，无线电波依然具有持续的影响力。【27】将军意识到他前一周的电视讲话是一次失败，他愿意回归他青年时代的媒介。正如左翼激进分子在街垒和示威游行中所亲身体验的那样，广播比电视——尤其是在讲话播出的午后时段——更易于接触，也更加灵活。
5月30日的演说包含两部分。第一部分宣称了共和合法性的传统。总统告知那个选举了他的国家，他决心留任，并让蓬皮杜继续担任总理。他运用总统特权解散了国民议会，并——如其反对派所一直要求的——宣布举行新的立法选举。在这件事上，将军是依照法国的政治传统行事的。在动荡之后，法国常常举行选举以使受挑战或新建立的秩序获得合法性。1945年至1946年第四共和国宪法获得批准时如此，1958年第五共和国宪法通过时亦如此。【28】如同在以往的共和国一样，议会的更新将化解危机。将军的目标是将议会左派要求新选举的呼声反过来对付他们自己。他相信“深层的法国”（la France profonde）——这早已是戴高乐主义话语中的核心概念——将战胜那些被他定义为颓废而自私的精英们的对手。
讲话的第二部分则不那么民主，而更具论战性。他将持续的动荡归咎于“极权主义的”共产主义者及其盟友，他们利用“恐吓、灌输和暴政”来阻止“学生学习、教师教学、工人工作”。为了对抗所谓的共产主义胁迫，他敦促组建公民行动委员会。他以令人联想到国家在1947至1948年镇压起义性罢工、乃至大革命时期恐怖统治的措辞，将省长重新命名为“共和国专员”，其主要任务是抵抗“颠覆活动”。戴高乐始终认为，若没有一个强大而高效的国家，法国便无力处理内外事务。唯有秩序的共和国才能抗衡威胁国家的封建势力(féodalités)或离心力量。将军将展示，国家的孱弱只是暂时的，他能轻易地令其复苏。在他发表讲话的当天，他的内政部长命令所有省长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促使复工：“你们的即刻职责是扫除一切阻碍工作权利的障碍，并终结优先机构中的占领行为。”【29】
戴高乐警告全国，“过气的”政客们(暗指但未指名密特朗与孟戴斯-弗朗斯)正试图从混乱中渔利，但他暗示，他们的野心(如同俄国的亚历山大·克伦斯基)将助长“独裁”与“极权共产主义”的胜利。由此，将军将法国共产党与颠覆和混乱直接联系在一起，并利用反共主义来团结整个右翼，包括其中的反戴高乐分子。他的反共主义并非源于苏联威胁或对外部共产主义帝国的敌意——恰恰相反，他最近已与这些帝国高调地建立了缓和关系。相反，它基于对共产主义作为内部威胁的恐惧。这种重燃的反共主义，让人回想起首个戴高乐主义政党——法兰西人民联盟，它诞生于冷战时期，当时殷实的资产阶级和其他人担心法国共产党可能上台执政。反共呼吁曾在1962年与1967年的立法选举中为戴高乐派赢得了多数席位。将军相信新的议会选举将再次带来一个扩大的反法国共产党多数派。要求选举还有额外的好处，即加剧了议会左派与左翼激进分子之间的分裂。
对重建秩序的强调导致反对派将这次讲话称为“波拿巴主义的”。据密特朗说，“这是雾月十八日的声音。这是十二月二日的声音。这是五月十三日的声音……这是独裁。”【30】与其说它是波拿巴主义的——如议会左派所声称的，或是法西斯主义的——如左翼激进分子所断言的，这次讲话或许更应被视为共和派在应对罢工浪潮与示威游行时恢复秩序这一传统的一部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中后的克列孟梭;1920年代的雷蒙·普恩加莱;人民阵线末期的爱德华·达拉第和保罗·雷诺，都曾有过类似举动。应当指出，戴高乐省略了他先前对公投的要求，由此表明他更像一个秩序的共和派，而非波拿巴主义者。【31】一份内政部消息来源指出，无论是共和派还是波拿巴主义，他的讲话都令对手方寸大乱：“总统宣布的决定……造成了心理冲击，使许多人从被遗弃感中解脱出来。反对派陷入了混乱。”【32】富有历史学识的观察者评论道，“人们本以为会听到枫丹白露的告别辞，结果却是从厄尔巴岛归来。”【33】戴高乐表明留任意向的坚定信号，提振了其忠实信徒的士气，并平息了左翼戴高乐主义者以及许多独立共和党人中日益增长的躁动——这些人早先曾要求蓬皮杜因未能重建秩序与恢复正常工作常规而辞职。【34】
这次讲话对巴黎的学生和工人产生了直接反响。【35】它令极左翼与极右翼都感到意外，双方此前都预计将军会辞职。或许最引人注目的是，讲话让一向敢言的楠泰尔学生暂时噤声。科恩-本迪特指出，“恐惧会削弱战斗性，我们知道戴高乐将军的讲话给激进分子们制造了某种恐惧。”【36】丹尼将投票箱视作极左翼的陷阱。戴高乐承诺的“资产阶级选举”将以惯常的政治活动取代总罢工，而在激进分子看来，总罢工才提供了某种革命性工人管控的可能。【37】这场运动的力量始终在议会之外，直接攻击雇主与国家。戴高乐有效地“打击了”并“吓阻了”某些行动委员会。一位国家科学研究中心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对掌权的戴高乐主义进行了历史分析：“戴高乐主义政权起初是一个自由帝国，但它最终将成为一个佛朗哥式的威权政权。”一位与三月二十二日运动关系密切的街头斗士将此次讲话定性为“法西斯主义的”。【38】在可被归类为极左翼的组织中，唯有异质的统一社会党决定参与竞选活动。【39】根据一份警方公告，它抱有成为主要政治角色的希望，因为它认为法国共产党与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已然过时，“无法满足工人与学生们的新要求。”【40】
共产主义者抗议戴高乐主义“雇佣兵”——即那些将军为对抗“极权共产主义”的“颠覆活动”而鼓励的公民行动委员会的激进分子——的威吓手段。【41】法国共产党官员指责戴高乐正在助长极右翼的暴力势力，而瓦尔德克·罗歇则提出在“戴高乐式独裁与民主”之间做出选择。【42】意识到1967年希腊共产党在上校们政变后的命运，法国共产党人心存忧虑。戴高乐在言辞上的强硬也吓阻了工会领袖。法国民主劳工联合会指责戴高乐“以恐惧与独裁来讹诈国家”。【43】塞居伊反对“那些可能导致与镇压力量发生流血冲突……并走向军事独裁的行动。”【44】法国总工会对将军向军队的示好以及军队在巴黎周边出现如此恐惧，以至于它断然拒绝了其他工会提议在6月1日举行的一场示威游行。【45】它随后会相当夸张地声称，正是它的温和姿态阻止了法国发生一场希腊式或印度尼西亚式的反共政变。共产主义报刊赞扬了法国总工会的审慎，后者对以“无政府状态为借口”发动“军事政变”的可能性保持警惕。【46】戴高乐的讲话加强了那些曾希望发生深刻政治或社会变革的工人中的沮丧情绪。据警方称，这次讲话使工人“处于守势。工会领袖们筹备了战略撤退。”【47】内政部官员得出结论，“法国总工会……如今只关心职业议题。它已放弃了‘人民政府’的诉求。它现在希望的是基于能给工人带来好处的谈判来实现复工。”
威胁动用军事干预来对付罢工者，吓住了巴黎地区的工人阶级激进分子。在雷诺工厂，法国总工会的激进分子们知晓“重大的部队调动，尤其是装甲车和伞兵正被调往巴黎。此外，大量秘密军组织的军官正被释放(出狱)。”【48】在伊斯帕诺公司，一家雇佣了4300名工人的企业，罢工委员会将此次讲话解读为“以内战来讹诈工人”的企图。【49】巴黎一家罢工公司的高管们相信，军队即将占领巴黎。【50】香榭丽舍大街示威游行结束数小时后，警方报告称，一百辆满载右翼分子的汽车冲向歌剧院，骚扰那里的罢工工人。【51】罢工者以高压水枪喷射作为回击。周五夜间或周六凌晨，右翼分子将火转向左翼，向罢工者占据的默东天文台大门投掷了五枚莫洛托夫鸡尾酒。政府关闭了枪支商店，并命令它们用格栅或铁制百叶窗加固窗户以防止抢劫。【52】瓦勒德瓦兹省省长报告称，总统的讲话及随后的香榭丽舍大街示威游行“对民众产生了深刻印象。”【53】农民们自然支持总统，但在讲话之后，中小企业的工人们返回了工作岗位。最“引人注目”的是，所有壳牌加油站都重新开业了。
讲话的影响力因紧随其后的一场大规模街头示威游行而得到增强。或许有三十万或四十万人(警方称“数十万人”)聚集在香榭丽舍大街上支持将军。【54】自事件爆发以来，右翼首次能够在首都的宽阔大道上与左翼在人数上相抗衡甚至超越。示威游行期间，警方偏袒戴高乐主义者，允许记者们使用那些在报道左翼示威时曾被禁止使用的频率。公民行动委员会的恶棍们恐吓记者，而政府则向编辑们施压，要求对这场示威进行正面报道。【55】这场大规模的反示威并非对总统支持的自发表达。五月末，像罗歇·弗雷这样的戴高乐派领袖忧心忡忡，因为整个五月期间，只有极右翼团体——例如“西方”——敢于挑战左翼对巴黎街道的统治。他们决定策划一场属于自己的大规模游行，以展示一个更受尊敬的右翼的力量。一些与抵抗运动相关的退伍军人团体，如自由法国人协会，团结起来捍卫政权。一个名为“保卫共和国委员会”的组织网络提供了戴高乐派激进分子的支持。这些努力在5月30日的示威活动中达到顶峰，它促成了年轻与年长、平民与军人、工人与资产者的融合。【56】正如安德烈·马尔罗所言，他们是地铁里的人。更确切地说，这群人代表了那些对罢工与侵犯财产行为持敌视态度的广大法国民众。能够获得汽油的小雇主们大量到场，而店主们在这群人中的比例或许过高。【57】示威者的庞大与异质性表明，与复辟王朝和奥尔良王朝不同，“查理国王”的政权在其最严重的危机时刻拥有积极的民众支持。在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的法国，唯有重大战争的失败——而非街头示威或罢工——才能推翻波拿巴主义与共和形式的政府。然而，戴高乐派试图将此次示威塑造成体面右翼的展示，这一努力并非完全成功。“法属阿尔及利亚”支持者的在场以及“把科恩-本迪特送到达豪”的喊叫，暴露了其中一些人的极端主义与法西斯倾向。【58】他们在人群中的出现预示着示威之后戴高乐主义与极右翼的和解。5月30日的集会表明，政治奇观的势头与活力已转向政权的支持者一方。为了重建秩序并在选举中获益，政府不愿谴责或否认极右翼。
和解本是困难的，但极左翼的活力重振了极右翼。五月上旬，蒂克西埃-维尼扬古以与左翼激进分子自身同样的夸张口吻，斥责“一个正在瓦解、被一个年轻的德国狂热分子所淹没的政权。”【59】以类似的措辞，“西方”组织呼吁公众拒绝“政府的消极被动，这种消极已毁掉了军队、大学，并将毁灭法国。”【60】整个五月，民族主义与君主主义右翼设法在巴黎西部的街头组织了人数相对较少的示威。示威的规模反映出极右翼内部惯常存在的深刻分裂。然而，据内政部官员称，这些反马克思主义者与反戴高乐主义者代表了黑脚(从阿尔及利亚撤回的法国侨民)与倾向于暴力的前秘密军组织成员中“一个重要的派别”。【61】警方声明，5月14日，1500名极右翼分子聚集在星形广场附近，向协和广场进发，其中有少数人溜走去向中国大使馆投掷石块。【62】5月15日，1000人从星形广场游行至圣拉扎尔火车站;5月17日，1000人从凯旋门列队行至玛德莱娜教堂;5月18日，3000人重复了同样的路线。【63】6月4日，一群极右翼青年闯入香榭丽舍大街上一次规模可观的戴高乐派示威游行，并鼓动人群立即发动攻击，“去把索邦大学冲刷干净”。【64】其头目被逮捕。警方承认，左翼与右翼之间的地理对峙仍在继续，当时参加无名战士墓火焰仪式的250名退伍军人，与在附近的汽车制造商协会总部抗议的2000名冶金工人发生了混战。【65】
在5月13日学生与工人大规模示威游行之后，警方指出，蒂克西埃的共和自由联盟的一些成员开始主张与戴高乐派结成联盟以对抗左翼。【66】内政部官员报告称，要求赦免已被定罪的前秘密军组织领袖或同路人——拉乌尔·萨朗、乔治·皮杜尔与雅克·苏斯戴尔——的压力正在积聚。【67】为此，蒂克西埃的政党组建了一个“争取自由委员会”。【68】蒂克西埃倾向于“秩序”而非“混乱”，并“决定至少暂时支持戴高乐派政府”。然而，警方披露，蒂克西埃“坚持一项关键条件——前将军萨朗必须被特赦并获释”。【69】蒂克西埃与戴高乐主义的和解疏远了他自己党内的重要成员，该党政治局投票决定暂停他的职务。他对暂停决定的合法性提出异议，并设法维持了对党报《联盟》的控制。【70】在竞选活动期间，1950年代民粹右翼的先驱、仍是商业与手工业者保卫联盟主席的皮埃尔·布热德，也呼吁大规模投票支持戴高乐派的共和国民主人士联盟。【71】据警方称，作为回报，政权决定正式承认商业与手工业者保卫联盟为一个“代表性组织”。【72】布热德认为小企业终于在第五共和国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并成为戴高乐所谓拒绝资本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第三条道路”的拥趸。政府已成功笼络了至少一部分中下层阶级。
5月31日星期五，将军履行了其在讲话中提出的内阁改组承诺。此次重组偏向正统戴高乐派或秩序派戴高乐分子，而非左翼戴高乐主义者。后者获得了一些部长职位，但没有任何涉及经济或社会事务的重要职务。“扩张主义者”阿尔班·夏朗东被任命负责工业，忠诚的莫里斯·顾夫·德姆维尔成为经济与财政部长。最重要的变动之一是，强硬派的伊夫·盖纳被任命为信息部长兼国家媒体垄断机构的负责人。该政权显然决心重新控制法国广播电视局。如我们所见，政府与警方曾指责私营广播电台煽动造反。蓬皮杜及其他高级官员曾反复抨击卢森堡广播电视台与欧洲第一台不负责任地鼓励示威游行。由于法国广播电视局的罢工，这两家电台都获得了新的听众与影响力。政府想要审查电波，以防止激进分子因从调至欧洲第一台的晶体管收音机中听到警方调动消息而聚集到冲突现场。【73】总体而言，广播对示威活动的报道鼓舞了抗议者与街垒建造者的士气。
五月的事件在“媒介化”(mediatized)一词的每种意义上都保持了高度的媒介化。在那个月，罢工的印刷工人拒绝出版主要报纸的版面，由此引发了关于新闻自由的激烈辩论。警方查明，加入工会的印刷工人阻止了《巴黎人解放报》的出版，该报当时正准备刊发一篇题为“巴黎大众运输公司出现复工初步迹象”的报道。【74】在5月25日至26日的周末，内政部报告称，“警方与罢工的印刷工人在该报印刷厂外发生了对峙。”【75】另一群报业工人阻止了戴高乐派报纸《民族报》宣传5月30日的香榭丽舍大街示威游行——据政府支持者称，这场游行是“支持民主与自由的”。【76】警方证实，5月29日，塑性炸药严重损坏了《民族报》(里尔街)的办公室。【77】内政部消息来源称，到月底时，立场偏左的《鸭鸣报》的编辑们私下对法国总工会试图实施审查的行为表示痛惜。【78】《鸭鸣报》确实刊登了法国总工会巴黎图书业分会的一份公报，该公报授权出版报刊，“只要它们客观地履行提供信息的使命。”【79】
尽管观察家们常评论广播的重要性，但印刷媒体或许在1968年达到了其影响力的巅峰。事实上，在最后一个街垒之夜，即6月11日至12日，一千名示威者(据警方称)以火一般的方式向报业致敬，他们聚集在《法兰西晚报》办公楼前焚烧当天的报纸。【80】危机加剧了人们发笑的欲望，当讽刺刊物《鸭鸣报》将其副刊插入《战斗报》时，后者的发行量——据警方估计——从七万份飙升至二十万份。【81】与此同时，极其严肃的《世界报》达到了其发行量顶峰。尽管报亭、交通和邮政电讯部门的罢工阻碍了其在外省及订户中的发行，其发行量依然打破了所有记录。【82】5月13日大规模示威之后，该报售出63.8万份;密特朗发表讲话表示愿意担任总统候选人(5月28日)之后，售出60.9万份;戴高乐离开巴黎时，售出68.8万份;当他返回重新掌控局面时，达到创纪录的73.21万份。相比之下，1964年10月16日报道赫鲁晓夫辞职与中国原子弹爆炸的那一期仅售出37.1689万份。1965年12月5日总统选举的结果仅吸引了50.28万名购买者。由此可见，1968年5月本身即是——且一直是——一部畅销作品。警方通常对媒体持敌视态度，包括主流报刊，甚至官方的法国广播电视局，他们认为媒体夸大了警察的暴行，鼓励了学生与工人罢工，并忽视了工作权利遭侵犯的事实。【83】五月事件后，警方以诽谤罪起诉了《战斗报》、《愤激派》以及法国学生联合会那本反警察的《五月黑色日记》的作者们。
盖纳似乎是让媒体就范的合适人选。作为邮政电讯部长，他早在5月18日就对罢工者动用了武力。【84】人们相信，他正是那位能够有效执行将军5月19日“解雇煽动者”命令的主事者。【85】5月23日，盖纳曾拒绝允许记者使用无线电频率。在总统5月30日讲话之后，盖纳立即命令所有邮政电讯部门公务员于次日复工。【86】他表示希望纠察队能尊重工作权利，但若不然，他承诺将鼓励组建“复工委员会”。法国广播电视局的安保力量重新控制了办公室与演播室的出入通道，唯有受信任的——即戴高乐派的——记者才被允许进入。【87】盖纳鼓励在伊西莱穆利诺组建一个反罢工委员会，其成员曾参加过那场声势浩大的香榭丽舍大街示威游行。【88】5月31日至6月1日，他在新部委中的首批决定之一，便是命令警方驱逐自5月20日起便占据伊西的法国广播电视局办公室的罢工者。【89】他们同意离开，“条件是必须被警察赶出去。那一刻，仅仅需要一名警官与三名警员到场，该中心便毫无困难地重归管理层掌控。”【90】6月3日，他命令共和国保安队包围广播大厦，并威胁动用军队人员来打破其罢工。6月4日，军队接管了发射塔。【91】此后不久，治安部队侵入了该建筑。6月4日，电视公民行动委员会的反罢工者要求解雇那些参与了停工行动的知名记者——包括弗朗索瓦·德·克洛塞、埃马纽埃尔·德·拉塔耶、莱昂·齐特龙、阿兰·德·塞杜伊、安德烈·哈里斯以及菲利普·拉布罗。【92】为了撼动等级体系，盖纳迅速解雇了——或许，他本人也承认，“不公正地”——数名高级官员。【93】到6月7日，由同情甚至阿谀的米歇尔·德鲁瓦对戴高乐进行的电视采访，是法国广播电视局正被驯化的又一迹象。然而，罢工仍在继续，记者们坚持要求从政府那里赢得更大的自主权，大部分人员直到月底才返回岗位。【94】记者中最后的坚守者于7月12日回到了他们的办公桌前。
政府街头支持者的行动辅助了其对电波的控制。香榭丽舍大街的示威游行使得右翼几乎毫无争议地控制了巴黎西部。三百辆满载右翼示威者的汽车从香榭丽舍大街驶向附近的欧洲第一台总部进行抗议。【95】5月31日，警方报告称，数十人的右翼小团体在卢森堡广播电视台与欧洲第一台总部前示威。【96】示威者抗议这两家电台“不公正的”报道，高唱《马赛曲》，挥舞三色旗。类似的示威在随后几夜不断重复，并持续到六月中旬。【97】来自下层与上层的双重压力是有效的，两家私营广播电台都“变得循规蹈矩”，并对政府更为有利。据政府官员称，它们“改变了态度，缓和了新闻节目的语气。它们以技术故障为借口，在凌晨一点停止广播。看来它们正在进行重组。”【98】
注释与参考文献
【1】1968年5月30日，AN 820599/40。
【2】让-雷蒙·图尔努，《将军的五月》(巴黎，1969)，第254–255页;阿德里安·丹塞特，《1968年5月》(巴黎，1971)，第314页。
【3】雅克·巴尼亚克，《寻回的五月》(巴黎，1978)，第155页;雅克·马絮将军，《巴登68：一份戴高乐式忠诚的回忆》(巴黎，1983)，第21页;1968年5月28日，AN 820599/40。
【4】关于马絮的声誉，参见戴维·L.沙尔克，《战争与象牙塔：阿尔及利亚与越南》(纽约，1991)，第17页。
【5】马絮，《巴登》，第119页。
【6】丹塞特，《五月》，第299页;克里斯蒂安·沙里埃，《愤激派的春天》(巴黎，1968)，第344页;让·拉库蒂尔，《戴高乐：统治者，1945–1970》，艾伦·谢里登译(纽约与伦敦，1992)，第541页。
【7】弗朗索瓦·布里科，“艰难的重新掌控”，《证据》，第218期(1969年5–6月)：第44页。
【8】此事件颇为复杂，或许反映了将军的困惑。最佳叙述见于拉库蒂尔，《戴高乐》，第544–554页。另见丹塞特，《五月》，第304页;图尔努，《月份》，第290页。
【9】让·图沙尔，《戴高乐主义，1940–1969》(巴黎，1978)，第67页。
【10】弗兰克·格奥尔基，“权力在街头：香榭丽舍大街的戴高乐派示威游行(1968年5月30日)”，《二十世纪》，第48期(1995)：第50页;克洛德·帕亚，《秘密档案，1968–69：一个可怕年份的幕后》(巴黎，1969)，第215–220页;朱利安·杰克逊，“戴高乐与1968年5月”，载于休·高夫与约翰·霍恩编，《戴高乐与二十世纪的法国》(伦敦，1994)，第138页。
【11】阿兰·德·布瓦西厄，《为将军服务，1946–1970》(巴黎，1982)，第193页。
【12】对比雷蒙·阿隆，《寻而不获的革命》(巴黎，1968)，第144页;阿兰·图雷纳，《五月运动：造反与改革》，伦纳德·F.X.梅休译(纽约，1979)，第229页。
【13】1968年5月29日，Fa 261，APP;1968年5月25日，Fa 275，APP。
【14】1968年5月25日，Fa 275，APP;1968年5月31日，Fa 261，APP。
【15】丹塞特，《五月》，第277、291、297页。
【16】1968年2月29日，Fa 282，APP。
【17】1968年5月27日，Fa 259，APP。
【18】1968年6月28日，AN 800273/61。
【19】参见关于邮政电讯部门罢工的报告，工业、邮政与电信部，1968年5月至8月，AN 810484。
【20】1968年5月31日，AN 829599/40;1968年6月6日，AN 820599/41。
【21】丹塞特，《五月》，第299页;莫里斯·格里莫，“1968年5月，二十年后：国家面对危机”，载于热纳维耶芙·德雷福斯-阿尔芒与洛朗·热尔弗罗编，《1968年5月：法国与世界的学生运动》(楠泰尔，1988)，第73、300页。
【22】莫里斯·格里莫，《五月，随心所欲》(巴黎，1977)，第253页。
【23】引自图尔努，《月份》，第307页。
【24】参见罗歇·马尔泰利，《1968年5月》(巴黎，1988)，第159页;洛朗·萨利尼，《无产者的五月》(巴黎，1968)，第122页。
【25】对比吉勒·勒贝盖克，“国家万象”，载于热纳维耶芙·德雷福斯-阿尔芒、罗贝尔·弗兰克、玛丽-弗朗索瓦丝·莱维、米歇尔·赞卡里尼-富内尔编，《六八年年代：抗争的时代》(布鲁塞尔，2000)，第469页。
【26】1968年5月30日，Fa 261，APP。
【27】康拉德·杜塞尔，“从广播时代到电视时代：社会史视角下的媒介变革”，载于阿克塞尔·希尔特、德特勒夫·西格弗里德与卡尔·克里斯蒂安·拉默斯编，《动荡时代：两个德国社会中的六十年代》(汉堡，2000)，第673页。
【28】勒内·雷蒙，《规则与同意》(巴黎，1979)，第370页。
【29】1968年5月30日，AN 800273/61。
【30】引自沙里埃，《春天》，第350页。
【31】关于戴高乐的“波拿巴主义”，参见罗伯特·吉尔德，《法国历史中的过去》(纽黑文与伦敦，1994)，第82–86、108–109页。
【32】1968年5月31日，AN 820599/40。
【33】菲利普·博沙尔与莫里斯·布吕泽克，《经受考验的工会主义》(巴黎，1968)，第116页。
【34】图尔努，《月份》，第271页。
【35】《今日》，第2期，1968年5月31日;《面对机器：在伊斯帕诺-苏伊扎的激进主义经历》(巴黎，1970)，第183页;F.德·马索，《总罢工(1968年5–6月)》(巴黎，1968)，第216–217页;皮埃尔·格拉潘，《杨树岛》(南锡，1993)，第260页。
【36】引自让·贝托利诺，《捣乱分子》(巴黎，1969)，第395页。
【37】阿兰·施纳普与皮埃尔·维达尔-纳凯，《学生公社日志》(巴黎，1969)，第408、411、501页。
【38】皮埃尔·珀什莫尔，《比以往更有活力》(巴黎，1968)，第132页。
【39】罗朗·比亚尔，《1945年至今的极左翼词典》(巴黎，1978)，第294页。
【40】1968年6月5日，AN 820599/41。
【41】法国共产党圣克卢支部;默东、沙维尔、塞夫尔行动委员会，《1968年5月传单》，法国国家图书馆。
【42】引自马尔泰利，《五月》，第227页;勒内·安德里厄，《共产党人与革命》(巴黎，1968)，第131页。
【43】引自博沙尔与布吕泽克，《工会主义》，第118页。
【44】引自同上，第305页。
【45】L.阿斯特(国民教育联合会全国委员会委员)，载于“证词”，《我们时代的历史资料》，第20期(1990年7–9月)：第52页;雅克·弗雷蒙捷，《工人堡垒：雷诺》(巴黎，1971)，第366页。
【46】《新法兰西》周刊，引自博沙尔与布吕泽克，《工会主义》，第292页。
【47】1968年5月31日，AN 820599/40。
【48】法国总工会雷诺国营工厂联合会，《33天34夜》(巴黎，无出版日期)，第12页。
【49】“伊斯帕诺-苏伊扎罢工委员会”，《1968年5月传单》，法国国家图书馆。
【50】阿尔弗雷德·维尔纳、卡特琳·加若多与乔治·本吉吉，《运动中的干部群体》(巴黎，1969)，第89页;沙里埃，《春天》，第356页;亨利·西蒙口述史项目，1994年工人访谈。
【51】1968年5月30日，Fa 261，APP。
【52】同上。
【53】1968年5月31日，AN 800273/61。
【54】30万是巴黎警察总局提供的数字。见丹塞特，《五月》，第292–326页;埃马纽埃尔·苏希耶编，《1968年5月》(巴黎，1988)，第47页;1968年5月30日，Fa 261，APP。
【55】另一方面，应记得在五月下半月，法国总工会曾试图审查保守派报纸。见下文。
【56】皮埃尔·安德罗、A.多韦尔涅与L.M.拉古特，《革命的五月》(巴黎，1968)，第205页。
【57】吕西安·里乌与勒内·巴克曼，《五月的爆发》(巴黎，1968)，第467–470页。
【58】格奥尔基，“权力在街头”，第59页。
【59】引自1968年5月9日警方报告，AN 820599/40。
【60】引自1968年5月18日警方报告，AN 820599/40。
【61】1968年5月30日，AN 820599/40。
【62】1968年5月14日，Fa 255，APP。
【63】1968年5月30日，AN 820599/40。
【64】1968年6月4日，Fa 269，APP;1968年7月9日，Fa 274，APP。
【65】1968年6月6日，Fa 270，APP。
【66】1968年5月22日，AN 820599/40。
【67】1968年5月14日，AN 820599/40。
【68】1968年5月31日，AN 820599/40。五月底，罗歇·奥兰德尔创建了一个新的民族主义组织，其口号为“秩序与祖国”。
【69】1968年6月5日，AN 820599/41。关于萨朗的审判，见阿利斯泰尔·霍恩，《一场残酷的和平战争：阿尔及利亚1954–1962》(纽约，1987)，第542页。
【70】1968年6月11日，AN 820599/41。
【71】1968年6月14日，AN 820599/41。
【72】1968年6月24日，AN 820599/41。
【73】1968年6月14日，AN 820599/41。
【74】1968年5月24日，AN 820599/40。
【75】1968年5月27日，AN 820599/40。
【76】1968年5月30日，AN 820599/40。
【77】1968年5月29日，Fa 266，APP。
【78】1968年6月4日，AN 820599/41。
【79】《鸭鸣报》，1968年5月22日。
【80】1968年6月19日，Fa 274，APP。
【81】1968年5月30日，AN 820599/40。
【82】以下数据引自1968年6月5日警方公告，AN 820599/41。
【83】1968年6月24日，AN 800273/61。
【84】让-皮埃尔·菲柳，“危机中的政府与领导层”，载于《1968年5月在法国广播电视局》(巴黎，1987)，第176页。
【85】安德烈-让·蒂代斯克引自“广播、示威与权力”，载于《1968年5月在法国广播电视局》，第154页。
【86】总指示，邮政与电信部长，1968年5月30日，AN 810484。
【87】1968年5月31日，AN 820599/40。
【88】同上。
【89】让-皮埃尔·菲柳，“冲突期间的跨工会组织”，载于《1968年5月在法国广播电视局》，第47页;1968年6月4日，AN 820599/41。
【90】1968年6月4日，AN 820599/41。
【91】苏希耶，《1968年5月》，第40页;1968年6月6日，AN 820599/41。
【92】让-皮埃尔·马内尔与阿洛梅·普拉内尔，《法国广播电视局的危机》(巴黎，1968)，第93页。
【93】克里斯蒂娜·马尼冈与伊莎贝尔·韦拉-马松，“记者与危机”，载于《1968年5月在法国广播电视局》，第83页。
【94】1968年6月11日，AN 820599/41;1968年6月26日，AN 820599/41。
【95】1968年5月30日，Fa 261，APP。
【96】1968年5月31日，AN 820599/40。
【97】1968年6月1日，Fa 269，APP;1968年6月21日，Fa 275，APP。
【98】国家警察总局，情报总局，每日公告，1968年6月14日，AN 820599/41。
「 支持乌有之乡！」
乌有之乡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乌有之乡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