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左翼媒体如何报道法国学运

译者前言：

相信大家都关注了近日的法国学生运动。令人振奋的，不仅是法国学生反抗不公的决心与勇气，还有他们在行动中建立起来的团结：来自不同社会经济背景、就读于不同高中、原本拥有不同升学前景的青年，走到一起，声援彼此的诉求;面对警察的推进，学生，家长，教师和工人们挽起手臂、组成人链，以相互保护的行动回应恐吓与压力。这种团结并非理所当然。在一个不断按照家庭资源、居住地区和学业成绩将青年分流的教育体系中，能够跨越这些界限，认识到彼此处境之间的联系，本身就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与此同时，法国工会面对右倾政策的共同抵抗，以及以法国不屈党为代表的部分左翼党派对学生运动的支持，也让我们看到：学生对教育与未来的忧虑，能够与劳动者对工作条件、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的关切汇合，形成更广泛的社会抗争。

然而，法国以及中国国内的一些主流媒体，仍在不遗余力地歪曲、污名化这场运动。BFMTV、CNews等电视媒体，乃至法国公共电视集团France Télévisions的部分报道，都将镜头集中于运动的“暴力性”，反复播放冲突、破坏和抢掠的画面。少数人的行为因此被放大，成为理解整场运动的框架;学生与教师为何走上街头，他们究竟反对什么、要求什么，却往往被压缩成几句苍白而空泛的概述。

在这样的叙述中，我们看不到法国共和传统中平等理想与社会现实之间的矛盾，看不到包括1968年五月运动在内的学生抗争历史，看不到新自由主义政策下不断加剧的教育不平等，也看不到从希拉克时期到马克龙时期，历届政府在推动教育竞争、社会分化与公共服务重组过程中所承担的责任。取而代之的，是几个熟悉的标签：“爱抱怨”的法国人、“永远不知满足”的民众，以及“被左翼洗脑”的激进青年。政治问题被改写成性格问题，社会矛盾被简化为个人缺陷。

耐人寻味的是，在中国这个社会主义国家，一些主流媒体和缺乏深度的所谓“政治科普博主”，也在积极传播类似的论调。他们仿佛认定，青年关于教育平等、反对优绩主义与过度竞争、反对警察暴力，以及反对工人阶级遭受压迫的诉求，都只是被人“鼓动”的结果，而不是对自身处境的真实思考与回应。仿佛这些接近成年的高中生没有主体性，无法理解自己的生活，更不可能形成自己的政治判断，只能任人摆布。

这种观点，是对青少年，尤其是工人阶级青少年的轻蔑。谁被承认为“成熟”“理性”，谁被指责为“冲动”“无知”，往往取决于一套带有鲜明阶级色彩的标准：学历、语言表达、文化品味、行为习惯，乃至肤色与居住地区。符合精英期待的青年被视为有判断力的个体，表达愤怒的底层学生却被当作需要管教的对象。他们因现实处境而产生的不安、愤怒和反抗，就这样被归结为“不够成熟”。

一旦问题被如此定义，所谓的解决办法也就顺理成章地变成了压制与训诫：强调“责任”，重申“家长权威”，要求青年学会服从，却回避究竟是什么使他们感到不公、看不到未来。在法国，这种对学生运动的偏颇呈现，恰好呼应了马克龙政府对所谓“法律与秩序”的强调，也为大规模警察镇压和暴力执法提供了舆论上的正当化。

这些话语也在部分国内保守精英那里获得了共鸣。面对青年日益增长的不满，他们同样倾向于将问题归咎于青年“不懂事”“被煽动”，而不是认真回应产生这些不满的社会条件。

我们不能继续让这种抹去历史、否认青年主体性、将社会抗争一概嘲讽为无理取闹的论调，垄断对法国学生运动的解释。理解一场运动，至少应当先听见参与者的声音，了解他们的处境，并认真对待他们提出的问题。

下面，我挑选了六篇法国左翼媒体的报道，以及一篇《世界报》的优质报道，进行了机翻整理。我希望为大家理解此次法国学生运动提供不同的视角，也让那些被冲突画面和轻率标签遮蔽的诉求、经验与团结，重新进入我们的视野。

之后会更新更多。

高中生运动：逾6,500人被捕，数百名青少年因警方拘留经历遭受心理创伤短短两周内，对高中生运动的镇压，其任意性与残暴程度已屡创新高。律师和学生讲述了他们在警方拘留期间目睹或遭受的种种情形；与此同时，一些社会组织已向联合国提出申诉。

原文链接：https://basta.media/Mouvement-lyceen-6500-interpellations-adolescents-traumatises-garde-a-vue

“总不至于因为他推着一辆购物车，就把他带走吧?”在塞纳—圣但尼省(Seine-Saint-Denis)勒布尔热高中(lycée Grenoble)附近几米处，邻近初中的教师阿加特担忧地看着两名被警察团团围住的年轻人。当天早晨，他们正准备前往自己高中的封锁现场。这个星期二，正值高中生运动的第三轮行动。她拍摄的视频中，一名警员回答道：“女士，是一名具备相应资格的司法警察官要求我们把他们带回去……”另一名警员打断他：“别跟他们说话。”两名未成年人被警方拘留24小时，随后又被延长拘留一次，直到这个星期三晚上才刚刚走出警察局。他们将在12月受审，而被起诉的唯一原因，是在警方拘留期间拒绝提供手机解锁密码。

在10月7日晚的讲话中，总理塞巴斯蒂安·勒科尔尼(Sébastien Lecornu)没有宣布任何回应高中生运动的新措施或新政策。政府仍固守以警察执法和刑事司法应对运动的立场。根据内政部在10月8日新一轮示威前公布的数据，不到两周内，已有6,547名年轻人在高中生运动中被捕，其中绝大多数是未成年人(87%)。相比之下，在“黄背心”运动最初六个月里，被捕的成年人接近12,000人。

一些律师对这一状况深感忧虑。巴黎律师公会的刑事律师、司法行动集体成员克洛蒂尔德·勒格罗(Clothilde Legros)指出：“在我看来，抓捕措施存在相当严重的滥用，其理由并不总是明确。然而，要将一个人置于警方拘留之下，必须基于其涉嫌实施了可判处监禁的犯罪而将其抓捕。”但这位律师描述的实际情况，却是“缺乏可靠依据的抓捕”。她认为，这体现出一种“通过恐吓来削弱、瓦解这场运动的意图”。

司法部在10月5日发布的一份声明中指出，在6,000多次抓捕中，约有5,000人被置于警方拘留之下，但此后只有1,802名年轻人受到起诉。也就是说，约占被捕者的三分之一，这不禁令人质疑许多警方拘留措施的真正动机。如果被起诉者是未成年人，检察官会将其移送少年法官，由其决定采取临时司法措施或教育措施;或者移送少年法庭，另行安排日后的庭审。需要提醒的是，未成年人并不适用即时审判程序——尽管现任司法部长热拉尔·达尔马宁(Gérald Darmanin)有意将这一程序扩大至未成年人。

除这约1,800名被起诉者之外，还有略少于1,400人须接受替代起诉的措施：禁止进入特定场所(例如他们实施违法行为的邻近高中)、沉浸式体验活动、公益劳动等。其余被捕的年轻人则获释，未被起诉。

“警察自行执法惩处”“从法律上说，只有在有客观理由认为某人实施了违法行为时，才能将其抓捕。”塞尔吉大学(l’université de Cergy)刑法教授、法律与刑事司法机构社会学研究中心(Cesdip)成员奥利维耶·卡恩(Olivier Cahn)，星期三在France Info节目中提醒道。“然而，将被捕人数与其中实际被置于警方拘留、继而受到起诉的人数相比较，就清楚地表明：警方存在一种令人担忧的倾向——大范围撒网，像拖网捕鱼一样抓人，而不是按照法律要求，审慎甄别后再采取行动。”

“警方拘留的人数，与此前的运动——比如‘黄背心’运动，或纳埃尔(Nahel)死亡后爆发的抗争——完全不在一个量级。这些数字已经远远超出合理比例。一种可能的解释是，警方正在把拘留当作一种自行惩处的手段。”政治学研究者、警务问题专家，同时也是Cesdip成员的阿琳·达耶尔(AllineDarière)，在接受Basta!采访时这样评论道。这种警察“自行惩处”，是通过偏离原本严格用途的程序来实施的，例如定额罚款。阿琳·达耶尔正在对工人和低收入群体聚居街区的年轻人开展调查，记录他们遭受的歧视;这些年轻人将此类做法视为“惩罚措施”。而在过去十天被捕的人中，这些年轻人也占了很大一部分，因为高中生运动最初正是在法兰西岛大区（即巴黎及其近郊与远郊）的这些贫困街区兴起的。

这位研究者还提醒人们关注身份核查，这类措施并未在内政部的统计中作为单独项目列出。这里所说的是在警察局进行的身份核查，最多可将当事人留置四小时。因此，这些核查发生在抓捕之后，却不属于警方拘留——这也解释了政府数据中6,500次抓捕与5,000次警方拘留之间的差额。“在警察局进行的身份核查，理论上受到规则约束，实际却缺乏监督，而且经常被用于未成年人。他们同样将其视为一种惩罚措施。”阿琳·达耶尔解释道。

因“规模空前的抓捕”向联合国提出申诉远离勒布尔热(Bourget)，在法国另一端的东比利牛斯省一座小城里，两名年轻人于10月2日因向执法人员投掷柠檬而被警方拘留。那是塞雷高中(lycée Céret)封锁行动的第二天。当天早晨，宪兵阻止高中生靠近自己的学校。几名学生试图穿过去封锁学校，执法人员随即使用了催泪瓦斯。“当时，我看见街道下面有几棵柠檬树。我们扔了些柠檬，还有几个柿子。”埃利奥讲述道。“我们把它们高高抛出去，呈弧线落下。在我看来，这更像是一个没什么伤害性、带有象征意味的举动：他们可是穿着防弹背心的……”

这名年轻人与一位同学一起被捕，在警方拘留中度过了七个小时。他已被传唤于2027年初出庭，原因就是这次投掷行为。“我知道自己的行为违法。但我觉得这样处理并不怎么正当：我们什么都还没做，他们就朝我们喷催泪瓦斯。如果是自己划燃了火柴，就不能反过来抱怨起了火。”“这么多未成年人被警方拘留，我觉得令人愤慨。警察本应捍卫我们的权利，可他们非但没有这样做，反而把我们置于与他们对立的位置，这让人害怕。”埃利奥说道。

他的话与法国人权联盟(LDH)的批评相呼应。该组织谴责了“将年轻人视为需要用战争武器加以制服的内部敌人这一严重的选择”。面对“规模空前的抓捕”，法国人权联盟将与多个高中生、大学生及教师工会，以及学生家长理事会联合会(FCPE)一道，向联合国特别报告员和法国权利捍卫者(译注：此指Défenseurs des droits，法国维护法定权利的公共机构之一)提出申诉。

警方拘留：女律师揭露“年少的孩子们哭泣不止”多名女律师形容，高中生运动中的警方拘留经历令人遭受心理创伤，其间还伴随着种种暴力。16岁的亚当在巴黎大区的一间拘留室里度过了48小时，与他同处一室的还有另外五名年轻人。“床垫不够，所以他把自己的让了出去，睡觉时没有床垫。”律师克洛蒂尔德·勒格罗向Basta!讲述道。她谴责说：“他遭到了执法人员的虐待。搜身时，警察让他脱得只剩内衣，说他胖，用侮辱性的言语羞辱他的身体。”

她的同行、巴黎律师公会律师，同时也是“不断革命”(Révolution Permanente，法国托派团体)组织及司法行动集体活动成员的路易莎·拉穆尔(Louisa Lamour)证实，她曾为多名年轻人提供法律协助，他们都讲述了在警方拘留期间遭受“羞辱和嘲弄”的经历。在博比尼(Bobigny)法院的候押室——即年轻人在被带到检察官面前之前关押的地下拘留室——这位律师说，她“见到了哭泣不止的年少孩子”。

新闻调查也开始披露警察暴力。例如，15岁的伊桑向《Mediapart》讲述道：“两个警察把我带回拘留室。进去以后，一个揪住我的衣领，把我按在水泥床上。另一个用拳头打我的后脑勺，一边说：‘现在就剩你一个人了，你的女律师已经走了，小婊子。’”

除了质疑这些最终没有任何后续结果的警方拘留是否构成滥用，这位律师还警告，高中生正遭到“普遍登记建档”。就这名少女而言，搜身刚结束，一名警员便采集了她的指纹，并给她拍照。“这样做的不止这一个警察局：年轻人刚到，就立即对他们登记建档，不给他们时间与律师交谈。然而，律师本可以告知他们，他们有权拒绝，尽管拒绝本身可能构成违法行为。”当案件被决定不予追诉时，当事人可以申请从相关数据库中删除自己的记录。但前提是，已成年的年轻人或未成年人的父母得知道可以这样做。

“这些街区的孩子，被当作多次累犯的成年人对待”塞雷的高中生埃利奥也说，自己刚进入警察局、律师甚至还没到场，就被登记建档。警员非但没有告知他的权利，反而对他说了一些不当的话。这名年轻人回忆道：“他们问我准备投票给谁，可这跟警方拘留根本毫无关系。他们说梅朗雄比勒庞还要反犹。他们看CNews看得太多了，对我说了一堆毫不掩饰的种族主义言论……”律师离开后，一名警员就那起投掷柠檬的事件给检察官打电话：“他把事情说得更严重了：我听见他对检察官说，‘他有意伤人。’遗憾的是，我的律师已经不在，没法反驳他。”律师原本确信埃利奥会获释且不被起诉，结果他却被传唤于2027年初出庭。“整件事闹得有些过头了。”

早在9月29日下发的一份通报中，司法部长热拉尔·达尔马宁就要求各检察机关“采取最为坚决严厉的态度”。三天后，即10月2日，法国法官工会谴责这一指令，认为它旨在“让一味镇压的做法占据主导”，而不是“优先采取教育性的应对措施”。工会提醒道：“还可以选择另一条道路，我们的欧洲邻国已经在实践：它们制定了缓和冲突或寻求共识的警务原则。”

对于被移送司法机关的年轻人，检察官提出的严厉处置要求，经常会被少年法官减轻。克洛蒂尔德·勒格罗描述道：“少年法官的办公室里，有独角兽海报、算盘……还有一位以对待未成年人应有的方式与他们交谈的法官：平静，而且循循善诱。”在她提供法律协助的未成年人案件中，少年法官没有批准检察官提出的司法监管要求。“相当荒谬的是，这一切竟然要到整个程序的最后才发生。在此之前，这些街区的孩子——其中很多受到种族化对待——已经经历了48小时的警方拘留，其间被当作多次累犯的成年人一样对待。”

“打砸者买单”、未来的庭审：未来几个月挥之不去的沉重压力除了向检察官下达严厉指令，政府最近又重新提出了所谓“打砸者买单”法案。10月5日，政府发言人莫德·布勒容(Maud Bregeon)宣布，参议院将于10月27日对该法案进行一读审议。该法案旨在让父母承担财物损毁的责任，然而，作为未成年人的法定监护人，他们本就负有相应的民事责任。律师路易莎·拉穆尔谴责道：“许多高中生的父母被传唤到警察局，听到这样的警告：‘如果您的孩子再次参加封锁行动，您可能得支付非常高昂的赔偿。’这项法案延续了对工人和低收入群体聚居街区的家长进一步施压、加强社会控制的趋势。”该法案还有另一个主要方向：集体责任。也就是说，仅仅因为身处一个有人实施违法行为的群体之中，或位于违法行为发生地点附近，就可能被定罪。律师埃莉斯·拉勒断然批评道：“这完全是在侵害示威权。集会自由和表达自由是宪法保障的权利。如果这项法案进一步推进，我仍希望宪法委员会能裁定其违宪。”

对于参与高中生运动的已成年年轻人，检察机关的强硬态度体现为采用即时审判程序。他们的律师往往会申请延期审理;鉴于他们没有犯罪前科，这些申请大多数时候会获准。因此，许多庭审将安排在11月和12月举行。

埃米莉就是其中一例。这名年轻女大学生由克洛蒂尔德·勒格罗担任辩护律师，因涉嫌对执行公权力的人员实施暴力，被送交即时审判。“我申请延期审理，因为我们想调取执法记录仪的影像。他们指控这个身形十分瘦弱的年轻女孩实施暴力，但案卷材料少得出奇，而她本人讲述的却是自己遭受暴力的经历。她被按倒在地，被揪着头发拖拽，头撞到了地面。她脸上有伤痕，身上有淤青。”这名学生将于12月受审。

未来出庭的传唤如同沉重的阴影笼罩着这些年轻人，镇压的效果也随之显现。这位律师强调：“接下来几天，我们需要倾听这些年轻人的讲述，给他们一点时间消化创伤。镇压的持久影响将在这时显现：它会让人不敢再去参加示威。”研究者阿琳·达耶尔则提醒说，警察和学校是年轻人最先接触到的国家形象。“我们正在造就这样一代人：他们与国家打交道的最初记忆，将是这场警察镇压和这些警方拘留经历。这会长久地影响他们今后面对公共机构时的反应方式。”

另一些年轻人则不会轻易气馁，比如东比利牛斯省的高中生埃利奥。尽管他打算“低调一点，不再站到最前线”，但10月6日，这名少年还是再次来到佩皮尼昂(Perpignan)市中心，为自己的权利参加示威。开车送他去的母亲会支持他到底：“用这样的方式对待未成年人，就是把暴力变成了稀松平常的事。”她自豪地说，家长们“都站在我们的孩子这一边，而且他们还是非常优秀的学生”。“我们会留在示威现场保护他们，站在最前线。”必要时，她会替儿子站到前面。

谎言与否定：内政部长洛朗·努涅兹（Laurent Nuñez）面临辞职压力面对一场事先未能预料到的大规模高中生动员，政府终于彻底撕下了面具。尤其是洛朗·努涅兹——这位法国警界的头号人物、残酷镇压这场运动的负责人，如今显然遭到了各方的否定：民众、上级，甚至现在连他自己的部下也不再支持他。

原文链接：

https://www.blast-info.fr/articles/2026/mensonges-et-desaveux-laurent-nunez-face-a-sa-demission-s7qykXeyRa6kpaBZx5zD8w

法国现内政部长Laurent Nuñez

“自‘黄背心’运动以来一直心有余悸的政府，采取了极端强调治安管控的应对方式，损害了示威的权利。”——就连《世界报》一贯措辞十分克制的社论，也不得不在10月7日星期三承认这一事实。这场高中生运动始于9月17日克雷泰伊(Créteil)一所学校的首次封锁行动。自运动爆发以来，相关数字令人触目惊心：逾6,600人被捕，其中绝大多数是未成年人；200名学生受伤；法国国家警察监察总局（IGPN）至少已启动18项调查。对于这样的结果，内政部长洛朗·努涅兹曾多次毫不掩饰地表示承担责任，之后才在压力下略微改变了语气。而这三周以来，他似乎根本就没有成功掌控过局面。

极端暴力从高中生为抗议教师短缺和恶劣的学习条件而开始封锁学校起，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人们看到了数十段影像：孩子们被推搡、遭催泪瓦斯袭击、被殴打，甚至受到致残伤害。官方声称，这是为了防止“破坏行为”。然而，除了少数学校发生较大规模的火情之外，所谓破坏始终相当轻微：主要不过是垃圾桶被烧、围栏受损。政府反复挂在嘴边的几起“袭击教师”事件也是如此，其间还接连散布虚假消息，尤其是所谓有人被浇上汽油或遭强酸灼伤的事件，根本就没有发生过。因此，要理解这种肆无忌惮的镇压，就不能忽视最初遭到镇压的年轻人的背景：他们居住在工人和低收入群体聚居的街区，其中相当一部分有移民背景，一次又一次地成为国家种族主义的受害者。

(Eden遭防暴警察围攻的视频片段。译注：他的辩护律师Elsa Marcel是法国托派组织Révolution Permanente的发言人。其它托派团体也积极参与了对学生的实地支持，和工会成员一起组成人链抵挡防暴警察的攻击。)

在全面放行镇压之后，丑闻也就接踵而至。9月28日，圣旺洛莫讷(Saint-Ouen-l’Aumône)一名14岁的高中生伊登(Eden)，被近距离发射的烟雾弹打碎了牙齿和颌骨。第二天，一段少女哭泣的影像传遍社交媒体：一名警察掐着她的脖子，将她的脸压在学校围栏上。再过一天，也就是9月30日，图尔的高中生马埃尔遭防暴弹发射器(LBD)射击，失去了一只眼睛。视频再次被广泛传播：画面中，这个孩子坐在地上，神志恍惚，身下是一摊鲜血。10月2日星期五，在贝尔福，一名警察被推倒在地、随后遭高中生殴打的画面，在各家电视台循环播放。借助社交媒体，现场目击者在几个小时后还原了事情经过：这名警察在被推搡之前，曾粗暴地给一名学生戴上手铐，并将他的脸浸入河水中。这名少年的律师随后以涉嫌故意杀人未遂提出控告，相关调查也随之启动。

仅仅9月28日开始的这一周，就出现了这些影像;此外，还有出动马匹恐吓高中生、暴力抓捕未成年人、大量使用催泪瓦斯等情形。这些画面激起了强烈的愤慨，也促使成年人作出回应：学生家长、劳动者和教育工作人员呼吁在接下来的星期二，与高中生一起参加示威。从运动最初几天起就出现在学校封锁现场的不屈法国（LFI）议员，则号召人们站到警察与年轻人之间，保护他们。

同一周，政府试图反击，指责有“成群的打砸者”混入高中生示威，以此为其残酷的镇压政策辩护。按照内政部长的说法，这标志着事态开始转向“城市暴力”。然而，政府没有解释：既然如此，为什么被捕者中超过80%都是未成年人？也就是说，恰恰就是高中生。其中许多人离开拘留室时已遭受心理创伤;他们被送进去时，往往就已因遭警棍殴打或被拖拽着在地上移动而受伤。媒体报道了大量关于警方拘留期间恐吓和种族主义辱骂的证词：“现在就剩你一个人了，你的女律师已经走了，小婊子!”“肮脏的阿拉伯小崽子!”“早上8点上课上到晚上6点?我们当年也一样，混蛋!”

不过，最好的防守终究还是进攻：星期五，努涅兹在法国电视一台(TF1)上表示，对于使用配发的各种武器，他“没有下达任何要求克制的指令”。这番话仿佛是在向右翼和极右翼的批评者，同时也向自己的警察队伍作出保证。周末一过，这番表态便如回旋镖一般反噬了他。

事实上，10月5日星期一，法国各地的高中封锁行动仍在继续。中午时分，令人惊骇的画面传来：一名高中生倒在地上，左手被整个炸掉。他的手臂末端除了血淋淋的皮肉，已什么都不剩。原因是一枚震爆弹爆炸——也就是说，是警察投掷的。当晚，法国人权联盟痛斥“法治出现了全面倒退”。同一天，上塞纳省省长的官方X账号发布了一张“传唤”数名学生家长的照片，提醒他们对自己的孩子“负有道德和法律责任”。这是一种违背法治原则的司法程序之外的做法。

然而，第二天，也就是星期二一早，洛朗·努涅兹在法国国际广播电台(France Inter)上仍然坚持原来的立场：他拒绝道歉，并再次表示支持执法力量。在这些事件的激励下，随后展开的抗议动员成功实现了原先设定的目标，让不同群体汇聚到同一场运动中。同一天下午，在国民议会会场，面对左翼议员的猛烈质问，内政部长数次失态。谈及儿童遭受致残伤害，他仍然坚持：“这些中间级武器恰恰能够避免使用致命武器，〔……〕我们正在实行的这套警务原则不会受到质疑。”

社会学家塞巴斯蒂安·罗谢(Sebastien Roché)随后在X上纠正道：“该更新一下你们的资料了。所谓‘中间级武器’也是枪械，致死的频率固然较低，但绝不能称为‘非致命武器’。LBD最初是在1995年配发给反恐部队的。”一篇2017年的法新社报道确实指出，在全球范围内，每100名遭Flash-Ball一类武器射击击中的人中，就有3人死亡，约15%的人受到永久性的致残伤害。此外，法国也是欧洲唯一如此大量使用这些所谓“中间级武器”的国家。

尽管竭力应对，到这一天结束时，洛朗·努涅兹仍无力扭转局面，承受了沉重打击：这场规模空前的动员表明，至少有数十万人对警方以这样的方式回应高中生合情合理的诉求感到愤慨。仿佛是最后一击，当天傍晚6点左右，一名担任工会负责人的警察率先在欧洲一台(Europe 1)的直播中，公开否定了他作为“法国头号警察”的权威：“如果我们的人有一个倒下，我们就会撒手不管，任由一切烧起来。”而在这最后一击之后，又有更致命的一击：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当晚紧急召集部分政府成员开会，会议内幕随后泄露给媒体：“这几天他多次大发雷霆，因为他认为警方的应对过于严厉，毫无同理心。”

究竟是谁在指挥谁？（译注：这里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法国军事体系内和警察体系内有根深蒂固的极右翼传统。比如58年戴高乐就是靠阿尔及利亚的一群极右翼将军的帮助实施政变上台。当然戴高乐后来为了拉拢温和右翼，去除再次政变的威胁背叛了极右翼将军们，不过他们在军中的影响并没有因此减少。其中很多人会跑到非洲的新兴后殖民国家里给独裁领袖当雇佣兵或者军事顾问，并且和法国安全部门保持联络。这也是战后法国新殖民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极右翼将领里最有名的应该就是老勒庞......此人在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期间积极参与了针对阿尔及利亚人的折磨与屠杀，并且致死毫无悔意......）

语气的“转变”于是，10月7日星期三上午，洛朗·努涅兹宣布首次调整立场：“我昨天就已要求，在应对高中生运动时，不再使用这种手榴弹〔震爆弹，即在朗斯炸掉那名高中生手掌的型号——编者注〕。”这条消息迅速传遍各家媒体，但一个问题仍悬而未决：如果这种武器如此危险，为什么只是在“应对高中生运动时”暂时禁用?

随后，根据10月7日星期三实际发给各部门的电报，更多细节浮出水面：这项禁令正式限制的，只是通过“发射器”投射的使用方式。然而，禁令明确针对的“ASSD”手榴弹，恰恰是为手掷而设计的。同一天，人们还得知，这项措施是埃马纽埃尔·马克龙直接要求采取的。努涅兹再一次遭到上级否定。

尽管这番宣布看上去主要只是公关姿态，却足以激怒警察工会的负责人。例如，法国基督教劳动者联合会(CFTC)的阿克塞尔·龙德(Axel Ronde)回应道：“我们提议停止维持秩序的行动。既然面临受伤风险却无法还击，就应行使撤离危险岗位的权利。鉴于法官工会指责我们实施镇压，我们同样要求行使这一权利。”

这仿佛是警察公然不受追究的局面发展到极致的结果。运动期间的大量视频印证了这种有恃无恐：数十名蒙面警员拒绝佩戴RIO个人识别编号;当着镜头以轻慢的口吻称呼他人并加以辱骂;恐吓议员;用LBD防暴弹发射器平射击中人的颌部;阻挠拍摄抓捕过程;大肆殴打;开车冲入人群。

而洛朗·努涅兹不顾这一切，彻底陷入了拒不承认现实的状态：“不存在警方镇压这场运动的情况。〔……〕对于针对我们的批评，我有些惊讶。我担任高级公务员时，内政部长给我的指令，与我们现在下达的指令并没有多大差别。”

这番话无异于承认：就连他这个“法国头号警察”，也已经完全搞不懂眼下究竟发生了什么。

“惨不忍睹的报道”：法国电视集团记者对高中生运动的报道方式感到愤怒这回也不例外：法国电视集团（France Télévision，法国国营公共媒体）内部怨声四起。每逢社会运动，同样的问题似乎总会重演：新闻报道脱离背景，只盯着暴力事件，以至于运动背后的实质性政治诉求被完全忽略。法国总工会（CGT）在集团内的分会发表声明，特别点名批评了下午1点和晚间8点播出的全国电视新闻。

原文链接：

https://www.blast-info.fr/articles/2026/une-restitution-pitoyable-a-france-televisions-la-colere-de-journalistes-sur-la-couverture-du-mouvement-lyceen-j7rE_rsnQa-6j2h6dx1fHA

10月4日星期日，晚间8点，洛朗·德拉乌斯以一种观望的口吻，用高中生动员的消息为电视新闻开场：“明天，初中和高中里会是什么样的景象?”随后播出的第一则报道，用了2分30秒介绍高中生和教师此次动员的核心诉求，做得还算不错。但紧接着，节目便花了超过8分钟，报道暴力事件和政府的回应。其间，火焰与催泪瓦斯的画面不断循环播放，而且往往还是同一批画面。节目还安排了这样一个片段：屏幕上以大字显示“300万”“2,500万至3,000万”，用来说明校舍遭破坏造成的损失。这种做法至少间接地为政府部长们的说辞提供了支持，而加快推进所谓“打砸者买单”法案的主张，正是建立在这套说辞之上的。

同样是10月4日星期日，稍早一些时候，法国新闻台(France Info)的报道框架则更加粗糙。正如我们的朋友——媒体批评组织Acrimed——所指出的那样，主持上午10点至下午2点时段的女记者，在采访大东部大区主席时，显然非得先把这套话术逐项说完，才肯稍稍触及问题的实质：“建筑外墙被烧，校门和窗玻璃被砸，破坏之多，损失之大。”“我们提醒一下，在您所在的大区，兰斯、埃佩尔奈、圣阿沃尔德、米卢斯和斯特拉斯堡的一些学校都遭到了破坏。您有没有具体的损失统计?”“我想请大家听听埃莱娜·泰尔齐安〔该台记者——编者注〕的讲解，介绍政府提出如何通过刑事司法应对这些破坏行为。”

还是Acrimed，在几天前统计了法国电视二台9月28日至10月1日的电视新闻中，高中生运动各个子议题所占的报道时长。结果所呈现的倾向再明确不过。

事实上，当天的两档新闻都只从暴力的角度报道高中生动员。下午1点的新闻以局势失控为切入点：“高中生运动正在失控。”随后又列举了一连串事件，仿佛是在描述一场内战：“南特一所高中被烧，马赛一辆消防车被烧，多处发生烟花炮筒发射事件。”节目从未介绍高中生的诉求，更没有呈现动员过程中那些不时出现的欢乐与笑声。

同样是10月1日，晚间8点新闻的基调也大同小异。屏幕上的标题条写着“高中：烈火蔓延”，报道谈论的是“正在失控的高中生运动”和“公然实施的暴力”。在用于报道示威的18分钟里，只有30秒真正涉及核心诉求：教师缺岗、校舍环境恶劣。也就是说，还不到报道时长的3%。

法国总工会（CGT）驻法国电视集团勒阿弗尔分部的代表达尼洛·科莫迪（Danilo Commodi），也认同这一判断。他首先猛烈批评了全国性频道——尤其是法国电视二台和France Info——的报道方式，认为这“与其他媒体的做法如出一辙”。他暗指的是滚动新闻频道：集中报道暴力事件，牺牲对实质性诉求的呈现。他补充说，这套做法源于管理层完全自觉作出的“编辑方针选择”。法国电视集团的CGT分会也发表声明表达愤慨，认为“下午1点和晚间8点电视新闻中的〔……〕呈现惨不忍睹”，并补充说：“真正的暴力，是年轻人每天承受的那些暴力。”该组织呼吁从明天，也就是10月6日星期二起，加入高中生运动。

(以下是上述声明的全文翻译

10月6日，CGT将与高中生和大学生站在一起！连日来，法国各地数以万计的高中生展开动员，表达他们的愤怒和诉求。然而，下午1点和晚间8点的电视新闻对这场运动的呈现惨不忍睹：高中生的诉求只被一笔带过，而且始终被置于暴力事件的框架之下。

真正的暴力，是年轻人每天承受的现实：教师和其他工作人员短缺、班级人数过多、学习条件恶化、校舍破旧，以及对未来的忧虑和正影响越来越多年轻人的生活不稳定状况。

今天的高中生和大学生，就是明天的劳动者。他们不应为紧缩政策付出代价。

回应诉求的方式不能是镇压。然而，政府恰恰选择了规模空前的镇压。面对正当诉求，政府的回应却是暴力、抓捕、警方拘留，以及在学校周边部署执法力量。而且，政府并非只是放任这一切发生：它组织了这场镇压，并公然为这种升级负责。

作出这样的选择，政府正在进一步激起愤怒，并刻意冒险加剧一个应由它承担全部责任的局面。CGT以最坚决的态度谴责这场镇压，并要求政府立即停止。

CGT已与法国人权联盟(LDH)及学生家长理事会联合会(FCPE)一起，向权利捍卫者提出交涉，提醒其关注这场暴力镇压，并要求其确保参与动员的高中生和大学生的权利与自由得到尊重。

正如CGT已经在各学校门前采取的行动一样，10月6日，CGT将与参与动员的高中生、大学生和教育工作人员站在一起。

CGT呼吁所有劳动者捍卫开展集体行动的权利，为高中生提供组织起来所需的资源，并与高中生及大学生组织协调，通过提交相关许可申请等方式，保障动员活动的安全。

每个人都与此有关！法国电视集团的CGT分会已经提交罢工预告。但由于规定要求提前五天提交，该预告要到10月10日才正式生效。尽管如此，我们仍应从今天起，在尊重年轻人自主性的前提下，尽可能多地站到他们身边。

让我们加入法国各地组织的示威活动。

10月6日，让我们共同发出同一个要求：高中生和大学生拥有权利，也有自己的诉求；这些诉求应当得到倾听，而不是遭到镇压！

巴黎，2026年10月5日

译注：“权利捍卫者”(Défenseur des droits)是法国负责维护权利与自由的独立机构。“罢工预告”(préavis de grève)指正式提前通知申报罢工，并不表示罢工已经开始。)

最后，再看一个例子：10月5日星期一下午1点21分，France Info播出的一段片段被网友发现并在社交媒体上传播，其中又一次出现了同样的套路。一名学生表示，他“毫不含糊地谴责正在进行的镇压”——就在当天上午，一名15岁的少年刚被警方投掷的手榴弹炸掉了一只手——女主持人却立即打断并质疑他。她追问：“您为什么说是镇压?请原谅，我希望您给我们解释一下。对我们的观众来说，‘镇压’是一个措辞非常强烈的词。我们也看到了暴力事件、高中被纵火的情况，这些未必都是高中生所为，要看具体个案。”而二十分钟后，她又请一名警察工会代表发言。后者在长篇陈述的结尾告诉我们：“我们总得执行现有的规则和警务原则。您知道，我们可不是蒙台梭利式的警察。”

(译注：“蒙台梭利式的警察”借用了强调尊重儿童自主性、引导而非强制的蒙台梭利(Montessori)教育理念。这里带有嘲讽意味，大意是：“警察可不是来温柔哄孩子的。”)

阿让特（Argenteuil）伊让·饶勒斯高中（lycée Jean-Jaurès）封锁行动：“我们这些郊区居民，也有权享有平等的机会”如同法国各地的高中生一样，阿让特伊（瓦兹河谷省，省号95）的高中生封锁了学校，要求改善学习条件。他们讲述了拥挤的教室、没有肥皂的厕所、价格变得难以负担的食堂，讲述了被工作和生活成本压得筋疲力尽的父母，以及将他们困在既定道路上的升学分流制度。而迎接他们的，却是警方的冲锋和抓捕。

原文链接：

https://www.blast-info.fr/articles/2026/blocus-au-lycee-jean-jaures-d-argenteuil-nous-aussi-banlieusards-on-a-le-droit-a-l-egalite-des-chances-Fl-KlQlcT-aloHmXhdavGw

(译注：郊区Banlieu一词在法语中更多指贫困街区。上世纪6，70年代法国政府在大城市周边修建了很多社会住房，这些街区里集中居住着工人阶级群体和阿拉伯裔或非裔移民，教育资源相对薄弱)

这个星期四早晨，在瓦兹河谷省阿让特伊的让·饶勒斯高中门前，几名学生赶在上课前从大门走进学校，但也有人犹豫不前。因为还不到8点，围栏前就开始聚起一小群人。连日来，如同全国数百所高中一样，这所学校也被高一至高三的学生封锁，以表达他们的诉求。

高三学生娜瓦尔和蕾娅手里拿着两块标语牌。一块写着“青年的愤怒”，另一块写着“我们这些郊区居民，也有权享有平等的机会”。对这两个朋友来说，学校里的状况已经到了几乎让人无法忍受的地步。“厕所里没有卫生纸，也没有肥皂，我们要求改善已经好几年了。厕所的门也关不上。”娜瓦尔首先说道。蕾娅接着补充：“所以，跟其他地方的学生一样，来到这里对我们很重要，也是为了声援其他高中，比如93省的那些学校。”

对许多年轻人来说，这是他们人生中第一次参加集体抗议。许多人说，看到这场运动在远离富裕市中心的地方兴起，他们感到自豪。说起自己就读于让·饶勒斯高中，学生们很少会满心欢喜。这所高中紧挨着尚皮乌(Champioux)住宅区，位于瓦尔圣母街区(Val Notre-Dame)的中心，靠近贝宗(Bezons)和萨特鲁维尔(Sartrouville)的交界处。一位教师坦言，这里“离什么地方都挺远”，距离服务这座城市的两座火车站也都有约半小时路程。有些学生要换乘两趟并不总是准点的公交车，花上一个小时才能到校。“我们这些郊区居民，从来没有人听我们说话。而且，我们一走上街头，就比其他人更害怕遭遇警察暴力。”娜瓦尔指着街道尽头戴着头盔的警察说：“说实话，从星期二起就来了这么多防暴警察(CRS)，让我很不解，明明这里还算平静!”

(译注：93省指塞纳—圣但尼省，位于巴黎北部地区，是法国最贫穷的省份，也是法国知名的工人阶级社区。)

在高中对面，两名社区调解员正在训诫一名年轻人，警方的一架无人机则盘旋在他们头顶。其中一名调解员手里拿着一个玻璃瓶，是他们稍早前没收的。突然，警方发起了当天上午的第一次冲锋。当地反犯罪大队(BAC)的几名警员手持警棍、LBD防暴弹发射器和催泪喷雾，朝那名年轻人和两名调解员跑来。瓶子翻倒，散发出一股汽油味。两名少年被带走，调解员之一莫(Mo)则朝警察大喊，说这两个被捕的孩子跟那个瓶子毫无关系。几分钟后，局面平静下来。“他们通过无人机看到了这一切。”他一边叹气，一边退向学校围栏。

愤怒与疲惫这天早晨，让·饶勒斯高中的学生反复谈到的，除了校舍状况，还有他们这一代人日益加重的身心疲惫，以及面对这种疲惫却无人倾听的处境。不得不说，过去几十年政治决策造成的后果，正迎面冲击着这一代年轻人：教师人数减少、改用Parcoursup升学申请平台所带来的影响——他们每天都能切身感受到——、气候问题上的不作为、购买力下降、社会阶级之间的鸿沟扩大，以及排外情绪和越来越肆无忌惮的种族主义言论……

这里虽然没有记录历次热浪期间的气温，但所有人都记忆犹新。“楼上那些日晒最强的教室，闷热得让人喘不过气来。更何况，有些教室连遮阳百叶窗或窗帘都没有。”娜瓦尔指着学校楼上的走廊说道。当高中生谈到过重的课业负担和精神上的疲惫时，教育资源不足的问题也经常被提起。“上科学类专项课程时，我们使用的教室原本只能容纳16名学生，但我们往往有20人或22人。所以，做实验时只能三个人挤在一张实验台前，或者从其他教室搬来桌椅。”她继续说道。

站在她身旁的高中教师康坦也表示赞同：“一堂课刚开始，就有学生不得不从外面搬桌子进来，或者挤到紧贴黑板的位置，我们就知道，他们不可能在良好的条件下听课。”今天早晨，他和同事们来到校外，支持学生及其诉求，同时也试图缓和学生与警方之间的紧张局势。另一名加入工会的教师谈起眼前的情形，不禁笑了：“有个学生很沮丧地来找我，说他们连个扩音器都没有，没法让别人听见自己的声音。通过这些经历，他们也在摸索如何集体组织起来。”

围绕教育条件提出的诉求背后，表达出来的是一种更深层的愤怒。17岁的高三学生布兰登，父母分别从事保洁和保安工作。他解释道：“我们这一代人，看着父母在工作中累弯了腰，我们不想再这样生活下去了。”高一学生伊斯迈尔也有同样的感受：“就拿食堂来说，每到月底，我妈妈就付不起饭钱了，我也就没法在那里吃饭，因为一顿饭差不多要5欧元。我们只能在上学前，先在家里准备点吃的。”布兰登接着说：“我们有权拥有梦想，有权追求——至少——比这更好的生活。”

对正在攻读高级技师文凭(BTS)的伊内丝来说，这番讨论也发生在家里：“我父亲告诉我，他从来没有机会选择自己想做什么，因为在那个年代，有移民背景的学生大多会被分流到职业教育轨道。我们不想再经历这些了，而如今Parcoursup却又把我们随机分配到不同方向，而不是依据我们的能力或意愿。”在这名年轻女孩看来，“我们这一代正处在这一切的中心，今后不得不为自己的工资而斗争。而我们这些黑人和阿拉伯人，还必须努力打破关于郊区的刻板印象，因为这些印象仍在不断助长极右翼势力。”

自发的运动，自发的声援在街角，几十名年轻人与警方对峙。几发烟花刚放出去，警方就立即以一枚催泪弹回应。一名学生跑过来，展示自己的手机。屏幕上的视频中，两名警察正在抓捕一名少年。这是他亲自拍下的。他嘴角带着一丝笑意，说道：“他们想逼我删掉视频，但我没删！我父亲是记者，五年前来到法国避难，我是跟他一起来的。我知道，拍下不公的事情，就绝不能删掉。”

自这场动员开始以来，警察暴力一直是讨论的核心。在TikTok和Snapchat上流传的视频，也给学生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所有年轻人都记得在20公里外的圣旺洛莫讷拍摄的画面：一名年轻人被发射的催泪弹直接击中嘴部。“踢了一脚〔指他为了自卫而踢出的那一脚——编者注〕，凭什么就该被打掉满口牙齿?”娜瓦尔愤怒地问道。围栏后面，校长远远地盯着参与封锁的学生来回走动。有人朝入口围栏发射烟花后，他颇为恼火地说道：“眼下，这更像是一场业余版的内战，他们才刚刚开始形成自己的诉求。”

(防爆警察威胁学生)

上午11点左右，瓦兹河谷省(Val-d’Oise)第五选区的不屈法国(LFI)议员保罗·瓦尼耶(Paul Vannier)来到让·饶勒斯高中附近。他向调解员和仍在现场的学生了解情况，与他们交谈，并询问前几天被捕高中生的近况。在这位议员看来，“这些年轻人的诉求完全正当”。身为历史地理教师，他谴责“糟糕的教学条件、把课程表弄得支离破碎的改革和专项课程设置，以及一个对学生十分严苛的制度”。这天早晨，他所在选区的六所高中全部遭到封锁。他补充道：“而且，这场运动在学年刚开始不久就爆发了。”

高三学生布兰登向他打招呼，接着问道：“可是佩克雷斯(Pécresse)和热弗雷(Geffrey)都在干什么?〔两人分别是大区主席和教育部长——编者注〕他们为什么不来?他们把郊区高中生说成一群小混混！”议员笑了笑：“确实，大区内的高中及其资源配置，取决于佩克雷斯和她的政策选择。”他还提醒道：“补助资金往往流向与国家签约的私立学校，比如斯坦尼斯拉斯学校，而不是让·饶勒斯这样的公立学校。”

对于右翼和极右翼等指责不屈法国党借高中生运动谋取政治利益，这位议员反驳道：“你们看到我一大早就来了吗?没有，我是11点才到的，是来声援的。高中生们并没有等我来，才开始捍卫自己的学习条件。而那些硬要让人相信事实并非如此的人，是为了逃避自身的政治责任。”

高中生塞利姆向议员反映，自己前一天大腿遭到Flash-Ball防暴弹射击。议员建议他向法国国家警察监察总局(IGPN)投诉，并把相关影像发给自己。少年记下了议员的电子邮箱地址，却苦笑道：“这什么也改变不了，IGPN是什么样，我们还不知道吗……反正，我们这些郊区公立高中的学生，总会比别人承受更多。”

下周一，学生们希望齐聚圣旺洛莫讷。塞利姆和同学们也会参加，以声援那名被催泪弹击中嘴部、身受重伤的年轻人。

背景简介——Parcoursup、马克龙政府和日益加剧的教育不平等

筛选更多，投入更少：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平等，白白失去了五年学生的生活困境日益加剧，大学入学选拔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处于不利地位，科研人员的数量也不断减少：马克龙政府实际上已经弃高等教育于不顾。

原文链接：https://basta.media/etudiants-universites-selection-parcoursup-inegalite-baisse-des-investissements-bilan-du-quinquennat-vote-des-jeunes

“有时，我听到有人说，政府的高等教育政策失败了。但并非如此：按照政府自己的目标来衡量，这项政策并没有失败。1968年人们所要求的教育民主化，已经不再是它的目标之一。”历史学家、巴黎第八大学前校长达妮埃尔·塔尔塔科夫斯基(Daniel Tartakowsky)直言。2017年，还是总统候选人的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在竞选纲领中写道：“高等教育的民主化掩盖了深刻的不平等。”他会着手解决这些“深刻的不平等”吗?在五年任期内，他通过Parcoursup（法国高等教育招生申请平台），在大学入学环节引入了选拔机制;而面对高校教师及学生就法国大学日益加剧的困境发出的多次求救与警告，他却没有作出回应。原本就十分深刻的不平等进一步加剧了。

法国的大学生人数持续增长。自1960年以来，这一数字已增至原来的九倍，2020年达到近280万人。与此同时，高等教育预算却仅略有增加;如果将通货膨胀计算在内，实际上处于停滞状态。结果是：预算增长赶不上学生人数的增加。自弗朗索瓦·奥朗德的五年总统任期起，生均投入就一直在下降。这一跌势非但没有放缓，在马克龙执政期间还在持续。教师人数同样无法满足需求。“现在已经不再增设岗位了。2006年，高校教学科研人员的招聘人数为2670人;到了2019年，只剩下1332人。招聘人数减少了一半，而学生人数却不断增加。”达妮埃尔·塔尔塔科夫斯基如此说道。

生均投入持续下降2018年3月8日，《学生升学指导与学业成功法》(ORE法)正式颁布。该法建立了一套高中生申请高等教育的新制度。新的高中毕业后升学指导平台“Parcoursup”取代了原来的APB平台。旧平台存在许多运行问题：一些学生最终未能获得任何录取名额，而申请人数超出招生容量的专业则通过抽签决定录取……时任高等教育部长弗雷德里克·维达尔(Frédérique Vital)表示，这项改革“只有一个目标：接纳所有进入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学生，并帮助他们顺利完成学业”。然而，在2021年秋季开学之际，《解放报》报道，当年夏季仍有12万名申请者未获得录取。

“在那些被称为‘招生供不应求’的专业中，所有培养项目对不同社会背景和学业水平的学生的开放程度都下降了。”

“Parcoursup，就是选拔机制在实际运作。”达妮埃尔·塔尔塔科夫斯基分析道。自2018年起，高中生必须在该平台上填报最多十个升学志愿，无须排列优先顺序;而旧平台允许填报最多24个志愿，并要求按优先顺序排列。如今，即便是那些被称为“非选拔性”的专业，也必须对申请学生进行排名。法国审计法院在2020年一份关于ORE法的报告中指出，新法“如今使学业成绩成为进入所有高中毕业后教育项目的决定性因素，其中也包括大学的培养项目”。审计法院担忧，《教育法典》所界定的选拔性专业——即获准拒绝录取学生的专业——与非选拔性专业之间的界限，正变得模糊。

2021年秋季开学时，一批学生聚集起来，占领了南泰尔大学(université de Nanterre)。这些“无大学可上者”抗议大学招生名额不足。这约六十名学生在九月时都没有获得入学名额，无论是本科还是硕士阶段。他们组成的集体得到了工会和左翼政党的支持。到了三月初，仍有约三十名学生占据着该大学的行政楼。《巴黎人报》3月7日报道，其中21人仍未获得任何入学机会。

“不了解这些门道，就会在Parcoursup上吃亏”“如今，巴黎一个声誉卓著的法学专业，其选拔严格程度远远超过许多大学校(译注：grande école，法国精英高校体系，早期由国家公立培养专业人才，后期有很多大学校都是私立学校。大学校系统在大学系统之外，也就是说需要经过预科班选拔录取，一般选拔难度很高)预科班。”法国审计法院在报告结论中指出。现在，所有大学都必须逐一确定各专业提供的招生名额，而不论申请人数有多少。“这意味着，一种仿照法国精英大学校的运行模式正在全面推广。”高等教育经济学家、巴黎-萨克雷大学(l’université Paris-Sacley)讲师雨果·哈拉里-克尔马代克(Hugo Harari-Kermadec)警告道。

这种排名方式实际上使处境最不利的学生受到惩罚。“这里存在两种趋势，”图卢兹第二大学社会学博士生马蒂厄·罗西尼奥尔-布吕内(Mathieu Rossignol-Brunet)解释道，“在那些被称为‘招生供不应求’的专业中，所有培养项目对不同社会背景和学业水平的学生的开放程度都下降了。而在招生名额并不紧张的本科专业中，社会条件最优越的学生则集中流向声望最高的院校。”

“如果没有抗争动员，我们就什么也得不到。政府并没有主动采取政策措施。”

法国高中毕业会考改革——取消原来的理科(S)、经济与社会科(ES)和文学科(L)分流，改为由学生自行组合选修科目——进一步加剧了这些入学机会上的不平等。“现在，只有掌握信息最多的人，才能作出明智的选择，”马蒂厄·罗西尼奥尔-布吕内解释道，“从中等教育阶段的学习路径开始分化时，能否进入高等教育的问题就已经开始了。因为你必须选对学校、选对选修科目……如果不了解这些门道，就会在Parcoursup上吃亏。”除了社会不平等，性别不平等也叠加其上。自高中毕业会考改革以来，高中最后一年修读数学的女生比例下降了近十个百分点。这将进一步影响她们进入高等教育的路径，随后能够进入科学领域从业的女性也会减少。

疫情期间，学生的生活处境日益艰难“过去这五年对学生来说简直是致命的，”法国全国学生联合会(Unef)主席伊曼·韦勒哈吉(Imane Ouelhaj)痛心地说，“我们是社会中真正被封闭了整整两年的那一群人。”疫情期间，一些学生不得不排队领取救济食品。封控和宵禁加剧了他们的孤立与贫困，学生兼职也变得更加难找……法国学生生活观察所在2020年夏季报告称：“20%的助学金领取者和50%的外国学生表示，自己的经济困难加重了。”2021年3月，政府决定在大学食堂提供一欧元餐。对于Unef主席而言，这是一次“胜利”，但这位学生工会领导人随即补充道：“这项措施只持续了六个月。学生们动员起来，诉说自己快要被饥饿和焦虑压垮了，而我们争取到的就只有这些。”

疫情期间，政府还发放了其他一些临时补助。2020年春季，来自法国海外领地、在法国本土求学的学生，以及在第一次封控期间失去工作或带薪实习的学生，获得了200欧元补助。第二次封控期间，领取助学金的学生获得了150欧元的一次性特别补助。“如果没有抗争动员，我们就什么也得不到。政府并没有主动采取政策措施，”伊曼·韦勒哈吉批评道，“五年来，政府一直向我们承诺改革助学金制度，却一次也没有兑现。然而，公共卫生危机已经清楚地表明，面向年轻人的社会援助体系已经难以为继。”

求学费用越来越高学生的生活处境日益不稳定，与生活必需品价格和房租上涨相伴而行。法国全国学生联合会(Unef)在其学生生活成本调查中指出，马克龙的这届五年任期，是唯一一届学生直接补助遭到削减的总统任期。平均而言，学生每月可支配的钱减少了39.26欧元。

法国学生协会联合会(Fage)的另一项估算显示，开学所需的费用持续上涨——2018年曾因取消学生社会保险缴费而有所下降。女学生承受的负担比男学生更重。Unef估计，女性每年的支出比男性多出500多欧元。月经用品，以及被标为“女性专用”和“男性专用”的卫生用品等商品之间的价差，都是公共学生援助未予考虑的开支。

外国学生也为这五年任期付出了高昂代价。政府推出“欢迎来到法国”(Bienvenue en France)计划，希望吸引国际学生，却同时大幅提高新入学的非欧盟国家学生的收费：从几百欧元增加到几千欧元。尽管许多大学不愿收取这种高得令人难以负担的注册费，大学收费制仍在逐步成为现实，并有可能扩展至所有学生。这一策略令Unef主席感到担忧：“当我们看到马克龙提高外国学生的入学费用时，就知道这是迈向重构大学经费筹措体系的一步。因此，我们对此始终保持高度警惕。”尤其是，埃马纽埃尔·马克龙正在逐步向公众灌输这样一种观念：学生接受高等教育，不可能完全不付费。

“要在一夜之间转向让法国学生付费的制度，会很困难。”纪录片《学生：赊来的未来》Etudiants-l’avenir à crédit的导演让-罗贝尔·维亚莱(Jean-Robert Viallet)向basta!解释道。在他看来，未来可能出现的马克龙派政府会一步步推进：“先在几个重要的地方提高收费，再逐渐让人们习惯价格上涨。这样一来，十年、十五年之后，在法国全面实行高等教育收费的计划，就可能成为现实，其中也包括公立院校。”他警告道。

科研人员花在四处争取经费上的时间，比研究自己课题的时间还多。

自2017年以来，总统关于大学的讲话中反复出现一个词：“自主权”。达妮埃尔·塔尔塔科夫斯基批评说，这个词掩盖的是另一个词：“目标是自由化。以自主权为名，政府设立实验性公立院校。这些院校在人员招聘、招生选拔和经费筹措方式上，都与原有公立教育机构的制度彻底决裂。此外，教师的身份保障制度也遭到攻击，导致就业不稳定的情况大幅加剧。”

当科研只能靠接连签订短期合同来维持科研也是大学的使命之一。在这一领域，新的《科研规划法》进一步压缩了大学教学科研人员的自主空间。经济学家雨果·哈拉里-克尔马代克解释说：“这部法律将造成一种等级关系更加森严的局面，同时改变大学的治理方式：大学校长由同行选举产生的情况越来越少，由政府任命的情况则越来越多。”

这已经发生在2018年设立的“实验性公立机构”中。自那时起，有意采取这种模式的大学，可以与其他私立或公立机构联合组建新的机构，并自行制定新的章程和运行方式。巴黎-萨克雷大学就是其中一例：它于2019年作为一所实验性机构成立。

《2021—2030年科研规划法》还进一步强化了大学的项目制资助，而不是为其提供稳定、持续的经费保障。结果是：科研人员花在四处争取经费上的时间，比研究自身课题的时间还多。年轻科研人员也深受其害：正式的大学教学科研岗位越来越少，刚进入大学科研领域的人只能接连签订短期合同和依托具体项目的固定期限合同(CDD)。例如，最新的《科研规划法》设立了“科研任务无固定期限合同”(CDI de mission scientifique)，但这种合同实际上只在某项科研任务持续期间有效;还设立了“青年教授教席”，合同期限最长为六年，期满后或许有机会获得正式编制。“这是一种系统性的拆解：被拆解的不仅是大学教学科研人员的权利、身份保障制度和惯常做法，还有他们的日常工作本身。”雨果·哈拉里-克尔马代克总结道。

“目标是让院校之间展开竞争”2012年至2016年担任巴黎第八大学校长的达妮埃尔·塔尔塔科夫斯基认为，当前推行的政策延续了《大学自由与责任法》(LRU法)以来的路线。这部法律由尼古拉·萨科齐总统任内的高等教育与科研部长瓦莱丽·佩克雷斯(Valérie Pécresse)推动出台。“2007年确立的政策方向得到了进一步深化，推进速度也加快了。”这位历史学家强调。“自LRU法出台以来，目标始终如一：让院校之间展开竞争，并拆解大学教学科研人员特有的身份保障制度，”雨果·哈拉里-克尔马代克分析道，“如果追踪蒂埃里·库隆(Tierry Coulhon)这样的人物的履历，就能清楚地看到这种延续性。”

这位数学家出身的蒂埃里·库隆，最初是瓦莱丽·佩克雷斯担任高等教育与科研部长期间的部长办公室成员，随后成为埃马纽埃尔·马克龙的教育、高等教育、科研与创新事务顾问，任职至2020年。此后，他出任法国科研与高等教育评估高级委员会(Hcéres)主席。在去年年底发表于《世界报》的一篇评论文章中，他写道：“高等教育与科研机构在履行自身使命时，必须真正享有自主权，并承担相应责任。”这与自尼古拉·萨科齐以来历届政府推行的政策方向一脉相承：用“自主权”的话语，掩盖国家相对于自身责任的逐步撤退。

来自极右翼的威胁——Carcassone的例子

在卡尔卡松，“如今，种族主义言论已经变得肆无忌惮”

极右翼——市政警察发表仇外言论的视频引发了全国性的争议。这些视频尤其揭示了一个现实：自国民联盟（RN）的新任市长克里斯托夫·巴尔特斯（Christophe Barthès）上台以来，这座位于奥德省（Aude）的城市的居民就一直生活在这样的现实之中。

原文于10月6日刊载于人道报。标题为A Carcassonne, « il y a maintenant une parole raciste décomplexée »

她谈起这件事时，显得异常疏离，仿佛她正在回忆的事情并不属于自己。像是一段遭到窃取的经历，而萨拉只是替换了其中的人物，好让自己有些事情可以讲给愿意倾听的人。她才15岁，按理说，这正是容易热血沸腾的年纪，就像那场在中学里逐渐壮大、如今已经蔓延到大学的抗议运动一样。

压抑着愤怒，那是成年人的心理症结。然而，在这名卡尔卡松高中女生给我们看的视频里，我们能看到她努力压抑愤怒的样子——此刻，她就坐在儒勒·费里高中(lycée Jules Ferry)大门的栏杆前。视频是她的一位朋友拍摄的。事情发生在6月30日，当时这两个女孩刚从卡瓦耶尔湖回来。这个湖是当地人熟悉的去处;漫长的数月里，酷热笼罩着她们的城市乃至整个法国时，这里就成了真正的避暑之地。她正坐在一辆公交车里，画面中可以看到，一名卡尔卡松市政警察粗暴地抓住了她。那人个子高大，肩膀宽阔、手臂粗壮，毫不犹豫地使出全身力气，将这个身形瘦小的高中女生拖到地上。她回忆道：“那名市政警察和同事一上车，我就觉得事情要糟。他的态度特别轻蔑，直接问：‘那个找打的小丫头在哪儿?’”

当她向我们说出警察介入的原因时，这种暴力就更加令人愤慨了。“司机不肯让我上车，说我的吊带背心遮得不够多!可那就是一件普通的黑色吊带背心，而且当时天气特别热。”太短或太长——女性衣服的长短，显然总是太容易被交给男性的目光来裁判。

她离开时，胳膊上留下了多处淤青，膝盖也擦破了皮。她确信，促使自己去报案的那个恶，远不只是身体上的伤害。但这名高中女生说，直到9月中旬，她都没有得到任何后续消息。“15号，我收到一名警察的短信，”她给我们看了那条短信，“叫我再去一趟警察局。他们让我做了一次法医检查——这有点不合时宜，因为已经过去好几个月了——还说之后会有一场诉讼。”她一边紧张地拨弄手机，一边接着说道：“他们还坚持让我不要把视频发到社交平台上。说要是事情曝光，我就会被狠狠收拾，还说我也应该考虑一下那个涉事警察的处境。”

因为就在9月18日，《南方自由报》(Midi libre)公布了一些录音：卡尔卡松的四名市政警察在2025年11月的一次巡逻中，发表了种族主义、恐同和仇视“左棍”的言论。自那以后，国民联盟市长克里斯托夫·巴尔特斯及其警察队伍，就陷入了一场已经演变为全国性争议的风波。尤其是其中言辞最激烈的首席警长塞萨尔·R.(Ceasar R.)，与市长关系密切，而且在若尔丹·巴尔代拉(Jordanne Bardella，国民联盟的二号人物)前往奥德省期间，他还曾负责这位政治人物的安保工作。

“市长攻击工会自由，已经越过了共和原则的一条红线。”

——索菲·特罗凯（Sophie Trochet），奥德省法国总工会（CGT）负责人

市政府班子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几天后，社交媒体上又出现了一段视频：一名国家警察将一名男子重重摔倒在地。这名26岁的男子，名叫伊赫德，患有自闭症。塞萨尔·R.也在现场，就站在这名施暴警察旁边。

“只要塞萨尔那伙人在，事情每次都会闹出格。”

至于29岁的青年尤瑟夫，他的头部遭到猛烈撞击，最终在十来天后死亡。不过，司法机关并未认定他的死亡与此前遭受的暴力之间存在直接联系。这种暴力和种族主义，并没有让那些在我们与萨拉交谈结束时赶来加入讨论的年轻人感到意外。其中一名年仅14岁的少年讲述道：“几个月前，我被市政警察拦下检查。他们搜了我的挎包，什么也没找到。然后就对我说：‘你都上哪儿去?来啊，去找真主把，下次真主会在那儿!’”“因为我来这里之前住在孔特区〔编者注：该市的一个优先扶助街区〕，所以他们就以为我是毒贩吗?再说，还有那些针对伊斯兰教的言论，不过这些我们都已经习惯了……”他接着说道。他的朋友听到警察头目的名字时翻了个白眼，也讲起自己的经历：“之后，他们把我挎包里的东西全都倒在人行道上，还把我的钱包也倒空了。有市政警察巡逻，事情就会闹出格。只要塞萨尔那伙人在，每次都这样。这里的人全都知道。”这名少年强调道。这是一支由退伍军人组成的队伍，他们由上一届市政府招募进来，目的是让警察队伍变得更“强硬”。

一些年轻人说，涉事的警察总是同一批人。小个子的高中女生朱莉神情忧虑，说话很快，仿佛连时间都不够用。“我叔叔以前和他一起服过兵役。他告诉我，那家伙当时就已经是个混蛋了……”她脱口而出。尤其是她那位在市政府工作的父亲，似乎曾向她描绘过这个人的另一面，语气中带着一种带苦味的讽刺：“那些种族主义言论，以前还只是在车里说，但他们一直都在说。一个十足的种族主义者!市长当选之后，他似乎就更加放开了。”

哈姆扎的证言也印证了这一点。他是尤瑟夫的哥哥，后者于7月3日死亡。“在卡尔卡松，大家都知道塞萨尔是个种族主义者。塞萨尔!”在奥德省省会这座拥有4.6万居民的城市里，人人都认识他，也都能在市中心碰到他。哈姆扎经营着一家商店，就在市政厅附近。市政工作人员也是他的顾客。“自从新市长当选后，塞萨尔就处处颐指气使，连其他市政警察也被他压着。那些认真干活的其他警察，成了这次权力更迭的第一批受害者。”他接着说道。

据“市政警察联盟”(Alliance police municipale)工会称，克里斯托夫·巴尔特斯还展开了一场名副其实的“猎巫行动”，将三名被怀疑向媒体提供那些视频的警员停职。唯一可以确定的是，这些人是塞萨尔·R.的同事。2025年11月，他们发现了这名前军人的种族主义言行，以影像和声音记录下来，并向上级报告。克里斯托夫·巴尔特斯原本想让蓝色警服遍布全城街道，如今却面临近二十名市政警察请病假的局面。这几乎是一场兵变。而卡尔卡松街头的警察也几乎不见了踪影。卡尔诺广场的一名商贩注意到：“在市中心，以前随时都能看到他们，但现在他们不怎么出来了。”哈姆扎同样愤怒不已：“我出生在卡尔卡松，我是法国人。我们家尊重警察。以前，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工作证明我已经融入了社会，你明白吧。但自从我弟弟死后，我就不能再只顾自己的事情了。”他解释道：“尤其是，我们看到，自从新市长当选之后，种族主义言论已经变得肆无忌惮。”

“以前我们是笑柄，如今我们成了耻辱。”

弗朗索瓦·穆拉(François Mourad)也认同这一判断。他是“地平线党”(Horizons)的候选人，在3月的选举中位居第二，不过他补充道：“在卡尔卡松，大多数居民并不是种族主义者!”但他同样注意到，国民联盟掌权之后，一些越界言行变得习以为常。“竞选期间，我在社交媒体上收到过这样的消息：‘弗朗索瓦，投赞成票吧!’‘穆拉，不行!’巴尔特斯凭借那些夸张的言辞和傲慢的姿态，只是在进一步巩固他那些狂热支持者的忠诚。”

这名极右翼市长带着法国南方特色的夸张做派，其表现有时荒唐可笑，甚至招来某种超出其支持者圈子的同情。这反倒让这位反对派市议员苦笑：“以前我们是笑柄，如今我们成了耻辱。”

索菲·特罗谢亲身经历了这场逐渐演变成悲剧的闹剧。她是法国总工会(CGT)奥德省联合会的书记;而且，她和同伴们正在正面承受这场悲剧的后果，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市长。4月30日，也就是五一劳动节前一天，一个由卡尔卡松高中生和大学生组成的集体发起号召，举行反对极右翼的示威。CGT及其他工会组织也参与其中。新任市长随即采取报复措施，启动程序，准备将他们逐出劳动会馆——这座建筑的存在可以追溯到1937年……

视频显示，市长把CGT的工会活动人士抓了个“现行”，并冲他们喊：“叛徒！”而在他身边，正是塞萨尔·R.。整个过程引起了轰动。索菲·特罗谢分析道：“当时，并没有多少反应。人们可以对自己说，那些人不是坏人，只是有点不喜欢工会而已。这其中也有一种震惊得不知如何反应的状态。但这已经表明：他在攻击工会自由，已经越过了共和国原则的一条红线。”

此后，劳动会馆的窗户被加装防护，门也被关闭，以防有人暴力闯入。随着巴尔特斯获胜，国民联盟的“浪潮”很快就化作一连串暴力：对无家可归者，颁布禁止乞讨的法令;对文化领域，削减预算，并试图审查某些艺术作品;对工会施压;对移民出身的卡尔卡松居民，则由塞萨尔·R.的声音发出攻击——他可是市长庇护的人……而且，自9月24日星期四以来，克里斯托夫·巴尔特斯非但没有退让，反而变本加厉;首先就是在一场气氛格外激烈的市议会会议上。

“只用了不到六个月的任期，就让大家看清了极右翼的真实面目。如今的气氛令人沉重压抑。”说这话的是社会党人阿利克斯·索莱尔-阿尔卡拉斯(Alix Soler-Alcaraz)。他在上一次市政选举中领衔左翼联合名单，现在是反对派市议员。卡尔卡松这座城市，是否让人提前尝到了国民联盟若在2027年获胜，将会带来的局面?“事情已经结束了。”市长曾这样承诺。他身上有着一种令人目瞪口呆的混合气质：一面是粗俗，一面是对社交媒体的沉迷。然而，一切反倒让人觉得，这才刚刚开始。

极右翼和教育不平等——佩皮尼昂（Perpignan）的例子

佩皮尼昂：学校里的社会阶层混合几乎不复存在的城市研究显示，东比利牛斯省首府佩皮尼昂，是法国学校社会隔离最严重的城市。这座城市的学校分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一边是跻身全国学生家庭背景最优越之列的私立学校；另一边则是公立小学和初中，其中几乎所有学校的学生家庭背景都处于社会阶层分布的另一端。

原文链接：https://www.lemonde.fr/societe/article/2026/09/07/perpignan-la-ville-ou-la-mixite-sociale-a-l-ecole-n-existe-presque-plus_6767757_3224.html

佩皮尼昂城堡的中世纪城墙脚下，汽车排起蜿蜒数十米的长队。和每天早晨一样，8点半刚过，约十五个临时停车位便已无法疏导不断涌来的车辆。这些汽车从全市各处赶来，纷纷驶入通往私立圣女小德兰(Sainte-Thérèse-de-l’Enfant-Jésus)学校的单行道。车辆一辆接一辆地缓缓停在白色校门前，车门打开，背着书包的小小身影和行色匆匆的家长随即从车里出来。

车流仿佛绕开了这条街的另一段：沿街稍稍往下走，另一些家长和学生正汇聚到公立若尔迪·巴雷学校(Jordie-Barre)门口。这里没有络绎不绝的汽车，甚至也没有停车的地方。大多数家庭都是步行前来，沿着旁边那条上坡街道，从圣马蒂厄街区(le quartier Saint-Mathieu)一路走上来——那是全市生活处境最困难的街区之一。

(译注：这里的所谓社会阶层混合——即mixité sociale指的是不同社会阶层、收入水平和家庭背景的孩子在同一所学校共同就读。具体来说就是保证各个公立学校里来自各阶层各种族的人口比例相似。这是法国长时间以来坚持的教育平等政策。)

公立若尔迪·巴雷学校(Jordie-Barre)门口↑

两所学校之间，只隔着一百米的人行道，却横亘着一道社会鸿沟。在校门附近，这种差距已隐约可见;查看法国教育部那套广为人知的“社会地位指数”，便能衡量它究竟有多大：圣女小德兰学校(跻身全国学生家庭背景最优越的前10%学校之列;若尔迪·巴雷学校则如同它的一幅反相底片，恰好位于社会阶层分布的另一端。佩皮尼昂整个学校体系的格局，都浓缩在这条街上。它映照着这座城市的现实：不同社会阶层的孩子在同一所学校共同就读的现象，几乎已经消失。

这座自2020年以来由国民联盟（RN）执政的加泰罗尼亚城市，呈现出一种在法国人口超过10万的城市中绝无仅有的社会隔离格局。这里的学校只分为两类：一类属于全国学生家庭背景最弱势的学校，另一类则属于最优越的学校。一边接收生活困难家庭的孩子，另一边则吸引中产阶层或高级管理人员家庭的孩子。

在佩皮尼昂，前一类学校全部是公立学校;后一类则从初中阶段起，清一色都是私立学校。“这种教育空间一分为二的格局，是独一无二的。”佩皮尼昂大学地理学教授戴维·吉邦(David Giband)概括道。他也是《佩皮尼昂：社会地位下滑与政治右转》(Perpignan. Déclassement et droitisation)的合著者之一(Trabucaire出版社，246页，20欧元)。

一座“因学校而令人望而却步”的城市这种分裂是在持续数十年的恶性循环中逐渐形成的。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长期的社会状况恶化使生活困难的人口集中到了城市中心。这些人也往往来自马格里布移民家庭或吉卜赛人社群。如今，这座城市有一半的儿童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在这个奥克西塔尼大区社会不平等最严重的城市群中，公立教育承接了这些社会弱势处境;与此同时，又出现了大规模逃避就读某些学校的现象，而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与国家签约的私立学校提供的择校空间促成的。这种择校回避在小学五年级(CM2)结束、升入初中时表现得尤为明显：在佩皮尼昂，超过38%的初中生就读于私立学校，几乎是全国平均比例的两倍。

由此造成的两极分化如此严重，以至于这座城市“因其学校而变得令人望而却步”，戴维·吉邦(David Giband)分析道。“人们逐渐形成了一种共识：必须逃离公立学校。”

巴斯德—拉马丁小学(Pasteur-Lamartine)内↑

卡蒂娅·卡尔波夫(Katia Karpoff)每年都切身感受到这种污名带来的影响。她担任巴斯德—拉马丁小学(Pasteur-Lamartine)的校长，这所学校位于独栋住宅区与一个城市政策重点扶助街区的交界处。这所被列入“强化优先教育网络”(REP+)的学校共有370名学生，其中四分之三的孩子来自生活困难的家庭，还有一部分来自吉卜赛人社群。“我们招生片区的社会构成并没有这么单一，”校长解释说，“但学校就在这个街区里，这让很多家长感到害怕。”有的家长以孩子会“跟什么人来往”为由回避这所学校，另一些则认为这里的学业水平低。

“对他者的恐惧”然而，学校团队一直竭尽全力，试图打破负面名声带来的影响。在这里，一半的学生接受法语—加泰罗尼亚语双语教育，另一些学生则在某一门学科中使用英语或西班牙语学习。三年间，巴斯德—拉马丁小学(Pasteur-Lamartine)三次获得“萨缪埃尔·帕蒂奖”(prix Samuel-Paty)。这项全国性竞赛是为纪念2020年10月16日遇害的教师萨缪埃尔·帕蒂(Samuel Paty)而设立的。校长邀请往届学生回校，争取媒体和市政府的支持，让学校每一次取得的成绩都能为人所知;她还寻找一切可能的资金来源，以改善教学安排和校舍设施。

校长↑

然而，学生社会背景的多样性仍在不断流失，而且这种分化发生在越来越早的就学阶段。甚至一些原本让自己孩子就读于该校加泰罗尼亚语教学班的教师，如今也更倾向于选择私立学校，或阿雷尔斯—卡萨涅斯双语学校(Arrels-Cassanyes)。后者虽然是公立学校，却只通过学区例外入学许可招生——它是佩皮尼昂唯一一所学生家庭背景较为优越的公立学校。

至于巴斯德—拉马丁小学(Pasteur-Lamartine)现有的约三十名家庭背景优越的孩子，大多数之后也会避开所属学区的初中。“公立学校，是唯一一个让我们与自己没有选择、也未必与自己相似的人共同相处的地方。如果我们再也无法发挥这个作用，还有谁能做到？”卡蒂娅·卡尔波夫(Katia Karpoff)忧虑地问道。

塞维涅夫人初中(collège Madame-de-Sévigné)下课后的场景↑

这一问题牵动着当地许多教育工作者。伊格纳西奥·巴伦苏埃拉(Ignacio Valenzuela)是法国中等教育教师工会(SNES-FSU)东比利牛斯省分部的共同书记，同时在塞维涅夫人初中(collège Madame-de-Sévigné)任教。这是全市学生家庭背景最弱势的学校之一。十多年来，他所在的工会一直细致记录着不断加剧的社会阶层分化，并早在2016年就向法国教育部发出警报，指出佩皮尼昂的状况。

“各种困难集中在一起，严重影响了学生的学习条件和取得成功的机会，但问题远不止于此，”伊格纳西奥·巴伦苏埃拉批评道。“如果我们默认年轻人在学校里彼此隔离，就会不断强化对他者的恐惧，整个社会共同生活的基础也会遭到损害。”

一个无法克服的矛盾在这样的教育格局中，有一所学校是例外。看着让·穆兰初中(collège Jean-Moulin)宏伟的外立面，以及被列为历史古迹的校舍里750名学生熙熙攘攘的热闹景象，人们很难想象：在2000年代，这所初中曾声誉极差，甚至面临关闭的威胁。“如今，这是唯一一所中产阶层或高级管理人员家庭的家长会毫不犹豫地把孩子送进去的公立学校，尽管它位于一个十分贫困的街区。”一位家长概括道。

让·穆兰初中(Jean-Moulin)位于老城区中心，被列入“优先教育网络”(REP)，招收来自两个处境最困难街区的孩子：圣马蒂厄(Saint-Mathieu)和吉卜赛人聚居的圣雅克(Saint-Jacques)。学校还接收了300名家庭背景较为优越的孩子，他们专程从佩皮尼昂各处及周边地区前来，为的是进入学校开设的众多特色班之一。这些特色班包括与音乐学院合作的音乐班，以及橄榄球、篮球、加泰罗尼亚语、汉语等。

“我们集中了全市几乎所有允许跨学区招生的特色班，而且成效很好：报名人数超过了招生名额。”自2024年起担任该校校长的让-塞巴斯蒂安·泰克西多尔(Jean-Sébastien Teixidor)介绍道。这一依靠法国教育部门和省级政府大量资金支持的社会阶层混合办学模式，受到各方一致认可，也取得了成效。“我们有一批班里的尖子生，带动学习上有困难的学生共同进步。这些学生如果在别的学校就读，就不会有同样的学习经历。”校长肯定地说。

尽管很少有人愿意冒险批评这所示范学校，仍有人指出：不同社会背景的青少年虽然共处一校，却没有真正交往融合;或者说，社会阶层的混合并没有减少那些与学校最为疏离的学生的缺课现象，也未能缓解严重的学业困难。让-塞巴斯蒂安·泰克西多尔(Jean-Sébastien Teixidor)并不否认这一办学模式的脆弱之处。“我们的学校首先反映的是校墙之外发生的事情，单靠我们自己，不可能改变一切。”他语气审慎地说。

然而，一个无法克服的矛盾仍时常困扰着他。“让·穆兰初中（Jean-Moulin）是唯一一所让法国最贫困街区的孩子与较高社会职业阶层家庭的孩子（CSP+）共同相处的学校，”校长为这一模式辩护道，“但为了实现这种社会阶层混合，我们从全市吸引家庭背景优越的学生，也就把其他公立学校的这类生源抽走了。”另一方面，家长们的表态又几乎不留任何疑问：“如果这些孩子不在让·穆兰就读，他们就会去私立学校寻找入学名额。”

既然与国家签约的私立学校在招生方面不受任何约束，那么，还有可能扭转学校隔离的进程吗?一些负责人匿名表达了自己的悲观态度：“这座城市的学校布局，让所有不愿彼此接触的人永远不必碰面。许多人从中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也未必有动力去改变这种安排。”

对法国中等教育教师工会(SNES-FSU)而言，让·穆兰初中(Jean-Moulin)证明，让家庭重新选择公立学校是可能的，“前提是投入足够的资源”。工会要求针对该省公立教育制定一项“紧急计划”，并且长期主张，全面重新划定佩皮尼昂及周边市镇初中的招生学区。“私立学校的生源构成表明，家长愿意从很远的地方把孩子送来，也说明实现社会阶层混合的潜力是存在的。”伊格纳西奥·巴伦苏埃拉(Ignacio Valenzuela)强调。

绕过规则该省法国国民教育部门负责人安娜-洛尔·阿里诺(Anne-Laure Arino)已经着手处理这一问题。“我们无法改变居民居住分布的现实，也不能照搬其他地方开展的尝试，因为佩皮尼昂的情况很特殊。但我们可以找到办法，吸引较高社会职业阶层家庭（CSP+）的孩子，尤其是在初中阶段。”她强调道。

她希望从9月起召集当地相关各方开会，考虑建立“社会阶层混合—卓越教育网络”，在公立初中开设具有吸引力的特色课程，同时也在思考如何加强佩皮尼昂市区与周边地区学生及学校之间的联系。

由国民联盟(RN)第一副主席路易·阿利奥(Louis Aliot)领导的市政府声称，为辖下学校“投入了大量资源”，但认为其负责的公立小学“和其他地方一样，反映的都是学校所在街区的社会状况”。推动不同社会阶层学生共同就学的意愿，在负责初中事务、由社会党占据多数的东比利牛斯省议会那里，得到了更多支持。不过，主管教育的省议会副主席玛丽-皮埃尔·萨杜尔尼(Marie-Pierre Sadourny)提醒说：“不能让人感到害怕，也不能给人贴上污名。这需要各方共同努力，培育认同不同阶层共同就学的文化，增强人们对公立教育体系的信心，并尝试改变观念。”

因为，最近一次招生学区调整已经冷酷地提醒人们：当教育体系允许一部分家长选择绕过学区分配规则时，不同社会阶层学生的共同就学，就无法靠一纸命令实现。2019年，省政府与学区教育行政部门决定，将波莱斯特尔(Pollestres)的小学五年级(CM2)学生分配到佩皮尼昂一所属于“强化优先教育网络”(REP+)的初中。波莱斯特尔是这座加泰罗尼亚城市南面一个以独栋住宅为主的小市镇。镇长和居民的激烈反对令人印象深刻，但并未改变这一决定。七年后，塞维涅夫人初中(collège Madame-de-Sévigné)确实仍是波莱斯特尔孩子们按学区应就读的学校。然而，71名小学五年级学生中，四分之三根本不会踏进这所学校。

四分之一的家长获得了学区例外入学许可，将孩子送往另一所公立初中;一半的家长则宁愿付费让孩子就读私立学校，尤其是曼特农学校(Cours Maintenon)。这所学校位于连接波莱斯特尔(Pollestres)与佩皮尼昂的环城公路旁，沿路在塞维涅夫人初中(Sévigné)前方约600米处。

“我们没有遵守共同的游戏规则”伊莎贝尔(Isabelle，化名)也是这些家长中的一员。“我当时很怕塞维涅夫人初中，别人提醒过我，说那里的学业水平不好，”这位43岁的法律工作者解释道，“我觉得自己不得不把孩子送进私立学校。”她的女儿进入曼特农学校(Cours Maintenon)读初中一年级(6e)，却只在那里待了两个学期。“她不适应那里。”

此后，这家人搬到了佩皮尼昂。如今读初中二年级(5e)的女儿，就读于所属学区的公立初中，而这所学校学生的家庭背景比塞维涅夫人初中还要弱势。“一切都很好。班里的学生人数不多，教师团队在教学上给予了非常细致的跟进和指导。”伊莎贝尔称赞道。学校的平均学业水平或许低一些，但说到底，“各个学校的教学大纲都是一样的。”

但她并没有因此让小女儿继续留在所属学区的幼儿园——那里的学生家庭处境极为困难。“教师团队非常好，但放学时校门外的环境，实在让人无法接受，”她解释道，毫不掩饰内心的矛盾。“我女儿很喜欢她的学校。孩子们会为了玩具争吵，却不会因为社会地位或肤色而争吵。愚蠢的是大人：我们抱怨学校缺乏社会阶层的混合，自己却不愿配合。如果我们都让孩子留在社区学校里，这些学校的学生背景本可以更加多元。”在佩皮尼昂，问题的关键在于：是否还可能说服一些家长率先迈出这一步，启动这样的转变;还是说，这座城市已经到了无法回头的地步。

× 乌有之乡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乌有之乡网刊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