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历史 ———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国史新著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历史

———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国史新著

周承友

摘要：本编根据唯物史观的社会二重性原理，实际实质并概括地陈述了1976后中国社会50年的主要发展。76后中国社会发展经历了过渡时期(近4年)、社会转型初成时期、社会转型深度发展时期三个阶段。在第二阶段，以1992年中共十四大为界点，分别概述其前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和教科文卫体)、对外关系(外交)、城乡社会环境和社会主体等五大方面具体发展情况。在第三阶段，分别详细地概述了2001年以后中国社会这五大方面各方面的连续发展(且以中共十八大为分界点)。其中，1992—2001年是中国转向资本化社会的剧变期。2001年后20年左右是中国资本化(包括公营资本)社会基本建成时期。现在已经发展到工业化后期，建设似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二流)新帝国主义国家，形成了四大阶级及多阶层，同时也面临四大考验。

历史是社会二重性：社会类形态(如工业化信息数智化社会)和社会质形态(如科学客观的资与社先后异质的社会生产关系所有制关系)发展过程的统一，历史是从事实出发的。中国的1976年十月事件及其后官僚内部斗争等直接决定了新中国的再发展，生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发展第二大阶段——特色社会主义中国时期。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国史发展经历了三个时期：过渡时期(1976年10月—1980年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初步成型——形式转型初成时期(1980—2001年)、特色社会主义社会转型深度发展时期(2001年至今)。[1] [2]若根据其改革开放进程，以1992年中共十四大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目标为界，特色社会主义中国改革开放经历了两个时期：改革开放前期(1976—1992年)、改革开放后期(1992年至今)。

一、向特色社会主义过渡时期

1976年十月事件是新中国历史发展的转向转折点。1976年12月和1977年4月先后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和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是华国锋努力发展经济的一种起步。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召开，追认华国锋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职务和邓小平复职，两派斗争新生。1977年8月中共十一大召开，华国锋作政治报告，提出继续革命，建设现代化强国的根本任务。会后，一中全会选举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华国锋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和军委主席。1977年八九月间前南斯拉夫总统、南共联盟主席铁托访华，两党两国关系实现正常化。1977年9月中央发出《关于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的通知》，次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召开，大会制定了全国科技发展八年规划。1977年10月国务院决定恢复高考制度，后两月高考招生。1977年底至78年初围绕“五五”计划等出现经济大干快上(包括“洋跃进”)局面。1978年2—3月五届全国政协和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先后召开，人大会议通过新《宪法》，选举叶剑英任人大委员长，华国锋继任总理，政协会议选举邓小平任政协主席。1978年4月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统战部、公安部《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到11月全国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工作全部完成。1978年5月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带团考察西欧五国，也实现了赴日经济代表团，赴港澳经济贸易组等外出考察，它们的考察打开了中国经济建设的视野。同期，华国锋和邓小平等领导人出访东欧和日本等。1978年7-9月国务院召开务虚会，会议中研究放手利用国外资金技术，讨论经济管理体制改革，李先念作重要讲话。中央政治局多次听取与经济相关报告，并进行评议。这样，改革开放开启了。[3] [4] [5]1978年10月安微肥西县官停公社老庄生产队第一个公开实行包产到户，12月安徽风阳县小岗村实行“包干到户”。1978年10月四川省根据国务院的指示选择多家企业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1978年5月主要是在下半年开始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1978年8月《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在北京签订。1978年11-12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出现议题转移)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先后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等经济工作的三个文件，评议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平反了文革等历史上一些重大历史案件和人物，调整了中央领导机构，陈云再次晋升中央常委，当选中央纪委第一书记等。十一届三中全会是邓氏集团崛起的标志。1978年12月中美公布建交公报，宣布自1979年1月1日起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郑重宣示争取祖国和平统一的大政方针。1979年1月底国务院决定在广东蛇口建立全国第一个对外开放工业区——蛇口工业区。到7月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同意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试办出口特区，利用外资。同年7月，全国人大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1979年8国务院颁发《关于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增加外汇收入若干问题的决定》，扩大地方和企业的外贸权限等。1979年1月底至2月初邓小平访美。同年2月，中国边防部队实施对越自卫反击战，3月美国会通过《与台湾关系法》。1979年4月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提出扩大企业、地方和经济体制改革问题。1979年7月国务院下发了《关于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若干规定》、《关于国营企业实行利润留成的规定》等文件，放权让利的改革广泛起来。1979年7月，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修改宪法，制定几部重要法律，决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大设立常委会，县级和县级以下人民代表由选民直接选举，补选国家机构领导人。1979年10月第四次文代会召开。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召开，会议中华氏集团的汪东兴等四位重要领导成员离职，胡耀邦(新任总书记)和赵紫阳两人新进中央常委，并为文革的主要对象刘少奇平反等。这人事和政策的转折，标志着华氏治理到邓氏治理过渡的基本完成，因为他们分歧的主要焦点在于对待文革等历史问题的评价面上。

二、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初步成型——形式转型初成时期

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到2001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初步成型时期。这21年间，以1992年中共十四大为界又明显地区分为前后两个小阶段。

1980—1992年的的民主、法治、政党、民族、国家、国防等政治发展过程简单如下。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召开，邓(胡、赵)体制建立。1980年9月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决定赵紫阳任国务院总理等。1980年10月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将1977年军委全体会议确定的“积极防御、诱敌深入”的军事战略方针调整为“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与此相应，军委把建设一支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军队的总目标重提日程。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改选和增选了中央主要领导成员，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主席，邓小平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等。1981年9月全国人大委员长叶剑英发表《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方针政策》。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召开，邓小平在开幕词中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会议通过胡耀邦的《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报告等。会后一中全会选举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等为政治局常委，胡耀邦为总书记，邓小平为军委主席。1982年11—12月五届全国人大会五次会议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四部宪法等法律，新宪法规定，恢复设立国家主席和副主席;国家设立中央军事委员会;国务院实行总理负责制;改变农村人民公社的政社合一体制，设立乡政权和村民委员会;规定国家领导人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提出必要时设立特别行政区等。1982年干部制度和机构改革出现一定变化。1983年6月六届全国政协和六届全国人大会一次会议先后召开，选举李先念任国家主席，彭真任人大委员长，赵紫阳任总理，邓小平任国家军委主席，邓颖超任政协主席等。1984年5月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1984年和1987年中英、中葡之间先后经过谈判、签约，决定收回香港和澳门。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1985年中国政府决定，解放军裁减员额100万。1980年代中期，各民主党派得到明显发展，1986年4月中共中央统战部对各民主党派性质进行了说明，在此前后，各民主党派章程对于自身性质的表述，经历了“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到“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党”的变化，并在大部分省(市区)建立了常设机构，在部分市县也建立了组织。1986年下半年爆发了波及不少城市的学潮。1986年9月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1987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接受胡耀邦辞去党中央总书记职务，推选赵紫阳代理党中央总书记。1987年10—11月中共十三大召开，会议通过赵紫阳的《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报告，报告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及其基本路线理论等。会后的一中全会选举赵紫阳、李鹏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赵紫阳任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邓小平任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1987年11月，李鹏在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上被任命为国务院代总理。是月台湾当局正式开放民众赴大陆探亲。1988年3—4月七届全国政协和七届全国人大会一次会议先后召开，选举杨尚昆任国家主席，万里任人大委员长，李鹏任总理，邓小平任国家军委主席，李先念任政协主席，决定设立海南省等。1988年7月七届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军衔条例》。80年代后期因改革等经济领域中的一些矛盾加剧。1989年春夏之交，北京等全国多地爆发了一场引起社会极大震动的学潮、社会政治危机和戒严、暴力镇压等，并导致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制裁”。1989年6月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召开，会议决定撤销赵紫阳的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职务，选举江泽民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等。同年11月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召开，邓小平辞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决定江泽民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通过《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决定沿用三年或更长时间缓解问题等。1990年3—4月七届全国人大会三次会议接受邓小平辞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选举江泽民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等。总之，到1992年春，各项工作基本稳定正常，原党政合一、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基本未变，甚至存在异化现象。

1980—1992年的经济发展，可主要围绕“六五”、“七五”计划制定执行(包括“三步走”战略)和改革开放而梳理。“六五”计划执行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七五”计划没有很好执行，它受改革和政局变化的影响极大，两个五年计划主要以“小康”(生活型)目标为统领，工业化和产业结构发展以调和补为主，基本解决了国民的温饱问题，现代化水平没有多大提高。[6] [7] [8]改革开放方面，首先，是农村的改革。1970年代末安徽等省一些地方出现多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特别是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但直到1981年底《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形成，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才得以广泛推行和普及起来，新的农村集体与土地家庭承包经营(分田于个体家庭承包经营关系基本上长期不变并长期起基础作用)等统分结合的经济形式改变了农村集体经济性质(土地承包经营权事实上私人产权化了)。1979年四川广汉县出现政社分开试点，1982和1983年人民公社走向解体，乡村政权建立。1984年原社队企业改为乡镇企业。1985年实行农产品统购派购制度改革“双轨制”等。它们短期内推动了农业发展。到80年代中后期，农业粮食生产等经济发展陷入徘徊状态，但农村乡镇企业得到广泛发展。其次，是企业、城市和整个经济体制改革。1980年后，企业放权让利改革进一步扩大，流通体制和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包括此前“利改税”、“拨改贷”)也开展起来。1981年10月国务院批转《关于实行工业生产经济责任制若干问题的意见》，到1982年底国有工业企业总数的八成实行了经济责任制，进一步解决所谓企业吃国家和职工吃企业的“两个大锅饭”等问题。1981年10月国务院在湖北省沙市市开始城市综合改革，到3月又在江苏省常州市展开城市综合改革试点。随着1984年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颁布，经济改革重点由农村转向城市和整个经济体制，解决政企不分、条块分割，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等改革全面推行。例如，根据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而来的承包经营责任制和厂长(经理)负责制盛行开来，股份制开始兴起，指令性计划范围不断缩小，“价格双轨制”等盛行，1985年起实行地方财政包干制，地方自主权不断扩大等。1986年7月国务院发布《国营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暂行规定》。1986年12月颁布《关于深化企业改革增强企业活力的若干规定》。甚至还形成了企业改革为中心和价格改革为关键等几种整体改革思路。1990年11月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成立，1991年7月深圳证券交易所正式开业。1992年7月国务院颁发《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这十多年的以放权让利为主的改革，容易带来内部人控制、膨胀、混乱、“官倒”和腐败等。再次，是个体工商户和私营经济的发展。为解决城市待业人员就业，1981年7月国务院作出《关于城镇非农业个体经济若干政策性规定》，由此个体经济(包括雇工不超过8人的经营)发展起来，1982年进入宪法。对于私营经济，1983年政府颁布文件明确指出，“不宜提倡，不要公开宣传，也不要急于取缔”的三不政策。1987年初中央明确肯定私营经济存在，1988年进入宪法。个体经济到1988年增长到1452.7万户和2305万人，在数量上实现了一个飞越。到1988年全国登记注册(不含三个没有开展登记的省等)私营企业有40634户，从业者723782人，雇工人数在20人以下的占到大约70%。[9]最后，是对外开放和外资经济发展，形成外向型经济。1980年5月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福建省委会议《纪要》，决定把原办成“出口特区”的四市扩大成四个“经济特区”，1980年8月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批准在广东的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的厦门建立经济特区。1982年1月合并组建对外经济贸易部，统一归口管理我国的对外贸易、利用外资、技术进出口、外贸改革等。1982年底外资经济进入宪法。1984年中央决定开放大连等14个港口城市，并在这些城市设立经济技术开发区，实行经济特区的部分政策。1985年2月决定将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东南地区设立经济开放区。1986年10月国务院颁布《关于鼓励外商投资的规定》。1987年中共十三大和1988年提出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经济循环(承接境外产业转移等)。1988年进一步扩大沿海经济开放区范围，包括1980年7月开始开放而到1988年建省的海南经济特区，到80年代末，这个开放地带横跨东部11个省市区，包括近300个市县，2.2亿人口，为发展外向型经济创造了条件。1988年2月国务院制定《关于加快和深化对外贸易体制改革若干问题的规定》，全面推行对外贸易承包经营责任制，完全“外资三法”。对外开放，实现了中国外贸地位提升，1991年实际利用外资约百亿美元，出口商品结构自80年代中期从初级产品为主向工业制成品(轻纺产品)为主的转变等。[10]1990年4月国务院正式宣布开发开放上海浦东。总之，1980年代出现几次经济过热，特别是1988年上半年价格改革闯关失败，诱发了全国性的抢购、挤兑风潮等危机， 1988年9月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决定实施三年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等重大决策。

1980—1992年的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发展，与此阶段的政治、经济发展是紧密相连的。文化，就是人们的精神创生及成果，是社会存在的反映。文化可结构为两大层面：意识形态或思想性质理论方面(它相对集中地表现在人文社会科学与文化政策发展的方向性质等方面)和文化实业发展状况及其发展水平方面;前者是灵魂，后者是载体。在新中国历史和文化意识形态发展中，1976年十月事件在事实和实践中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即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1980年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在政治和政策上否定了文化大革命(为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对象平反)，这就是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历史和文化意识形态建立的起点。十月事件，对江、张等文革派实行专政，实际上否定了文化大革命，背叛了无产阶级专政及其阶级斗争，此时国家性质改变了。让大批前革命对象复职领导岗位，并制造舆论，借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为1957年以后社会主义革命和斗争的一系列对象平反，并形成特色社会主义中国文化意识形态建设的第一大成果——1981年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同时，恢复和调整1976年前文化发展的“二为”和“双百”方针。其人文(哲学)社会科学得到改质和发展。1982年中共十二大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方针，1986年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还形成了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专题和系统文件。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行，东欧改革思想特别是西方文化大量涌入，形成了1980年代的“文化热”和“西方文化热”，资产阶级自由化和民主法治等思想(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盛行开来。由此，在1980年代的中国意识形态领域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与资产阶级自由化民主化思潮(资产阶级启蒙思想)交织对峙的主流态势。具体进程表现为中国特色的改革开放理论，抵制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讨论，“现代派”思潮和追求精神产品商品化，“西化”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实践唯物主义讨论，改变“两个文明建设一手硬，一手软”的状况，“两种改革开放观”争论等。[11] [12]这种态势与经济领域的腐败现象，政治领域的民主化改革呼吁等结合起来，导致了1980年代社会思潮动荡、学潮，官僚内部政治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斗争和领导人非正常更替等。“八九风波”就是一场修正主义的大危机。稍后，鉴于苏东剧变，随着“南巡讲话”的文件发布，突破“姓资姓社”的大流更猛地出现了。

文化实业发展上，在教育方面，在特色中国建立时，伴随教育考试制度恢复扩大等，教育的工农兵性质和无产阶级政治方向发生改变，并转向服务于经济中心，大规模缩减农村原普通高中等。1980年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学位条例》，高等教育体系逐步完整。1980年起，中等教育开始结构改革，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包括各级各形式的成人教育。从1981年开始，五年制中学改为六年制中学。1983年邓小平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1985年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召开，会后中共中央颁布《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把发展基础教育的责任交给地方(到乡镇级)，有步骤地实现九年义务教育，改革高等教育的招生计划和毕业生分配制度，扩大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逐步实行校长负责制(“六四风波”后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等。高等教育条块分立式管理。建立教师职称制度，加强教师队伍建设。1986年制定《义务教育法》。1980年代的教育发展，考试制和升学率、重点学校与非重点学校、普教与职教分流等广泛实行，精英教育和教育机会的两极分化快速发展。1990年中共十三届七中全会提出：“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这提出了其较完整的教育方针。第二个方向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教育投资的多元化、教育市场化发展，民办教育广泛兴起。1980年代存在着教育经费严重不足、脑体倒挂、教师待遇低下、片面追求升学率、农村学生辍学流失、城乡教育差距扩大等，但各级各类教育有了较明显发展，而教育的非公平性、阶级性差异也明显地发展。[13] [14]在科技发展方面，调整科技政策，服务于经济建设发展需要。1984年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奖励条例》。1985年3月中共中央颁布《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科学技术必须面向经济建设，从运行机制、组织结构、人事制度等方面改革科技体制，科技发展开始从政府为主体转向以企业为主体，推行合同制、承包制或基金制，改革拨款制度，发展技术市场等。1987和1988年又分别颁布科技体制改革文件，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鼓励科研机构和高校以各种形式参与到市场领域，发展多种所有制形式的科研机构等。同时，实施一些重要科技发展计划 ，如“星火计划”、支持基础性研究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863计划”、“火炬计划”等。我国 “银河”计算机系统、第一座高能加速器、同步辐射实验室、多种运载火箭和卫星等相继诞生。但科技体制改革所造成的阵痛显然存在，如科研人员的社会地位低落，他们之中的很多人选择了下海经商，或是出国从事科研，科研院所和科研人员只是专注于拿项目，而忽视了对科研工作的长远考量等。[15]在文艺文化发展方面，调整文艺政策，如形式上恢复文革前的文艺方针，并不提文艺从属于政治等。但至80年代初期的文艺却主要地是为政治上的变局服务，如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实践美学等。随后，对“文革”等反省迅即转向文化、哲学层面，思想文化领域掀起了对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重新解读和阐释的热潮(包括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延及到文艺创作与理论批评。在文学领域的展开是：“反思文学”的深化、“现代派小说”和以“现代主义诗群大展”为主要标志的现代诗歌，尤其是“寻根小说”、“先锋文学”的出现;在美术领域出现的是“85美术新潮”;而在电影领域，则是陈凯歌、张艺谋等“第五代导演”进驻其历史舞台中心等。简单地说，八十年代初期，文学思想高度政治化，现实主义成为主流，全方位告别旧有格局。而到了中后期，政治化倾向并没有消失(并涉及到作协的组织领导及评奖等)，但反文化性的文化热、纯文学以及文学本体性的现代论争成为主要议题，文学主体性成为焦点，文化寻根思潮涌动;文艺批评界开始变得众声喧哗、热闹非凡;对西方文论饥不择食的翻译、引进、推崇达到了史无前例的程度。在很多人都表赞同的文艺的多元发展中，马克思主义似乎连作为多元中的一元的地位也没有真正挣到。[16] [17] 同时，80年代中后期文艺的市场化和产业化出现，文艺“双轨制”(多种所有制形式)和“走穴”现象展现，文化体制文化产业改革探索包括其早期承包经营责任制等开始了，如1988年文化部、国家工商局联合发布《关于加强文化市场管理工作的通知》,在政府文件中首次提出“文化市场”概念。在医疗卫生发展方面，原公费、劳保、农村合作医疗等卫生制度具有福利性质，大大促进了国民健康水平提高。1976年10月后改变了原医疗卫生性质和制度。1979年3月全国卫生厅局长会议在北京举行，稍后卫生部等三部委联合发出《关于加强医院经济管理试点工作的通知》，旋即运用经济政策管理医疗的试点展开。 1980年国务院批转《关于允许个体开业行医问题的请示报告》。此后出现了个体承包、个体开业行医等形式。80年代初卫生部多个改革文件下发，一些医疗机构进行了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的改革，建立了各种形式的承包等管理责任制，如实行院(所、站)长负责制，扩大自主权，干部实行聘任制，工人实行合同制等。一些医疗卫生单位开展增收节支，讲求经济效益;一些医疗卫生单位对公费医疗和劳保的医疗实行按成本收费等，农村合作医疗瓦解。1985年4月国务院批转《关于卫生工作改革若干问题的报告》，卫生改革全面展开，其核心思想是放宽政策，多方集资，扩大医院自主权，多方办医、部分提高收费标准，内容涉及到办医体制、管理体制、分配机制、收费制度、事业经费补偿机制等医疗体制的多个方面。1989年1月国务院批转《关于扩大医疗卫生服务有关问题的意见》，提出了开展有偿服务，实行 “以副补主 ”、“以工助医 ”等，个体私营医疗获得进一步发展。1990年代初《中国卫生发展与改革纲要(1991—2000)》和“八五”计划制定中，首次提出新时期卫生工作基本方针为：“预防为主，依靠科技进步，动员全社会参与，中西医并重，为人民健康服务”。但医疗卫生的市场化、商业化、民营化扩展，医疗卫生机构的趋利行为日益严重，造成群众 “看病难、看病贵 ”等。[18]

综上所述，1992前特色中国历史变化的一个实质是“承包经营或管理”和“多元化发展”，即公有者权益空置，经营管理者和私有者权益扩张，是市场化、非经济域产业化的明显发展。它类似于“苏东剧变”前的历史变化。[19]启下所展，1992后特色中国历史变化的一个实质是“公有名内外的资本化”和市场化、非经济域的产业化于国内外普及与泛滥，1992年的“南巡讲话”就是它的转变点。它类似于“苏东剧变”后的社会转轨;当然，也有它自己的特点，如特色中国是在“稳政治”(政治集权)的条件下，在国家(国有)主导下促使社会迅速转入市场经济等轨道。[20]

1992—2001年的政治发展方面。1992年1至2月完全退休的邓小平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并发表谈话，这“南巡讲话”以当年中央二号文件下发。这讲话指出：三中全会以来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判断姓“社”姓“资”的标准，主要看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综合国力，人民生活水平;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等。“猫论”大发。由此，中国改革开放大潮涌现。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召开，大会通过江泽民的《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报告，确立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等。会后的一中全会选举江泽民、李鹏等任中央政治局常委，江泽民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和军委主席。1992年11月　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与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就解决两岸事务性商谈中如何表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问题，达成“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共同努力谋求国家统一”的共识，后被称为“九二共识”。1993年1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制定新时期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即把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放在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上。1993年4月海协会会长汪道涵和台湾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在新加坡举行会谈并签订《汪辜会谈共同协议》等四项协议。这是两岸受权民间机构领导人的第一次会谈。1993年3月八届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和八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先后召开，人大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选举江泽民为国家主席和军委主席，乔石为全国人大委员长，李鹏为国务院总理，政协会议选举李瑞环为全国政协主席等。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举行，通过《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等。1996年10月中共十四届六中全会举行，通过《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等。1997年3月八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举行，通过《关于批准设立重庆直辖市的决定》等。1997年7月1日中英两国政府的香港政权交接仪式在香港举行，宣告中国政府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1997年9月中共十五大召开，大会通过江泽民的《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报告，决定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等。会后一中全会选举江泽民、李鹏、朱镕基等任中央政治局常委，江泽民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和军委主席。十五大报告中还宣布：在今后3年内再裁减军队员额50万。1998年3月九届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和九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先后召开，人大会议选举江泽民为国家主席和军委主席，李鹏为全国人大委员长，朱镕基为国务院总理，政协会议选举李瑞环为全国政协主席等。1999年9月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召开，通过关于国有企业改革问题的决定等。1999年12月20日中葡两国政府的澳门政权交接仪式在澳门举行，宣告中国政府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中华人民共和国门特别行政区成立。2001年7月江泽民总书记在中共党庆八十周年大会上发表(党中央认同的)讲话，讲话中提出和运用“三个代表”思想加强党建，公开认可社会阶级阶层分化和新阶级形成，并要求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吸收新社会阶层优秀分子如资本家入党，这是国家政权内核变化的公开声明。其实，资本家早已进入国家各级政权机关和中共党组织，对立的阶级矛盾已经明显起来。截至2001年，除宪法外，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法律284件，国务院发布行政法规913件等，特色社会主义的法律体系初步形成。最后还需要明确的的一点，随着商品市场经济的发展，政府行为也不同程度地卷入到市场化、产业化之中。

1992—2001年的经济发展，是经济的大开掘大开放(民工、土地、资本等要素大投入——似资本原始积累的需要和表现)及其在大波动和危机中发展。因为政权相对稳定，1990年代中国剧变的表现形式特别(同样是产权和财富在国民中的剧烈异常变动，但是没有采取直接的大众化形式，而是采取“温水煮青蛙”形式)。在80年代末出现的滞胀型经济危机刚刚过去，1992和93年就迎来了几年的经济大跃进大膨胀，93年夏开始调整，1996年告别短缺经济，后遇上亚洲金融危机和特大的洪涝灾害，又出现几年的通货紧缩危机，实施再调整(涉及住房商品化等更多要素和领域)。于是，这时期经济增长速度还较高。经济发展实绩，可从“八五”和“九五”计划(含西部大开发)的制定执行和改革开放等方面而认识。这两个五年计划时期，经济增长成果明显，总体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但“八五”时期计划失控，“九五”时期社会差距进一步拉大。产业发展上，90年代中国经济产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初期，产业发展已经从80年代轻工纺织、食品加工、家电等支柱产业，转移到提高装备工业水平，用现代工业技术替代传统技术，主要有机械电子、石油化工、汽车制造、建筑工业。中后期，以开发和制造大型成套装备为重点，发展集成电路、新兴元器件、计算机、通讯为重点的电子工业，开发和深度加工合成纤维等新材料为重点的石油化工、汽车成为新的产业增长点。或者说，工业化程度显著提高，加强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建设，出现再重工业化，电子信息产业兴起，产业结构优化。当然，农业现代化进展仍然短板。[21] [22] [23]

改革开放上，首先是改革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勾画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如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的方针，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全国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包括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并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相互衔接，以间接手段为主的宏观经济调控体系，合理的个人收入分配，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等。1993和1994年新经济体制建构全面展开，前两三年工作重点是在培育市场体系方面的同时加强宏观体制改革。最初是粮煤油运输等基础产品价格大幅调整，大幅放开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价格，到1993年，市场价格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的比重,由1991年的50.3%上升到93.8%，在农产品收购总额中由51.6%上升到87.5%, 在工业生产资料销售总额中由36.4%上升到81.1%，确立了市场价格在价格体系中的主体地位。[24]与此同时，财税、金融、外汇外贸、计划、投融资、流通体制等方面的重大改革密集出台，如实行分税制和以增值税为主体的流转税收制度，建立独立执行货币政策的宏观调控体系，实行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分离，实行汇率并轨和银行结售汇制，突出计划的宏观性、战略性和政策性，综合运用经济、法律(如《公司法》)等手段，尽可能减少行政干预。由此，适合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改革(计划规划)政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三驾马车”架构的宏观调控体系初步形成，“九五”时期又得到进一步改革深化，并且改革领域更广泛。再者，从1995年开始，改革重点转向企业改制及所有制结构调整为主的方面。在企业改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或市场主体建设上，就农业经济方面，1980年代农村普及了分田单干的家庭承包经营，而事实上土地承包经营权私有化基本挖空了农业农村集体经济，近两亿的土地家庭承包经营户成为农村商品市场经济的主要市场主体(“非企业模式”)，这碎片化的市场主体力量是有限的，它不利于农业现代化提速。例如，到1990年代，碎片化的土地家庭承包经营等已经带来了新农民阶级与农村集体(乡村政权等为代表)之间的新矛盾和农民税费如“三提五统”负担的加重加剧。[25]同时，1990年代早期广东、上海、北京、浙江、江苏等经济发达地区开启的中国农村半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序幕，1995年国务院文件明确提出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流转，预示着中国农村新的合作化或股份合作化资本化经济法人的新市场主体明显滋生。[26]企业改制与其所属所有制种类变化是一起的。1994年3月农业部出台的《乡镇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意见》，为全国乡镇企业改制吹响了号角。1995年农村集体所有制企业即乡镇企业改制大潮——民营化(私营化和合作化股份合作化资本化即非公化)高潮首先出现[27],接着，是国有中小型企业和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改制大潮——民营化(非公化)高潮先后出现。它们的企业改制在短短的几年中就基本完成，其中，公共资产流失和经营管理者持大股或管理层收购现象是相当严重或明显的，它们大都也没有采取股份有限公司企业的法人形式。[28] [29] [30]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从1993年开始，选定了100户大中型企业进行改革试点，在世纪末的几年也掀起了改制大潮。2000年9月，《国有大中型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加强管理的基本规范(试行)》经国务院同意发布施行，标志着国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由过去的试点探索，进入比较规范的推广实施阶段。截至 2001 年底，占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净资产70% 的4371 家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中，有3322 家完成了公司制改革，改制面达76%。在已经改制的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中，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占69%，以多元股东为主体的公司制企业格局逐步形成。[31]随着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改革改制，出现了大几千万工人下岗，并随着企业内部劳动、人事和分配制度改革，带来了资本与工人之间的阶级矛盾明显起来(1998年建立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制度也仅起某种缓解作用)。中国这些企业改制及其所有制变化与苏东转轨国家企业改制及所有制变化已经没有本质上的不同(二者都是资本和雇佣劳动包括国家雇佣劳动统治地位的确立)，也出现了如俄罗斯的“内部人控制”和东欧国家的与外资融通等现象。[32]当然，中国的企业改制及其所有制变化大潮中并没有出现产权私有化的外在普遍形式(通过有价证券等私有化)。

特色社会所有制种类及其结构调整变化状况直接决定了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性质。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主要体现在国家和集体所有的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及其对经济发展的主导作用等方面;提出提出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概念等。1995年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九五”计划中提出：要着眼于搞好整个国有经济，通过存量资产的流动和重组，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改组，这种改组要以市场和产业政策为导向，搞好大的，放活小的等。1997年中共十五大报告提出：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公有制经济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公有资产占优势，要有量的优势，更要注重质的提高，国有经济起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不能笼统地说股份制是公有还是私有，关键看控股权掌握在谁手中，国家和集体控股，具有明显的公有性，有利于扩大公有资本的支配范围;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提出公有资本、混合所有制概念等。1999年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要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完善结合起来，坚持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目前，国有经济分布过宽，整体素质不高，资源配置不尽合理，必须着力加以解决等。[33]实践中，以1992年的中央文件为基础，以后三个中央文件为依托，在后三个文件出台年份(95—99年)前后，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出现了三次民营化和企业改制大潮(含外资参与)，于是，特色公有经济的数量优势逐渐失去。与此相应地另一面，就是非公有经济或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1992年“南巡讲话”发布后，非公有经济(含外资经济)就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如1992年，个体工商户数1534万户，私营企业13.96万户，外商投资企业8.437万户口，它们总体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也由1992年的13,9%增长至1997年的24.2%。[34]又如，1991年年底，个体经济方面，全国登记注册的个体工商户为1416.8万户，从业人员达2258万人，注册资金为488.2亿元;私营经济方面，全国登记注册私营企业为10.8万户，从业人员达183.9万人，注册资金为123.2亿元。到2001年年底，个体经济方面，全国登记注册的个体工商户为2433万户，从业人员达4760.3万人，注册资金为3435.8亿元，营业额为1.96万亿元;私营经济方面，全国登记注册私营企业为202.9万户，从业人员达2713.9万人，注册资金为2.82万亿元，营业额为1.34万亿元。[35]2000年实际利用外资由1992年192.02亿美元增长到593.56亿美元。其中，外商直接投资由110.7亿美元增长到407.15亿美元。1993—2000年，实际利用外资合计数分别相当于1979—1984年的24.5倍，1985—1992年的5.2倍。1993年以来，我国在引进外资方面连续多年居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美国)，居发展中国家第一位。[36]这些事实充分说明了非公有制经济的快速发展，说明新工人阶级的形成和发展，包括农民工的快速发展及其悲微。到2001年底，非公有经济占GDP的比重在五成左右，在东部某些省(市)已经超过六成，公有制企业城镇就业比重下降到四成附近。这样以来，社会经济基础表面也质变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构建立获得了国内和西方等世界组织的某种认可。[37]

总之，2001年12月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它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的一个界标。由此，也应当获得对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深层次的认识，获得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完全科学认识。

马克思所理解的新社会的公有制的一个重要形式是“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对此，已有学者从历史事实出发，已经获得了相对科学的认识。如“劳动者个人同劳动的客观条件的结合与分离”的历史演变过程，是正确理解马克思讲的关于“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含义的关键问题。从这个关键问题的普遍意义上说，即从全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上说，劳动者个人同劳动的客观条件的结合与分离的“否定的否定”过程，可以归结为，原始社会的生产资料公有制—— 各种形式的生产资料私有制—— 更高级形式的生产资料公有制。[38]“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不能仅从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归属关系方面进行考察，还应当紧密结合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的结合方式(社会方式)从深层次进行研究。” [39]由此再提高，就可以科学地概括出：“生产资料所有制就是生产资料（资产）与劳动的结合关系，它包括资产权利关系和主体劳动关系及二者相结合的方式方法等三方面内容。其中，资产所有权等资产权利(或产权)关系(即关于物的权利关系)和主体劳动关系(劳动制度)是生产资料所有制赖以存在的两个前提条件，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核心和本质就是生产资料与劳动的结合关系及其结果的资产收益归谁(分配)。” [40]因而，必须从产权制度、劳动制度、分配制度三位一体上理解所有制。资本私有(或所有)制就是资本、雇佣劳动和剩余价值的一体化，是资本主导、劳动力成为商品、雇佣劳动、按资分配(剩余价值)、资本是相互依存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就是资产公有、劳动主导即民主劳动或自主联合劳动和劳动者主人翁主导地位、按劳分配的一体化。原集体所有制经济(属于公有制经济)与合作经济也是有本质区别的，“二者的本质区别在于，是否承认私人产权。这至少体现在以下三点上 ：其一，就所有制基础来看，集体经济必然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即集体所有制基础之上的，生产资料归集体成员共同所有 ;而合作经济则可以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其二，就成员之间的相互关系来看，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之间主要以劳动联合为主 ;而合作经济组织既可以实行劳动联合，也实行资本联合。 其三，从分配制度来看，以上两点决定了集体经济以按劳分配为主，而合作经济既可以实行一定程度的按劳分配，也可以实行按生产要素分配。” [41]由此，就会明确：前述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的改制过程就是一个向资本和雇佣劳动的转变过程，我们对特色中国公有制经济包括其国有经济就应当获得科学地认识。[42] [43] 特色公有资本是集团私有资本的别名，特色公有资本和非公有资本是私有经济发展的暗明两种形式。

1992年起，对外开放方面，中国已经转入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开放型经济。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重申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提出“开放型经济”概念，提出使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互接互补。它是中国特色全方位大开放型经济发展兴起的一个标志。从 1992年起，设立浦东新区，开放长江流域沿岸重庆等五个中心城市，武汉等18 个内陆省会城市以及丹东等沿边地区13 个边境口岸城镇。2000年正式实施“走出去”与“引进来”相结合战略。适应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体制要求，外贸、外汇、外资等方面改革大幅度展开，如1995 年出台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外资投入由工业到基础设施及服务业。由此，基本实现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加工贸易高速发展，对外贸易和引进外资均呈持续大幅度增长态势。出口商品仍然以劳动密集型为主，但技术与资金含量增加(逐步向资本密集型转移)，成为世界贸易大国。外资特别是大型跨国公司加速进入，外资占国内资本形成总额的比重快速上升，成为利用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外商投资企业增加值在全国工业增加值中的比重，1998年超过 20%，并且还在增加。经济发展转向出口导向型，外部富余的资本、技术与中国廉价的劳动力相结合，承接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一轮国际产业大转移(向中国转移)，中国开始扮演“世界工厂”角色。国家外汇储备1996年跃过千亿美元大关，2001年跃过两千亿美元大关。1999年11月15日中美两国政府在北京签署了关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双边协议。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成为世贸组织的一员(但留有隐患)。[44] [45]

1992—2001年的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方面的发展，首要表现是在文化结构的意识形态或思想性质理论层面形成了新格局。 20世纪末期至新世纪初，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中共新指导思想(如邓小平理论、江泽民“三个代表”思想)与外来新自由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内文化保守主义、新民族主义或新权威主义等联合和矛盾及它们与工农大众阶级阶层意识(新左派等)明显矛盾的意识形态格局。中共是1976后中国的执政党，邓小平实际上是继华国锋之后特色中国中共第二代领导核心，江泽民是第三代领导核心。1997年中共十五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概念，正式提出“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的文化发展方针，并确立邓小平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2001年中共诞生80周年党庆大会提出用江泽民“三个代表”思想建设全党(稍后中共十六大确立“三个代表”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这就明确了76后中国国家层次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支柱所然。[46] [47]中共的改革开放助张了新自由主义在1990年代中国的广泛发展，其市场化、资本化的改革开放也与新自由主义有某种趋同。中共政治改革相对保守，江泽民的以德治国等，这与1990年代兴起的文化保守主义、新民族主义，包括新儒学、政治儒学、国学、新权威主义等相得益彰。[48]同时，在人文社会科学发展上，1990年代的改革开放和新自由主义的兴起，使中国经济学发展完成转向(市场经济和资本化)，由此进一步确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基本性质。[49] [50]在1990年代的中国学界，对国内传播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由基本否定转变到肯定，并成为中国哲学发展源流，由此进一步确定了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包括其美学)发展的基本性质等。[51] [52]特别地是，如前所述的1990年代的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带来工农大众发展的艰难和不满。由此，工农大众的阶级阶层意识开始萌芽和兴起，如围绕企业改制而来的部分工人觉醒意识。当然，对于一般的工农大众思想意识而言，他们通常具有的主要是经济和文化事务层次的觉悟和斗争意识，较高的政治和理论层次的觉悟和斗争意识则是少见的。但1990年代兴起的新左派实际上就是工农大众阶级阶层意识的较高层次的萌芽和不自觉的表现。新左派与新自由主义的论争就是1990年代主流意识形态与工农大众阶级阶层意识明显矛盾的一种表现。[53] [54] [55]

文化实业发展上，在教育方面，这九年多教育基本沿用过去的教育方针，但也出现了较大变化。中共十四大提出: 必须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教育现代化)，1998年教育部制定《面向二十一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它们适应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等要求，全面规划教育发展。基础教育发展，以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为重点。农村学校布局调整，其普通中学学校数量急剧下降。到20世纪末，全国基本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到21世纪初，农村义务教育基本确立“以县为主”的管理体制，全国广泛开展基础教育素质课程体系改革。职业和成人教育大力发展，结构宽泛。高等教育中，基本形成“中央和省级政府两级管理、以省级政府管理为主”的管理体制，部门办学体制基本结束。缴费上学和自主择业的招生就业制度建立。高等教育结构上，实施“211工程” 和“985工程”，全国高校大规模调整重组(综合化)。1999年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后高校大规模扩招，以扩大内需。扩招前一二年全日制高校招生突破百万人。面对21世纪，启动新一轮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如高考“3+X”科目设置)。1999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提出“民办教育与公办教育共同发展”，民办教育由此快速和广泛发展。建立教师资格制度，教师的待遇和社会地位提高，教师队伍建设加强。形成了教育投资、办学、管理体制等多元化，但教育投资不足。1993年《教师法》、1995年《教育法》、1996年《职业教育法》、1997年《社会力量办学条例》、1998年《高等教育法》等相继出台。[56] [57]同时，该时期教育市场化、教育产业化(1999年明确提出)广泛发展，教育不公平现象相当突出，上不起学现象普遍。[58] [59]在科技发展方面，1992年国家制定了《国家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纲要》，全面规划科技改革和发展。1993年颁布新中国第一部关于科学技术的法律——《科学技术进步法》。1994年国家科技委等发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要点》，强调科技改革要实行“稳住一头，放开一片”，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方针。199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正式提出科教兴国战略，改革重点在调整科研院所结构，资助和健全企业科技创新活动，大幅度提高自主创新能力。1996年制定《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在此前后，以“创新、产业化”为指针，推进大规模科研院所改革和转制，推进科技产学研结合、多元化发展，形成市场导向的研发体系。1999年国务院出台《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2001年全国人大批准的“十五”计划纲要中提出：要建设国家创新体系，并首次将人才战略确立为国家战略。到此，中国科技领域逐步形成了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加快发展高新技术及其产业、加强基础性研究三个层次的格局。先后实施了“973”计划以及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建设计划、国家重点工业性实验计划等一系列重大科技行动;进行了部分国家重点实验室关键设备更新，组织实施了国家重大科学工程的建设，科技进步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增强。当然，科技创新能力及科技对经济贡献率还较低。[60] [61]

文艺和文化发展方面，1992年“南巡讲话”突破了“姓资姓社”，中共十四大提出建立市场经济，使得文艺发展进入了一个更新的环境，文艺发展转型初成。它可以从文艺作品与创作(文艺载体)、文艺理论与批评(文艺灵魂)、文艺政策与业态等方面理解，其发展的主要表现是：第一、文艺发展的多元化、市场化普遍。市场经济时代的来临深刻地影响到文艺价值观念、作家作品、文艺报刊及其文艺体制的运行模式，使得1990年代的中国文艺表现出多元化、市场化发展特征，它涵盖影视、音乐、文学等多个领域。各类文艺作品大都有量的发展。在文学领域，“新写实主义小说”“新历史小说”“现实主义冲击波”“新生代小说”或曰“晚生代小说”“女性小说”“盘峰论争”，以及“文化散文”等构成90年代的文学主线;它上承80年代“先锋文学”，下启新世纪之后“70后作家群创作”、“网络文学”成长等;无论是其主题、内容还是形式表达，90年代文学都达到了任意而为、泛商品化状态。[62]大众文学的兴起，文学低俗化之风出现。90年代文学的关键词可定格为：消费性、大众化、反本质、非历史性叙事。[63]90年代驳杂的文学现场在中国当代文学中绝无仅有，各种思潮、概念、主义频繁更迭。市场化使文艺理论和美学都被推向了边缘，文艺精神价值和文艺理论建树表现出学术有余、思想不足。[64] 利益追求的文艺现象比比皆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文艺盛行，如他人所述，新历史主义小说中：革命等同于暴力，是个人欲望、野心的放大，或者说是某种莫名的无意识、理不清的混沌，人物像蚂蚁一般活着，只为眼前的食与色、利与权(《故乡天下黄花》);历史是恶的循环，像“翻鏊子”(《白鹿原》)一样地颠来倒去，归于喧嚣而无力解决任何问题。“晚生代”小说中，人到大都市，但被点燃的物欲、欲望让他们从“自由人”变成以欲望满足为基本目标的“物质人” 、以利益最大化为原则的“经济人”， 欲望和交易伦理便“赋魅”为人生目标、生活方式，成为新的规范、惯习，如影随形强加到主人公身上。而无产阶级文学文艺还没有真正兴起，如写底层形象的底层文学中，不管是农民工还是城市下岗工人，他们大都被写成了被侮辱被损害的形象，是市场经济时代的牺牲品，找不到他们的真正出路。[65] 1997年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做好文艺工作的若干意见》中也提出，坚持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统一等政策，文艺政策的主要措施就是“市场化”的管理模式。第二、文艺发展的产业化、民营化(私有化)初步达成。1980年代文艺体制经过承包经营责任制和“双轨制”等两轮改革，文艺的产业化、民营化实际上就开始了。1990年代(包括前述97年的中央文件)大力实施文化经济政策，大力改革发展文艺企事，使文艺的产业化、民营化(私有化)有了大的难以回头的发展。[66]例如，改革开放以来，个体艺术家、自由文化人、民营艺术机构和演艺团体的出现就是文艺体制变革的某种成果，民营文化机构之中以影视界的业绩最为卓著，仅2002年北京的影视制作公司发展到 80到100家左右， “目前全国的影视剧制作机构大约有2000多家”，其中绝大多数为民营。[67]社会资本、民营资本、外资在激活文化市场和发展文化产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到1997年，在整个文化经营单位中，国有文化部门创办的文化经营单位只占整个文化经营单位的10%左右，而非国有文化部门创办的已达到88.6%。[68] 2000年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五”计划建议中首次和正式提出文化产业概念，标志着政府开始有意识的运用产业政策推动文化文艺产业化发展。2001年九届人大四次会议批准“十五”计划纲要，发展文化产业被正式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这标志着中国文化文艺产业化(包括其民营化)政策得到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正式认可和承认。当然，此时的文艺市场化、产业化、民营化改革还存在某种失效。[69]与文艺的改革转型相随的，还包括新闻出版、广播影视、动漫发展、大众娱乐、公共文化设置、文化遗产保护等整个文化行业的改革和转型。199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把文化产业列入第三产业，文化产业由此进入到进一步发展和初步形成时期。1998年在国家文化部设立文化产业司，标志着文化产业由民间自发发展阶段进入政府推动阶段。经过90年代文化体制大力改革和文化发展，多种文化在其量的方面都有了发展，文化的市场化、产业化、民营化得到了较大的发展。2000年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十五”计划建议中提出：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建立科学合理、灵活高效的管理体制和文化产品生产经营机制;继续实行支持文化事业发展的有关政策，增加对重要新闻媒体和公益文化事业的投入;完善文化产业政策，加强文化市场建设和管理，推动有关文化产业发展。这实际上基本明确了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发展“二分法”的基本思路，次年的九届人大四次会议确认了这条思路。由此可见，到2001年“十五”计划批准，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发展中文化的市场化、产业化、民营化格局已经初步确立。[68] [70]

医疗卫生发展方面，伴随1992年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建设，医疗卫生系统的改革转型也显现了。1992年9月卫生部下发了《关于深化卫生改革的几点意见》，文件规定了深化卫生改革的若干政策，加快第三产业发展：改革卫生管理体制;拓宽卫生筹资渠道，完善补偿机制，遵循市场价值规律，改革和放开部分医疗服务价格;转换运行机制，推进劳动人事及工资制度改革;改革医疗保健制度，完善健康保障体系;进一步扩大医疗卫生单位的自主权，支持有条件的单位实行企业化管理，允许公立医院产权化模式改革;积极引进、利用外资，进行合作办医疗院所等。由此，医疗卫生改革的市场化、产业化、民营化大步展开。1994年发布《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同年，卫生部发布《医疗机构设置规划指导原则》中指出，要建设三级医院，构建 “三级诊疗”与“双向转诊”制度等。1996年12月，首次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名义联合举办的全国卫生工作会议召开，提出了新的卫生工作方针等。1997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它规定“以农村为重点，预防为主，中西医并重，依靠科技教育，动员全社会参与，为人民健康服务，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卫生工作方针;它强调要建立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新体系，卫生是实行一定福利政策的社会公益事业;并就改革城镇职工医疗保障制度(1998年建立社会统筹与个人帐户相结合的医保)和城市卫生服务体系;卫生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如有竞争、有活力，进一步扩大卫生机构的经营管理自主权，适当开展有偿服务);社会力量和个人办医;农村合作医疗和卫生服务网建设(实际进展不大);促进医、药(分开和)协调;适当下放卫生服务价格管理权限等作出了具体规定。这就全面地规划和推动了医疗卫生改革。2000年2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八部委 《关于城镇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其中提出：将医疗机构分为非营利性和营利性两类进行管理，卫生行政部门转变职能，政事分开，实行医疗机构分类管理;营利性医疗机构医疗服务价格放开，扩大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覆盖面;公立医疗机构内部引入竞争机制，放开管制(随后出现去公立医院行政化，开始医院产权化改革，多地乡镇卫生院和地方国有医院被拍卖事件);改革药品流通体制，实行医药分家;鼓励各类医疗机构合作、合并，共建医疗服务集团等。这就大步放开医改。2000年7月卫生部等颁布《中外合资、合作医疗机构管理暂行办法》和《关于城镇医疗机构分类管理的实施意见》，进一步放宽社会资本和外资主办医疗机构的限制 ，促进了民营和外资医疗发展。政策文件的不断推动，医疗卫生改革发展的波浪不断。总之，医疗卫生事业发展较快，到2001年末，全国各类卫生机构总数30多万个，卫生人员500多万人，其中卫生技术人员400多万人。1992—2003年期间，卫生总费用逐年攀升，2003年，卫生总费用已达到6584.1亿元，占GDP比重升至5.6%，接近了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国家卫生系统的整体改革方向转变为适应市场经济发展，促进卫生系统的独立和竞争，公立医院运营自主权逐步扩大，民营医疗和医院兴起。占据垄断地位的公立医院在政府管制与财政补贴缺失中开始自负盈亏，运行成本显著上升，商业化和追逐“经济效益”成为公立医院的最优选择。多部门共管，政出多门，医院间无序竞争格局形成。到2001年，医疗卫生改革发展的市场化、产业化、民营化转型过头与畸形已经显现，医疗卫生资源布局与结构不合理(如农村薄弱)，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更加突出，医疗服务的阶级性和公平性问题更显然。[71] [72] [73]

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初步形成——初步成型时期的外交是由其国内情况变化和所处国际环境条件共同决定的，是新中国外交转型后的新质初步发展阶段。之前的三年多过渡时期发生的几件大事，如前面所述的1976年的“十月事件”、中国与前南斯拉夫等东欧几个(修正主义)国家的领导人互访或访问、中国的对越自为反击战(或对越开战)等，这些事件已经表明了新中国无产阶级阶级性外交的丧失和转型。因为毛泽东指出：“修正主义上台，也就是资产阶级上台”。[74]于是，特色中国的国家利益就变成其外交的第一和核心原则。此后至21世纪初，中国外交实际上又经历了两个阶段。1979年4月，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不延长《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决定，这是特色中国不结盟外交的开端。见于中美、中苏关系发展的不够理想、苏美两极格局变化等，1982年，中共十二大提出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1986年3月，六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把中国外交政策概括为“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同时，1976年10月后，中国积极发展同周边国家、一些大国等世界多国的外交关系，且有了大的进展，包括1989年中苏关系的正常化，并开展与多国政治、经济、文化、国际组织等多层面交流。由此，形成了1980年代至90年代初的独立自主、不结盟、多领域的开放性和平外交。此间，虽然出现过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制裁”(短期的)，但它并没有对中国外交政策带来多少实质影响。不过，面对国内1989年“六四风波”和国际上19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东剧变”(修正主义大灾难)等国内外政治社会形势的重大变化，1990年代初中国主动发起了一场改革开放大潮(彻底复辟)运动，这促使中国外交转入一个新阶段，并彻底融入了资本主义全球化。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讲话”是个转折点。1992年中共十四大报告提出，两极格局已经终结，各种力量创新分化组合，世界正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1997年江泽民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有几种趋势值得注意，其中一个就是愈益明显的经济全球化趋势。2000年12月他又指出，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于是，面对世纪末的信息化、经济全球化、美国超霸、世界多极化趋势和局部战争不断等情势，中国又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多领域、韬光养晦或结伴加入的全球化和平外交。具体而言，在外交关系上，首先注重开展睦邻外交，如1997年，中国与东盟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东盟国家首脑会晤联合声明》，确定中国与东盟建立了“面向21世纪的睦邻互信伙伴关系”。在南海问题上，中国表示要通过和平谈判妥善解决问题，并提出在“主权属我”的基础上“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主张。2001年6月，在中国的大力推动下，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六国元首在上海举行会议，成立了“上海合作组织”。其次，发展牵住大国关系，如1996年俄总统叶利钦访华，中俄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平等信任的、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1997年江泽民访美期间，双方发表了《中美联合声明》，决定建立“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但不到两年时间，由于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使两国关系出现波折。2001年中美撞机事件使两国关系又陷入低谷，美国还通过提升对台军售规模及其性能和加强与中国周边国家的战略同盟关系来遏制中国。这说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是没有真正的朋友。再次，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合作，积极开展多边外交。如1991年11月，在一个中国和“区别主权国家和地区经济体”的原则基础上，中国、中国台北及中国香港一起正式加入亚太经合组织。2001年10月，亚太经合组织第九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中国上海举办，该组织成为中国多边外交的一个重要舞台。还积极参见联合国的相关活动。更次，充分发挥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外交，服务国家大局等。[75] [76] [77] [78] [79]在这走向全球化外交阶段，中国利用自己的历史和现实的国情优势，在资本主义世界竞争中有所获得。当然，科学的全球化是具有二重性的，即全球化具有社会类形态和社会质形态的二重性——亦即具有人类社会发展一般性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或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性，而现实世界已经基本上没有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外交了。

社会主体和社会客体是社会构成的两大部分，前面概述了特色中国前25年社会客体发展的主要方面，这里，简单概括其城乡社会环境即社会客体的集中居载和社会主体发展方面。首先，其社会主体发展(人口生产)——人口数量增长的相对较快较多。根据相关统计，全国总人口，由1976年的9.37亿发展到2001年的12.76亿。主要原因是经济相对落后条件下人口快速增长的人口生产的基本规律还起作用，另一方面是社会制度包括计划生育的作用等。[80]同时，在人口流动方面出现新变化，自1980年代末民工潮兴起，民工跨区向开放地带主要是东部地区聚集。其次，在城乡社会环境发展上，1976年10月前的“以农支工，城乡并重”和“城乡均质化”(无城乡对立和剥削关系)的城乡社会关系，既促进了其社会现代化(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大步前进，又保障了其国民大众大体均质分享社会成果的良好结局。此后，解体了工农商学兵文医一体化的农村人民公社，在城乡社会关系上，重新返回到资本主义旧式的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和剥削关系，而且进一步加重了其演进困难的因素，如土地承包经营权私有化而使农村集体经济趋近解体，并形成个体农民、传统小农经济的普遍存在，其参与“国际循环”而受到外资影响，以及新生的生态环境污染等。二十多年来，随着商品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运行和管理方式发生了大变化，出现了政社相对分开，社会各单位市场化、社会化。如199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指出，政府的基本职能是宏观调控、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城镇化发展也加速了，由1976年17.44%的城镇化率发展到2001年37.66%，并且大体上以1990年代中期(1994—1996)为界又可以区分为前后两大阶段。1996年以前的城镇化加速发展阶段中有几个明显的加速点：家庭承包经营制度推行和乡镇企业兴起，推动了小城镇化大发展;对外开放战略推行，推动了沿海开放地区的城镇化;1992年开始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和全方位大开放，西部大开发，加速了大开放地区和全国的城镇化。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住房制度改革和随后的土地制度改革、住房商品化等推动土地城镇化兴起。1996年城镇化率达30.48%，自此年起多年的城镇化率增加都超过一个百分点，它还是一个由“不动产的动产化”(如土地储备转市、住房商品化等)所推动的“资本城镇化”过程。由此，中国的“半城镇化”问题突出，并出现了农村劳动力、资金、土地、管理、技术等各类生产要素，被抽取到城市的吸星大法式的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的加深和社会大分化。[81] [82] [83]据相关统计：2001年,人数不足20%的富人们占有了80%的金融资产或储蓄;2002年,我国20%的高收入者的收入占全国总收入的46.2%,20%的低收入者的收入仅占6%。家庭财产集中度趋强,10%的富裕家庭占城市居民家庭财产的45%,10%的最低收入者的家庭财产仅占1.4%;2002年收入最高的1%人群,获得了全社会总收入的6.1%,收入最高的5%人群获得了总收入的近20%, 收入最高的10%人群获得了总收入的近32%。[84]1978年，世界银行测量出的我国城市基尼系数为0.16，农村为0.22;1998年我国总体基尼系数为0.403，超过国际警戒线(0.4);2003 年更是增至0.458。据我国学者测算，我国在2004 年基尼系数就已达到了0.488;目前，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上升到0.53。在120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的基尼系数排在第85位，接近一些社会分化严重、经济增长停滞的拉美和非洲国家。[85]可见，这二十多年的城乡关系变化过程，也是一个国民之间收入差距拉大和阶级剥削关系形成过程，是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的突出过程。如就群体性事件而言，1993年全国发生8709宗，1999年总数超过3.2万宗，2003年6 万宗，2004年7.4万宗。这反映了社会矛盾加剧。[86]再次，在社会主体的构组上，特别是在90年代中期以后，出现了社会关系和财富的大洗牌，社会主体构成的大重组。由前述社会客体的发展变化，特别是其90年代兴起的经济的大改革开放和由经济基础决定的上层建筑(教科文卫)的大改革及其社会大分化可得，1970年代末至21世纪初的中国社会改革开放，就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关系和社会体制的大重组，是一个资本和雇佣劳动(含国家雇佣劳动)关系的普遍化和新阶级的社会形成过程，它不仅仅是一个表面上社会资源分配及其人员职业分享分层的问题。[87] [88] [89] [90]例如，见前所述，到2001年年底，私营经济方面，全国登记注册私营企业为202.9万户，从业人员达2713.9万人，注册资金为2.82万亿元，营业额为1.34万亿元。这庞大的资本实力和人群类别，足已构成一种关系而又相对分别的社会集团或社会阶级(尽管它们还没有形成自己鲜明的阶级意识)。据相关资料，私营经济研究会抽样调查，在私营企业主中约有30%是共产党员，因为有相当一部分私营企业主原来是集体所有的乡镇企业或国营企业的厂长、经理等，他们原来就是共产党员，也有一部分私营企业主是后来加入共产党的。1990年代以来，有近百名私营企业主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约有5万多私营企业主在县级以上各级人大或政协中担任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这就表明着私营企业主集团的某种身份、实力和影响。而1956年全国实行公私合营改造时私营工商业者只有71万人。[91]

认识1976后中国社会的阶级阶层状况必须真成地遵循马克思主义的有关基本原理，科学揭示社会主体现实现象的本质。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主要起源于经济领域，也可以起源于上层建筑领域，阶级划分的主要依据是生产关系、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生产资料所有制就是指生产资料(资产)与劳动的结合关系，它包括生产资料客体产权关系、主体劳动关系及二者结合和产权收益分配等多方面内涵。恩格斯曾经指出：“资产阶级就是占有生产资料并使用雇佣劳动的现代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是指没有自己的生产资料，因而不得不靠出卖劳动力来维持生活的现代雇佣劳动阶级。” ① 马克思也早就说过：“生息资本在运动中自行保存，并在发生职能之后，流回到原来的支出者手中，在这里，就是流回到货币所有者手中;所以，它不过暂时离开他，暂时由他的所有者占有，变为职能资本家占有。” ② 结合中国现实经济中出现了产权的分离制约情况，出现了政治资源、文化资源的资本化和人力资本概述等情况，我们可以稍作推理：“根据恩格斯关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概括，可以进一步推广：凡是那些享有重要的资产即资本权利(包括享有重要的资本所有权、较大的资本经营管理权、受益权，还可以扩展到针对资产、权力、知识、声望等各种社会资源资本化而享有的相应权利)并使用雇佣劳动的人们就都属于资产阶级;凡是那些不享有或表面上享有而实质上没有享有多少资产权利并处于雇佣劳动关系中的人们就都属于无产阶级”; [92]并且，那些获得相对高收入或超高收入(及相应私人财产产业资源)又没有雇工或雇工极少的经营者、管理者和科学文化知识分子及相应群体，都可归属入马克思所说的“职能资本家”范畴，也可称之为知识和管理资本家。因为他们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资产阶级形成了较为紧密的利益共同体。据此，结合当代中国实际可得，到21世纪初，中国社会现实中初步形成了四大阶级：资产阶级(包括官僚资产阶级和民营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或工人阶级，普通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特色公有资本(包括特色国有资本和集体资本即“二国有”)产权的代理者、重要经营管理者和重大受益者，是官僚资产阶级的基础部分，县处级以上党政重要干部及其相应级别的公营教科文卫等单位专业技术职务领导者，是官僚资产阶级的主导部分，科乡村级党政重要干部是官僚资产阶级的边缘部分(其中有些城乡集体资本代理经营者等受官方背景势力影响小而受资本化市场化影响大者又可属于民营资产阶级)。私营企业主(含私营农业企业主)、私营教科文卫和中介社会组织等单位(雇佣8人以上的)业主、社会上相对自主的高收入者或高层知识和管理者(如超级影视明星)等属于民营资产阶级范畴。领工资等收入不高或较低的一二三产业的普通劳动者、普通知识和管理者等属于工人阶级范畴，其中存在公营单位或体制内的工人与私营单位或体制外工人的区分，城镇(户籍)工人特别是其中的下岗工人与基本脱农的农民工的区分等。普通农民阶级，如农村农业中普通的个体(家庭)承包经营的小农经济劳动者。小资产阶级，如个体工商户，农业(个体)经营大户、收入较高甚至有自己的产业但没有雇工或雇工少量的中介服务业主和大户、一切主要靠自雇辛勤劳动生存的中层或中低层知识和管理者。可见，21世纪初的中国社会成型了一种以红色的官僚资产阶级(带修正主义特点的官僚资产阶级)为主导的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如其资本国家化垄断化、资本剥削高度社会化。21世纪初的社会现实中，另一个典型表现是，教育商品化、医疗商品化、住房商品化及其市场化扩张成为对工农大众等广大劳动人民的“三大民生压榨”。更次，社会主体或国民之间的生存生活和社会成果分享是呈现阶级阶层性的，其结局之间的差异是较大悬殊的。

三、特色社会主义社会转型深度发展时期

到2001年，一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初步成型——形式转型初成。2002年是中共党国领导人新老交替的时机，随着新领导人上台，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历史转型进入到一个巩固、深化和膨胀性发展的新阶段，但存在几道历史大坎，存在无产阶级的行动机会。21世纪前期的中国历史发展，就从其社会发展不同方面(内含中共十八大作时间轴)分别概述。

新世纪以来的政治发展进程总体平缓。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召开，大会通过江泽民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报告，提出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提出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提出新世纪头二十年全面小康社会目标等。会后一中全会选举胡锦涛、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胡锦涛为总书记，江泽民为军委主席等。2003年3月十届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和十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先后召开，会议选举胡锦涛为国家主席，江泽民为军委主席，吴邦国为全国人大委员长，温家宝为国务院总理，贾庆林为全国政协主席。2003年10月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召开，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正式提出并要求坚持科学发展观等。2004年6月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提出，必须明确把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放到打赢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上。2004年9月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召开，会议同意江泽民辞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职务，决定胡锦涛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2005年3月十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召开，江泽民辞去军委主席职务，选举胡锦涛为军委主席，通过《反分裂国家法》等。2006年制定《人大常委会监督法》。2006年10月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07年10月中共十七大召开，大会通过胡锦涛的《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报告，明确科学发展观的指导地位，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概念及其组成部分等。会后一中全会选举胡锦涛、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胡锦涛为总书记和军委主席。2008年3月十一届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和十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先后召开，会议选举胡锦涛为国家主席和军委主席，吴邦国为全国人大委员长，温家宝为国务院总理，贾庆林为全国政协主席。2008年6月海协会与台湾海基会恢复协商，至2012年底签署了18项协议，实现了两岸全面直接双向“三通”。至2010年底，除宪法外制定法律236件，行政法规690多件，地方性法规8600多件，涵盖社会关系各方面的法律部门已经齐全。2011年10月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召开，通过《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2年9月001型航母辽宁舰正式交付海军。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取得了量的进展，特别是其干部制度改革、干部连任同一职务不超过两届制度初步建立等。[93]与此同时，这十年的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不断，工人斗争和农民斗争不断，如吉林通钢事件，并且呈现出加剧的趋势，所以政府特别强调社会稳定，提出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94] [95]

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召开，大会通过胡锦涛的《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的报告。会后一中全会选举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等为政治局常委，习近平为总书记和军委主席。2013年3月十二届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和十二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先后召开，会议选举习近平为国家主席和军委主席，李克强为国务院总理，张德江为全国人大委员长，俞正声为全国政协主席。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通过《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此后成立多个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扩展中共领导。2015年11月，中央军委改革工作会议召开，会后执行并于2016年1月1日印发《关于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意见》，构建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的军事体制等。2017年10月中共十九大召开，大会通过习近平的《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报告，提出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变，进入新时代等命题，提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明确其指导地位和理论地位，提出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战略规划(其中提出以2035年为界分为两段的规划)等。会后一中全会选举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等为政治局常委，习近平为总书记和军委主席。10月27日十九届政治局第一次会议通过《关于加强和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若干规定》，建立了党中央领导成员、国家各类机关党组、政协党组向党中央和总书记的每年述职制度。截至2017年9月现行有效法律260部。2018年3月十三届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和十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先后召开，会议通过《监察法》，新设中央和地方国家监察机关，选举习近平为国家主席和军委主席，李克强为国务院总理，栗战书为全国人大委员长，汪洋为全国政协主席。2019年香港发生修例风波引起其社会较大震荡。2021年11月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召开，会议通过《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2019年12月和2022年6月又有国产航母山东舰和福建舰先后交付海军。中国军事人员规模为世界最大(200多万)，正巩固着其世界前几名的军事大国地位。2022年10月中共二十大召开，大会通过习近平的《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报告。会后一中全会选举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等为政治局常委，习近平为总书记和军委主席。2023年3月十四届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和十四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先后召开，会议选举习近平为国家主席和军委主席，李强为国务院总理，赵乐际为全国人大委员长，王沪宁为全国政协主席。2023年9月空军司令员丁来杭、前后两任火箭军司令员周亚宁、李玉超，先后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处理。2024年6月，前后两任中央军委委员、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李尚福(在任时)，被政治局和军委开除党籍、军籍、取消上将军衔处分，移送司法。在此前后，还有相当一批相对集中的高级将领被撤职，受违纪违法处理。2024年7月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2025年10月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确认了被开除的在任的政治局委员、军委副主席何卫东，在任的军委委员、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苗华(于2024年11月免职)等9位上将的党籍，同时增补张升民为军委副主席等。2026年1月，中央政治局委员、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立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立案审查，中央军委军方领导成员仅剩张升民(军方政纪出身)一人。总之，在政治体制改革上，这十几年有量的进展，但在某些方面也有退步，甚至更集权。[96]至此，中国历史中政治体制民主化现代化大坎(如政党间接领导、国家权力分离制约或分权制约、自由竞争普选、主要领导人的选举限任及其权力交替的规范保障等)的还没有真正破题。与此同时，中共十八大以后，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继续发展，不只是存在人民内部矛盾，工农群众反剥削反压迫的阶级斗争继续存在，政府特别强调维稳和国家安全。[97] [98]

新世纪以来的经济发展，是适应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如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后变化)而进行的，主要内容涉及产业升级运动、改革开放和各类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改善、资本与国家的经济全球化参与、全面小康社会建设(前20年的重点)等。“十五”以来几个五年规划(计划)的制定执行是它们发展状况的某种综合反映。

2000年中共“十五”计划建议中提出：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发挥后发优势，实现社会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产业升级运动(毛时代之后)的发端。2002年中共十六大报告提出，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工业化促进信息化等新型工业化和新产业格局发展路子，这是中国第二次产业升级运动(其实质是近似产业革命又没有明确意识)的正式开始。产业升级运动是新世纪几个五年规划(计划)的亮点。“十五”计划是进行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一个重要时期，它提出的主要发展目标提前实现。“十一五”规划建议提出，加快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先进制造业，提高服务业比重，广泛推进信息化;关键是全面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努力掌握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增强科技成果转化能力，提升产业整体技术水平;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新阶段发展中的一场重大危机，是资本主义及其全球化发展变化的一个重要节点，它也加速了中国产业升级。此后，逆全球化趋势明显，加速了世纪之交世界格局的演变和明朗。而面对国内汶川特大地震等重大自然灾害和国际金融危机，政府迅速采取扩大内需、“四万亿救市计划”等新政策，同时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全球治理，暂时稳住了经济发展走势。因而“十一五 ”规划的23项指标中除了“服务业增加值比重”“服务业就业比重”“研发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由1.3%到1.75%未达2%)三项没有完成外其余都完成。中国经济总量在2010年成为世界第二。第二产业在2006年达到了最高值占比47.4%(其中土地城镇化大促进)。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在2012年首次超过第二产业。[99]这两个五规划(计划)时期产业升级运动兴起了，经济快速发展，但资源环境压力加大。 “十二五”规划建议主线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并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把握好在全球经济分工中的新定位，积极创造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从此期起经济发展速度明显下降，但规划总体实施情况良好，研发经费投入占 GDP 的比重达到2.1%。[100] 2015年中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解决生产过剩等问题。“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使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发展水平进一步提高，产业迈向中高端水平。“十三五”规划设定的约束性指标全部达标，大部分预期性指标达标，实施情况良好，而R&D强度与目标值(2.5%)差距较大(实际达到2.24%)，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60.2%。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00万亿元,全年经济同比增长2.3%(国家统计局数据)。当然，2020年出现新冠疫情，严重影响经济发展。[101] 面对新冠疫情重大影响，“十四五”规划建议提出：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农业基础更加稳固，提升制造业核心竞争力，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推动经济体系优化升级，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其规划纲要中关于经济发展和创新驱动等主要量化指标较少，态度谨慎。“十四五”规划实施情况良好。可以说，经过二十多年发展，中国成为“世界工厂”，进入工业化后期，到“十四五”末，中国历史上第二次产业升级运动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任务完成过半。可见有关论述：中国新型基础设施规模已处于全球第一梯队;中国经济已进入服务业主导发展阶段，同时服务业内部的生产性服务业占比提高，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快速增长，高新技术产业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关键动能;在数字经济发展方面，规模和渗透率快速增长，“数据要素×”和“人工智能+”正助力产业转型升级，智能制造、电子商务、网上销售等新业态新模式发展迅猛;在新兴高端产品生产方面，实现新产品和智能产品快速增长，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机器人市场;在关键前沿技术研发方面，5G、深海、航天、交通、能源等重点领域取得一系列突破性进展。[102] [103]但距离产业升级(高级化)任务基本完成还远着。产业高级化完成，是指发展现代产业，并通过技术进步、产品升级、服务创新等将传统产业发展为(国际比较的)高附加值、高科技、高品质的现代产业，是指一国国民经济主要主体部分产业(企业)实现其结构及其总体(国际比较的)现代化(含产业体系的协调自立化)、高科技化，并具有较高的科技转化率和高自主创新能力等。依此评判，现时中国的产业高级化任务显然没有完成，仅农业农村现代化历史大坎就没有迈过多少。例如，我国农田经营碎片化严重，个体分散性小农业总体上还大多处在传统生产力阶段。根据农业农村部 2021年的数据，全国农村经营10 亩以下耕地的农户约2.1亿户，户均土地经营规模平均只有约7.46亩。不论是与以大规模经营为特征的美国等国家相比，还是与同样面临人多地少的耕地资源禀赋约束、属于小农经济的日本和韩国等国家相比，中国农村户均土地经营规模都非常小，根据世界银行标准则可称为超小农、小小农。2022 年，中国农业部门从业人数占比约为22.57%，高于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20.29%)，更是远远高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世界农业强国农业部门劳动力占比(通常低于 5%的水平)。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低。由此可见，农业经营的主体、规模、形式、方式手段、产业生态、科技转化等现代化还是个大问题(尽管出现了少量新业态)。中国还存在步入国际上似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104] [105] [106] [107] 阶级阶层分化加大、存在脱钩国际发达经济体系循环倾向等可视其相关原因。[108]至于其全面小康社会建设，几乎是从经济(为重点)、政治、文化等社会客体多方面，社会主体多方面，城乡(区域)社会(公共服务、脱贫、保障、安全、民生)及生态(资源)环境等全方位实施和要求的(大致到 2006 年，一些战略发展的重心逐渐转向乡村、中西部等不发达地区和人群)。2021年政府发布了《中国的全面小康》白皮书。

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和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标志着中国经济改革开放转入到一个新阶段。2001—2012年的经济体制改革，最集中的中央文件是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这十年经济综合深化改革主要表现在：一是健全市场主体，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设立国资委，建立国有资产管理和监督体制(含国资预算制)。健全现代产权制度及产权流动制度，指出: 产权是所有制的核心和主要内容，大力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等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和结构调整，加快垄断行业改革，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推动国有企业上市和股权分置改革，提出实行公益性和竞争性国有企业分类管理问题。但出现“朗顾之争”现象等。林权制度改革。以明晰产权为重点深化集体企业改革，鼓励试点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提出“两个毫不动摇”，放宽市场准入，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行业和领域，发布“非公有制经济36条”(含旧新两种)。二是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市场，完善现代市场体系。打破行业垄断和地区封锁，促进商品和各种要素在全国范围自由流动和充分竞争。大力发展资本和其他要素市场，加快要素价格市场化。2004年发布《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三是继续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完善宏观调控体制。继续深化计划、财税、金融、外汇、物价和投融资管理体制改革。将国家计委改组为国家发展改革委，成立银监会，使金融监管形成“一行三会”格局，组建商务部，撤销经贸委和外贸部。实行农村税费改革(含种粮补贴)。健全公共财政体制，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统一，增值税由生产型改为消费型。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四是继续推进分配体制改革，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体系。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各种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调节过高收入。整顿和规范分配秩序，加强对垄断行业收入分配的监管。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健全工资决定和正常增长机制，完善最低工资和工资支付保障制度，完善企业工资集体协商制度。[109] [110]这十年的对外开放、对外改革，以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为界点，我国涉外经济法律法规，外贸管理体制，关税水平、开放领域等出现大变，政府又利用国际金融危机等，使我国对外开放进入到一个新阶段，走向高级开放型经济发展阶段。按照市场经济和世贸组织规则的要求，加快内外贸等体制法规一体化。从政策性开放转向制度性开放、从单边自主开放转向多边框架下的相互开放，从被动接受国际规则转向主动参与规则制定。坚持制造业开放与服务业开放并重;高水平“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提出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实行“互利共赢”及安全高效的开放。统筹国内外发展(立足于扩大内需)，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开启产能产业国际转移，加快自主创新，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形成新竞争优势，积极参与国际治理。对外贸易快速发展，成为对外贸易大国，成为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大国，2011年外汇储备已达三万亿多美元。中国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大规模进入世界500强企业，达七十多家，排位世界第二。[111] [112]

中共十八大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由此，十八大以后，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全面深化，至2020或2021年，经济体制改革和新经济体制完善任务已经初步完成，此后就转入到一个新阶段：建设高水平的市场经济体制并且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主题阶段。2012年以后近十年的经济体制改革，最重要的经济改革文件是：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和2015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的《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全面深化改革主要表现在：一是建设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初步完成国有企业改革，再确定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壮大各类经济发展。“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的特点，重点表现为企业党组织作为最高领导机构和前置程序融入国有企业。以前述2015年的文件为中心，形成国企改革“1+N”的文件体系，由此全面推进国企改革，特别是随着国企分类改革和功能定位(分商业类及其一二两类、公益类)，带来了国企各方面改革逐步清晰起来，如混合所有制改革(含员工持股)、国资监管体制转型，由“管资产”到“管资本”，确立“三层国资监管体系”，法人治理结构、企业市场化，职业经理人制度，长期激励机制以及历史遗留问题的解决等。2016年中办、国办颁布《关于完善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办法的意见》，明确提出“三权分置”改革。同年颁发《关于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意见》，扩大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2019 年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上，“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成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新概括。确认民营经济成为国民经济“基础论”，“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总书记语)。二是进一步确立市场地位，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确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健全市场基础制度，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大幅放开政府定价，能源、交通、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价格机制改革全面发力。推进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等要素市场化改革。2020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打破地域分割和行业垄断，着力清除市场壁垒。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并形成“全国一张清单”。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坚持平等准入、公平竞争、公正监管、开放有序。构建高效规范、公平竞争的国内统一市场，覆盖产权保护、要素流通、反垄断、信用体系等领域。三是明确界定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明晰宏观调控和监管。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推动资源配置市场化。同时，确认有为政府地位，明确政府职责，弥补市场失灵。商事制度和“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加快建立现代财税体制。地方政府债务闭环管理体系基本建立。优化国有金融资本管理体制。加快建立现代金融体制。完善投资负面清单，并建立投资后评价制度。实行政府权责清单制度等。四是完善民生保障制度和市场经济法律制度、法治保障。[113] [114]总之，在整个改革中，市场主体建设重点表现为国有企业(及国资管理)改革，随着国企分类改革和功能定位的明确，几十年的国企改革就进入到各就其位的初步完成阶段。到2020年附近，随着国有企业改革初步完成(2020年开始的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就是其初步检验，至2021年底国企公司制改革基本完成)，要素市场化突进，政府与市场(及国企)关系基本清晰，这标志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新经济体制完善任务初步完成，并且此时与国外市场经济比，中国经济体制市场化程度已经超过85%。[115] [116]2020年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来，中央发布系列相关的专门系统文件。202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或《国有企业改革三年行动方案》实施，可视作上一阶段总结结束和下一阶段开始的标志。下一阶段改革的一个重点就是农村半集体(半私有)制经济改革走向深入，如着力走向股份合作化、资本化。2024年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对建设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出重要部署。与此同时，十八大以后，对外开放、对外改革方面，则进入到走向高级开放型经济发展新格局时期。如扩大制度型开放，2013年开始的自由贸易区建设，创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建立“亚投行”，扩大内陆沿边地区开放。2015和2016年开始的服务业对外开放综合试点。2015年以后，我国境外投资规模整体上超过利用外资规模，逐步进入了全球生产布局的新阶段(自己的产业升级任务还没有完成)。2016年人民币被纳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开启了人民币向全球储备货币迈进的新征程。积极参加多边组织活动，推动全球经济治理。如2020和2021年积极推动签署组织国际区域经济合作协定。发展数字贸易，优化营商环境。对外贸易和投资实现“高质量引进来”和“高水平走出去”。2020年新《外商投资法》正式施行，对外商投资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的管理制度，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规模处全球前二三位左右，推动产业升级。建立以国内大循环为主的国内国际双循环，建设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国际产业转移和世界经济体系。根据《财富》“世界500强企业”榜单，2022年中国大陆(含香港)的上榜企业有136家，其中国有企业86家。[117] [118]

新时期国有经济是由此前传统国有经济演变而来，但与传统国有经济是不同质的。新时期国有经济发展是伴随着商品市场化发展而发展，是国有企业、国有经济的改革开放与功能使命发展，国有经济发展规模、布局和结构等多方面发展的综合。根据国有企业改革和商品市场化发展带来的不同区分，国有经济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放权让利改革时期的发展(1976—1992)、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和经济结构大重组时期的发展(1992——2001)、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完善和经济结构深重组时期的发展(2001—2021)、高水平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时期的发展(2021以后)。国有经济发展又具有连续性，它集中体现在国有经济发展战略和功能使命定位，应主要涉及的行业和领域(1999年的确定)等政策导向在几十年中基本没有大的变化，但在量的发展方面发生了大变化。其具体经历如：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及其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1997年中共十五大提出，对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国有经济必须占支配地位。在其他领域，以加强重点。提高国有经济整体素质，增强国有经济的竞争力、主要是其控制力。1999年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把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应保留国有经济的重要产业和关键领域明确为：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自然垄断的行业和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行业，以及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重要骨干企业。2007年中共十七大报告指出，要优化国有经济的布局和结构，增强其活力、控制力、影响力。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要服务于国家战略目标，更多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重点提供公共服务、发展重要前瞻性战略性产业、保护生态环境、支持科技进步。2019年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增强国有经济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2024年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主责主业管理，推动国有资本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向关系国计民生的公共服务、应急能力、公益性领域等集中，向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中。

新世纪以来，中国特色国有经济继续成长壮大，其规模、结构和生产能力等发生了巨大变化。它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出现相对弱化趋向。进入2000年，中国的国有资产已经达到9万亿元人民币(财政部数据)，占社会总资产稍过五成，构成巨大而庞杂的体系，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存在几乎所有的工业领域，国有资本在第二产业工业的配置比例超过五成。在2002—2012年的十年中，国资委成立，着重于国企改革和国有经济结构重组与监管，把“兼并重组”、“整合壮大”作为国企发展的目标。国有资本向国家指向的行业和领域集中取得了阶段性成绩，其垄断程度不断上升，垄断利润大幅增长(其中1993—2007年免上缴利润)，国有资产在聚焦主业的同时还向国家导向之外的高利润行业投资布局。据相关资料，在国有资产布局和结构上，其资产布局重点转向第三产业，在工业方面，国有资产在大多数工业行业中退缩了，而在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烟草制品业、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燃气的生产和供应业以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等9个行业的国资占比在50%以上，在占比30%—50%之间的行业至2010年有6个，其余所有行业的比重在2010年均低于30%。规模以上企业，国有资产占比43% (含集体企业资产1% )，规模以下企业基本上民营了。从就业上看，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的从业人员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从业人员的比重下降到2011年的19.8% 。从产值上来看，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总产值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产值的比重下降到2011年的26.22%。[119]同时，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2015年的研究，到2012年国有资产总量已发展到89.5万亿元，社会总资产规模约434万亿元，国有资产占比过二成，但其生产能力有所提高。(其中，国资系统监管企业资产总额达71.4万亿元。金融性国有资产、铁路运输系统国有资产、邮政部门国有资产、烟草部门国有资产、事业性国有资产等都在国资监管系统之外)。[120]

2012年以后的国有经济发展，初步完成了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改革，重点继续向国家指向的行业和领域集中，同时增资方向不仅限于原国家明确指向的行业领域，投资行为呈现出分散化特点，进一步做大了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中国国有工业企业实现了规模的绝对扩张和占比的相对下降。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23》基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数据，从1998年到2022年，中国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简称国有工业企业)资产总额从7.5万亿元增长到了60.4万亿元;国有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占比从52.3%降到了28.2%(私营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占比从2.9%增长到了36.6%。外资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占比从24.3%下降到了20.8%)。从行业分布来看，中国国有工业企业主要布局在国民经济的上游产业，在分类统计的41个工业大类中，中国国有工业企业占比高于其他所有制企业的工业大类包括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有色金属矿采选业，开采专业及辅助性活动，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烟草制品业，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汽车制造业，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燃气生产和供应业，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共计13个工业大类。就中国制造业中的大企业数量而言，根据《2023中国500强企业发展报告》，中国制造业企业500强中，国有企业只占138家，私营企业则是362家。对营业收入超过千亿元的125家中国制造业企业的进一步统计表明，有56家国有企业和69家私营企业。2022年，根据国家统计局《企业研发活动情况统计年鉴2023》披露的数据计算，中国国有工业企业中有研发(R&D)活动、研发机构和新产品销售的企业分别分别占到中国工业企业中有研发活动、研发机构和新产品销售的企业数的5.4%、4.5%和4.3%。中国国有工业企业研发人员有占到中国工业企业研发人员的17.4%。中国国有工业企业研发经费支出(内部和外部合计)占到中国工业企业研发经费支出的24.9%。同时，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团队的最新数据，中国政府净资产自 2000 年以来不断增长，在2019年就已经超过162.8万亿元，占到社会净财富 675.5 万亿元的24%。根据国务院2023年向全国人大的最新报告和历年《中国财政年鉴》的合并后数据，2022年，中国国有企业资产总额339.5万亿元、负债总额218.6万亿元、国有资本权益94.7万亿元;中国国有金融资本权益27.6万亿元，金融企业资产总额400.9万亿元、负债总额358.2万亿元;上述两大类经营性国有资产形成的国有资本权益122.3万亿元。[121] [122]中国国有资本的生产能力有所提高，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国企脱颖而出。国有经济对国民经济(包括对外开放)的发展还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当然，国有企业仍旧布局在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的多个行业和领域，国有企业在某些重要的行业和领域是分布不足的，在区域上也分布不均衡，在研发经费支出、新产品开发等方面存在相应的短板，国有经济必须进一步促进产业升级。

特色中国集体经济，包括其城镇集体所有制经济和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等，或者说，包括城乡集体企业和农村农业集体经济。城乡集体企业发展，以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其企业大规模改制为界明显的区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主要表现是，随着商品经济扩大化发展而生的过渡性集体企业(包括76后的社队企业及其转化的乡镇企业);后一阶段主要表现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合作化(股份合作化)资本化企业。其城镇集体经济发展的后一阶段——城镇合作化(股份合作化)资本化企业经济，在新世纪获得了继续发展，但其总体力量薄弱，它们绝大多数为中小型企业, 具体组织形式主要包括集体资本共同共有企业,职工持股的股份合作制企业,以集体资产、职工资产参控股与国有、私有资产共同组建的公司制企业,集体资本参、控股的中外合资企业,劳动群众新办的合作社企业等5种类。[123] [124]特色中国农村农业集体经济，随着1980年代初期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普遍推行，土地家庭承包经营权事实上私有化基本挖空原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原农村农业集体所有制经济基本变成了半集体半私有的个体经营为主体的经济。当然，也有半集体半私有的非个体性经营形式存在，如“南街模式”、“耿庄模式”、“新兴模式”等。[125]特色中国农村二三产业随着乡镇企业改制等，也基本非集体化了，大多数成为私营企业，也有的成为合作化(股份合作化)资本化企业，如华西村、南街村的企业等。直到2011 年，在全国58.9万个行政村中，半集体经济(即半集体经济组织及其合作化股份合作化资本化)经营收益在5万元以下的村占79.7%，其中，半集体经济经营收益为零的行政村占52.7%。[126]再则，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东部地区一些地方出现了所谓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实验。2007年国务院农业部发布《关于稳步推进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农经发[2007]22 号)，在面上拓展其改革实践，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中首次以国家名义鼓励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2014年中央文件提出“三权分置”改革，2016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又颁布《关于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意见》。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由此兴起。根据新近制定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等文献及相关实践可得，所谓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表象为农村半集体所有制的挽救(如表象为农村财产集体所有——包含广大农民成员所有及其收益分享经济的落实与扩大)，又可能是农村半集体所有制的分化或解体，其目前的主要所指是：“三权分置”、土地承包经营权等土地产权流转和合作化(股份合作化)资本化经济(及其现代企业化市场化)发展(当前重点指向经营性财产产权改革)。农村集体产权制改革取得一定成效，但还没有改变此前农业经营基本格局等。截至2020年，全国农村集体资产清产核资的主体任务基本实现，此次清查核实其账面资产总额达6.5万亿元人民币，其中经营性资产占3.1万亿元。据2021年全国农村政策与改革统计年报数据，2021年全国无经营收益村集体占比21.1%，收益在5万元以下村集体占比19.7%，这两类“空壳”村集体占全国村集体总数的40.8%。[127] [128]另有数据显示，至2023 年底，全国农村集体资产总额达到 9.61 万亿元，它在社会总资产中的份额还小。总之，中国现在还在坚持土地家庭承包权的基础地位，农村半集体半私有制的碎片化的个体私营经济为主体的天下并没有大的改变(尽管高标准农田统计已经成超10亿亩)，农业农村现代化也没有实现;资本下乡有限制(以避免农村半集体半私有制解体或重蹈拉美国家土地兼并、农民失地破产的覆辙)。简而言之，当代中国农村半集体半私有制经济发展已经经历或将要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2010年)，即土地家庭承包经营(私有产权)普及化主导化阶段;第二阶段，从2010年国家层面鼓励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起，是其转型阶段，转型到农业规模化经营八成以上和农业现代化基本实现为止;最终结局，即第三阶段，可能是广大小规模的土地家庭承包经营基本消失，是较大规模的土地家庭承包经营(含相关农场)、合作化(股份合作化)资本化农(工服务)业企业及法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私营化农(工服务)业企业等共生，或者是以这三种形式中的某种形式为主兼及其他的三农现代化经营模式。同时，一个重要社会现象是：相当广泛的集体资产资本的“二国有性”特点至今仍然保持着，如农村土地半集体所有制的“二国有性”。总之，若没有一场社会政治革命，是不可能重回公有制经济(即资产公有与民主劳动或自主联合劳动、劳动者主人公地位相结合并无私有产权的)时代。简略地说，新世纪以来，农村半集体半私有制的个体私营为主体的经济，有了一种基本稳定性的发展，但对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没有带来多少促进作用。

民营经济，即个体工商户和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在21世纪前期中国社会已经上升到国民经济主体地位。新时期以来，民营经济发展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1978年—1992年：“有益补充”与实践中的初步发展;1992年—2001年：“重要组成部分”与实践中的快速发展;2001年—2012年：“两个毫不动摇”与实践中的跨越式发展;2012 年至今：“重要基础”与实践中的宽松壮大。在2001年—2012年的历程中，2002 年中共十六大提出“两个毫不动摇”：即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在中共十六大上，首次有 6 位民营企业家党代表出席大会。2004 年由中央统战部、国家发改委、人事部、国家工商总局和全国工商联联合举办的首届“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评选活动，共有 100 位民营企业家受到表彰。2004 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指出：“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2005年国务院颁发《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被称“非公经济36条”)。2007年制定《物权法》，保护私有产权。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国内波及对私营经济发展产生较大影响，促其调整转型。2010国务院颁发《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称新36条)。这样以来，随着国有经济在多数工业行业和领域的撤退，“两个36条”对民营经济进入工业等行业和领域的规定和优惠出台等，民营经济发展的经济、政治、法律的大碍基本解除。这期间，民营经济扩张到大半工业行业和领域，民营经济获得快速发展。根据有关概括：第一，民营经济数量不断提升。2002年底，私营企业243.5万户，注册资金为 24756.2亿元;全国个体工商户2377.5万户，注册资金3782.4 亿元。至 2012 年底，全国注册登记的私营企业达1085.7万家，注册资金31.1万亿元;个体工商户达4059.3万家，注册资金近2万亿元。第二，民营经济固定投资规模快速提升。截至 2012年底，民营经济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达22万亿元，占全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的60.4%。第三，民营经济吸纳劳动力的能力不断攀升。私营企业从业人员从2002年的3247.5万人增加到 2012年的1.13亿人。截至 2012年底，个体、私营企业从业者达到1.6 亿人。第四，民营企业“走出去”步伐不断加快。2012 年，民营企业出口总额达到7686.4 亿美元，占全国出口总额的31.75%。第五，民营经济技术研发实力不断增强。2011年，民营企业500强平均每家企业的研发费用达到3.54亿元，平均研发强度达到1.97%。同时，民营经济在众多领域异军突起，并逐渐发展形成一批聚集地。首先是民营科技企业快速发展，华为、联想、用友、北大方正、四通等民营企业成为科技创新领域的佼佼者。其次是涌现了一批民营互联网企业，百度、阿里巴巴、腾讯、网易、新浪等一批优秀的互联网企业培育了强大的技术创新能力。再次是民营企业聚集地逐渐形成，浙江温州、福建晋江、广东东莞成为全国著名的民营企业聚集地。可以说，此期关于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包括外资经济)的一系列经济发展指标都较大的高于相应的所谓公有制经济发展指标。如有人根据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2008年)公布的数据统计，用实收资本指标和用资产指标来表示的所有制结构比重的结果(针对全国二三产业)，公、私所有制的比重都是三成多与六成多的比(36.4%:63.6%;35%:65.1%)。2006年，公有制经济与私有制经济(包括外资和内资)在GDP中所占比重为37%:63%，2010 年为27%:73%。在工业总产值中国有经济的比重，2004年为13.5%，2009年为12.5%，比新中国初建的1949年占26.2%的比重还低得多。”[129] [130]可见，民营经济和外资经济已超越“半壁江山”。

在2012年至今的历程中，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两个都是”，即“公有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2014年开始商事制度和“放管服”改革。2016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提出，妥善处理改革开放以来各类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经营过程中存在的不规范问题，由此司法机构重新审理了张文中案、顾雏军案等一批重大涉产权经济案件，并为一些当事人平反。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营造更好发展环境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的意见》。2020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新时代民营经济统战工作的意见》指出：“民营经济作为我国经济制度的内在要素，始终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经济基础;民营经济人士作为我们自己人”。202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2025年制定《民营经济促进法》。这些都大大地促使了民营经济发展。这期间，民营经济特别是私营经济又获得了一次高速发展。在2018年11月民营企业座谈会上总书记讲话指出：“概括起来说，民营经济具有‘五六七八九’的特征，即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在民营资产资本已经占有社会总资产资本大半的基础上，这就进一步证明：民营经济(不含外资经济)已经占居国民经济的主体地位。根据一系列材料，概而言之：第一，民营经济规模持续扩大，成为中国经济微观基础主体。如2012年，个体工商户4059.3户，个体工商户注册资金1.98 万亿元;私营企业户1085.7 户，私营企业注册资金31.10万亿元。到2018年，个体工商户7328.6户，个体工商户注册资金6.65万亿元;私营企业户3474.2 户，私营企业注册资金211.5万亿元。个体私营户占据市场主体比重的95% 以上。第二，民营经济贡献率稳步提升，成为工业等发展的主力。如从企业单位个数来看，2008～2019年间中国规模以上私营工业企业个数，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数中占比明显提升，由 2008年的 57.7% 提升至2019年的 64.49% 。从资产总额来看，2008～2019年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总额由43.13万亿元增加至120.59万亿元，增加了1.8 倍;同期私营工业企业的资产总额由7.59万亿元增加至28.28万亿元，增加了2.7倍。从营业收入来看，2008～2019 年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由50万亿元增加至106.74万亿元，增加了1.1倍; 同期私营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由13.15万亿元增加至36.11万亿元，增加了1.7倍。2006～2017年，中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持续提高，由10.9998万亿元提高至64.1万亿元，增加了4.8 倍; 同期民营经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也由2.4万亿元提高至21.5万亿元，增加了7.8倍。第三，民营经济创新能力不断增强，成为科技创新的主力。如从R&D 经费支出来看，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R&D经费支出逐年增加，由2008年的2681.31亿元增加至2019年的13971.1亿元，增加了4倍有余; 同期私营企业R&D经费支出由233.97亿元增加至4516.75亿元，增加了18倍。从有效发明专利数来看，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有效发明专利总数由2008 年的55723增加至2019年的1218074件，增加了20倍有余; 而同期私营企业有效发明专利数由7668件增加至392406件，增加50倍有余。从另一个角度看，改革开放以来，民营企业集中了50% 以上的研发投入和研发人员、80% 以上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90% 以上的高新技术企业。在智能制造、大数据、物流仓储、生物健康等领域，民营企业已经牢牢占据领跑地位。2024年，我国发明专利授权量达104.5万件，其中国内企业有效发明专利占比达73.7%。在排名前十位的国内企业中，民营企业占据7席。民营经济已成为中国科技创新的中坚力量。第四，民营经济成为中国进出口贸易和对外投资的主力。据统计，2018年，民营企业进出口额12.2万亿元，占全国进出口总额40.0%，对年度进出口增长的贡献度超50%。对外投资呈现更加积极的姿态，占对外投资存量的比重已经过半，并购逐渐转向规模大、涉及高端技术与品牌的项目。截止2018 年末，全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达1213亿美元，其中民营经济控股境内主体对外投资755.7亿美元，占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62.3%。2024年，民营企业进出口额占中国进出口总额的比重由2019 年的43.3% 提高到55.5%，连续六年保持中国第一大外贸经营主体地位。[131] [132] [133]可见，民营经济的地位和作用更加鲜明。

外资经济(包括外国商和港澳台商资本)是1978年国务院务虚会开启的改革开放以来进入中国内陆的资本主义经济。其发展历程可区分为四个阶段：1978—1992年，外资经济起步阶段;1992—2001年，外资经济快速发展阶段;2001—2012年，外资经济结构调整阶段;2013至今，外资经济发展新格局阶段。据白海峰等人提供资料(2024年)，吸引外资上，20世纪80年代年均增幅比较高，1983—1990年年均增长21%;90年代之后增幅也迅速加快，1991—2000年年均增幅28%;入世贸组织之后，增幅也比较快，因为这时候吸引外资基数已经上来了，这个时期年均增幅为10.5%;2011—2023年，由高速增长进入平缓增长期，年均增幅只有3.9%。据李志翠等人提供资料(2019年)，1978—1991年中国实际 GDP年均增长9. 0%，1991年名义GDP达到2.2万亿元，本阶段年均实际使用外资17.9亿美元，1991年实际使用外资115.5亿美元;1992—2000年，实际GDP年均增长率10.1%，2000年名义GDP 达到10.0万亿元，本阶段年均实际使用外资近447.9亿美元，2000年实际使用外资593.6亿美元;2001—2012年，实际 GDP年均增长率10.4%，2012年名义GDP达到53.9万亿元，本阶段年均实际使用外资803.2亿美元，2012年实际使用外资1132.9亿美元;2013—1018年，实际 GDP年均增长率6.8%，2018年名义GDP达90.0万亿元，本阶段年均实际使用外资1261.2亿美元，2018年实际使用外资1349.7亿美元。另外，2024年中国GDP达134.9万亿元(国家统计局数据)，截至2024年底，四十多年外商累计在华投资设立的企业超过123.9万家，累计实际使用外资20.6万亿元人民币(商务部数据)。可见，外资占比越来越小。总的说来，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前，不管是外商投资企业数、还是外商企业投资总额，在东部地区都占有绝对的优势。外资来源地主要是港澳台特别是香港，但来自日本、美国和欧洲等发达经济体的外资开始增多，跨国公司开始大举进入，外商独资企业形式增长较快。投资产业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加工贸易，但与港澳台投资瞄准国际市场不同，欧美日外资注重发展出口型产业，重点关注技术更为复杂的机电类制造业项目;并被中国庞大的本土市场所吸引，加快基础设施、商业等领域的投资。自1992 年起，中国连续成为发展中国家引资规模最大的国家。

具体地说，2001—2012年的外资经济发展，以加入WTO为起点，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加入WTO的推动下，中国政府史无前例地开展了法律法规的“立、改、废”工作，形成了以(修改的)“外资三法”为核心，包括《企业所得税法》(取消外资的超国民待遇)、《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修订版)、《外商投资并购境内企业暂行规定》等利用外资的法律政策框架，鼓励外资参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而外资实际发展，根据相关资料的数据和反映，外资独资化成为FDI的主要形式。利用外资额不断增加，如2001年我国实际利用外资额496.7 亿美元，2012年达1132.9亿美元。此期，外资跨国公司(国际500强的大部分)在华设立的研发中心、采购中心和销售中心及区域总部等功能性机构日渐增多。美国、欧盟和日本三大发达经济体外资的大举进入稀释了香港地区的部分份额，如2000—2008年港澳台投资占中国实际利用外资总额的比份少到三四成之间。国际金融危机后，港澳台投资增长明显，占比超过五成，其他地区对中国投资有所减少。外资企业数量和金额仍大量集聚在沿海东部地区，但其比重都在下降，中西部地区所占比重在上升，如2001年东中西部实际利用FDI比重情况，即东中西部分别占比是86.95%、 9.78%、 3.27%;到2012年的分别占比是69.20%、 22.12%、 8.68%。同时，FDI加速进入与国际生产体系关联度较高的外向型产业，制造业延续20世纪90年代态势，继续保持利用外资的主导地位( 2001—2011年间我国一半以上的对外贸易额由外资创造)，但制造业比重下降，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等服务业的占比上升，其中房地产业的占比增幅最大，如2001年三大产业实际利用FDI比重情况，即一二三产业占比分别是2.09%、 80.79%、 17.12%;到2011年三次产业占比分别是1.73%、 48.05%、 50.21%。从2011年起第三产业的外资就超过第二产业。不同来源地FDI占中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变化情况，即港澳台、日韩新、美国、其他等四地区投资分别占比情况是不同的，如2001年的它们占比分别是4.38%、 1.92%、 0.99%、 3.14%;到2012年的占比分别是1.15%、 0.28%、 0.04%、 0.40%。外资企业从业人员不断增加，2013年达三千多万人，占中国城镇就业人数比重为4,1%(最高)。[134] [135] [136]这样，此期外资的规模、来源、分布、构成、份量等基本情况、基本面貌及其发展就简明了。

2012年至今的外资经济发展面临一种国内外发展新形势。由国际金融危机引起的第五次国际产业转移和逆全球化潮流出现，中美贸易摩擦、俄乌冲突等引起世界格局变化，出现了新的世界经济循环格局，使得中国外资经济发展进度缓慢，中国进入或成就国际发达经济循环体系困难重重。现时，中国政府又面临着国内因为资本化程度变化等因素，经济发展步入中低速增长时期，于是，政府在对外开放上实施了系列新措施，不断扩容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出“一带一路”战略布局等，形成《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 (最新版) 》、《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 负面清单)》、《外商投资法》、《关于进一步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大吸引外商投资力度的意见》等法律政策文件，并坚持与新的国际产业转移相结合，使其外资经济实践有所发展。根据相关资料的数据和反映，2012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额1132.9亿美元，到2022年实际利用外资额达到高峰，为1891亿美元，2023年是十年来外资从增到降的一个转折点。2023年同比下降8个百分点，2024年同比下降27个百分点，但仍过千亿美元。在外资来源及其构成上，亚洲占绝大多数，其中中国香港是第一大来源地，占比超过外资总额五成，欧洲北美等发达国家的合计占比则较小。如截止到2017年底，对华实际投资(存量)前十三位国家/地区的占比情况，即中国香港、英属维尔京群岛、日本、新加坡、美国、韩国、中国台湾、开曼群岛、德国、萨摩亚、英国、荷兰、法国的投资分别占比是50.19%、7.95%、5.38%、4.48%、4.10%、3.60%、3.30%、1.86%、1.48%、1.36%、1.10%、0.91%、0.82%，其中，前五位的实际投资金额合计1.44992万亿美元，占比72.10%。[137]又如，2021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总额1809.6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主要来源地的前十五位投资国家/地区占外资总额之比，即中国香港、新加坡、英属维尔京群岛、韩国、日本、美国、开曼群岛、中国澳门、德国、英国、荷兰、中国台湾、毛里求斯、瑞士、法国的分别占比是72.8%、5.7%、2.9%、2.2%、2.2%、1.4%、1.4%、1.2%、0.9%、0.7%、0.6%、0.5%、0.5%、0.4%、0.4%，2017—2021年，中国前十大外商投资来源地5年间累计对华投资占外商总投资规模的93.4%。[138]在外资的地区分布上，由于利用外资统计口径、内容和地区划分上的差别，出现了不同的数据和分析，但从存量和事实上看东部(11个省市)利用的外资越来越占外资总额的绝大多数，外资在中国的地区分布不平衡。据新近一博士论文数据显示，2017—2021年每年实际使用外资都过千亿美元，其中东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占其全国总额之比分别是84.1%、83.4%、84.3%、85.4%、84.4%。在外资的产业构成或产业分布上，投资农业更少，在制造业领域的投资基本保持稳定，占比较高，其服务业发展明显，信息和科技方面发展较快。如一博士论文数据显示，到2021年服务业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比重上升至79.6%，到2021年，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房地产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批发和零售业、金融业是其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规模最大的6个行业，占全国全行业实际使用外资金额的比重分别为18.3%、13.0%、12.6%、11.1%、9.2%、6.6%，合计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总额六七成。关于外资经济的份量，可从国内和国外两个方面认识。如1994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额占GDP的比重和外商直接投资额占GDP的比重分别达到7.66%和5.98%，是外资利用在GDP占比中的最高比例，2001年、2005年、2012年它们又分别下降到4、3、2个百分点附近，至今还在1个百分点之上。自2010年以来，中国实际使用的外资金额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平均比重不到2%。另一方面，中国实际使用外资占全球跨国投资的比重，一博士论文数据显示，从2013年的8.5%波动上升至2022年的14.6%，其中仅2015和2016年占比少于8个百分点而都是6个多百分点，中国吸引外额排世界前二位。当然，相关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底，中国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存量均超3万亿美元，并且大体相当，中国香港在内陆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中的占比都超过五成，可见，外资有过半(香港或港澳台的)的其实还是我们自己内部的投资或转换套。[139] [140]总之，外资经济发展对中国的主要作用是促进了中国社会的资本化过程，而其积极作用(于特色中国)整体上不过四成。中国之所以成为“世界工厂”等，那主要是毛泽东时代中国第一次产业革命奠基和国内发展的功劳。

新世纪以来的文化教育科技卫生等方面的发展，仍然可从大文化及其意识形态或思想性质理论(如表现在党国及文化发展方向性质、哲学社会科学、社会思潮等方面)和文化实业(如教育、科技、文艺文化、医疗卫生)两大层面而认识。当然，新世纪以来的文化发展以中共十八大标界可区分为两个阶段。在2001—2012年间，继续坚持文化发展的“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坚持文化发展的主旋律和多样化，坚持文化社会效益为首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统一，全面开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及其民营化的新格局建设，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战略，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弘扬中华文化，提出文化“走出去”和文化软实力、文化强国战略等。2012年十八大以来，保持文化发展政策的连续性，继续大力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及其民营化发展，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开放，强化意识形态领导权建设，弘扬中华文化，加强文化自信和文化强国建设，建设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及其自主知识体系，强化文化的“走出去”等。两阶段在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领导力量和指导思想、基本方针与建设方略、思想道德建设与对异己现象批判等方面具有高度自醒。[141]

新世纪以来中国意识形态建设继续加强，但因其社会性质演变色彩重化，社会矛盾不断突显，中共领导思想命名出新，意识形态领域及其建设复杂多样，[142] [143]但意识形态领域的中心问题明确：主题是特色中国社会性质及其发展前途，具体表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里表)及其同行(思潮)，各种改良主义和革命派理论，及它们之间的矛盾发展。首先，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及同时期具体化的党政文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里子体系;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文献及相应的中国特色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理论(教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表陈(表理)体系。2004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提出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同年4月“马工程”正式启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是新世纪中共意识形态和哲学(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建设的重大工程，它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规范着整个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到2012年形成了中国自己的较为完整的哲学社会科学教材体系学科体系、理论(院所)阵地和人才师资阵地，出版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概论》、《科学社会主义概论》等一系列重点教材。在其文化发展的第二个阶段，这些活动进一步扩大，2017年中共中央颁发《关于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一系列重点社科教材修订再版，还出版了大同小异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等。[144] [145] [146] 但这个表陈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等理论教材或者其马克思主义的表象特征，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里子体系，主要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现实(如前面所述的经济发展现实)之间存在着巨大矛盾。如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公有制经济和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是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基础的标志，而特色社会的现实中却是资本私有经济(包括其集团私有的别名——公有资本)、雇佣劳动和按资分配(或按劳动力价值和剩余价值分配)的天下。又如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等的理论导向和价值导向是消灭资本主义，解放、改造和最后消灭无产阶级(工人阶级)等阶级，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里子体系及其社会现实中却是大力发展资本主义，重新形成被剥削的无产阶级等阶级。这些矛盾的出现，可以从“马工程”文献及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等理论教材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略知一二。因为它们都远离无产阶级解放问题，又扮演着马克思主义招示。[147] [148] [149] [150] [151] [152] [153]其次，除前述主流意识形态以外，特色中国社会还存在多种非主流乃相对立的意识形态，它们表现在社会思潮或其他社会集团(社会阶级)意识中。如在新世纪文化发展第一阶段，其重要社会思潮有新自由主义、普世价值、民主社会主义、新左派、新权威主义、文化保守主义、新民族主义等。[154]在2004年前后改革开放第二次大反思中新左派出现集体右转。[155] [156]改良主义也是一种社会思潮，有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内部偏生的改良主义，如所谓老左派与主流意识形态之间的论争，就属于前者与主流意识形态之间的论争。[157]后二者在左翼网站表现多多。特别地，在2002—2006年起的几年间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开始出现当代无产阶级阶级意识自觉和重新觉醒的端倪。如2004年公开流传的《评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许家屯〈香港回忆录〉读后感》和2006年公开流传的《论革命派与“左转派”的几个主要分歧——兼论胡锦涛的历史空间》。尤其是，在2006年围绕《关于资本主义复辟的临界点和三中全会派及其所谓老造反派》一文而引起网络论争中，出现了运用毛泽东主席的“修正主义上台，就是资产阶级上台”论断于实践，明确了其社会质变的质变点或首要作为者和主要作为者，并形成了无产阶级的重新社会主义革命结论，这标志着当代中国毛派(新马列毛派)的诞生，它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前后网络大讨论中得到发展。[158] [159] [160]在新世纪文化发展的第二阶段，中共意识形态舆论控制加强了，一些左翼网站等舆论阵地被关闭，特别是无产阶级新思想理论流行困难。但一般的社会思潮还有扩大之势，也更加多样。其中重要的社会思潮，有的是上一阶段的延续，如新自由主义、普世价值论、民主社会主义、新左派、文化保守主义、新民族主义;有的是新阶段盛行的，如民粹主义、功利主义、消费主义、泛娱乐主义、生态主义、创新马克思主义(即改良主义)等。[161] 在无产阶级知识者中间还形成了接续“毛派”的“复辟后新马克思主义”等思想理论，如《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形态》一书中创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东方(中国)的现代科学形态，即辩证(自然和人道)唯物主义哲学形态(其中包含科学社会主义新基础理论);《商品价值创造、价值转形与政治经济学重建》一文所体现和创新的，完整公有制的市场计划经济和民主劳动的正式形态或一般形态科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此外，还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经济学基础(一二)》等文章中创新的“劳权经济学”(当然，它存在着对接商品经济的重大错失和“劳动所有权”概念非科学等严重不足)。[162] [163] [164]

教育发展方面，在新世纪初，提出了教育发展的新规范。如2002年十六大报告提出，“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国务院批转《2003—2007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实施素质教育，提高教育现代化水平，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2010年第四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召开，会后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实际上，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教育体制的大框架(如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民办教育等大的组织格局与秩序)已经初步确定。新世纪初至十八大前的教育改革，主要是教育内容构组方面的改革和现代化，是教育体制特别是各方面具体体制的深入改革和现代化，综合的体制改革表现在教育管办评分离改革，教育内部劳动人事分配三项制度进一步改革，教育市场化产业化进一步扩展，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构建等。

学前教育和基础教育发展方面， 如2003年国办发《关于幼儿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以形成“以公办幼儿园为骨干，社会力量兴办幼儿园为主体”的学前教育发展格局。2010年国务院颁发《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实施推进农村学前教育项目、普遍开展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等。2000年，在园幼儿数量2244.18万人，学前三年毛入园率35.00%，民办园占总幼儿园数量比25.20%;2010年，在园幼儿数量2976.67万人，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达56.60%，民办园占比68.00%。[165]同时，2001年国务院召开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出台《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义务教育向均衡发展过渡。农村学校布局大调整，学校数减少过快，一批寄宿制学校建立。2004—2007年西部地区“两基”攻坚。2005年教育部颁发《关于进一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若干意见》，2010年前后大力实现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到2011年底所有县和省全部通过“两基”验收，完成了义务教育全面普及任务。截至2012年，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约为1.45亿人，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91.8%。高中阶段，21世纪初，职业教育发展滑坡，随后赶上，超过四成，普职教育并进发展。重点高中学校进一步强化。大力推进基础教育课程教材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加快考试评价制度改革。实施教育资助政策。2000年，高中阶段在校学生2447万人，毛入学率42.8%;2012年，高中阶段在校学生4595.28万人，毛入学率达85.0%。中国基础教育的普及程度已经进入世界前列水平。[166]

高等教育发展方面，首先是跨世纪的高校大扩招。1998年，普通高校本专科招生人数为108.36万人，普通高校在校本专科生341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9.8%。从1999年大扩招开始，前七年普通高校本专科招生人数年均增长56万多人，年增长率47.4%—12.77%，到2005年本专科招生504.46万人，研究生年均扩招速度还快。2002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15%，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167]但这高校大扩招带来的问题是相当严峻的，如教学条件不足，教师涌入门槛低，生师比高，教学质量不保等。[168] [169]由此，决定了教育的规模(数量)与质量、人力资源大国与人力资源强国建设问题成为新世纪中国高等教育的一个主题，而扩规模变成了第一。虽然2006年5月10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提出：“高等教育的发展要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切实把重点放在提高质量上。要适当控制招生增长幅度，相对稳定招生规模”。同时，中央和地方政府多方加大高教经费投入，补齐办学条件，加强教学教材建设，加强重点大学“211工程”“985工程”建设等。如2001年教育部《关于实施“对口支援西部地区高等学校计划”的通知》，2007年1月教育部财政部颁发《关于实施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的意见》，同年5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建立健全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职业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的意见》，2012年3月教育部发布《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2012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 比例首次达到4%等。1998年，我国普通高校数量1022所;到2012年，普通高校的数量是2442所，普通高校在校本专科生2391万人，高等教育总规模3325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30.0%。再者，高等教育的学历层次也由原来的本科教育“一方独大”，发展到2012年在校博士、硕士、本科、专科的比例分别占1.11%、5.60%、55.67%、37.62%。[170]另外，高校发展还存在同质化及分层加剧、分类不足，在国际上，其高等教育质量(人才培养和科研人文服务的结构及水准)还是比较落后的。[171]

职业教育发展方面，1997年后中职教育出现矛盾和危机，1999年高校扩招出现“普高热”等，带来了职业教育发展连续几年下跌。2002年第四次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召开，并颁发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强调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中职和高职扩招，建立“分级管理、地方为主、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的多元办学格局”，职业教育逐步回升。[172]2002-2008年间高职教育招生规模略高于普通本科，随后其速度减缓。实施“国家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示范学校建设计划”“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等重大项目。到2011年，中等职业学校达13177所，在校生2197万人;高等职业学校达1280所，在校生744万人，成为世界上最大规模的职业教育体系。[173]此期，职业教育基本没有突破大学专科层次，形成了以政府主办(公立学校)为主体的职业教育格局。

民办教育发展方面，随着高校大扩招和2002年《民办教育促进法》出台，民办教育得到快速和广泛发展。虽然新世纪初期其发展出现了某些泛滥(如公办名校办民校、校中校)和波折，但各级民办学校的在校生总数大都是快速增长的。2006年底国办发《关于加强民办高校规范管理，引导民办高等教育健康发展的通知》。2010年出台的《教育规划纲要》是民办高等教育政策向“扶持”转变等重要界点，并启动了民办教育综合改革(如营利性和非营利性分类管理)试点工作。2012年教育部印发了《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教育领域促进民办教育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等。总之，民办教育获得多方面发展。如全国民办小学及在校生数分别从2003年的5676所和274.93万人，变化为2012年的5213所和597.84万人;全国民办初中学校数及其在校生人数分别从2003年的3651所和256.57万人，变化为2012年的4333所和451.41万人;全国民办高校学校数及在校本专科生人数分别从2003年的173所和81万人，变化为 2012年的707所(占全国高校总数的比例约为28.95%)和533.18万人(占全国高校在校生总数的比例约为22%至25%，不包括其研究生)。[174] [175] [176]总之， 民办教育在学前教育和高等教育中占比较大。

教师队伍发展方面，进入新世纪，城镇化加快发展，教育领域发生深刻变化，义务教育向均衡全面发展过渡，高校大扩招(胀文凭)，高级教育大众化普及化快速发展，出现了教师队伍发展新走势：规模扩张——提高质量——专业化发展，农村和落后地区教师队伍和高校(尤为民办高校)教师队伍建设成为两个焦点。首先，新世纪农村地区中小学教师数量一直呈下降趋势，2010年到2011年间呈断崖式下降。针对农村和中西部落后地区教师队伍状况，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的通知》，实施农村教师“特岗计划”“免费师范生计划”“国培计划”等，大力加强了其教师队伍建设。其次，大学扩招后，高校教师队伍发展远跟不上大学生队伍发展，1999 年颁布的《关于新时期加强高等学校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与现实之间已经有较大距离，如现实中大学教师涌入庞杂，结构不合理，整体素质差，生师比居高不下。[177] [178]针对高等教育教师队伍现状，政府发文，加强高校教师队伍建设，大力推进“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青年骨干教师培养计划”等培优建设，启动五年一轮的本科教学评估活动，建立“两国级培训中心——六大区中心——省培中心——学校教师发展中心”等四级高校教师培训体系，注重校内青年教师的入职和在职培训等。但因为高校中缺失“固基实学”(巩固教学基础，达到实学真才)的多校间全员参加的比赛考评活动，缺少大学同学科同专业教师(青年教师)教学基本过关过硬的多校间大型统一培训考试活动等，大学教学教师质量值得忧虑，其测评难以达到类似中高考测评效果。2012年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建构以师范院校为主体、综合型大学和大中型企业参与的教师教育培养体系。同年，教育部等六部委制定《关于加强高等学校青年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总而言之，2001—2012年间总的教师队伍还是有大的发展，专任教师规模由1176.41万人发展到1462.88万人。其中，全国幼教专任教师由54.62万发展到147.92万人;中小学专任教师队伍由998.61万发展到2010年1065.9万人，后五年小幅增长;高校专任教师由53.19万发展到2012年144.03万人。[179] [180] [181]高职院校的“双师型”教师队伍也有所发展。[182]

总之，该阶段，整个教育现代化(包括其“硬件”“软件)都有所发展。

中共十八大以来教育改革和发展在新的领导下继续进行。如2015年教育部颁发《关于深入推进教育管办评分离、促进政府职能转变的若干意见》。2017年中办国办印发《关于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稍后国办印发《教育领域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202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2021年新修订《教育法》规定：“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2024年第六次全国教育大会召开，次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这些政策法规在总体上规范和影响着本阶段的教育实践。

学前教育和基础教育发展方面，大力加强城乡普惠性幼儿园等建设。如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若干意见》。逐步改变民办幼儿园份量过半格局。到2023年全国幼儿园数达到27.44万所，在园幼儿数4092.98万人，专任教师303.37万人，毛入园率达到91.1%，基本保障了适龄幼儿入园需求。同时，继续以义务教育为重点，加强城乡和区域义务教育均衡建设等。如2015 年国务院颁发《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2018国办颁发《关于全面加强乡村小模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建设的指导意见》，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实行义务教育阶段不分重点与非重点学校和班级，县域重点高中招生部分指标分配到初中学校，兼顾其下各地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等。到2021年底全国所有县级行政单位均通过县域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发展国家督导评估认定。2023年中办国办颁发《关于构建优质均衡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体系的意见》。到2023年义务教育阶段，已有19.58所学校、1.6亿人在校生、1073.94万名专任教师，义务教育巩固率达到95.7%。而高中阶段的教育，进一步扩大规模，提高质量。如2014年国务院颁发《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此后，招生改革多层多方面展开，教育部分五批指导29个省份启动了高考综合改革。2019年国办颁发《关于新时代推进普通高中育人方式改革的指导意见》，2023 年教育部等三部委颁发《关于实施新时代基础教育扩优提质行动计划的意见》。它们加力高中教育发展。到2023年全国普通高中总数达1.54万所，在校生达2803.63万人，专任教师达221.48万人，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到91.8%。[183]

高等教育发展方面，十八后的发展初期还较平缓，但2019年又重启高校大扩招，高教发展波澜不断。[184] [185] [186]如2015年国务院颁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重点高校建设换新。2017年教育部 发布《关于“十三五”时期高等学校设置工作的意见》，首次明确“研究型、应用型、职业技能型”的高校分类管理框框架。2019年开始高职百万大扩招(胀文凭、三年)，社会类成人考生批量进入大学。2019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51.6%，高等教育发展进入普及化阶段。2020年首次全国研究生教育会议召开，启动新一轮研究生教育改革，会后教育部等部委颁发《关于加快新时代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的意见》，其中提出大力发展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胀文凭、快博士)。2021年中办国办印发《关于新时代振兴中西部高等教育的意见》。2023年教育部印发《关于深化新时代高等学校评估改革方案》。2025年本科大扩招开始(胀文凭)等。因为高教世界高校之间缺失“固基实学”的普及性全员参加的比赛考评制度及活动(可三四年一轮)等，高校人才培养中的多水份难以挤出。但总体的说，十八大以来，中国高等教育在量上有大的发展，在质上有提高之处，在国家科技人才和科技成果发展方面占有重要地位，在国际教育界有所影响。如到2023年，全国共有高等学校3074所，其中，普通本科学校1242所，本专科高职学校1580 所;各种形式的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4763.19万人，其中，在学硕士生327.05万人，在学博士生61.25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60.2%;全国共有高等教育专任教师207.49万人，其中，普通本科学校有134.55万人，本科层次职业学校有3.08万人，高职(专科)学校有68.46万人。[187] [188] [189]

职业教育发展方面，如2014 年第七次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召开，会后国务院颁发《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提出“中职—高职—职业本科”相衔接和终身教育理念等。2019年国务院印发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提出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教育类型， 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显沟通，“1+X证书”制度，“职教高考”制度等。它们加力了职教发展。2019年开始了高职三年大扩招，出现高职教育的对象(包括多类社会成人)、考试形式和培养形式的更加多样化，但职教质量提升滞后。2019年3月教育部与财政部联合提出职业教育“双高计划”，同年底公布首批“双高计划”建设单位共计197所，其中高水平职业高校56所，高水平专业群建设高校141所。2022年中办国办印发了《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产教融合试点，校企合作模式等广泛发展。总之，职业教育实践得到拓展，其规模仍处世界第一。到2023年，中等职业学历教育学校7085所，在校生规模为1298.5万人，专任教师规模达73.48万人;职业本专科学校1580所，本专科在校生规模达1740.4万人，专任教师规模达71.54万人，中高职专任教师合计比2012年的111万人多。[190] [191] [192]此外，还有一个比较大的非学历的技工学校(院)的技工教育体系，如2019年全国技工学校共有2392所，技工学校在校生360.3万人，技工院校教师27.2万人，[193] [194]后几年它还在扩大。

民办教育发展方面，变化比较明显。但其与公办教育之间，已没有多少本质区别了，它们间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二者的办学主体(是否政府公办)和它的劳动制度(是否属于国家雇佣劳动与事业编制)不同，及其教育商品市场化产业化程度不同等。民办教育发展同样受到政府相关教育政策的重大影响。2016年《民办教育促进法》修订，其中规定对民办学校实行非营利性、营利性分类管理，同年底国务院发布《关于鼓励社会力量兴办教育促进民办教育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由此，民办教育政策在鼓励其发展的同时又注重对其分类规范和新监管。2021年4月《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修订颁布。同年5月中办国办颁发《关于规范民办义务教育发展的实施意见》，其中规定了义务教育学位主要由公办学校提供或通过政府购买学位方式提供等政策。这些进一步规范着民办教育发展。概括地说，十八大以后，在学前教育和义务教育阶段，民办教育发展(其在校生)占比经历一个继续上升和转而下降的过程(转折点在2021年);在普通高中和高等教育阶段，民办教育发展占比继续上升;在中等职业教育阶段，民办教育发展占比呈现出升降明显的循环变化，但整体有所上升(2022年是其近几年发展的相对高点)。到2024年，民办幼儿园在园幼儿占比42.08%，民办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占比例为3.70%(不含政府购买学位)，民办普通高中在校生占比例20.14%，民办中等职业教育在校生占比19.86%。[195] [196] [197]民办普通、职业本专科在校生占全国普通、职业本专科在校生的比例在2023年达26.34%。[198]今后，民办教育发展还会扩大。

教师队伍发展方面，如2014年中央编办和教育部等下发《关于统一城乡中小学教职工编制标准的通知》，解决教师编制的“城乡倒挂”等。2015年国家正式实施教师资格证考试改革，教师资格证考试实行全国统考，不区分师范生和非师范生，拓宽教师来源。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2019年教育部等部委颁发《深化新时代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改革实施方案》。教师教育体系和教师培优先计划进一步扩大，通过“公费师范生计划”“优师计划”“国优计划”实施，向农村和中西部等地区输送大批教师。开展职业院校教师技能大赛等等。总之，十八大以来，教师队伍规模有了大的发展，到2023 年全国专任教师规模达1891.8万人，比2012年多400多万人，其中全国中小学(非高校)专任教师1684万人，2022年和2023年分别是学前教育和小学教育专任教师规模的高点，教师队伍素质(学历)都有大的提升，但民办高校教师队伍建设堪忧。[199] [200] [201] [202]

总之，该阶段，教育现代化(包括特殊教育等)都有明显地发展，如2023年新增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由2012年的约‌12.4年提高到‌14年，教育信息化数字化有较大发展等。

新世纪中国教育发展，还包括其教育商品市场化、教育产业化和教育公平性演变历程等。教育产业化，就是教育的商品市场化，并根据教育的经济(企业化商业化)效益等组织教育活动。教育主要是培养人的活动，不是为着某种交易，教育不应当产业化，仅教育与商品经济发展相关延伸部分可产业化，如教育科研成果转化等方面，但这不是教育本身的产业化。在当代中国，1985年《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如其学生上学自费和毕业生自主择业)出台至1999年是教育产业化的兴起阶段，从1999年高校大扩招起，教育产业化进入快速扩张阶段。现在中国教育产业化已经普遍发展，如义务教育已经半产业化(其多因而来的量上的考分“硬核”还在)，非义务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和民办教育已经似产业化。在基础教育阶段，学费越来越高，非公共教育投资因素明显地影响甚至左右学生求学和教育态势，如握有不同资源的人们站在不同的教育起跑线上，付费包括课外补培付费不同而教育受益不同，对贫困生和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的大量存在，就说明了教育非公益性的某种(弥补性)存在等等。[203] [204] [205]在高等教育阶段，市场竞争已成为大学筹集办学资源的重要渠道，高等教育市场之间的竞争表现多样，如大学排名、学科评估、“生源大战”、就业竞争、 人才引进、竞逐科研项目、募集社会资金、专业设置、学位点申报、学历通胀等等，所有这些竞争交织在一起，彼此强化，促使大学办学趋向以市场利益为导向的新机制。从本质上来讲，这一转变过程就是政府管控因素不断减少，而市场因素不断增加，高等教育竞争不是立足于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与毕业生的知识技能和人文素养(教学质量核心地位)，而是将竞争目标锁定于追求学术声望和争取更多资源等。[206] [207] [208]其民办教育基本实现了政学分离，它的市场化资本化色彩更浓。

新世纪以来，中国教育全面和过快进入普及化发展阶段，2019年高等教育发展也进入普及化阶段，数量扩展渐步尽头，大学生失业问题早已严峻。[209]同时，教育公平问题等教育矛盾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教育公平，简即教育活动的公共平等或平等公共，包括教育条件公平(教育资源条件，包括教育物质设施投入和师资及其学校状况)、教育过程公平(指向教育宏微观进行中)、教育结果公平等三大方面。教育的外部社会条件，包括其经济社会发展、阶级阶层和家庭状况。教育起点公平、教育机会公平、教育权利平等，或教育形式公平和教育实质公平等，都可以融入前述教育公平三大框架中。[210] [211]教育公平，包括其客体向度和主体向度，教育客体向度公平是基础，教育主体向度公平是依归。教育公平客体向度发展，是一个客观性较强的历史演变过程，见前述的教育发展和改革过程，目前仍然存在教育的区域、城乡和校际之间发展的大差异。教育公平主体向度发展是一个选择性较强的历史演变过程。教育公平主体向度的指向首先是学生，是不同区域、城乡和学校的学生，是不同阶级阶层和家庭里学生。教育公平涉及其各个学段和类型。在基础教育阶段，随着教育普及化程度深化，主体向度教育公平的重点逐渐由教育机会(数量)公平转向教育质量公平(上好学、争好成绩的公平)，并特别明显地表现在高中阶段;随着教育(包括教育产业化)发展，出现了城乡和阶层等教育公平主体向度差距日益扩大化趋势。对此，已有多方论及。[212] [213]如薛海平2015年证实了的义务教育阶段的“影子教育”对义务教育公平的严重挑战。“影子教育”到2021年才有所削弱，但至今难以根治。[214]在高等教育阶段，教育机会(数量)公平(教育起点公平)和教育质量公平(优质教育资源公平享有)问题都特别突出。如许长青等人以国内39所“985”高校2016年招生计划指标的实证研究得出：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分配区域(主体向度)不平等问题突出，如每万人(报考人)录取机会：天津、542.33人，北京、459.64人;而贵州、108.08人，河南、114.82人。可见，录取机会多与少双方差距很大;同时，在“985”高校聚类分析结果及其教育基尼系数值上，一类“985” 高校(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3所)教育基尼系数是0.433(超过0.4警戒线)，非常不平均。[215]2023年，詹宏毅等人的实证研究也证明： 高校扩招政策促进了高等教育机会在数量方面的公平，但在质量公平方面却呈现出了马太效应，而下层群体获得的高等教育机会更多地集中于专科学校;对于高等教育和本科教育机会获得，家庭背景中的文化再生产模式发挥显著作用;而对于以中央部属高校为代表的重点大学教育机会获得而言，则是资源转化模式发挥显著作用。[216]这践行的基本上就是世界资本主义国家的贯例。其实，在高等教育公平主体向度上，有些是可以率先做好的。如在现实高等教育起点公平的“分省定额”(招生指标名额)上，完全可以通过统筹达到：以各省(区市)的高教适龄人口及其高考参加人数为基数，公平分配各省高校招生指标和重点(优质)大学招生指标，并根据教育公平补偿原则对农村及中西部落后地区和下层阶层学生的两层次招生指标进行微调(如改善现行专项招生计划)。

新世纪，中国教育的对外开放发展到一个新阶段。总的说来，特色中国教育的对外开放，经历了“入世”前的转换探索阶段，2001—2012年的发展成型阶段，2012年十八大以后的深化扩展和积极参与国际教育置理阶段。[217]教育的对外开放，首要的是中外教育合作交流协议协定等签订，而教育国际合作交流的主要内容，可从留学(含出国留学、来华留学、留学回国)，中外合作办学和境外办学(涉外办学)、外国教师学者专家引进和中外人文交流(访学、汉语国际推广)、跨境交付或在线教育等方面认识。具体说来，进入21世纪，中国加入WTO，中国教育真正开始登上世界舞台，教育对外开放的“走出去”和“引进来”都得到广泛发展。首先，积极履行和建立教育国际合作交流相关协议和机制，如到2011年年底，中国与近200个国家建立了教育交流合作关系，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教育组织关系密切。在境外消费方面，积极引领留学教育，自费出国留学限制被彻底废除，设立“国家优秀自费留学生奖学金”，建立留学预警机制。吸引留学人员尤其是高层次留学人才回国工作和为国服务所采取的政策不断发力，实施“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即“千人计划”)，“青年千人计划”。实施《留学中国计划》，该计划构建了我国留学教育政策框架。1991-2012年，我国年度各类出国留学人员总数由2.28万人增长到39.96万人，各类留学回国人员总数由0.61万人增长到27.29万人。在商业存在方面，中外合作办学等政策比较规范。如2003年国务院颁布《中外合作办学条例》，截至2012年10月，全国共举办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和机构1765个，其中，本科及以上层次的项目732个，本科及上层次的机构42个。2002年教育部发布《高等学校境外办学暂行管理办法》，国外孔子学院建设等汉语国际推广快速发展。2012年教育部出台《关于加强涉外办学规范管理的通知》。在自然人流动等方面，2006年教育部、国家外国专家局印发《高等学校学科创新引智基地管理办法》，启动实施“高等学校学科创新引智计划”。2011年《全国教育人才发展中长期规划(2010—2020年)》发布， 其中指出要建立海外高层次人才特聘专家制度，有计划地引进海外高端人才和学术团队。[218]十八大以来，教育的对外开放加力发展。具体表现在，政策制定方面，2016年中办国办发布《关于做好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若干意见》，提出要坚持“以我为主、兼容并蓄，提升水平、内涵发展，平等合作、保障安全”的工作原则，对教育对外开放进行总体部署。 2017年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中外人文交流工作的若干意见》。2020年教育部等八部门出台《关于加快和扩大新时代教育对外开放的意见》，提出要提升各级各类教育的对外开放水平。积极参与国际教育双边和多边合作交流，与183个建交国普遍开展了教育合作交流，与59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学历学位互认协议。特别地通过《推进共建 “一带一路” 教育行动》，并深入发展。在境外消费方面，出国留学教育上，进一步提出 “通过完善 ‘选、 派、 管、 回、 用’ 工作机制， 规范留学服务市场，完善全链条留学人员管理服务体系”。吸引海外人才政策不断扩容和提高待遇，如“海外优青项目”。出国留学和回国人数都快速增长，留学“逆差”明显缩小。进一步打造 “留学中国”品牌，2018年教育部颁发《来华留学生高等教育质量规范(试行)》。现中国保持‌世界最大的留学生源国‌和‌亚洲最大的留学目的国‌。在商业存在方面，设立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已超过470个，在28个国家建设了“鲁班工坊”。2014年教育部推出“国际合作联合实验室计划”，截至2023年共有41个实验室通过教育部验收。2019年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发布《高等学校境外办学指南》，境外办学机构和项目有明显发展。在自然人流动等方面，完善境外专家和教师来华工作政策，进一步明确强调高端项目的扶持引领和高水平师资的引进。 加力发展国际孔子学院等，在公派汉语教师和志愿者出国工作方面，完善相关政策和内容。中国引进的境外专家与境外教师和派出的汉语教师与志愿者规模实现了双向增长。跨境交付方面，推动实施在地国际化，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成为全球第一大教育资源库，用户覆盖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总之，当前，中国教育对外开放取得显著进展，但经济发达国家地区构成国际教育等知识生产的“核心圈层”， 发达国家在全球高等教育中仍占主导地位，全球教育“中心—边缘”的原格局短期内难以改变，中国进入国际教育中心任重道远。[219] [220]

科技发展方面，可从科技体制改革和科技势能发展两层面而认识。到新世纪初，多元化、市场化、产学研相结合的新科技体制已经初步形成。其后，科技体制(即科技活动的组织形式和运行机制)改革主要是其继续深化、补充(重构“举国体制”)和协同整合。而科技势能的发展则不断加力，并促使科技体制改革。中共十八大以前的科技发展，主要表现在：2002年科技发展中，继续执行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和自主创新，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等。2003年底，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全国人才工作会议，全面部署实施人才强国战略。此后，出台多项次人才发展计划，特别是加大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如国家“千人计划”，“青年千人计划”，防治人才外流的继续恶化。[221]2005年底国务院制定《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提出科技工作的指导方针是：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提出把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和发挥市场机制有效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结合起来，为科技发展提供制度保证;提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为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奠基;提出科技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以服务国家目标和调动广大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出发点，以促进全社会科技资源高效配置和综合集成为重点，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大幅度提高国家自主创新能力等。这标志着科技发展进入到加强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新阶段，并由此升级科技体制改革开放。次年1月新世纪第一次全国科技大会召开，广泛动员布署。如《规划纲要》对未来15年我国科技发展作出全面部署，确定了5个方面的战略重点和16个重大专项，明确我国科技工作的着力点和主攻方向，主要是着眼于国计民生和科技产业发展前沿。2008年国务院发布《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 》。2009年北京中关村建设自主创新示范区。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猛烈冲击，中共中央、国务院迅速于2009年3月出台《关于发挥科技支撑作用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意见》，明确了抓紧实施与扩内需、保增长紧密相关的科技重大专项，加快研发制约重点产业发展的关键技术，加快发展高新技术产业集群， 动员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科技力量 主动服务企业等工作任务。201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2011年科技部发布《国家“十二五”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中提出“创新驱动发展”为根本任务，并正式提出“新型举国体制”概念，明确“加快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产学研用相结合的新型举国体制”等。[222]这与其2005年《科技规划纲要》中的制度性概括是本质同一(特色国的同一)。总之，从2001年到2012年，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进入快车道，取得明显成就，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有明显提升。如科研经费(R&D)大幅度增加，过去十年年均增长约23.5%，2011年达到 8610亿元，占GDP比例为1.83%，上升到世界第3位。2001年至2011年，科技人员发表的国际论文总数为83.63万篇，排名跃居世界第2位，被引用数上升到世界第7位;10年来发明专利年度授权量年均增长率达到26,8%;2010年中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达5700万人，位居世界首位，10年来年均增长8.6%;2011 年全国 R&D 人员预计达到 280 万人年，继续位居世界首位。[223] [224]产生了某些有标志性的科技成果，如人类基因组计划与水稻基因组研究、载人航天与空间技术(成功发射“神舟五号”)、信息技术与通信(北斗卫星导航试验系统)等，产业科技水平有所突围突起，民营科技发展也有起色(见前面)。

十八大以后，科技体制改革继续深化，科技发展逐步走向建设科技强国阶段。具体表现在：2014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管理改革的方案》，实施国家科技计划的重组和科研经费管理改革等。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实施政府部门不再直接管理具体科技项目等职能分解，优化对基础研究支持，完善成果转化激励政策，创新人才机制，加强政策统筹等。201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提出“三步走”目标，“坚持双轮驱动、构建一个体系、推动六大转变”发展布局”，实施重大科技项目和工程，建设高水平人才队伍等。2018年中办国办印发《关于深化项目评审、人才评价、机构评估改革的意见》。面对2018年以来美国等西方国家升级对中国科技的封锁和围剿等，国内进一步注重科技自立自强建设。2020年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举国体制等。由此，进入到建设科技强国时期。2021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2021—2035)》。202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修订。2022年中央通过《关于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的意见》，其中内含;新型举国体制是在充分发挥市场经济基础上政府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体制等。2024年《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修订(第四次)。2025年《民营经济促进法》设立科技专章，加强民营科技发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和创新高地，如加快北京、上海、粤港澳三大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总而言之，十八大以来，科技发展进步还较明显。如2012-2021年，中国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占GDP比重实现了稳步提升，从 2012年的1.9%上升到了2021年的2.4%。2012-2021年，中国在基础研究方面的投入呈稳步上升趋势，基础研究经费占全社会R&D经费比重从2012年的4.8%提升到2021年的6.1%，达到1696亿元;基础研究人员全时当量翻倍，由2012年的21.22万人年提升至2020年的42.68万人年。全社会研发投入从2012年的1.02万亿元增长到2024 年的3.61万亿元，投入强度从1.97% 提升到2.68%，高水平论文、发明专利连续多年位居世界前列，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从2012年第34位上升到2024年第11位，已经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研发人员全时当量由2012 年的324.7万人年提高到2022 年的635.4万人年，继续居世界首位。[225] [226]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如“天眼”‌(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实现世界最灵敏观测，‌“神舟”系列飞船‌持续执行载人航天任务，‌“墨子号”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完成“传信”实验，‌“蛟龙号”载人潜水器‌实现7000米级深潜，‌“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完成全球组网，‌“超算”‌(超级计算机)多次登顶全球榜单，‌C919大型客机‌实现首飞;科技支撑产业能力明显提升。在2025年5月的论坛上，国家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理事长马蔚华指出，中国科技成果转化率已从2010年的25%提升至35%。还有人认为，2024年中国的科技进步贡献率超过60%。另外，中国科技呈现区域梯级发展，民营科技成为中国科技发展的一支主力。[227] [228]总之，中国科技的发展获得了某些量上的优势，但中国还不是科技强国，短期内还难成为科技强国。如科学领域：学科短板明显， 缺少重大顶尖成果;技术领域：与美日差距较大等。[229] [230]

新世纪，中国科技的对外开放发展到一个新阶段。总的说来，特色中国科技的对外开放，与其国内科技发展和国际形势环境变化是紧密相连的，它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立足于国内方面，可以1995年和2005年为时间节点而区分。1995年科教兴国战略和大幅度提高科技自主创新政策的提出，超越了“一味靠技术引进”或“市场换技术”的旧路。此后，中国科技对外开放发展到一般的国际科技合作交流与重视自主创新相结合阶段。2005至2006年出台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规划纲要〉的若干配套政策》和《国家“十一五”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其中都提出了科技开放新政策(新立足点)：建设创新型国家，树立全球战略意识，充分利用全球科技资源，积极主动参与国际大科学工程和国际学术组织，支持我国科学家和科研机构参与或牵头组织国际和区域性大科学工程，建立一批国际科技合作示范园区和示范服务机构，积极参与制定国际标准，逐步形成“以我为主，互利共赢;为我所用，支撑创新”等国际科技合作新态势。并且在2006年制定“中医药国际科技合作计划”，2007年制定“可再生能源与新能源国际科技合作计划”等，事实中开始了由中国主动发起的国际间科技合作计划。这些，标志着中国科技对外开放或科技外交的战略转型开始，开始从“参与式科技开放”转向“发起式科技开放”，从“要素型科技开放”转向“规则型科技开放”的又一个新阶段，高级的科技对外开放或高级的科技“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阶段，并随着其自主创新程度的不断提高，不断地走向深化和主动。同时，也可以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2018年美国升级对中国科技封锁为界点，把特色中国科技对外开放历程区分为三个阶段，即广泛兴起的国际科技合作交流阶段、全面融入全球化的国际科技合作交流阶段、不确定的和有选择的国际科技合作交流阶段。[231] [232]更具体地说：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面临崭新的对外开放形势，开放与合作成为新世纪中国发展的主旋律。2001年，科技部公布 《“十五”期间国际科技合作发展纲要》，对国际科技合作工作进行了部署，科技开放的内涵开始扩大，设立国际科技合作资金 ，国际科技合作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并正式提出实施“走出去”开放战略，推动科技兴贸。2006年科技对外开放新政出台，开始了科技对外开放或科技外交的战略转折转型。合作研究开发、技术进出口、知识产权投资、人员交流和情报交换、民间科技合作等各方面国际科技合作全面展开。如“十一五”期间，中国建有5个国家级创新花园、33个国际联合中心、222个国际科技合作基地。针对国际大科学和大工程计划，中国主动参与包括国际热核反应堆计划、国际对敌观测计划等科技研究的前沿。通过“走出去”招揽一批领军人才。截至 2012年年底，中国已与154 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良好的科技合作关系，外派科技外交官，形成了与非洲、与东盟等地的科技合作，以及与美、俄、欧对话合作机制。通过对引进技术进行消化、吸收、再创新，取得了一系列创新性成果。全方位、多主体、宽领域、多层次的国际科技合作交流体系初步形成。但该时期科技对外开放总体上还处于“追赶阶段”。[233] [234]十八大以来，全面深化中国科技的对外开放，如2013年科技部印发的《“十三五”国际科技创新合作专项规划》，提出“加大对外开放，构建面向全球的科技创新合作体系”等。特别是随着中美经贸摩擦、 科技竞争加剧以及“逆全球化浪潮”的蔓延，中国国际科技合作面临新挑战，如“孟晚舟事件”出现。迎接挑战，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科技开放战略，2024年中央颁发《关于建设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科技创新开放环境的若干意见》。总之，十八大后科技对外开放取得系列成效。如启动实施“一带一路”科技创新行动，与美国、欧盟等主要创新型经济体建立或力争维持创新对话机制，“科技伙伴计划”基本实现对发展中国家的全球覆盖;加强与世界各国在基础研究、前沿技术等领域的合作，推动联合实验室、研究中心等合作平台建设，促进人才交流与联合攻关;在重大国际科技合作项目中发挥一定的引领和主导作用;中国对全球创新人才的吸引力正在增强，民营科技国际化有起色。可以说，现中国科技开放“走出去”与“引进来”都广泛发展，在与国外几个重要国家科技交流中逐步走向“并跑”甚至个别“领跑”时期。但其科技的国际影响力与科技强国相比还有明显差距。如全球国际科技组织大约有1500～3000家，其中美国260～500家，我国仅50～60家，其整体的国际化(包括拥有国际科技资源)水平也不高。[235] [236] [237] [238]

文艺文化发展方面，特色中国文艺发展经历了三个时期：1976—1991年，是其兴起时期;1992—2001年，是其初步成型时期;加入世贸组织以后，是其定型发展时期。在21世纪，经过二十多年，中国文艺发展已经完成了两大转变，达到基本成型。其社会剧变基本定型，历史不过八十至百年。第一大转变：文艺生存方式(包括网络数字文艺等生产、流通、消费、分配各环节)发生大转变——如出现文艺市场化产业化民营化资本化大潮。[239] [340] [241] [242]第二大转变：文艺生存形式发生大革新——如出现文艺的信息网络数字人工智能化的在线较自由创作和互动或流动式(如写写读评互动;生产、传播、消费互动;跨媒介互动)等文艺媒介(文艺材料工具载体)的大革新形式，[243]即出现中国网络数字文艺成长壮大，其中中国网络文学成为世界奇观。新世纪至中共十八大之前，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加重，中共注重“建设和谐文化”，调整文艺评价标准为“群众评价、专家评价和市场检验相统一”，“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相统一”，俗文艺泛文艺大发展。十八大至今，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继续发展，特色意识形态控制加强，加重建设中国特色自主知识体系的文艺。[244]

以往的传统文坛，是职业作家、文学期刊与作协机构三位一体的一统天下。而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文化市场的快速发展，市场化文坛迅速崛起，以出售营销为基本阵地，一改过去的以专职作家和期刊为中心的状况，而代之以市场为中心，甚至形成畅销书而致富。文学生存方式的变化导致长篇小说等数量激增，文学表象繁荣。适应市场和读者的需要，俗文学和泛文学(非文学)获得了大发展。纯文学(雅文学)，走向小众化;通俗文学，不断大众化，网络文学(含自媒体文学)大都属于俗文学或泛文学。文学生存形式大革新，带来网络(“在线”)式新形态文学和作者主体的广泛化。首先，作为文学主流的小说，它在新世纪发展数量惊人，仅长篇小说常年超千部甚至达万部左右。小说涉及的题材广泛，如乡土与乡村叙事、都市与日常生活叙事、大学与知识分子题材、革命历史题材等。一些小说反映了特色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等，但却近似一般文化产品而非文学产品;一些小说模糊了历史和现实中的客观界限，变成了庸俗化甚至是低俗化产品。新世纪的小说从文体的层面上，先后出现过现实主义，如蒋子龙的《农民帝国》;现代现实主义，如莫言的《生死疲劳》;浪漫主义，如张炜的《你在高原》;现代主义，如李洱的《花腔》;以及本土传统，如贾平凹的《秦腔》等五种。并且它们所呈现出的就是一种以现实主义文体为主导，其他各种小说文体多样化共存的总体格局。[245]新世纪至中共十八大前的中国文坛比较活跃着三个作家群体：传统性色彩较重的50、60后作家群，重在坚守纯文学阵地;过渡性色彩明显的70后作家群;新型色彩为主的80后作家群，其写作大都是市场化通俗化文学作品。对此，总体而言，如评论家雷达所指，当前文学领域存在的重大问题是：“创作主体缺乏当代精神，它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创作主体的思想参照系太低，导致了不能提升作品的思想艺术境界，往往对生活作了就事论事的低层次处理;二是创作主体对当下的社会生活缺乏深切的感性体察和生命体验”。[246]新世纪小说和文学发展中，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学现象是“底层文学”发展。此“底层文学”发展是新世纪十多年中社会工农阶级矛盾加重的某种反映和表现，该类作品作家所持的立场和价值观是多种多样，是特色社会文学面貌的一个缩影。如一位学人概括：大致而言，底层文学的书写中存在着消费主义、泛道德主义和新左翼文学三大流向。[247]其中所谓的新左翼文学，如曹征路的《那儿》、罗伟章的《我们的路》等，与上世纪30年代的左翼文学有小同而大异，它们大都缺乏对当代社会本质的深刻揭示和工农大众矛盾斗争解放有力措施的呐喊，它们难以归属无产阶级文学范畴。[248]特别地，同期另外的工人阶级作家赵剑斌著作的反映企业改制中工人斗争的长篇小说《钢城》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工人的反复辟斗争，显示了无产阶级文学兴起的苗头。[249]当然，它也没有深刻揭示新世纪工人阶级面临的社会环境条件的本质大全，没有找到工人阶级解放的正确方向和真正出路。所以说，新世纪里无产阶级的文学还没有正式兴起。其次，网络文学是特色中国文学的另外近半边天。中国网络文学起源,可以中国专业性网点新文学机制和作品(多样化)的生成为标志而确定，而1996年建立的金庸客栈论坛作为中国网络文学的开端，早有人提出(实际上具备这两条)。[250]新世纪初，网络文学与其产业化民营化资本化的奇特结合，如2003年起点中文网VIP收费阅读等建立，促成了中国网络文学的成长壮大。随着网络文学的技术化产业化资本化大扩展，网络文学体量不断膨大，据第六届中国“网络文学+”大会发布，2012年中国网络文学注册作者达419万人，其作品规模达800余万部。[251]类型文学(主要是类型小说)发展成为其主要支柱，如起点中文网文学题材划分包括玄幻、奇幻、武侠、仙侠、都市、现实、军事、历史、游戏、体育、科幻、悬疑等类型。[252]不同样态的包含那些草根的签约的和资本化的网络作家不断涌现和更新，中国作家富豪榜中不缺网络作家，网络文学逐渐步入特色国文学主流之列。[253] [254] 2011年网络文学影视改编兴起。再次，除小说(包括网络小说)发展，诗歌、戏剧等文学也有所发展。新世纪诗歌可分期刊(特别是民刊)、社团媒体、网络和学院等板块，诗歌创作很多，女性诗歌书写突现，如“梨花体”诗歌，诗歌总体创作纷乱无序，诗歌大分化、大震荡。[255] 戏剧发展变化大，主流戏剧得到官方强力支持，整个戏剧“台上振兴，台下冷清”，商业化鲜明，民营戏剧有些“不像戏”。[256]适应市场消费需要、资本化需要等，文学事件的出现和炒作多多，文学评奖多方多量展现，文学批评表演化。另外，文学组织及其活动广泛，文学研究、思潮和文学理论多样，如21世纪初的“日常生活审美化”讨论。简而言之，新世纪初至十八大前，是网络文学成长壮大与传统文学转型发展并行，文学与其他文艺、媒体(影视剧)联姻发展的初步繁盛期，其局面复杂，价值立场退却，[257] [258]无产阶级文学仍没有正式兴起。

中共十八大前文艺发展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艺术发展。文艺是反映社会存在的一种意识形态，文艺的生存条件方式决定了文艺发展大势。艺术(美术)发展是以艺术存在、重点是艺术作品及其展览和艺术创作者及艺术思想理论发展为内在根据的。特色中国艺术的内在发展可主要沿着两条线索认识：一条是艺术的思想观念发展，一条是艺术的形式(媒介)类型等发展。它在1980年代发展的重点是思想观念方面(如其80年代中后期的西方化)，1990年代后则是两条线索并重(通过策展人)。其具体发展表现在，1992年后，伴随其艺术生存条件方式巨变和重新学习西方艺术(出现政治波普、玩世现实主义、后殖民主义等思潮及其作品)，传统艺术开始转型，实验艺术如装置艺术、影像艺术、行为艺术等新形艺术明显发展，艺术出国展广泛兴起，于是，初步形成了艺术的市场化(商品流、暴富的艺术家)、大众化、俗娱化格局。2000年第三届上海双年展，经国家文化部批办，引用了国际策展人制度，各种实验艺术等原先不被官方接纳的，现在公开入选官方美术馆，这是特色中国艺术初次定型的一个标志。21世纪初至中共十八大前，随着其艺术生存条件方式形式的大扩展(如前面所述的两个大转变)和艺术全球化(与国际接轨)深入发展，艺术思想观念更加多元和混杂，传统艺术架上艺术(如绘画雕塑)继续转型，2011年中国美协“实验艺术委员会”成立，以网络数字艺术(包括自媒体艺术)等为热点的新媒介跨媒介艺术不断成长壮大，国内外艺术策展广泛发展，政府出面组织重大艺术工程和评奖，于是，在21世纪初期中国当代艺术迎来发展的高潮。例如，装置艺术、影像艺术、行为艺术及其与网络数字艺术(网络数字在线创生艺术)融合等综合媒介艺术普及，宋冬的《物尽其用》(2005年起)、毛同强的《地契》(2010起)等被评为有代表性的装置艺术品。但它们大都没有高远的社会意义和水平。一位中央美术学院学人反映，新世纪初，“1970年代后出生的艺术家拒绝更具理性与沉重的艺术倾向，其关注且更擅长的表达是有关个体性的生存体验与零散经验。70后艺术家更多是实用主义的践行者，那80后(及部分75年—80年间出生的艺术家) 则是果冻时代的新人类、大陆当代艺术的新势力，而这80后艺术家几乎面貌相近的拒绝沉重化表达、多用绚烂笔调进行游戏化的表达现状”。[259] [260] [261] [262] [263]于是，特色中国艺术的基本面向，如泛艺术局面(艺术作品近似一般文化产品)、艺术“碎片化”、艺术创作主体可平民化态势等基本成型(理论界则出现了关于文艺学越界和扩容等问题讨论)。中国特色艺术在艺术的形式(媒介)类型等发展方面有大的进步，但它又如一位艺人所述：“21世纪的中国面临着西方一个多世纪前的问题：即艺术的资本化、产业化和产品化。它给中国当代艺术带来诸多弊端——价值观上的资本化，美学上的平面化、时尚化、媚俗化，运作上的江湖化”。[264]总之，中国特色艺术存在国内和国际“两种身份焦虑”。[265] 此外，关于艺术或文艺的其他门类的发展，简单地说，它们与文学美术发展有很多的相似，因为它们共同经历了前面所述的“两大转变”。如文艺的市场化和产业化(即企业化商业化的合一)，带来俗文艺泛文艺的泛滥;网络数字文艺(包括网络数字创生文艺和网络数字再现文艺)、多媒体融合文艺发展，显示着文艺发展进入一种新媒介新图像和人机共生时代，但其价值和质量又是双向的。网络时代，虽然人人都可以成为文艺创作者，但达到规模化产业化程度的仍然是少数，真正的大众文艺(多数人成为文艺创作者和呐喊工农大众解放的文艺)还难以出现。总之，其整体的文艺实践和理论绩效欠佳。[266] [267]

新世纪初至中共十八大前，中国文化改革开放和发展继续走着过去的基本路向，如文化的市场化产业化民营化资本化，又因为国内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和加入世贸组织(全球化深入)等新条件变化，有了新的布局和发展。[268] 此期，全面开展文化体制改革，文化发展开始向其信息网络数字化转型。到2012年文化体制改革任务(文化新体制建立等)基本完成，其中的一个“硬核”就是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其主要经历是：2002 年中共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理顺政府和文化企事业单位的关系”等，由此奠立了文化体制改革发展的“文化事业+文化产业”的新体制结构(实为文化产业化程度不同结构)的基础。2003年中央文化体制改革领导小组成立和全国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全面铺开。2005年4月国务院颁发《关于非公有资本进入文化产业的若干决定》。2005 年底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提出分类改革：一类是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的改革，一类是经营性文化企业单位的改革”，并绘制文化体制改革发展的基本框架和蓝图，其中首次允许转制为企业的文化单位吸收部分社会资本，实施投资主体多元化的股份制改革。2006年文化体制改革进入攻坚期。同年，《文化建设 "十一五 "规划》明确提出文化“走出去”战略。2007年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若干意见》，搭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基本框架。2009年国务院颁布《文化产业振兴规划》，全面绘制文化产业发展，并把文化产业上升为国家战略产业。2011年3月中央颁发《关于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的指导意见》。2011年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推动文化全面改革开放和发展，其中第一次提出建设文化强国目标。2012年科技部文化部等印发《国家文化科技创新工程纲要》，文化业态的不断融合创新，新兴业态不断出现，文化产业调整升级。到2012年，基本完成了出版、发行、影视、一般国有文艺院团、动漫发展、广电传输、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等国有经营性文化单位的转制为企任务，逐步推进政企、政事分开和管办分离，并基本建立起现代文化市场体系、文化产业体系、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对外文化交流体系等。[269] [270]例如，形成了以文化企业为主体的文化格局，以公营资本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文化产业总体格局，文化产业快速发展。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以2004年、2012年为例，文化产业增加值、增长速度及其占 GDP比重分别为 3440亿元、37.1%、2.15%;18071亿元、16.5%、3.48%。[271]科技与文化的结合，网络数字文化等新形态文化推动整个文化较大发展。[272]

中共十八大以后的文艺发展步入其国内和国际“两种身份”微调时期。如《关于全国性文艺评奖制度改革的意见》(2015年)《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2015年)《关于加强新时代文艺评论工作的指导意见》(2021年)等政策文件先后出台，以加强文艺发展指导，避免文艺过度商业化，注重文艺的中国特色。

在文学发展上，官方的“重点作品扶持项目”和“作家定点深入生活”项目接续落实，2020年代的“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和“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相继启动等，文学作品创作呈现“井喷式”的发展，有关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也在不断深入，但并没有带来文学创作水平等明显上升。首先，期刊式纸质传统生产的小说发展方面，特别是长篇小说发展上出现了一些新变化，包括艺术方法的新变化。例如，长篇小说中凸显出现实主义的开放性，反映民族振兴叙事加强，城乡关系书写从二元对立到融合叙事转型，讲好中国故事。乔叶的《宝水》(荣获2023年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以乡村振兴为时代背景，讲述了豫北太行山深处一个名为宝水的传统村落，向文旅特色型乡村转型的故事，其女主人公地青萍在乡土治愈与重塑的过程中完成了从“空心人”到扎根者的转变。罗伟章的《谁在敲门》(荣获2025年第十一届四川文学奖)，以川东乡村燕儿坡的许家父亲的在世(生日、病重)与离世为核心事件线索，展开分散在城乡各处、有着不同生活境遇的子孙辈的登场与抉择，并指向时代的城乡关系(融合)等复杂图景，探讨在道德与欲望、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中个体的自持与坚守。还有长篇小说宏大叙述的回归与变异等。例如，梁晓声的《人世间》(荣获2019年第十届茅盾文学奖)，以北方某省会城市普通周家三代人命运变化(及三兄妹不同人生路径变迁)，展现了20世纪70年代到21世纪10年代近五十年间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将“家国同构”的传统模式注入个体生命经验。[273] [274]但是，新世纪以来长篇小说等文学发展大局(俗文学泛文学主要地位)依然未变。“既狂欢又寂寥”是中国文学现状的写照，“从1993年已经开始，市场文化的崛起，使新世纪文学必然有‘狂欢化’的特征”;同时，新世纪文学又“缺少成功的文学人物”“缺少时代特征的青春形象”“而小说就是要塑造文学人物的”。[275]简单地说，新时期新阶段长篇小说反映了特色中国的城乡巨变等，主要迎合着统治阶级意志，它体现在官方的文学评奖，也体现在民间的文学评奖中，[276] [277] [278]还特别地体现在“底层文学”书写变化等方面。十八大以后，原“底层文学”书写出现变异和断裂(非左翼)。关于其书写和研究的结果是：作为东北城镇工人阶级“子辈”的“新东北作家群”，“将父辈的命运与东北经济发展的转折密切联系起来，他们的底层书写既带有悲剧色彩，同时也散发出人性的光辉”;“70后、80后作家自觉与意识形态上的内容保持距离，他们的个人化的表述(只表达简单的人道主义关怀)，对底层生存境遇的描摹流于表面，而未能对底层诞生的原因、背景进行进一步的挖掘(底层文学的内核被架空)”。[279] [280]特别地，60后名作家刘继明的长篇小说《黑与白》，它初步揭示了特色中国社会和工农劳动人民生存条件的本质(资本统治)，但却不能在国内公开出版传播。这说明，当代中国无产阶级文学兴起的艰难。当然，这部小说与前述长篇小说《钢城》相比，它还没有提出有效有组织的工农劳动人民(阶级)斗争解放的实际措施等(包括经济斗争)，是一部过渡性作品，其工人阶级(工人阶层)立场还不鲜明突出。作家刘继明老年变成劳动人民作家，还不是真正的工人阶级作家。[281] [282]由此可见，当代中国文学是特色资产阶级文学和小资产阶级文学(新大众文学)的天下。其小说作家构成及变化方面，它是地位影响不同的几个年代的作家同堂，作家代际特征变化可粗略反映文学创作(雅俗)变化，但仍需其他视野的补充。其中，70后作家逐渐成为创作中坚力量，80后90后作家还需大力加强思想与艺术的历练。[283] [284] [285]其次，十八大后网络文学等新媒介文学发展进一步繁盛，但其文艺化程度仍然堪忧。网络文学主要指网络小说(类型小说)，也包括网络诗歌、散文、短篇/互动作品等。2012年以后，《关于推动网络文学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2014年)等政策文件出台，文学生存方式和生存形式继续深入发展。2018年后，网络文学类型出现迭代升级，如“分众分类”“反套路”“元素融合”，特别是大量“类型之外”的新经验和新形式，无法被“类型化”规约的创作大量出现，促使类型文学(“爽感”)发展向“后类型化”转移。其中，也注重现实化与传统文化转向，如《大国重工》创作。根据《2024年度中国网络文学发展报告》数据，从2020年到2024年的5年间，网络文学作品总量从2905.9万部增长至4210万部，年均复合增长率为9.71%。2025年出版《新时代十年百部中国网络文学作品鉴赏辞典》评选的作品不是按照网络文学企业的惯常分类，而是分成现实类、幻想类、综合类以及 IP 改编等类型。[286] [287]这些，在很大程度上大多是网络文学中低文化程度发展的量的表现，其塑造典型的深远意义的文学人物等还少发现。中国网络文学发展主要由商业化资本化的企业(文学网站)主持和支柱，其商业化太重，与西方新媒体文学发展也有所不同，如中国网络文学的“用户共创”模式不同于西方的“精英主导”模式，中国网络文学发展的文艺化归路艰难。[288] [289]关于网络文学作者，他们常划分为注册作者、签约作者等，网络写手数量庞大，但能够以此获得经济收入和成为职业作者的只占极少数， 网络作者收入分化十分严重。[290] [291]据《2024 年度中国网络文学发展报告》显示：截至2024年底，中国网络文学平台驻站作者总数约为3030.1万人，近几年增长率呈下降趋势。其中，26～45岁作者占比近五成，26岁以下作者占比稍过三成;大学本科学历以上作者超五成;具有5年以上笔龄的作者占比在进一步加大，到2024年已经超过五成。所谓“素人写作”，既不是真正的为普通人的命运解放而呐喊，也不是真正的普通人长作。[292] [293]中国网络文学出海，取得了明显绩效，但在世界主流(欧美圈)之中的影响还不大。[294]再次，除小说(包括网络小说)外，十八大后的诗歌、戏剧、散文(含报告文学)等多种文学和跨媒介文学都有所发展。如诗歌发展走向多元状态，质量不高，“狂欢、平权、地理、碎片”是描述其存在状态的四个关键词。[295] [296]戏剧发展政府大力扶持，表象起色大，但实际上出现冷落、“剧本荒”和“编剧荒”。[297] [298] 散文写作由“精英写作”移向“全民写作”，但散文写作总体滞后于时代发展。[299] [300]跨媒介媒体文学发展(语言与图像结合、文学视角转换)可以带来文学的某种重生，但也可能存在某种弊端。[301] [302] 整体而言，21世纪初期和20世纪初期都是中国社会的巨变时期，但新世纪以来形成了文学新格局(见前文艺文学“两大转变”带来的相关概括)，文学的思想建构(批判性)等文学素质则明显地落后于上世纪初(民国时期)的同类，[303] [304]中国当今文学与同期西方文学基本大同了(属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同类，大部分属于小资产阶级的中产阶级文学也露头了)。[305]

中共十八大以后文艺发展的另一个重要方面——艺术(美术)发展继续繁盛。艺术生存方式“四化”(见前第一大转变)和全球化更深入发展，在国内，双年展、三年展模式愈益成熟，新的国际性展事接连涌现;在国外，中国策展人、艺术家以集体(中国军团)或个人的形式主动出征，力求发出自己的声音，多元化、多主体的艺术继续发展。[306] [307]一份2020年的文献记述：2008 年次贷危机之后，在西方艺术品市场进入低迷时，中国艺术品市场迅速崛起，并较快地跃居世界前三国。2012年开始，艺术品市场进入了调整和理性发展时期。到 2015年，中国艺术品市场结构基本稳定，中国书画市场占据50%以上的市场份额，油画与现代艺术只有10%左右的份额。艺术品的形式也不仅仅局限于架上艺术，观念艺术、实践艺术、IP 衍生艺术、3D 打印艺术、复制艺术、虚拟艺术、多媒体艺术等形式催生更多艺术市场。当然，后来的艺术品市场也有新的发展，如艺术品市场经历了继续调整与结构性转型(中低价位与现代艺术上升)，整体呈现缓慢复苏、分化加剧、数字化加速等，“画家”是艺术富豪多数的格局未变。[308] [309] [310] 相对而言，关于中国当代艺术发展的思想观念和形式类型的分类性研究概括等还有所混乱，如观念艺术的界说，还没有达到良好程度的科学和清晰，此处就简单叙述。十八大以后，传统的绘画和雕塑发展进一步转型(新绘画新雕塑继续发展)，具象与抽象、写意与写实、传统与当代、本土与域外等已在表现形态上没那么“严谨”，新媒介和科技协助其跨界破界，或拆除边界的相互交融，或跨越时空的“拿来”，形式形态上有进步，[311] [312] [313]但其作品的思想性和持久性，特别是关于社会人世间不公等改造教育思想非常有限。例如，第十二至第十四届(2014—2024年)中国美术作品展中产生的创作奖金奖作品共26件中，仅有第十三届沈璐的《马克思》(连环画)和第十四届李前的《工人是“天”》(油画)等包含工人阶级改造世界建立共产主义的思想教育意义等，其讽刺味的是，工农阶级在现实中却是社会弱势群体，处于被剥削地位。装置艺术、影像艺术、行为艺术等实验艺术有新的发展，如十八大后装置艺术强调互动性、科技融合、文化转译等，其发展更加泛化与日常化、科技化、跨界化、本土化。[314] [315]互动装置艺术作品《聆风簌》(西安美术学院)，在2025年获得中国美协等组织的空间艺术构造展匠心构筑作品奖，其特点：融合传统竹篾工艺与现代数字技术，内置人体感应器，观众靠近时风车转动、灯光亮起，实现互动体验。影像艺术的代表作主要体现为融合传统文化、技术革新(AI时代)与社会关怀的多元创作。如《梦蝶》(中国传媒大学团队)获2025中国创新影像大赛一等奖，其特点：融合庄周哲学与Apple Vision Pro技术，构建虚实交织的沉浸式东方哲思体验。行为艺术发展进入潜隐期，主要特征是媒介融合、社会介入增强、去身体化趋势(不再依赖艺术家亲身在场)，行为艺术极少作为独立门类设奖，世纪初曾出现对其发展的限定性政策。[316] [317]网络技术、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等都是艺术的媒介和艺术的一种生存形式，网络艺术、数字艺术是一种暂时性界定，2024年数字艺术首次被纳入五年一次的第十四届全国美术作品展的平台。[318] [319] [320]在艺术家生成方面，40岁可作为艺术成熟的“生死线”，70后80后正在成为艺术家中坚力量。当然，他们还不是市场价位的头牌(头牌是他们的前代艺术家)。2008—2009年是70后艺术被主流艺术生态(包括市场、机构、国际平台)广泛接纳并“推到聚光灯下”的关键时期。此后，70后艺术家一直活跃在艺术的第一线。70后艺术家是承上启下的一代，80后90后艺术家：大多注重个体经验、微观叙事与科技融合。[321] [322] [323]同时，《中国艺术年鉴·2022》表示，代际划分不再严格依赖年龄，而更关注创作语境、技术使用与问题意识。艺术评论方面，评论家们好像建立了自己的艺术评论理论，但在艺术的市场化资本化浪潮中显得软弱无力，对艺术实践影响不大。艺术的“两种身份”面对商品市场化，并没有高雅多少，虽然出现“再中国化”趋势，但其中国艺术原创性薄弱，[324] [325]更重要的是艺术的阶级身份缺少或淡化。艺术“碎片化”格局继存，它是艺术商业化资本化的使然。艺术与技术关系的历史演变也说明，媒介技术更新是明显影响艺术发展，但技术又代替不了艺术。[326] [327] 其他舞台艺术发展贯彻新发展政策，政府继续强力支持，“有规划、有项目、有资金、有组织”的创作生产格局继续发展，题材更加广泛、形式更加多样，线下演出与线上演播并举的“双演”融合创新模式继续演进，演艺产业数字化发展有起色，跨文化舞台表演艺术更加多样和融合。但舞台艺术的小众化和兴旺难的格局没有多少改变。[328] [329] [330]

总之，特色中国当代文艺结局是：完成了“两大转变”，特色(即特修)的通俗文艺和网络数字文艺成大流，文艺以市场化俗娱化为主，泛文艺和文艺碎片化明显，文艺基本失去了现实批判性和思想进步性，特色中国文艺原创性薄弱。[331] [332]特色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文艺盛行，它初步反映了特色中国向高级工业化城镇化资本化(利己原子而未民主化)社会的历史性转型及其思想政治变化、社会阶级阶层大分化重构及其命运变迁等，无产阶级文艺还没有真正兴起。它与当代西方文艺本质大同，二者互通了。[333]

十八大以后，文化改革发展和全球化继续深入。其重要节点如，2014年中办国办发布《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实施方案》，深化部署文化体制改革。2020年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其中提出到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目标，并开始规划其建设路径。此期，首先在文化体制改革上全面深入，包括开展政府文化监管体制改革，文化市场体制改革，文化事业单位及公共文化服务改革，文化企业及产业改革，文化对外开放体制改革等方面。具体表现是：监管体制方面，强化文化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继续深入政府监管﹑行业自律和依法治国的结合，形成党委领导、政府管理、行业自律、企事业文化单位依法运营的体制机制。由办文化向管文化转变，实施文化“放管服”改革，不断推进政资、政事分开，发布《关于进一步深化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改革的意见》(后实行“局队合一”体制)。2018年新成立文化和旅游部，设立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同时将新闻出版管理职责划入中央宣传部)。2019年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条例》，强化文化的意识形态属性管理。市场体制方面，2016年先后发布《文化市场黑名单管理办法》、《关于进一步推进全国文化市场技术监管与服务平台应用工作的通知》和《关于加强网络表演管理工作的通知》。2020 年颁布《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意见》，强调建成具有强大效能的新型主流媒体。2021年发布《文化和旅游市场信用管理规定》等。建立多层次文化产品和要素市场，加强文化产品供给和服务，推动文化资源优化配置及民营文化资本发展。民营资本在部分细分行业(如演艺、网络文化、动漫、游戏、文旅等)的产值和市场主体数量上已超过公营资本，但整体文化领域(含新闻出版、广电、核心媒体等)仍由公营资本主导。[334] [335] [336] [337] [338] [339]其次，在文化业态发展上全面推进，包括拓展特色意识形态及价值体系建设(见前面)，文化事业及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文化企业及产业体系建设，文化传承和对外开放体系建设等，并全面实现文化与科技融合发展，2022年中办国办发布《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340] [341]具体表现是：文化事业及公共文化服务建设方面，继续借鉴西方非营利性文化机构体制，建立文化事业单位法人治理结构，加强单位内部人事、分配制度改革，2017年中宣部等7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深入推进公共文化机构法人治理结构改革的实施方案》。继续推进文化事业单位分类(公益一二类)改革，推进文化资产管理改革(包括“所有权与使用权两权分置”改革)。但因为“去行政化”改革不足等，文化事业单位的主体性作用还受到限制。[342] [343]同时，2015年中办国办颁发《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2016年《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出台，2021年文旅部等颁发《关于推动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意见》等，加强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标准化、均等化建设，通过实施“春雨工程” “文化下乡”等多种多样的文化惠民工程，大力推进“三馆一站”等基础文化设施建设，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设施网络进一步健全。截至2023年末，全国共有艺术表演场馆3060个，公共美术馆707个，公共图书馆3246个，群众文化机构4.4万个。但公共文化服务城乡失衡状况未有大的改变。[344] [345]文化产业及企业发展方面，继续完成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改革，2021年中办国办发布《关于深化国有文艺院团改革的实施意见》，借鉴一般企业改革经验推动文化企业改革。当然，因为文化企业的例外特征，文化企业的意识形态(社会效益)属性是文化企业改革和建设的一个制度约束，它特别地表现在中国特色文化企业尤其是国有文化企业改革和建设上，2015年中办国办颁发了《关于推动国有文化企业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指导意见》。具体的公营文化企业和民营文化企业改革都有新的变化和努力。[346] [347]推动文化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发布《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2018)》，进一步细化文化产业的分类和发展，文化企业和企业集团适应形势需要，加力自身发展，2025年国办颁发《关于推动文化高质量发展的若干经济政策》等，文化产业被列为多地重点培育的支柱产业，文化产业得到快速发展，文化产业转型趋势更加明显，区域非均衡发展格局升级。2023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为59,464亿元，占GDP的比重为4.59%。截至2023 年年末，全国共有经营性文化产业法人单位 293.4 万个，从业人员 2,109.9 万人，资产总计 31.63万亿元。[348] [349] [350]文化传承和对外交流(如“走出去”)发展方面，注重中国文化古今的继续和创新，2017年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提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2021年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在城乡建设中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意见》，强化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与活化利用。文化的对外开放交流上，一则继续加强文化开放体制改革，完善“以我为主、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文化开放体制，鼓励引进国外优秀文化，同时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在出版、影视、演出等领域有序放开市场准入，但在意识形态与文化安全方面保留严监管。[351]二则大力推进对外文化贸易(包括其产品贸易与服务贸易)和对外文化产业及投资(品牌)发展，大力发展对外文化交流特别是其文化国际传播实体(平台)与活动等，实现从文化贸易“产品走出去”向“中华文化走出去”提级。2016年中央颁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中华文化走出去工作的指导意见》，稍后出台《“一带一路”文化发展行动计划》，2022 年商务部等27个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推进对外文化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到2021 年，我国对外文化贸易总额成功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文化产品的出口额已经连续多年排于全球前列的位置。到 2020 年7月23日，我国在全球162个国家(地区)设立了541所孔子学院和1170个孔子课堂。到2022年末，149个国家、32个国际组织与我国签署了200多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含文化合作)。[352] [353] [354]当然，现今中国国家文化软实力与国际影响力还处于中低位，在处理对外文化交往的民族利益(传统和特修的)、国际人类利益与阶级利益的关系问题上，忘却了阶级观点与阶级分析的本质把控。

医疗卫生发展方面，它在世纪之交表现出某种乱象、结构失衡、商业化倾向太重、医患矛盾严峻等。不过，稍后到中共十八大前，医疗卫生商业化倾向有所遏制，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和发展进入到一个新阶段，中国医疗卫生似产业化(非完全企业化商业化)类型基本奠定(它与英国的近公益化和美国的商业化医疗卫生类型不同)。[355] [356]其具体历史发展可以从医疗价格变化谈起，医疗价格变化是医疗卫生发展的一种晴雨表。2000年，国家计委和卫生部联合颁布《关于改革医疗服务价格管理的意见》，这是首个关于医疗服务价格调整的中央层面政策文件，文件中提出了调整医疗服务价格管理形式，实行政府指导价和市场调节价;下放医疗服务价格管理权限等。2001-2004年医疗服务价格调整规模大、覆盖面广、项目多、形式各异，全国医疗服务价格累计上调了约12%。[357] [358]同时，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是中国医疗卫生改革发展的一个重大推动，它加速了中国医疗卫生的市场化进程和对外开放。2003年年初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正式启动建立。2003年上半年，爆发非典型肺炎疫情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由此开始重构公共卫生建设体系，启发中国医改。2005年发生了哈尔滨哈医大二院和深圳市第一人民医院两起天价医疗费事件。2005与2006年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年份，也是医疗卫生政策发生重大转变的年份，[359] 2006年中央成立医改协调小组，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文件强调公共医疗卫生的公益性和政府责任。2007年开始建立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城镇职工医保早已建立)。至此，覆盖城乡全体居民的社会医疗保险制度开始建立。2009 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它标志着新一轮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正式启动。2009年5国务院颁发《关于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2011年颁发《医药卫生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2011-2020年)》。2012颁发《卫生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提出推动卫生发展方式从注重疾病治疗向注重健康促进转变，从注重个体服务向注重家庭和社会群体服务转变。在《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中明确提出：“以保障人民健康为中心”“从改革方案设计、卫生制度建立到服务体系建设都要遵循公益性的原则，把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作为公共产品向全民提供”(原则方向);“政府主导与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相结合，强化政府在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中的责任”;“建设覆盖城乡居民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医疗服务体系、医疗保障体系、药品供应保障体系，形成四位一体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公立医疗机构为主导、非公立医疗机构共同发展”;公共卫生服务和城市社区农村乡镇基层医疗服务(公益一类)主要由政府提供(稍后其他公立医院划归公益二类——差额拨款事业单位)等。这就奠定了新医疗卫生体制建构的原则方向和基本框架。它还提出着力抓好五项重点改革：加快推进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建设，初步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健全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逐步均等化，推进公立医院改革试点;提出了改革的近远目标，其中一个是：“到2020年，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基本建立，普遍建立比较完善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和医疗服务体系，比较健全的医疗保障体系，比较规范的药品供应保障体系，比较科学的医疗卫生机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形成多元办医格局，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基本适应人民群众多层次的医疗卫生需求，人民群众健康水平进一步提高”;“改革的总体目标，建立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医疗卫生服务”等。随即，政策文件《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近期重点实施方案(2009—2011 年)》颁发，卫生改革全面展开，如《关于公立医院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和《关于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的意见》的先后颁发和实践试验展开，《关于进一步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举办医疗机构的意见》发布，“三明医改”启动，《“十二五”期间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规划暨实施方案》推行等。经过几年努力，到2012年，新医疗卫生体制框架及其一些制度特色初步建起。[360] [361]

2001—2012年间，中国医疗卫生发展逐步进入到立新体制、保基本、强基层、转变卫生发展方式的新发展时期。医疗卫生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也带来了新问题。其业态方面取得的重要成绩如：卫生资源持续增长，至2011年底，全国医疗卫生机构达 95.4 万个，每千人口执业(助理)医师数 1.82人，每千人口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达到 3.81张。城乡基层医疗卫生建设得到改善。2010年(六普数据)人口平均预期寿命达74.83岁。科技和人才队伍建设进一步加强，医疗信息化互联互通等广泛发展。2002年，卫生总费用中个人卫生支出比重高达 57.7%，政府预算卫生支出和社会卫生支出分别占15.7%和26.6%;2011 年，个人卫生支出的比重下降到 34.9%，政府预算和社会卫生支出的比重分别提高到 30.4%和 34.7%。至2012年，民营医院数量发展到占全国医院总数的42.2%左右,但民营医院的病床位数仅为公立医院的16.3%等。[362] [363]当然，此时，一些医疗卫生问题的解决还只是苗头性的，还没有获得突破性进展。比如，医疗卫生的公益性问题是医改的支柱问题，其核心在于医疗卫生的投入补偿制度水平和医疗系统建构及其成效。医疗卫生公益性的基本含义就是指医疗卫生使社会公众受益的性质，是指医疗卫生的保障性、福利性(免费或低费性)，此即医疗卫生公益性的两大特征。[364]它是前述新医改提出的总目标(理想化目标)，它是很难达到的。新医改以来，政府通过大幅度增加财政卫生预算投入和建设覆盖全民的医保体系，建立了一般税收筹资与社会医疗保险筹资的混合型新卫生筹资结构(财政投入既补供方又补需方)，但现实中政府财政投入等(较直接补供方的占比较小)还不能保障公立医疗机构基本无钱忧的生存发展，不能达到免除其大力创收求利或过度医疗等动向，于是实践中出现了：医疗价格不断上涨，医疗卫生费用不断上涨(2009—2012年卫生费用年均复合增长率高达17.3%)，城乡居民个人现金卫生支出增幅均高于其收入的增幅，居民卫生费用负担并未实质性减轻，医保报销带来的好处已经被医疗费用的快速上涨所抵消。[365] [366] [367]同时，公立医院改革也没有带来其回归公益性的明显变化。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广泛展开，取得了阶段性进展，主要表现在围绕“四个分开”探索公立医院体制机制改革的多种实现形式;以结构调整和资源整合为重点，力求改善医疗服务体系;改革人事分配制度，调动医务人员积极性;医院内部管理能力不断加强等。但同时存在公立医院改革的管办分开、政事分开进展不大;公立医院自身改革的内在动力不足;公立医院发展模式(“倒三角形”结构——优质医疗资源过度集中于高层级医院)不利于医疗服务体系优化和整体效率的提高，城乡公立医疗资源配置失衡;财政投入规模与公立医院业务发展水平不同步，财政投入占公立医院总收入的比重较低(大多仅占10%左右)。[368] [369] [370]又如，医疗卫生公平性(包括其阶级公平性)问题也比较明显。医疗卫生公平性可部分融入医疗卫生公益性之中，但二者之间又有大异。医疗卫生公平性的基本含义就是指相同的医疗卫生保健需要应得到相同的医疗卫生利用条件与服务，其内容一般包括卫生筹资支付公平、卫生服务利用公平、健康公平等，包括卫生利用条件(卫生资源条件和其外部社会条件，即卫生起点)公平、卫生过程公平、卫生结果公平。现实社会中卫生筹资支付不平等，如城镇职工医保、城镇居民医保、农村合作医疗医保三种形式及其区域间的不平等，医疗服务利用不平等，包括其面对的城乡和地区间医疗资源分布的失衡，健康不平等等还普遍地存在着。穷人和富人之间的不平等明显，存在亲富人(阶级阶层)的健康不平等、高收入人群的健康状况更好并使用了更多的医疗服务。有分析显示：2000年以来，我国居民医疗服务利用基尼系数虽有所下降，但始终保持在 0.86以上的较高水平;造成这种高不平等的原因有很多，按其重要性排序，依次为年龄等需要类变量、收入、到达最近医疗机构的距离、工作状况、地区、医疗保险、教育和职业等。[371] [372] [373]医患矛盾包括阶级性医患矛盾(如“看病难、看病贵”和医患纠纷等矛盾)并没有多少缓解。[374]最后，是医疗卫生的对外开放，包括医疗卫生的“引进来”和“走出去”，总的说来，此期医疗卫生对外开放的步伐不大。[375]

十八大以后，医疗卫生发展出现了一些新变化，继续进行医疗卫生改革开放，到新冠肺炎疫情附近，新医疗卫生体制机架达到基本定型(而非整个改革任务基本完成)，实施“健康中国战略”等建设，中国医疗卫生发展类型更加特色化。具体而言，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坚持为人民健康服务的方向”，继续深化卫生体制改革等。2014—2016年公立医院改革第二三四批国家联系试点城市先后公布和实验。2015年《关于推进分级诊疗制度建设的指导意见》颁发。2015年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文件明确提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2016年党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会后颁发《“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它正式提出：坚持“以基层为重点，以改革创新为动力，预防为主，中西医并重，把健康融入所有政策，人民共建共享”的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2016 年12 月国务院印发《“十三五”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规划》。2017年5月国办颁发《关于支持社会力量提供多层次多样化医疗服务的意见》。2017年中共十九大提出“健康中国战略”，此后，一系列健康中国建设活动实施。2017年《关于全面推开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工作的通知》出台，公立医院及其相随的其他卫生体制改革(如医联体建设)全面开展。全国公立医院全部取消药品(及医用耗材)加成，医保参与医院改革，公立医院补偿渠道转变为财政补偿、医疗收入两个，颁布《关于建立现代医院管理制度的指导意见》。至该年底，全国约95%的地市开展分级诊疗试点。2018年建立公立医院党委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2019 年颁发《关于实施健康中国行动的意见》和《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 年)》。2019年底制定《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2020年新年前后，一场新冠肺炎疫情突袭中华大地，爆发特大公共卫生事件，干扰了社会正常进程。但到新冠疫情附近，医疗卫生改革已经有了明显地起色。此期，医改的中心环节是继续作为主要医疗实体的公立医院改革，以公立医院改革为依托，整个医疗卫生改革的新举措广泛推行，并取得一定的收获，[376] [377]其中，体制改革的成果是：新医疗卫生体制的运行机理框架达到基本定型(包括新冠疫情期间及其后的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和医防融合平急融合的补短加强)，其主要表现是：医疗医院、医保、医药、公共卫生、政府监管几大系统及其之间有了较明晰和相对稳定的系统集成，2021年中央文件《关于深入推广福建省三明市经验 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实施意见》的颁发就是其标志之一。几个方面的具体表现是：第一，公立医院的财政投入和补偿制度水平没有大的改善，原“宿迁医改模式”和“神木医改模式”没有得到广泛推开，公立医院改革形成了由政府举办(含教育、企业等公共机构举办)，部门监管，医院依法自主管理、政府差额拨款与兜底、又主要靠自负盈亏(主要是靠医疗收入含医保收入)与自身建设的运行格局(其类自负盈亏属性依旧，还普遍存在医疗卫生产权或管办未分离，产权制约软化，行政管理监督权大)，但其医疗水平有了提高。[378] [379] [380] [381] [382] [383]第二，2016年起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开始整合为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到2020 年 3 月颁发《关于深化医疗保障体制改革的意见》，明确了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1+4+2”的改革体系，搭建了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四梁八柱”。[384] [385] [386] [387]第三，2017年国家有关部门先后印发《关于进一步改革完善药品生产流通使用政策的若干意见》《关于深化审评审批制度改革鼓励药品医疗器械创新的意见》，完善药品全流程管理、集中采购制度、互联网技术应用、加快上市审评审批、促进药品创新和仿制药发展，2018年9月国办发布《关于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意见》，发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18年版)》，对基本药物的遴选、生产、流通、 使用、支付、监测等环节的完善明确了要求。[388] [389]第四，不断改革医疗卫生管理体制，到2018 年组建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和国家医疗保障局等，由医疗保障局统管“医保、价格、招标、采购和相关监管”，并颁发《关于改革完善医疗卫生行业综合监管制度的指导意见》等，形成医疗卫生综合监管新格局。[390]第五，经过三年新冠疫情，公共卫生体系建设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和现代化，如实现了公共卫生建设与医疗、医学教学的较好融合。[391] [392]当然，因为“强基层”建设不够等，分级诊疗(即以需方的疾病健康及其诊治状况为依据的供需双方协调的基层诊疗量占大头或八成以上等诊疗系统)实践还处在初始阶段。[393] [394]

新冠疫情以后中国医疗卫生改革和发展继续进行，到目前医疗卫生的现代化水平有了提高，但一些问题继续存在，并未获得根本解决。新冠疫情后，继续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2021年国办颁发《关于推动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的意见》，随后，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几批示范项目在全国范围推开。建设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加力发展医联体，或医共体、医疗集团，加强国家医学中心、区域医疗中心建设和落后地区医疗单位建设。2022年颁发和落实《“十四五”国民健康规划》。继续加强全科医生和卫生信息数智化建设，培养中西医结合的医疗卫生人才，推动中医药传承创新，提高医疗卫生科学技术水平。2024年世界传统医药大会在北京举办。总之，2012年以后的十几年医疗卫生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如到2024年底，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数达109.3万个，其中，医院38710家。各类医联体近2万个。全国卫生人员总数达1578万人，卫生技术人员总数达1302万人，每千人口执业(助理)医师数达3.61人，每万人口全科医生数达4.54人。医药产业规模已居全球第二，从生产仿制药的大国逐步转型为研制创新药的强国。建成了世界最大疾病预防控制体系。2024年居民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0岁。[395] [396]在公立医院和民营医院的发展上，民营医院发展较快，至2022年民营医院数量占比达68. 23%，但其床位数占比30. 01%，卫生技术人员占比22. 25%，总资产占比仅为19%左右，总收入占比则不足16%，民营医院还处在次要地位。[397] [398]同时，现实中医疗资源结构失衡(如其“倒三角形”配置)倾向还没有明显扭转，[399] [400]或许还需要一二十年改善功夫。此外，还有一些问题是与1976年十月后整个中国社会制度及其医疗卫生制度的根本性变化相关联的。首先，医疗公益性的由来和实践问题。一方面，随着1976后中国社会向商品市场经济和资本化社会转型，医疗卫生体制机制也发生了相应变化。自1979年卫生部等联合发出《关于加强医院经济管理试点工作的通知》(允许医院创收)起，新中国医院医疗的公益性就实质的开始了向其市场化企业化商业化倾向(即向商品市场化资本化社会的医疗共性）转变，又由于医疗服务行业和医疗市场的特殊性(信息不对称等)，医院医疗的完全或基本企业化商业化只是个别特殊而不具有世界普遍性(因为现世界多国都是以非盈利性——无剩余索取权而弱化求利性的医院为多数，即使是英国“国家免费医疗模式”等只是借鉴了早期科学社会主义国家卫生模式经验再融入了内部市场化资本化元素)，于是，直到2009年，中国政府新医改文件出台，终于确立了“政府主导与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相结合”等新医疗卫生体制构建遵循和实践。[401] [402]如前所述，新医改以来政府强作用机制再造，公立医院的主要和垄断地位继续保持就是官僚资本在医疗卫生领域占主要主导地位的突出体现，这也显示了中国医疗卫生体系特色。也正因为1979后中国医改逐步走上现世界(资本化社会)一般的医疗市场化和政府作用相结合路径，并具有了中国特色，所以中国的医院医疗就出现了与现世界大多数国家一样的问题，也有着自己的个别特点。如中国公立医院被界定为公益二类事业单位——政府差额拨款单位，政府对公立医院的财政补助历年来大多低于公立医院总收入的20%，超七八成以上公立医院收入靠自己创收，即使是医保基金(占五成左右)打包预付，也需要医院医疗服务量跟上，于是，中国公立医院表现出“较强求利性”特点，并存在财政部门、医保部门、公立医院的“三角博弈”困局，其中的任何博弈(如通过绩效考核指挥棒)，至多只能降低公立医院的求利程度，于此，公立医院的公益性(健康保障性和福利性)是否具有就值得考究。[403] [404] [405]另一方面，任何医院医疗在走向求利时必然受到多方限制，但医疗过程中疾病健康判定及其所需医疗项目数量多少(使用率)等特殊医疗服务是任何外部力量都不可能限定的，这就决定着医院医疗中容易出现过渡医疗(以量补价)、限制转诊或误诊等情况。这就是市场化资本化(赚钱)世界出现医疗费用非正常或快速上涨和“看病贵、看病难” 的主要根源所在。这个奥秘存在于医疗实践中。[406]在我国的医疗实践中，如我国居民医疗保健消费支出增速较快(后面数据的年份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城镇居民的人均总消费支出2017年到2022年年均增速为4.86%，城镇居民医疗保健消费2017年到2022年年均增速为7.91%;农村居民的人均总消费2017年到2022年年均增速为8.56%，农村居民的人均医疗保健消费支出2017 年到2022年年均增速约为10.84%。可见，城乡居民人均医疗保健消费支出的增速都高于人均总消费支出增速，居民的医疗花费及医疗负担并未减轻。[407]又如，2002—2022 年剔除通货膨胀因素后，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速度约为8. 47%，而卫生总费用的平均增长速度为11. 32%。这一数据表明，中国卫生总费用的增长速度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即医疗费用增长超越了广大居民的经济承受能力，居民医疗负担并未减轻。[397]可以说，我国个人卫生支出在卫生总费用中占比在不断缩小(已经低于30%)，但其所谓实惠已经被医疗费用的快速上涨所抵消。其次，在医疗卫生的公平性问题中，家庭人均收入的影响力不断增强，富人和穷人对医疗服务利用的差距有所加大，其阶级阶层上的差异更加明显。[408] [409]由其资本化社会性质所决定，这个问题是不可能得到真正解决的。再次，更重要的问题是医患矛盾。医患矛盾，可从两个层面界分：国家医疗制度运行与患者之间的矛盾，如“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具体医疗单位个体与患者之间的矛盾，如医患纠纷问题;也可区分为两个类别：阶级性医患矛盾和非阶级性医患矛盾。在资本化社会中，这些矛盾是普遍存在和解决不了的，只是矛盾程度和解法有所不同。[410] [411]最后，医疗服务业的对外开放方面——“引进来”(较快)和“走出去”(较慢)，目前正逐步进入扩大和规范化开放阶段，旨在引进更多国外优质医疗资源，适应“一带一路”等开放要求，积极参与国际卫生交流合作。[412]

新世纪初期(至2012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适应所处国际环境条件和国内经济政治文化发展变化而继续坚持和平外交方针，但又实现了一定的转折性发展。[413] [414]新世纪以来，在国际上，科技革命产业革命广泛发展，全球的资本主义全球化深入发展，国际格局的“一超”和多极化趋势增强，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等，后冷战时期逐步向新大国争霸时期(国际秩序之争重要时期)过渡。如“金砖国家”“南方国家”逐步崛起，2008年“俄格战争”发生，俄国明里抵制和反击西方的“北约”东扩，中国逐步成为“世界工厂”，开始了新产业升级(中国第二次产业革命)运动，特别是起源于西方美国的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成为国际形势和资本全球化发展转变的重要节点，它是西方(北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势力削弱的一个标志，东方(南方)国家势力发展由此获得进一步增强。2009年美国开启“重返亚太”(后转为“亚太再平衡”)战略，对中国发展构成较大外部挑战和竞争。从国内方面看，2001年“上海合作组织”成立是中国获得参与国际争霸资格的一个重要标志。在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包括其国内波及)的全球应对过程中，中国实现了其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外交的积极主动和转折。如在有中国参与的“G20”里为应对国际经济危机等问题处理中中国发挥了主动与重要作用，取得了一定成果。2008年12月中国政府派出军舰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护航，持剑维护中国海外利益，也是中国外交转折的一个重要标志。经济上“走出去”(对外投资)不断扩大。中共十八大报告也明示：“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发挥负任大国作用，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维护我国海外合法权益”。[415] [416] [417]当然，这些还只是中国参与国际争霸的起步。总体而言，新世纪初期还处在后冷战时期，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二流)大国，外交重心偏向国内。在十二大后的前十余年中，中国外交在大国外交，周边外交，发展中国家外交，多边外交，以及政党外交，民间外交等全方位、多层次、多领域外交中作出了新开掘，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包括非传统安全事务)并在其中发挥主动与重要作用，积极建设和平与和谐世界。[418]其具体表现如：第一，大国外交和周边外交方面，中美之间，中美战略(高层)对话、中美战略和经济对话自2005首轮开始延续多年，并实现了两国国家元首多次互访，两国关系是既合作又斗争(如2009年“无暇号”事件发生)。中俄之间，两国在2008年签署《关于中俄国界线东段补充叙述议定书》及其附件，解决了遗留的边界问题，建设成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日之间，在日本，冷战结束的90年代中后期就开始了国家政治(外交和防卫等)自立(解禁)探索，在新世纪又酝酿国家战略转换，2007年着手建立日本版亚太联合机制(如《日澳安全保障联合宣言》签署)与以共同价值观为基础的日本版印太安全对话机制(日首相访印时)。2008年中国国家主席访日，并签署《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2009年起(以《积极和平主义与日美同盟的应有状态》报告为征兆)日本“积极和平主义”战略(经济、军事并重)正式开始走向成型中，并主张建构国际新秩序，日本逐渐成为亚太地缘安全格局的“次轴心”(仅次于美国)，中日之间形成了弱和平的竞争关系(如2010年钓鱼岛海域“撞船事件”和2012年日本非法“国有化”钓鱼岛事件导致两国间冷和平)。[419] [420] [421]中欧之间，建立了领导人年度会晤机制，建立起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周边外交上，虽然出现与周边邻国的不同类关系，如存在的可对立性邻国关系、制衡调适性邻国关系(俄国、印度)、可投机性邻国关系、合作性邻国关系等，但都中国积极扩大和深化着双方的互利友好关系与和平。如签署《南海各方行为宣言》(2002)及其进一步落实方针(2011)。[422]第二，发展中国家外交和多边外交方面，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创建合作机制化组织，实现外交关系转型：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如成立中国—非洲合作论坛、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2010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全面建成等。多边关系方面，走向建设性多边外交，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亚欧首脑会议、东亚合作系列峰会、世界经济合作论坛年会等组织中积极开展多边活动。积极参加全球治理，从2003年起，共举行六轮“朝核问题”“六方会谈”，积极参与“朝核问题”解决。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等。截止2010年底，中国参加了100多个政府间国际组织，签署了300多个国际公约。[423] [424]第三，政党外交和民间外交也积极活跃。如中共与世界上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600多个政党及政治组织建立起形式多样的联系，发挥着政党外交作用。2001年成立的“博鳌亚洲论坛”(民间外交组织)，走出亚洲，其规模和影响不断扩大。[425] [426]

中共十八大(2012年)以来，特色中国外交适应国内外形势发展特别是随着国内社会转型(资本化现代化)深度发展，国际上科技革命产业革命深入发展，由后冷战时期进入到新大国争霸时期——以2022年俄乌战争(内含俄罗斯与大部分北约欧盟国家的间接战争)为分水岭的新帝国主义争霸时期而出现了较大调整，也面临着较大风险(至21世纪中后期国内外形势又可能出现一场大变局)。[427] [428] [429]中共十八大报告指出：“合作共赢，就是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从此，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成为2012年至今特色中国外交的旗号。如2015年习近平出席第 70届联合国大会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 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讲话。外交布局上，在向西方面，2013年习近平提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倡议，2015年发布政府机关文件《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由此，中国制定了参与国际竞争(全球化或争霸)的自立门户的重要形式(比较缓和形式)。这与2014年乌克兰危机中俄罗斯霸回克里米亚几乎是同时发生。十多年来“一带一路”建设取得了较明显成效(主要体现在与非发达国家关系方面)。如2017年第一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中国举行，目前中国已同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在经贸、能源、基础设施等重点领域又建立30多个专项合作机制。中国倡议设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等金融机构为数百个项目提供投融资支持。[430] [431]在向东方面，积极参与和推动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国际合作发展，打破IPEF(印太经济框架)和CP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等对中国的“脱钩断链”，争取东亚(亚太)国际经济合作发展主导权，提升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地位，警惕美日特别是日本的东亚动向(及其安全非“北约”式集团化特点)。[432] [433] [434] [435] 概而言之，2012年以来，随着中国实力增强(如海军世界第二，其远海防御能力快进入全球第一梯队)，中国基本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外交布局，发展新型国际关系，推进“一带一路”等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追求建设开放包容(东方“和合”精神)的和平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外交，力图民族复兴和人类进步。[436] [437]外交发展具体表现在：首先，总体稳定与国际大国和周边邻国外交关系，坚守国家利益，认同客观存在的竞争又尽可能不激化矛盾。中美之间，随着美国于2017年底推行“印太战略”，并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特别是2018年后的中美贸易战(及科技、教育、金融战)发生等，中美之间竞争全面展开和加强，但中国通过协商谈判等尽可能化解争端。相对于俄美关系现状而言，中美关系还相对缓和。[438] [439]但台湾问题成为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的地雷性问题又是可能的。中俄之间，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断跃上新台阶，两国发挥地理毗邻和经济结构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中日之间，在日本，自第二届安倍内阁起“积极和平主义”成为日本国家战略(经济、军事等并重)。2022年日本“新时代现实主义”外交又代替“积极和平主义”外交(此时“新型军国主义”开启，以其2022 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确立“对敌基地攻击”或“反击能力”而正式放弃“专守防卫”政策为标志)。2026年高市早苗政府“新型军国主义”发展已经赤裸表现。由此，日本又成为中国乃至印太外交的一大焦点甚至是头牌对手。中国则本着处理周边外交关系的“亲诚惠容”等理念处理中日外交关系，长远目标应促使日本回归亚洲。[440] [441] [442] [443] 中欧之间，共同打造中欧和平、增长、改革、文明四大伙伴关系，提升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全球影响力，推动领导人互访。中印之间，两国领导人共同推动双边关系重回稳定发展轨道。同时，中国已同周边17国达成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识(至2025年3月)，中国通过参与和共同主导在周边构建了一系列新的国际合作机制，如上海合作组织、《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中国-东盟自贸区、“10+3”(东盟与中日韩)合作机制等，逐步形成经济协同、安全共治、文明互鉴的系统性应对策略。[444]其次，积极发展与发展中国家外交和多边外交。坚持双边和多边途径发展与发展中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采取更具针对性的合作方案，加强“南南合作”，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论坛等建设，依托77 国集团、不结盟运动等机制，在多边平台上推动发展中国家发展。维护以联合国和世贸组织为依托的多边治理体系，推动改革和创新多边合作机制，坚持多边协商解决地区热点问题，推动多国发展。[445] [446] 再次，积极扩大政党外交和民间外交等。如2017 年首届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在北京召开，由此形成了中共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机制。又如2012年以来,民间外交的网络化发展趋势明显,体现出从单向到多边、从人文关怀到服务治理的全方位转变。[447] [448]总之，中国外交正积极有为(军事上还处在参与国际竞争或争霸初期)，已与全球绝大多数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并大力推行主场外交(东道国外交)，如通过中国举办2013年中国—中东欧国家地方领导人会议、2014年APEC会议、2016年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和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等，[449]以促动中国发展和全球治理。

前面从政治、经济、文化(大文化)、外交四大方面分别概述了2001年后25年的中国社会客体发展。社会是社会客体和社会主体的统一体，城乡社会环境是社会客体各方面发展的集中居载。于是，认识2001年后中国城乡社会环境和社会主体发展，是认识2001年后中国的另一半。

社会是人的社会(人是社会客体和主体)，认识人口发展是认识社会的基础性方面。人口发展规律，既受到生产力经济与医学医疗发展水平制约，又受到社会制度与环境条件制约，是两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社会制度(根本或基本的制度)影响日益突显。首先，在人口生产方面，中国1971年开始计划生育，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开始明显下降，1976年约为 2.7–2.9人，1990年代初跌破更替水平(不正常露头)。1976年以前新中国人口发展应另当别论，因为其社会制度不同。新世纪以来：(1)2000 年以后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进一步下降至1.5 人以下的超少子化水平，2010 年以后生育政策不断放宽(含鼓励)，其后有所反弹，但并没有改变超少子化趋势。2000年常住人口出生率为14.03‰，然后波动发展，2012年为14.57‰，然后一路下降。0—14岁人口占比在2000年约为22.89%，2012年约为16.5%，2021年为17.95%。(2)2013年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开始出现下降。(3)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2000 年提高到6.96%，2012年占比约为9.4%，2021 年老年人口占比已上升到14.3%、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4)人口总量2000年是12.67亿，2012年13.59亿，2021年14.13亿(达峰)，然后进入负增长阶段，2025年为14.05亿。(5)可比的是：中国于2000年人均 GDP 仅为中等偏下收入国家水平时进入与高收入国家一样的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状态(完成转型)，且总和生育率始终低于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这几点反映了新世纪二十多年来中国人口发展的数量、内在结构(年龄结构)变化及存在的严峻问题等情况。[450] [451]] [452]于此，政府2023年提出人口高质量发展政策等。其实，这近50年人口发展中出现的带有世界共性问题(及严峻)是其社会制度转型压缩(资本化深度发展)的使然，其中的一个根子性表现是结婚及孩子养育成本与出路(竞争)高难。[453] [454]其次，在人口流动方面，出现大规模的农民工流动。大规模人口流动与人口迁移是现中国的一大奇观。它起源于上世纪80年代末，在新世纪初期转向对农民工权益保障和市民化方面。2001年外出农民工8400万，人口流向主要是流向东部地区。大致在2015外出农民工增速明显放缓，农民工回流也明显，农民工流动路径形式发生变化。2025年全国农民工总数超过3亿(外出农民工18006万人)。少数民族人口流动规模也较大，2020年流动人口增至3371万人，部分少数民族的人口流动参与度已经超越了汉族，部分聚居在新疆、云南和西藏的少数民族人口流动参与度仍相对较低。[455] [456] [457]再次，新世纪人口分布方面，它直接与自然地理条件、经济发展分布和政治(城市能级、国家发展战略)等因素相关联。具体地说，新世纪中国人口分布依然保持胡焕庸线两侧东密西疏的基本格局，但也有明显变化。人口空间集中化在21世纪初的10年内主要发生在东南半壁(及城市群中)，在2010—2020年间成为各区域(尤为省级城市)的共同特征。东北地区几乎转向全面的人口收缩，川渝黔地区普遍实现了人口的止降回增。总的表现，区域间人口分布失衡加剧，人口格局呈现南北分布差距拉大、人口集聚与人口收缩相伴。人口向高能级、高密度空间(城市群圈、超特大城市)集聚，人口收缩城市数量翻倍，收缩强度加剧。县域人口普遍减少，多数县城本身的人口反而在增加。城乡人口两极分化剧烈。[458] [459] [460]

城乡社会环境发展方面，城镇化有较大发展，但在城乡和区域之间出现了较大差别甚至是两极分化(城市高度聚集及问题与农村碎片化及空心化)。它与历史上农村人民公社时期基本扁平协调均质的城乡社会形成极大反差。其中，特色中国城镇化发展总体上可区分为三大阶段：1990年代中期(1996年城镇化率达30.48%)之前为早期阶段;1990年代中期至2020年代初为城镇化高速扩张阶段，特别是土地城镇化高速扩张，也包括城镇化率高速发展，年均增速超过一个百分点时期(2021年城镇化率达64.72%并转入中速增长)，也可以延长至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超70%并且半城镇化问题基本解决之时(目前常住和户籍人口两个城镇化率仍相差18个百分点左右);此后，为城镇化后期。目前，中国正处于城镇化中后期(2025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67.89%)。就城镇化发展具体经历来说，2005年《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十一五规划的建议》首次提出“把城市群作为推进城镇化的主体形态”，它标志着中国城镇化战略明确转向大城市及城市群发展。2011年，中国城镇化率达到 51.27%，首次超过50%，至2012年几大城市群格局初步形成。2012年召开的中共十八大提出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十八大以后，2014年《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中国第一个城镇化规划)颁发，注重城镇化综合发展，推行新型城镇化建设，如加强人口城镇化和生态环境保护。2020年十九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它标志着中国城镇化战略又有所修补。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严控撤县建市设区”。至今，中国“两横三纵”城镇化战略格局(2013年底提出)基本形成，19个城市群(2016年提出)主体形态更加巩固，几十个都市圈建设步伐加快。19个城市群地区共有21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包括20多座超特大城市)，占全国的71%，成为经济增长的核心引擎，特别是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成渝、长江中游等五大城市群发展。当然，中国城镇化建设还没有突破“胡焕庸线”东强西方弱的基本格局。[461] [462] [463] [464]中国中期城镇化具有几个重要特点：第一，城镇化的政府行为突出(包含政府能级市现象)，其副作用明显。如大规模的县改市(区)运动发生，其主要集中在两个时段，第一个阶段是1993—1997年，第二个阶段是 2013—2020 年。此外， 以国家级、省级开发区设立和功能性新城建设为主导的“造城(区)运动”也推动了城市空间的持续蔓延(十八大前后都盛行)。政府助长城镇化发展，也加快了“城市病”和农村空心化等问题出现。农村空心化是指农村人口与资源向城市转移导致的村庄空间形态“外扩内空”、人口结构失衡、经济产业、治理系统及文化传承等多维度结构性衰败现象。[465] [466] [467]第二，半城镇化问题突出。“半城镇化”主要是指农民已经进城就业生活，但受户籍等制度限制，在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市民权等方面没能完全融入城市的不完整状态，典型表现就是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远高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户籍制度是表面，它涉及的社会制度安排和关系是内核。一般地说，半城镇化的出现，一方面是城镇化发展规模扩张过快，人口转移进度又超过了城镇化发展正提供的综合承受条件(制度)能力;另一方是进城农民(及其家属)入户城市成本较高、自身发展条件(购房、收入等)不充足。[468] [469]同时，在城乡关系发展上，以2004年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上“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核心内涵的提出为转折点，标志着中国城乡(工农)关系政策的转型，但包括随之而来的工农城乡融合与一体发展政策，它们的实际效果都是有限的。[470]城乡社会建设还需加力改善。

城乡社会环境发展变化，更深刻的表现是城乡社会中人们收入和财富的发展变化，是其后面的社会制度及关系的发展变化。根据相关材料可知：2007 年全国的基尼系数为0.485(0.4是其国际警戒线)。城镇最高收入组/最低收入组的收入(高与低10% 人群的平均收入)比率是32.8 倍，城乡之间居民收入差距是3.87 倍。2013年，中国首超美国，成十亿富豪最多国家(212 人);富豪总数，中国位列第二(349 人)，比美国少60人，但是为第三名俄罗斯富豪数的近4倍。[471] [472]这表明新世纪初期中国社会居民收入和财富的分化还是相当悬殊。人们收入和财富变化是其社会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及收入分配制度变化的结果。早在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就提出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收入分配制度，并“允许属于个人的资本等生产要素参与收入分配”。1997年十五大提出把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后者实质是按资分配)。2007年十七大首次提出“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实质就是资本性收入。于是，社会的工资性收入特别是财富(资本性)收入的分化在加深，处于高位。如相关材料表明，中国不同群体财产净收入份额10%最上层群体/50%最低群体分别占比1995年是50.04/ 9.82，2007年是68.52/6.36，2013年是54.58/6.99。中低收入群体拥有的财富份额逐渐下降，高收入群体拥有的财富份额快速提高。又如我国前10%群体的财富份额呈现提高趋势，从1995年的40.8%增长到2021年的68.8%; 前10%群体与后50%群体的财富份额差距持续扩大，前者与后者的比值由1995年的2.6倍增加到2021 的11.2倍;我国最富1%群体所拥有的财富份额从2000年的20.9%提升到2020年的30.6%，低于美国的35.3%，但是明显超过法国、意大利、英国等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473] [474]这些说明了：工资性劳动收入比重低，非劳动性分配比重大(剥削问题更深)。虽然随着一般的社会工作开展，如公共管理公共服务，社会福利社会保障，包括脱贫攻坚的发展，它们对人们的收入分配等会有所改善， [475]但那是相当有限的。

社会主体的生产、构成、生存生活等发展(或民生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另一面。其中，社会主体的构成——阶级阶层构成是社会主体发展的轴柱所在，并且它是由社会客体的发展所决定的，并随之变化而变化。如前所述，20世纪最后世纪之交的不足十年，中国的社会关系和社会主体构成发生了大重组，初步形成了一种新社会和新阶级。于是，前面也明确了阶级阶层划分的科学依据是：人们所处的社会关系(经济关系、生产关系特别是所有制关系)及其不同层面，阐明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科学概念和相关区别：“生产资料所有制就是生产资料(资产)与劳动的结合关系，它包括资产权利关系和主体劳动关系及二者相结合的方式方法等三方面内容。其中，资产所有权等资产权利(或产权)关系和主体劳动关系(劳动制度)是生产资料所有制赖以存在的两个前提条件，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核心和本质就是生产资料与劳动的结合关系及其结果的资产收益归谁(分配)。”必须从经济的产权关系、劳动关系、分配关系的三位一体中把握生产资料所有制。资本私有制就是资本(主导)、雇佣劳动和剩余价值(按资分配剩余价值)的一体化;生产资料公有制就是资产公有、劳动主导即民主劳动或自主联合劳动和劳动者主人翁地位、按劳分配的一体化。承认私人产权及其投资性(非储蓄)获利是私有制存在的一个表现等。新世纪以来20多年，中国社会经济、文化(教科文卫体)、对外关系等都有了大的发展，社会转型深度发展。首先，经济发展上，中国已经进入到工业化后期，经济体量规模巨大(2025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达140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二位)，国有经济继续保持一定的主导地位但占比大缩小，私营(民营)经济上升到国民经济主体地位。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类型就是：公营经济(包含国有经济和城乡半集体合作化资本化经济)、私营经济和个体工商服务业经济(它们又统称民营经济)、外资经济、农村农业(统分结合的)个体经济(它属于半集体半私有制经济，其私人产权即土地个体家庭承包权还处在基础地位并缺少集体联合劳动)。这几种经济类型实质上又归属两大性质类别：一类是资本与雇佣劳动关系类别，包括公营经济、私营经济和外资经济(以及它们的中外混合)。其中，国有经济等公营经济的劳动制度事实上就是国家雇佣劳动制度(集体所有类似“二国有”)。这既有事实显示(国有企业是资本主导、劳动力商品市场化)，又有相关理论表证。如有人明确指出：政府在国有企业劳动关系中具有“隐性雇主”的角色;“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国有企业也进行了走向市场的公司制改造，劳动关系转向以契约型为主，契约型劳动关系中企业管理者与劳动者之间是雇佣与被雇佣关系”。[476] [477]另一类是个体自立(自雇)劳动关系类别，包括个体工商服务业经济和农村农业(统分结合的)个体经济。总体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就是资本化不断深入的过程：“资本逻辑的演进经历了从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补充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再到资本逻辑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的转变”，资本主导，劳动者边缘化，产业工人低工资劳动体制长存，[478] [479]剥削现象普遍和加重，结果就是上述国民及其不同群体收入和财富的大分化(非劳动收入比重大)。只是对农村农业而言，其资本化还不够深刻普遍，农民土地承包权的投资性流转还不广泛，家庭承包经营的农村农业个体经济大格局继存。但其资本化程度又在日益提高。如其现实发展中数量众多(除“空壳”)的农民合作社大多就是资本雇佣劳动的合作社。[480] [481] [482]其次，，经济决定政治和文化(大文化)。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社会政治和大文化——教科文卫体发展的基本类型和性质类别也大致如此。如政治国家机关只能是公营的，实行国家雇佣劳动制度，部分公共服务也可以民营。教科文卫体有公办的与民办的、内资的与外资的区分。再次，当代中国社会产业结构、职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发生了大变化。产业结构变成了以第三产业——服务业为主，国民的职业结构和就业结构也变成以服务业为主(含零工就业)。简而言之，新世纪以来的20多年，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国民的职业构成及其具体的社会关系与地位发生了深刻变化，但国民工作、生存(所处单位或状况)的社会关系、经济关系或生产关系基本类型和性质类别与上世纪末相比，又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所以上世纪末所形成的四大阶级的基本格局没有改变。

21世纪前期，中国社会仍然存在四大阶级，但与上世纪末相比，各阶级构成及其边界等又发生了重要变化。当代中国社会阶级的存在是客观的，否定阶级存在而只认可阶层存在，仅凭职业和资源占有等等在阶层范围内展转，是脱离现实的。同时，也有回到马克思的阶级分析立场上，但只是到此门槛，认为当代中国形成的四大阶级是：管理者阶级、资本所有者阶级、专业与技术人员阶级和劳动阶级。[483] [484]本文前面根据马克思特别是恩格斯关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进一步确定了现代社会阶级划分标准：以人们所处的经济关系、生产关系、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为基本依据，具体地推广为：“凡是那些享有重要的资产即资本权利(包括享有重要的资本所有权、较大的资本经营管理权、受益权，还可以扩展到针对资产、权力、知识、声望等各种社会资源资本化而享有的相应权利)并使用雇佣劳动的人们就都属于资产阶级;凡是那些不享有或表面上享有而实质上没有享有多少资产权利并处于雇佣劳动关系中的人们就都属于无产阶级”;那些获得相对高收入或超高收入(及相应私人财产产业)又没有雇工或雇工少量的经营者、管理者和科学文化知识分子及相应群体，都可归属入马克思所说的“职能资本家”范畴”;并具体界定了20世纪末中国社会形成的四大阶级。新世纪以来20多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情况表明：目前中国社会主体仍然由资产阶级(包括官僚资产阶级和民营资产阶级)、工人阶级或无产阶级、普遍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等四大阶级构成(可从其经济社会实业发展的基本类型和性质类别中得知)，并有部分新的发展。具体而言，首先，是资产阶级(包括“职能资本家”)。其新变化，如官僚资产阶级的边缘部分——科乡村居(委会)级重要干部在土地等国有或集体的资产资源流转与经营中发财致富的现象增多了。民营资产阶级不仅有量的扩大而且其地位也提高了，“成为中共的自己人”，进入中共和人大政协等机构组织的更多了。[485]其次，是工人阶级和普通农民阶级。工人阶级的队伍扩大、构成多样复杂和边缘特殊。领工资等收入不高或较低的一二三产业的普通劳动者、普通知识和管理者等都属于工人阶级。其基本部分是工业工人和服务业工人(包括农民工)，中低层(级)知识者和管理者(包括科乡级及以下大多数公务员)是工人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服务业工人数量超过工业工人，工人队伍整体文化素质明显提高。工人们就业形态多样且分层，包含与互联网相联系的新职业群体迅猛发展。工人们所处体制(公营、私营、外资的)差别明显，收入、所拥有福利和财富不同，内部阶层区别明显。它是最大的社会阶级，占国民大多数。人们常说的，中产阶级的大部分或中下层本质上归属于工人阶级范畴。[486] [487] 普通农民阶级，即农村农业(大农业)中普通的个体(家庭)承包经营的小农经济劳动者(及其寄托者)，如个体性主业或兼业农业农民，无业农民等传统型农民。普通农民阶级队伍不断缩小，目前还占国民二三成，随着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等农村社会转型加速，他们分化加剧，直到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等基本消失为止。[488] [489]再次，是小资产阶级和处于过渡或中介形态的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构成出新和边缘特殊。小资产阶级，是指个体性经济(服务)业主，包括个体工商户，农业(个体)经营大户、收入较高甚至有自己的产业但没有雇工或雇工少量的中介服务业主和大户、一切主要靠自雇辛勤劳动生存的中层或中低层知识和管理者等(普通农民阶级本质上也属小资产阶级范畴)。截至2023年年底，全国登记的个体工商户达1.24亿户，占经营主体总量的三分之二以上，带动约3亿人口就业。新个体经济是互联网、数字技术与个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的产物，新个体经济盈利较多业主就是小资产阶级的新成员。人们常说的中产阶级，其大部分也可归属新小资产阶级。[490] [491]中产阶级或“新中间阶层”，一般是指那些拥有较高知识水平、中等收入和非大量私有财产(产业或资源)的知识与管理者或相应群体。它并不是一个统一的阶级，其上层或少部分实际上属于职能资本家的范畴。当代中国中产阶级的发展，其苗头是1980年代改革开放中“双轨制”及腐败带来的暴富人群和三资企业中中方的高中层管理人员及专业技术人员，其人数较少。 90年代中产阶级显现， 是指通过国家和市场(如“下海”、“土地流转”、“炒房”、“炒股”)等途径的暴富人群和收入(凭资源获利)较高的各类知识与管理者。其人数占比还小。新世纪以来中产阶级成长和扩大了，达国民的二三成。[492] [493] [494]总之，由于人们的职业和收入等不同带来人们所处的社会关系及层次性变化多样复杂，阶级阶层划分不容易，但只要抓住人们所处经济(地位)关系的基本类型和性质类别，就有了透视镜。

总括起来，1976后特色中国50年，继承了毛泽东时代(甚至更早的德国)国家主导的自主性现代化(工业化)赶超型战略，但走着国外认可的国家资本主义之路(内含大量国有资本发展及其垄断、民营资本发展和出口导向、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等)，已经发展到工业化后期，建设似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剥削高度社会化)和(二流)新帝国主义国家(总军力上弱于俄罗斯等)。[495] [496] [497]目前正处在中国第二次产业升级(产业革命)和现代化完成前夕;也正面临着，内部矛盾加深(吴敬琏认为是因为出现“强政府”的国家资本主义)，[498] [499]经济增长势头不佳，国家社会政治民主化过关，外部压力加大等四大考验，其发展进程存在变异的可能。其中，劳资矛盾和工人阶级的发展决定着中国最终命运。当代中国工人阶级，还没有形成为具有某种大面统一性的阶级，其总体上阶级意识淡化，觉醒程度较低，集体行动不多，距一个阶级的“组织——精英”批量出现还不近。[500] [501] [502] [503]期待中国未来。

注释

① 《马克思和恩格斯选集》中文第二版，第 1 卷，第 272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495 页。

参考文献

[1] 沈传亮：《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分期标准问题的若干思考》，《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

[2] 储著武：《新时代加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学科建设的思考》，《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研究》2021年第6期。

[3] 刘艳红：《1976—1978年出国考察与中国改革开放的起步》，《党史博览》2020年第7期。

[4] 肖鹏：《1978年国务院务虚会研究综述》，《广东党史与文献研究》2020年第3期。

[5] 祝贺：《1976-1978：历史转折时期:华国锋对改革开放的探索》，湘潭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8年6月。

——————————————————————————————————————

[6] 国家计委“六五”计划总结小组：《第六个五年计划执行情况的初步分析》，《宏观经济研究》1986年增刊(一)。

[7] 柳泽伟：《我国 “七五” 时期工业经济发展及 “八五” 期间工业经济改革的展望》，《宏观经济研究》1991年第6期。

[8] 喻冬冬 魏超：《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工业发展历程与成就》，《中共乐山市委党校学报》(新论)2020年第1期。

[9] 李枫 高闯：《新中国70年政策推动下的民营经济演化发展研究》，《经济与管理研究》2019年第12期。

[10] 李志翠 马雪梅 陈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利用外资的实践、成效、经验及对策》，《国际贸易》2019年第12期。

[11] 阳欢：《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的历史与经验研究(1978—1992)》，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3年5月。

[12] 宁梓：《国内实践唯物主义研究的前期线索与基本概况》，《理论探讨》1997年第5期。

[13] 薛兵旺：《关于新中国教育发展历程与教育机会分配问题》，《当代经理人》(中旬刊)2006年第21期。

[14] 董海军 刘海云：《公平与效率：我国教育发展的阶段性演进(1949—2022)》，《社会科学辑刊》2022年第4期。

[15] 侯波：《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科技工作的历史演进及启示》，《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8年第10期。

[16] 李学梅：《改革开放以来党的文艺思想创新与发展研究》，沈阳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5月。

[17] 刘纲纪：《新时期文艺发展的回顾》，《美术》1991年第7期。

[18] 李玉荣：《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回顾与反思》，《中国行政管理》2010年第12期。

[19] 李永康：《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对东欧改革经验的借鉴》，《中共党史研究》2022年第6期。

[20] 谢作诗：《转轨国家转软的初始条件、转软方式与经济绩效》，《世界经济研究》2002年第4期。

[21] 刘伟：《“八五”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若干特点》，《学术研究》1996年第3期。

[22] 张寿正：《世纪之交的中国经济 ——回眸“九五”展望“十五”》，《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

[23] 张辉：《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产业结构演变趋势研究》，《新视野》2019年第4期。

[24] 章百家 朱丹：《中国经济体制两次转型的历史比较》，《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7期.

[25] 巴志鹏：《土地家庭承包经制下的农民负担问题研究》，中共中央党校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5月。

[26] 方志权：《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若干问题》，《中国农村经济》2014年第7期。

[27] 杨晓光 樊杰：《20世纪90年代中国乡镇企业变革及其地方效应》，《地理学报》2008年第12期。

[28] 孙仲彝：《当前城乡集体企业改制中值得关注的民营化倾向问题》，《上海市经济学会学术年刊(2004)》2004年。

[29] 何平：《中国城镇集体经济在改革中发展》，《光明日报》2008年10月27日第001版。

[30] 剧锦文：《国有企业改革进程的再考察》，《政府管制评论》2021年第1期。

[31] 武力 张克利：《1978 年以来国有企业改革史述论》，《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5期。

[32] 杨哲英：《主要转轨经济国家所有制改革的比较》，《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3期。

[33] 胡家勇：《改革开放40年中国所有制理论的创新和发展》，《中州学刊》2018年第5期.

[34] 主持人：白永秀：《改革开放40年民营经济发展笔谈》，《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

[35] 王海兵 杨蕙馨：《中国民营经济改革与发展40年：回顾与展望》，《经济与管理研究》2018年第4期。

[36] 汪海波：《对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历史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2018年第3期。

[37] 石建国：《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百年潮》2013年第8期。

[38] 赵家祥：《再论“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含义》，《观察与思考》2022年第3期。

[39] 何召鹏：《唯物史观视角下马克思所有制理论的科学内涵及其当代价值研究》，《政治经济学评论》2018年第4期。

[40] 周承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形态》，中国文化出版社2016 年版第171页。

[41] 程恩富 龚云：《大力发展多样化模式的集体经济和合作经济》，《中国集体经济》2012年第31期(11月)。

[42] 胡国栋 王晓杰：《企业民主的缺少与重建：从“鞍钢宪法”到组织主人翁行为》，《马克思主义研究》2016年第1期。

[43] 周承友：《资本概念及其二重性意义的拓展与批判》，《乌有之乡网》(思潮碰撞)2024年4月30日。

[44] 史本叶 马晓丽：《中国特色对外开放道路研究——中国对外开放40年回顾与展望》，《学习与探索》2018年第10期。

[45] 江小涓：《新中国对外开放70年：赋能增长与改革》，《管理世界》2019年第12期。

[46] 张琰 王可园：《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建设的历史演进与基本特征》，《昆明理工大学学报》 ( 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5期。

[47] 关海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兰州大学2011年5月

[48] 卢文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文化思潮的演进逻辑与历史效应》，《理论导刊》2018年第12期。

[49] 孟捷 朱宝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阶段与研究主题的变迁》，《西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

[50] 白永秀 赵兴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前置条件与体系构建》，《中国经济问题》2025年第2期。

[51] 何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源流关系的形成及其特点》，《学习与探索》2022年第5期。

[52] 王雨辰：《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在中国的理论效应与价值》，《长江论坛》2023年第3期。

[53] 贾元丽：《市场体制下关于中国工人阶级意识研究文献回顾》，《学理论》2011年第30期。

[54] 竟辉：《中国新左派思潮的成因与嬗变略论》，《现代哲学》2018年第5期。

[55] 许刚：《中国新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争论》，《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

[56] 蒋纯焦：《中国共产党教育现代化探索的世纪历程》，《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1年第4期。

[57] 于发友：《中国教育体制改革45年：历程、经验与展望》，《教育史研究》2023年第4期。

[58] 王逢贤：《中国“教育产业化”热点问题的冷思考》，《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

[59] 卢乃桂 许庆豫：《我国90年代教育机会不平等现象分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1年第4期。

[60] 段异兵：《中国科技改革开放40年的回顾与展望》，《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0年1月下。

[61] 苗力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科技政策演变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兰州交通大学2024年5月。

[62] 张立群：《时光流逝中的自我塑造——“90 年代文学”再评价》，《艺术广角》2021年第4期。

[63] 吴昊：《中国当代文学的变革——80年代至90年代文学话语转向分析》，《宁波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7年第2期。

[64] 江守义：《从被动“适应形势”到主动“建设体系”——20世纪90年代文艺理论研究之回顾》，《合肥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

[65] 易晖：《从世纪“末”到世纪“间”——20 世纪 90年代文学的历史化考察》，《文艺理论与批评》2023年第3期。

[66] 刘筠梅：《我国艺术表演团体体制改革探寻》，《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

[67] 韩宇宏：《改革开放30年的当代文艺》，《中州学刊》2008年第6期。

[68] 范周 杨矞：《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文化产业发展历程与成就》，《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

[69] 傅谨：《市场经济背景下的文艺体制改革》，《博览群书》2006年第2期。

[70] 丛晓煜：《我国文化体制改革历程的分期问题探析》，《山东艺术》2021年第4期。

[71] 李玲 江宇 陈秋霖：《改革开放背景下的我国医改30年》，《中国卫生经济》2008年第2期。

[72] 何谦然 邓大松 李玉娇：《中国公立医院改革历程的公共政策评估》，《社会保障研究》2014年第1期。

[73] 王小万 何平 马晓静：《我国民营医院发展的过程与特点》，《中国卫生政策研究》2009年第1期。

[74] 摘于《人民日报》等两报一刊社论：《列宁主义，还是社会帝国主义?》，1970年4月22日。

[75] 王亮 王希：《新中国成立六十年来外交战略的演变及经验总结》，《内蒙古电大学刊》2010年第2期。

[76] 张申：《浅析新中国外交政策的阶段性演变》，《青春岁月》2013年第17期。

[77] 王巧荣：《论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伙伴关系外交》，《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6年第2期。

[78] 蔡拓：《全球化观念与中国对外战略的转型》，《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11期。

[79] 杨扬 祝黄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政党外交的成就与经验》，《社会主义研究》2019年第5期。

[80] 武超：《2001年中国人口发展状况》，《人口与发展》2002年第5期。

[81] 朱鹏华：《新中国70年城镇化的历程、成就与启示》，《山东社会科学》2020年第4期。

[82] 武廷海：《建立新型城乡关系 走新型城镇化道路——新马克思主义视野中的中国城镇化》，《城市规划》2013年第11期。

[83] 赵伟：《新中国城乡经济关系演变的历史考察》，《学术评论》2013年第6期。

[84] 张玲艳：《当代中国贫富分化问题的哲学思考》，《赤峰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11年第3期。

[85] 王培暄：《收入差距扩大与社会结构失衡》，《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

[86] 王林 黄利芳 尹龙 许慧：《我国群体性事件研究综述》，《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2期。

[87] 孟捷 李怡乐：《改革以来劳动力商品化和雇佣关系的发展》，《开放时代》2013年第5期。

[88] 郭榛树：《当代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分析方法》，《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

[89] 孙立平：《关注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社会的新变化》，《社会科学论坛》2004年第1期。

[90] 李强：《当前中国社会结构变化的新趋势》，《经济界》2006年第1期。

[91] 陆学艺：《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变迁60年》，《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0年第7期。

[92] 周承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形态》，中国文化出版社2016 年版第217页。

—————————————————————————————————————

[93] 杨雪冬：《新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干部制度改革：基于制度文本的研究》，《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1年第3期。

[94] 王少波：《国企改制中劳资冲突走向暴力现象解析》，《中国人力资源开发》2010年第3期。

[95] 邓少君：《论转型期社会矛盾形态与归因》，《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

[96] 刘维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制度建设的历程及启示》，《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21年第1期。

[97] 刘建明：《当前我国社会矛盾的基本特征和发展势态》，《理论探讨》2019年第6期。

[98] 李倩倩 王红兵 刘怡君 马宁：《我国群体性事件的典型特征、治理问题与对策建议》，《智库理论与实践》2022年第2期。

[99] 武力 李扬：《新世纪三个五年计划(规划)的回顾与思考》，《中共党史研究》2015年第7期。

[100] 宣晓伟：《“十二五”规划执行情况的分析及对“十三五”规划制定的启示》，《区域经济评论》2015年第1期。

[101] 任保平 王薇：《“十三五”中国经济发展绩效及“十四五”新发展格局的构建》，《统计与信息论坛》2021年第1期。

[102] 郑栅洁：《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郑栅洁向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作报告——“十四五”规划纲要实施“时间过半、任务过半”主要目标指标进展总体符合预期》，《宏观经济管理》2024年第1期。

[103]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课题组：《中国产业转型升级取得里程碑式进步》，《中国经济学人》2024年第2期。

[104] 高宏 熊柴 刘媛 蔡继明：《以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推进农业产业振兴——基于人地关系的视角》，《中国农村经济》2025年第11期。

[105] 毛蕴诗：《论全球竞争中的产业整体升级》，《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4期。

[106] 米磊 赵瑞瑞 侯自普 李彩侠：《中国科技成果转化体系存在的问题及对策——从科技创新的底层逻辑出发》，《科技导报》2023年第19期。

[107] 李怀印：《宏观历史视野下的中国现代化——阶段递进与路径选择》，《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2024年第5期。

[108] 岳圣淞：《第五次国际产业转移中的中国与东南亚:比较优势与政策选择》，《东南亚研究》2021年第4期。

[109] 胡鞍钢：《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评估(2002—2012年》，《国情报告(第十六卷·2013年)》党建读物出版社2015年1月出版。

[110] 胡长青：《党的十六大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及其理论发展评述》，《经济体制改革》2014年第3期。

[111] 何树平：《十六大以来对外开放思想的新发展》，《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个人课题成果集2011年(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6月出版。

[112] 马永伟 黄茂兴：《中国对外开放战略演进与新时代实践创新》，《亚太经济》2018年第4期。

[113] 谢希瑶 严赋憬 周圆：《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经济体制改革成就综述》，《中国产经》2024年第13期。

[114] 郑红亮 齐宇：《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民营经济理论问题研究的回顾与评论》，《中国经济问题》2024年第1期。

[115] 黄群慧：《《中国经济学手册》专题( 四) 国有企业分类改革论》 《经济研究》2022年第4期。

[116] 林永生 郭治鑫 吴其倡：《中国市场化改革绩效评估》，《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

[117] 陈景华 毛开元 刘华军：《新时代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之路——历程回顾、成效评估与路径展望》，《山东财经大学学报》2025年第1期。

[118] 张广婷 国胜铁：《中国的国际产业转移与产业升级：驱动因素与政策选择》，《求是学刊》2025年第2期。

[119] 李中义：《国有经济的功能定位与战略调整》，《财经问题研究》2014年第2期。

[120] 罗新宇 田志友 王金涛 郑旭：《高水平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与结构调整研究》，《中国企业改革发展优秀成果2024(第八届)上卷》2025年2月。

[121] 周建军：《中国国有企业的总量、布局与能力》，《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 报》2024年第5期。

[122] 史墨 段文斌 胡秋阳：《治理创新与提质增效——国有企业改革历程回顾与全面深化的思考》，《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24年第6期。

[123] 何平：《中国城镇集体经济在改革中发展》，《光明日报》2008年10月27日。

[124] 龚云 孟虹：《发展城镇集体经济是新时代的重要任务》，《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4年第9期。

[125] 祝之舟：《论农村集体土地统一经营的制度实践与立法完善》，《南京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

[126] 高鸣 芦千文：《中国农村集体经济：70 年发展历程与启示》，《中国农村经济》2019年第10期。

[127] 潘丹 周金龙 周应恒：《中国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政策的变迁与趋势》，《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22年第6期。

[128] 陈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理论内涵、发展现状及实践进路》，《当代经济研究》2025年第1期。

[129] 石云鸣 姚桓：《党领导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历史脉络和学理逻辑》，《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24年第2期。

[130] 何干强：《论公有制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中的最低限度》，《马克思主义研究》2012年第10期。

[131] 王珍珍 周利梅 张建威：《中国共产党百年民营经济发展取得的辉煌成就与伟大经验》，《经济研究参考》2021年第22期。

[132] 陈东 刘志彪：《新中国70年民营经济发展：演变历程、启示及展望》，《统计学报》2020年第2期。

[133] 韩晶：《民营经济的发展历程、重要贡献与机遇挑战》，《人民论坛》2025年第7期。

[134] 王颖：《不同来源地FDI对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9年5月。

[135] 李志翠 马雪梅 陈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利用外资的实践、成效、经验及对策》，《国际贸易》2019年第12期。

[136] 朱福林：《新中国引资75年:历程、经验与展望》，《东南学术》2024年第6期。

[137] 李紫薇：《不同来源地FDI在中国技术溢出效应的地区差异》，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0年5月。

[138] 李竹兵：《我国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制度效应及其影响外资流入的机理研究》，天津财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24年5月。

[139] 刘天阳 邵婧婷 张苹：《对外开放思想指导下在华外资企业发展历程》，《金融文坛》2022年第2期。

[140] 白海峰：《高水平对外开放下，外资发展现状、问题与对策》，《清华金融评论》2024年第2期。

[141] 刘旺旺：《中国共产党改革开放进程中的文化思想变迁论析——基于全国代表大会报告的分析》，《党政研究》2020年第4期。

[142] 何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多维推进》，《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

[143] 王维谦：《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研究》，西华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2023年5月。

[144] 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千岩竞秀 万壑争流——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求是》2012年第17期。

[145] 李君如 鞠俊俊：《热话题与冷思考——开创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新境界》，《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5年第1期。

[146] 罗妍 陈光：《新时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教材建设：成就审视、短板剖析及补强策略》，《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5年第4期。

[147] 张传开 单传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探索与建构》，《哲学动态》2019 年第1期.

[148] 王雨辰：《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在中国的理论效应与价值》，《长江论坛》2023年第3期。

[149] 杨耕：《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历史沉思》，《中国社会科学》2023年第4期。

[150] 孟捷 朱宝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阶段与研究主题的变迁》，《西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

[151] 孟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叙述方法和体系结构》，《人文杂志》2021年第3期。

[152] 白永秀 赵兴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前置条件与体系构建》，《中国经济问题》2025年第2期。

[153] 石镇平：《论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内在逻辑》，《马克思主义研究》2020年第5期。

[154] 孙晓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思潮的境遇、演变与走向》，《江西社会科学》2012年第11期。

[155] 竟辉：《中国新左派思潮的成因与嬗变略论》，《现代哲学》2018年第5期。

[156] 竟辉：《当代中国自由主义与新左派思潮的论争述评》，《太原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

[157] 马立诚：《“旋风”阵阵攻改革》，爱思想网笔会 > 笔会专栏2010-08-30发表。

[158] 靳草(张连生)：《评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许家屯〈香港回忆录〉读后感》，左旋中心网2004-11-15发表(2002年8月它的初稿在本网和当时的上海红旗网、主人公网发布)。

[159] 清源(樊向阳)：《论革命派与“左转派”的几个主要分歧——兼论胡锦涛的历史空间》，主人公主坛工农天地2006-08-21发表(红石头论坛网>劳动者的解放>学习讨论2011年10月2日再次发表)。

[160] 周承友：《当代中国左派及其理论准备的锻造和论争》，乌有之乡网>争鸣> 网友杂谈2011-12-04发表。

[161] 郭忠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主要社会思潮——阶段与本质》，《政治学研究》2022年第4期。

[162] 周承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形态》，中国文化出版社2016年11月出版。

[163] 周承友：《商品价值创造、价值转形与政治经济学重建》，红歌会网>文章中心>纵论天下>学者观点2025-04-12发表(乌有之乡网>文章>思潮>思潮碰撞2022年9—10月分3篇发表)。

[164] 钟建民：《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经济学基础(一二)》，红歌会网>文章中心>纵论天下>网友杂谈2025-04-24和2025-05-05发表。

[165] 康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前教育事业发展规划演进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学士学位论文2022年6月。

[166] 宋乃庆 贾璞：《中国基础教育发展100年：走向公平与质量的教育》，《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

[167] 向美来 易伟松：《高校扩招20年发展历程与展望》，《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

[168] 刘道玉：《扩招——教育的“大跃进”》，《天涯》2012年第2期。

[169] 郑婷：《十年扩招路漫漫》，《绿色中国》2012年第14期。

[170] 张炜：《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成就与路径——从内涵式发展到高质量发展的演进》，《中国高教研究》2023年第10期。

[171] 楼雯：《中国与世界: 一流大学科研竞争力的差距及实证分析》，《重庆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

[172] 和震：《我国职业教育政策三十年回顾》，《教育发展研究》2009年第3期。

[173] 王扬南：《中国共产党指引职业教育发展的百年探索》，《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1年第12期。

[174] 纪文婷：《我国民办教育十年发展研究》，《岳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4年第5期。

[175] 阙明坤 段淑芬：《我国民办高校改革发展成效、经验及展望》，《大学教育科学》2021年第2期。

[176] 樊继轩 张忠泽 贾全明：《七十年的记忆: 中国当代民办教育的发展历程》，《黄河科技学院学报》2019年第4期。

[177] 朱信号 马勇：《中国普通高校教师队伍发展状况研究》，《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

[178] 侯云合：《民办高校师资队伍建设现状与对策分析》，《商》2013年第20期。

[179] 田涛：《改革开放40年幼儿教师队伍发展的回顾与展望》，《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

[180] 陈寒 王慧：《教育强国背景下中小学教师队伍高质量发展研究——基于城区、 镇区和乡村教师队伍变动情况的分析》，《现代教育科学》2023年第6期。

[181] 牛风蕊 沈红：《建国以来我国高校教师发展制度的变迁逻辑》，《中国高教研究》2015年第5期。

[182] 黎琼锋 潘婧璇：《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专业发展路径探析——基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视域》，《职教论坛》2018年第3期。

[183] 顾明远 李廷洲：《从基础教育大国走向基础教育强国》，《中国教育学刊》2024年第6期。

[184] 王万梅：《高职院校实施百万扩招的现状、策略及措施》，《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学报》2022年第3期。

[185] 刘相龙：《本科扩招大潮要来了?》，《科学大观圆》2025年第7期。

[186] 田进：《硕博大扩招，男女比例 V形分布》，《经济观察报》2025年10月27日。

[187] 苏怡 聂永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 成就、问题与展望》，《海南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

[188] 焦新：《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超 60%，规模位居世界第一》，《留学》2024年第6期。

[189] 原帅 贺飞：《中国高校高水平基础科研发展现状分析》，《中国高校科技》2021年第3期。

[190] 王峰 韩甜：《教育部：我国已建成全世界规模最大职业教育体系 每年培养1000万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21 世纪经济报道》2022年5月25日。

[191] 张等菊：《一种“先行组织者”：论高职教育三年扩招专项对我国终身学习体系构建的迁移》，《职业技术教育》2023年第4期。

[192] 岳金凤 王斯迪：《中国职业教育发展报告(2014-2023年)》，《职业技术教育》2025年第3期。

[193] 曹晔：《我国技工学校发展历程和成就》，《职教发展研究》2020年第3期。

[194] 张宗辉：《回顾党领导下的技工教育发展史 扎实做好技工教育工作》，《中国培训》2021年第6期。

[195] 李莹：《21世纪民办基础教育规模发展的特点与规律》，《南昌教育学院学报》2019年第4期。

[196] 唐智彬 陈亚萱：《民办中职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几点思考》，《湖南教育D版》2023年第03期。

[197] 王慧英 崔丽英：《教育强国背景下我国民办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新内涵、新定位和新举措》，《现代教育管理》2025年第8期。

[198] 宋杰：《我国民办高校的发展危机及破解路径》，《宁波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4年第6期。

[199] 丁雅诵：《以教育家精神引领教师队伍建设》，《人民日报》2024年8月30日。

[200] 汪丞 吴豪爽：《中国共产党教师队伍建设的百年成就及经验》，《中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6期。

[201] 赵晨熙：《我国建成世界规模最大职业教育体系》，《法治日报》2022年11月1日。

[202] 罗逸夫 李继樊：《教育高质量发展中民办高校教师队伍建设的困境及对策探析》，《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2025年第1期。

[203] 逄金旭：《教育产业化与育儿成本》，《商业经济》2025年第10期。

[204] 杨东平：《新一轮“教育产业化”的特征与治理》，《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8年第1期。

[205] 贾超：《“双减”格局下教育内卷化的表征、根源与破局》，《现代教育科学》2022年第2期。

[206] 马廷奇：《高等教育市场竞争及其规制》，《大学教育科学》2016年第6期。

[207] 倪嘉敏：《关于高等教育产业化认识误区的辨析》，《高教学刊》2016年第15期。

[208] 陈磊 刘夏：《高等教育产业化视角下对文凭与过度教育的反思与分析》，《武汉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1年第1期。

[209] 袁敏：《中国大学生失业现象原因分析》，《中国培训》2016年第2期。

[210] 龙安邦 范蔚：《我国教育公平研究的现状及特点》，《现代教育管理》2013年第1期。

[211] 王少媛 张巍：《图景与展望：近三十年我国教育公平研究热点透视》，《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1期。

[212] 韩潇：《对我国教育公平问题的反思与对策探讨》，《西部学刊》2014年第5期。

[213] 吴愈晓：《社会分层视野下的中国教育公平：宏观趋势与微观机制》，《南京师大学报( 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

[214] 薛海平：《从学校教育到影子教育：教育竞争与社会再生产》，《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5年第3期。

[215] 许长青 梅国帅 周丽萍：《教育公平与重点高校招生名额分配——基于国内39所“985”高校招生计划的实证研究》，《教育与经济》2018年第2期。

[216] 詹宏毅 郑欣怡：《高校扩招、社会分层与高等教育机会公平》，《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刊》2023年第5期。

[217] 孙霄兵：《中国教育对外开放70年的政策演变与发展成就》，《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9年第10期。

[218] 刘宝存 张继桥：《改革开放四十年教育对外开放政策变迁的历史考察》，《高校教育管理》2018年第6期。

[219] 孙霄兵：《加入WTO二十年来中国教育对外开放的发展》，《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21年第1期。

[220] 陈时见：《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的战略方向与实践进路》，《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25年第8期。

[221] 王雁菊 单天明 吴晨：《入世后中国科技人才发展的优良环境》，《党政干部学刊》2005年第3期。

[222] 侯金亮：《新型举国体制：形态演进、要素构成与功能强化》，《理论探索》2025年第6期。

[223] 欧阳雪梅：《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国科技发展回眸》，《武陵学刊》2013年第1期。

[224] 方新：《中国科技体制改革——三十年的变与不变》，《科学学研究》2012年第10 期。

[225] 白宇轩 马茹 董宝奇：《十八大以来我国科技创新发展的成就、不足与对策措施》，《今日科苑》2022年第11期。

[226] 解敏：《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秘书工作》2025年第2期。

[227] 刘垠：《多层次各具特色区域创新体系更加完善》，《科技日报》2022年12月9日。

[228] 李洁琼：《在科技创新的必由之路上，民营企业大有可为》，《中华工商时报》2025年9月30日。

[229] 陈钰 韩佳伟 孙福全 袁立科：《中国科技强国建设的进程评价与建议》，《科技中国》 2023年第5期。

[230] 谭天骄 玄兆辉：《中国科技人才现状、问题与对策》，《全球科技经济瞭望》2024年第1期。

[231] 陶蕊：《中国国际科技合作战略演变分析——基于对历次国际科技合作规划的观察》，《中国软科学》2017年第S1期(增刊上)。

[232] 苏熹：《新中国对外科技合作交流的发展历程、基本经验与现实启示》，《观察与思考》 2024年第5期。

[233] 靳晓明：《中国科技国际化战略和国际科技合作现状》，《中国高新区》2012年第11期。

[234] 任孝平 杨云 周小林 南方：《我国国际科技合作政策演进研究及对新时期政策布局的思考》，《中国科学院院刊》2020年第5期。

[235] 何光喜：《我国国际科技合作的形势、挑战与展望》，《科技中国》2022年第9期。

[236] 潘馨梅：《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美国对华科技外交研究》，广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5年5月。

[237] 张晓涛：《从“产品出海”迈向“规则出海” 中国民营科技企业的国际化发展》，《人民论坛》2025年第16期。

[238] 黄宁 王晓旭：《健全科技对外开放体制机制的形势及建议》，《科技中国》2024年第12期。

[239] 张春：《文学出版与新世纪文学生态研究》，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年9月。

[240] 钱旭初：《中国当代文学资本化运作简论》，《江苏社会科学》2016年第1期。

[241] 张雨欣：《新世纪网络文学生产机制研究》，曲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5年6月。

[242] 陈萱轩：《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下国有文艺院团改革的理论逻辑、历史演进与实践路径》，《艺术管理》2025年第2期。

[243] 许林：《数字媒介语境下文学生产新变研究》，伊犁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5年5月。

[244] 谭好哲 任晓菲：《中国共产党百年文艺政策与文化领导权建设》，《山东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6期。

[245] 王春林：《新世纪小说发展论》，《中国现代文学论丛》2017年第1期。

[246] 杨春风：《新世纪作家群体创作风貌论略》，《中州学刊》2010年第1期。

[247] 白浩：《新世纪底层文学的书写与讨论》，《文艺理论与批评》2008年第6期。

[248] 杨胜刚：《底层文学的新动向及左翼文学传统的终结》，《南方文坛》2016年第4期。

[249] 郝贵生：《一曲中国工人阶级反复辟斗争的嘹亮战歌——评工人阶级作家赵剑斌长篇小说〈钢城〉》，《乌有之乡》网刊>思潮>文艺新生栏2013-07-23。

[250] 邵燕君 吉云飞：《为什么说中国网络文学的起始点是金庸客栈?》，《文艺报》2020年/11月/6日/第002 版。

[251] 张景华：《〈2021年中国网络文学发展报告〉发布 中国网络文学十年发展迅速》，《光明日报》2023年3月26日04版。

[252] 李海平：《网络文学文本的阶段性特征探究》，《甘肃高师学报》2020年第4期。

[253] 江冰 崔艺文：《论网络写作群体的形成与生存现状》，《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

[254] 卢娜 周珍：《中国作家排行榜十年之变》，《财富生活》2018年第1期。 卢娜 周珍

[255] 焦仕刚：《新媒介环境下新世纪十年中国新诗发展概述》，《山花》2012年第8期。

[256] 杨剑龙：《新世纪中国戏剧的发展与思考》，《学习与实践》2013年第8期。

[257] 焦守红 李明：《徘徊与突围：新世纪头十年文学发展鸟瞰》，《湘南学院学报》2011年第6期。

[258] 丁帆：《新世纪文学中价值立场的退却与乱象的形成》，《当代作家评论》2010年第5期。

[259] 姜黎黎：《中国当代艺术品市场及大陆个体收藏研究》，中央美术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4月。

[260] 余露璐：《当代中国“艺术策展人”生态研究》，东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年5月。

[261] 刘立宇：《新媒介与中国当代艺术变革》，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4月。

[262] 钱晓鸣：《百年国博 百年雕塑——国博百年•中国雕塑百年作品展》，《雕塑》2012年第5期。

[263] 吴永强：《“80后”艺术家与中国当代艺术》，《西北美术》2015年第3期。

[264] 高名潞：《中国当代艺术现状》，《艺术·生活》2011年第2期。

[265] 王敏慧：《试析中国当代艺术发展中的问题与困境及“本土构建”》，西安美术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3月。

[266] 彭金山 张懿红 王建光：《改革开放30年文学艺术的发展历程及其成就》，《贵州社会科学》2008年第11期。

[267] 高建平：《中国文艺理论70年的分期及发展历程》，《社会科学战线》2019年第6期。

[268] 陈辉吾：《党的十六大以来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新探索》，《学习论坛》2013年第9期。

[269] 于迅来：《中国文化体制改革历程及发展路径演化》，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12月。

[270] 刘仓：《中国文化体制改革探析》，《当代中国史研究》2018年第4期。

[271] 魏鹏举：《多元资本对于中国现代文化市场体系的建构》，《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

[272] 徐世甫：《网络文化：技术与文化的后现代联姻》，《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

[273] 刘大先：《新时代长篇小说创作风貌与发展刍议》，《当代作家评论》2025 年第 5 期。

[274] 颜水生：《〈登春台〉与新时代长篇小说的创作特征》，《扬子江文学评论》2024年第1期。

[275] 孟繁华：《新世纪文学二十年：长篇小说的基本样貌》，《南方文坛》2021年第1期。

[276] 冯一凡：《论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中的新时代图景》，《中原文学》2025年第19期。

[277] 文爽：《鲁迅文学奖、时代主题与中国故事》，《创作评谭》2023年第2期。

[278] 马炜：《“民间”话语的征用与泛化——论新世纪以来民间文学奖的“民间”立场》，《当代作家评论》2021年第4期。

[279] 王瑞瑞：《底层文学批评话语的构建与理论思辨》，《文艺争鸣》2023年第8期。

[280] 于东晖：《底层文学叙事在新世纪的变化研究》，浙江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5年6月。

[281] 王大海：《向着黑暗举起投枪》，复兴网首页>文章中心>文艺纵横栏2025-04-15。

[282] 元宝：《从微博到知乎——浅析刘继明〈随想录〉的思想价值》，北京大学教授个人组织的“曹征路-刘继明研究中心”微博>热门推荐栏2025年5月19日(同时发表在同日的人境网站)

[283] 张栋：《作家代际研究的魄力、眼力与心力——张丽军“70 后”作家群体研究综论》，《长江文艺评论》2025年第5期。

[284] 白烨：《新时代青年作家的新使命》，《文艺报》2022年3月2日第002版。

[285] 钟媛：《文学代际问题、媒介权力与“非典型代际性”》，《小说评论》2024年第6期。

[286] 李玮：《从类型化到“后类型化”》，《文艺研究》2023年第7期。

[287] 王雪瑛：《为新时代网络文学画像》，《文汇报》2025年/12月/16日/第005版。

[288] 王光利：《审美范式转型与新媒体文学发展路向》，《江苏社会科学》2021 年第 2 期。

[289] 葛媛媛：《近20年中国网络文学研究的热点及其演进》，《盐城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6期。

[290] 肖映萱 叶栩乔 朱航 李天豪：《中国网络作家生存状态报告》，《名作欣赏》2015年第31期。

[291] 杜海燕：《网络文学作家新生态研究》，《太原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4期。

[292] 冯思然 李慧楠 岑振唯 李弘：《新大众文艺崛起 多价值生态重构——基于〈2024 年度中国网络文学发展报告〉的解读》，《中国数字出版》2025年第4期。

[293] 霍艳：《“素人写作”的跨媒介传播与内核变异》，《扬子江文学评论》2024年第5期。

[294] 付李琢：《从“出海”到“共生”：中国网络文艺国际传播的创新进阶》，《中国文艺评论》2025年第3期。

[295] 张清华：《新时代诗歌十年：生存与空间》，《文艺报》2022 年/4 月/11 日/第 003 版。

[296] 张忻伊 周军：《与传统对话的可能性 ——浅谈 21 世纪诗歌创作发展的新出路》，《文艺争鸣》2023年第10期。

[297] 陈涌泉：《中国戏剧十年：守正创新与多元并进》，《魅力湖南》2024年第6期。

[298] 路斐斐：《如何破局“剧本荒”——正本清源 更新观念 回归常识》，《文艺报》2026 年/2 月/9 日/第 004版。

[299] 周红莉：《新世纪散文的时代意涵与审美风貌》，《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年6月22日。

[300] 王兆胜：《当前中国散文创作偏向及其调适》，《上海文化》2021年第10期。

[301] 吕珍珍：《“读图”与新媒体时代的文学新变和坚守》，《艺术评论》2021年第11期。

[302] 李霖婵 吴梦晗：《人机共生时代文学创作的新变与重构》，《中原文学》2025年第22期。

[303] 丁帆：《新世纪中国文学批评摭谈》，《南方文坛》2020年第6期。

[304] 仲妤淇：《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剖析》，《汉字文化》2025年第18期。

[305] 江飞：《“中产阶级文学:题材或趣味”笔谈(二)——中产阶级文学:题材与趣味》，《山花》2018年第3期。

[306] 宋康：《身份博弈与形象重塑——中国当代艺术策展史研究》，上海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21年4月。

[307] 张艺潇：《新时代美术作品的多元化创作路径探析》，《参花》2025年4期(中)。

[308] 赵跃：《宋庄：中国艺术界的当代实践》，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学位论文2020年5月。

[309] 黄隽 李越欣：《艺术品市场的学术研究脉络与发展》，《美术研究》2022年第3期。

[310] 胡润研究院发布：《14371万元〈2023胡润中国艺术榜〉曾梵志登榜首》，《艺术品鉴》2023年第22期。

[311] 邓福星：《新中国美术70年的现代转型》，《美术》2019年第8期。

[312] 黄禾青：《中国绘画现代转型的路径》，《中国文艺评论》2020年第4期。

[313] 李新颖：《当代雕塑的路径与新面向——首届“中国当代雕塑的方位”学术论坛综述》，《当代美术家》2022年第2期。

[314] 李奕潼：《中国装置艺术语言的时代性特征研究》，延边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4年6月。

[315] 杜婧文：《文化自觉视域下装置艺术本土化研究》，黑龙江社会科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23年6月。

[316] 李笑男：《媒介创新与现实表达——中国当代影像艺术》，《美术》2024年第6期。

[317] 朱亚铮：《中国行为艺术研究综述》，《当代美术家》2024年第2期。

[318] 王晓肜：《网络艺术的媒介特性与生成机制》，东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23年12月。

[319] 张彬彬 朱青生：《中国数字艺术发展综述》，《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2024年第2期。

[320] 顾颖：《感受艺术愉悦 探索艺术边界——评第十四届全国美展之实验艺术、数字艺术展览》，《上海艺术评论》2024年第6期。

[321] 易小燕：《现当代艺术市场完成洗牌：70后逆袭上位》，《科技智囊》2015年第1期。

[322] 辛晓星：《关注中国新青年艺术家及未来市场》，《艺术品鉴》2018年第28期。

[323] 王哲雨：《80后青年艺术家的发展机遇研究》，《艺术教育》2019年第7期。

[324] 贾方舟：《批评的使命与批评家的自觉——中国当代艺术批评二十年(2000—2020)回顾》，《艺术当代》2021年第2期。

[325] 吴永强：《“全球化”与“在地化”的纠缠：中国当代艺术十年动向》，《当代美术家》2020年第3期。

[326] 陈昱锜 巫大军：《“异化”景观——当代艺术的碎片化生成》，《中国民族博览》2020年第10期。

[327] 高迎刚 李成蹊：《祛魅与存真——人工智能时代的艺术存在方式探析》，《民族艺术研究》2024年第1期。

[328] 田野 王晓彤 谯娇 王强：《新中国成立70年 舞台艺术迈向新高峰》，《文化月刊》2019年第10期。

[329] 宗祖盼 刘欣雨：《线上演播：舞台艺术数字化传播的新思路》，《艺术传播研究》2023年第1期。

[330] 杨帆：《跨文化视角下舞台表演艺术的比较研究》，《黑龙江画报》2024年第12期。

[331] 张锡坤 路静：《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原创性体系建设的初步构想》，《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2年第1期。

[332] 谭好哲 徐布维：《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中新时代文艺理论的历史蜕变》，《天津社会科学》2026年第2期。

[333] 汤筠冰：《中国文艺国际传播历程、发展机遇和路径创新》，《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3期。

[334] 薛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研究》，硕士学位论文齐鲁工业大学2024年6月。

[335] 傅才武 秦然然 饶伟达：《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历史经验与未来趋向》，《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9期。

[336] 陈莹雅 鲁明川：《新时代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主要内容、基本原则与现实启示》，《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3期。

[337] 陈庚：《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与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人民论坛》 2024年第15期。

[338] 吴承忠 徐竹嫣：《中国文化市场政策的变迁与演进——基于1988—2021年政策文本的分析》。《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年第2期。

[339] 马衍明 许吴飞：《中国文化市场民营资本准入政策的演化及完善对策》，《行政管理改革》2023年第10期。

[340] 彭凤娇：《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的发展历程及其基本经验研究》，硕士学位论文长春工业大学2024年6月。

[341] 邢玉兰：《文化与科技融合创新：赋能新时代文化发展》，《新楚文化》2025年第23期。

[342] 李媛媛：《新时代深化文化事业单位法人治理结构改革的政策难点与对策建议》，《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7年第6期。

[343] 高宏存 班昂：《我国文化事业单位分类改革的系统重塑——基于“环境—主体”互动框架的视角》，《学术论坛》2025第5期。

[344] 解胜利：《中国式现代化视角下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历程与高质量发展》，《文化软实力研究》2025年第3期。

[345] 寇垠 张静：《共生理论视角下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体建设路径研究》，《决策与信息》2024年第6期。

[346] 李梦琰 战炤磊：《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国有文化企业的使命任务与改革路径》，《文化产业研究》35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4年10月出版。

[347] 于帆：《政策东风起，助力民营文旅企业借势破局》，《中国文化报》2023 年9 月16 日第001版。

[348] 赵学琳 李政锴：《21世纪以来我国文化产业政策的演变与前瞻——基于文化产业政策文本的量化分析》，《学术交流》2021年第12期。

[349] 傅才武 吴晓斌：《“十五五”时期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趋势、特征和发展思路》，《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10期。

[350] 潘旭华：《规模以上文化企业发展稳中向好——国家统计局社科文司统计师潘旭华解读2025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数据》，《中国信息报》2026年2月2日第002版。

[351] 聂娜：《中国文化开放体制的研究脉络与进展》，《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8期。

[352] 张小丹：《新时代中华文化走出去路径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河北工业大学2023年8月。

[353] 王敏 李雨：《中国对外文化形象:“西圈”指标、“出圈”壁垒与“破圈”机制》，《新闻与传播评论》2022年第2期。

[354] 周勇 高桥畅子：《提升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文化产业发展的时代方位、理论内涵与实践体系构建》，《现代出版》2026年第4期。

[355] 顾昕：《全民免费医疗的市场化之路:英国经验对中国医改的启示》，《东岳论丛》2011年第10期。

[356] 梁金刚：《国际医疗卫生体制：模式、规律与启示》，《中国公共政策评论》第22卷(辑刊)格致出版社2022年11月出版。

[357] 吕兰婷 王虎峰：《公立医院医疗服务价格调整难点及推进策略》，《中国医院管理》2015年第7期。

[358] 王虎峰 崔兆涵：《医疗服务价格动态化调整：大转折与新思路》，《价格理论与实践》2017年第6期。

[359] 胡志强：《“中国医改基本不成功”的反思》，《工会博览》2005年第18期。

[360] 李玲 陈剑锋：《新医改的进展评述：基于历史视野和全球视角的分析》，《社会保障研究》2012年第1卷(辑刊)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12年4月出版。

[361] 陶鹰：《中国医改面面观((之四))——十年新医改 仍在深水区》，《人口与计划生育》2018年第9期。

[362] 张茅：《一切为了人民的健康——党的十六大以来卫生事业发展成就》，《党建研究》 2012年第11期。

[363] 朱莉萍 周令 陈麒 王希晨 吕欣桐：《我国民营医院的现状及发展策略研究》，《医学与哲学》2015年第10期。

[364] 王一方：《谈谈医疗的公益性问题》，《中国医学人文》2021年第8期。

[365] 刘军民：《新医改以来我国卫生筹资的进展、问题与面临的挑战》，《卫生经济研究》 2013年第11期。

[366] 丁忠毅 谭雅丹：《中国医疗卫生政策转型新趋势与政府的角色担当》，《晋阳学刊》2019年第5期。

[367] 刘军强 刘 凯 曾益：《医疗费用持续增长机制——基于历史数据和田野资料的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8期。

[368] 代涛：《我国公立医院改革的进展与挑战》，《中国卫生政策研究》2013年第8期。

[369] 徐耘：《我国公立医院财政投入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医学与社会》2016年第11期。

[370] 韦译婷 闵晓阳 朱平华 陈丹丹：《我国城乡医疗卫生资源配置问题的探讨及对策》，《卫生软科学》2019年第4期。

[371] 雷光和：《中国卫生系统公平性探析》，武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6年10月。

[372] 曾望军：《我国卫生服务公平性问题的研究与展望》，《当代经济管理》2012年第6期。

[373] 赵广川 顾海 郭俊峰：《社会经济地位变迁与医疗服务利用不平等》，《公共管理学报》 2016年第2期。

[374] 张玲 罗风：《当前我国医患关系的困境及其出路》，《吉林医学》2017年第4期。

[375] 马强：《我国医疗卫生服务业对外开放：现状、问题与对策》，《中国经贸导刊》2014年第30期。

[376] 和经纬 苏芮：《试验性治理与试点嵌套——中国公立医院改革的政策逻辑》，《社会保障评论》2021年第4期。

[377] 董志勇 赵晨晓：《“新医改”十年：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成就、困境与路径选择》， 《改革》2020年第9期。

[378] 邱佳瑜 宣天惠 蒋艳 李诗麒 苏子涵 程薇：《公立医院补偿机制现状分析及思考》，《中国医院管理》2023年第8期。

[379] 马瑶：《高质量发展背景下我国公立医院收支结构分析及优化建议》，硕士学位论文浙江省医学科学院2023年5月。

[380] 韩亚静：《公立医院治理体系研究——基于3个典型案例的比较分析》，硕士学位论文浙江大学2022年5月。

[381] 李德成 景抗震：《公立医院法人治理结构探讨——基于委托代理理论》，《中国卫生管理研究》2018年第1期。

[382] 石景芬 冯弋 黄薇 胡锦梁 张岚 郑小华 邓绍平：《现代医院管理制度内涵及医院的实施路径》，《中国医院管理》2020年第1期。

[383] 江茜 李扬杵 范心：《发达国家公立医院管办分离改革分析及其对中国公立医院改革的启示》，《现代医院》2021年第6期。

[384] 吕国营：《新时代中国医疗保障制度如何定型?》，《社会保障评论》2020年第3期。

[385] 娄洪 应亚珍：《深化中国特色医保改革：目标明确、路径清晰》，《中国医疗保险》2020年第4期。

[386] 李珍：《基本医疗保险参保机制改革的历史逻辑与实现路径》，《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1期。

[387] 郑秉文 韦玮：《中国医保支付体系改革25年：成就、问题与展望》，《社会保障评论》2024年第3期。

[388] 傅鸿鹏：《目前我国药品供应保障制度基本成型》，央广网《我为医改献良方》2019年3月11日。

[389] 汪建荣：《持续推进药品供应保障体系建设》，《中国卫生》2019年第7期。

[390] 王宗凡：《医疗保障的功能定位与治理机制——关于成立国家医疗保障局的思考》，《中国医疗保险》2018年第4期。

[391] 朱静敏 白杨 张福康：《中国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财政投入现状与可持续性研究》，《中国卫生政策研究》2022年第2期。

[392] 陶凤 常蕾：《“十四五”公共卫生体系重点建设防疫网》，《北京商报》2021年7月5日第002版。

[393] 钱宇 王小合 陈洁 程港镁 潘文文 陈小雨 彭志毅 王雨清：《分级诊疗服务体系理论及实践进展与路径策略研究》，《中国医院管理》2022年第9期。

[394] 张丙岳 段磊 李阳 段光锋：《我国分级诊疗体系建设进展、问题与对策研究》，《健康发展与政策研究》2026年第1期。

[395] 胡善联：《关于制定卫生健康发展“十五五”规划的几点思考》，《卫生经济研究》2026年第1期。

[396] 白剑峰：《卫生事业高质量发展取得积极进展》，《人民日报》2024年9月13 日第004版。

[397] 贾婉文 邵宜添：《放松民营医院准入管制的竞争效应:典型事实与优化路径》，《政府监管评论》2024年第2期。

[398] 吕建玲：《新医改形势下对比分析民营医院和公立医院的发展》，《中国市场》2022年第15期。

[399] 庞瑞芝 李倩楠：《健康中国背景下的“看病贵”与政府支出——基于资源配置结构性失衡视角的分析》，《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2期。

[400] 李中凯 姜文君 姚娇 张丽萍：《我国医疗卫生资源配置现状、问题及优化路径》，《中国社会医学杂志》2025年第6期。

[401] 陈永正 李珊珊 黄滢：《中国医改的几个理论问题》，《财经科学》2018年第1期。

[402] 汪锦军：《走向混合竞争模式：我国医疗改革的方向选择》，《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 2013年第6期。

[403] 赵双雨 冯雅琳 王俊：《基于产权理论的公立医院财政投入改革机制研究》，《中国卫生经济》2026年第4期。

[404] 孟庆跃：《我国公立医院体系分析》，《中国卫生经济》2026年第5期。

[405] 崔春舜 丁菡容 王延青 刘娜 段玉平 何俊：《建立健全以公益性为导向的公立医院绩效考核体系研究》，《中国实用乡村医生杂志》2024年第2期。

[406] 李卿璞 李正旺：《医疗费用快速增长的原因研究》，《商业观察》2025年第2期。

[407] 袁俊杰：《城乡居民医保整合对居民医疗负担的影响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山东财经大学2024年5月。

[408] 顾昕 惠文：《全民医保与医疗服务利用的公平性研究——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多轮数据的分析》，《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5期。

[409] 袁静：《中国各地区卫生服务公平性与患者的健康支出贫困的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南京中医药大学2019年3月。

[410] 张振玲 朱保群：《我国医患关系现状研究综述》，《卫生职业教育》2021年第5期。

[411] 褚振海 罗妮娜 何宁 雷笑瑜 张丽琴：《新形势下医患矛盾的形成原因与防范化解策略研究》，《天津科技》2026年第3期。

[412] 荆文娜：《扩大医疗健康服务对外开放 丰富供给又互补》，《中国经济导报》2025年5月13日第002版。

[413] 孙东方：《当前世界格局变动与中国和平发展的外交战略取向》，《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2年第1期。

[414] 曹亚斌：《21世纪以来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领域分析》，《国际关系研究》2015年第3期。

[415] 叶晓迪：《制衡不足与后冷战时期美国的反制衡机制：“一霸四强”的分析框架》，《当代亚太》2019年第3期。

[416] 林宏宇：《国际金融危机、G20的崛起与中国》，《现代国际关系》2009年第11期。

[417] 赵可金：《建设性领导与中国外交转型》，《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5期。

[418] 徐珊：《十六大以来“全方位外交格局”战略思想的新发展》，《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个人课题成果集2011年》(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6月出版。

[419] 王浩：《过度扩张的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及其前景论析》，《当代亚太》2015年第2期。

[420] 信强：《“次轴心”：日本在美国亚大安全布局中的角色转换》，《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4期。

[421] 孙承：《论东亚权力格局变化下的日本国家战略转换》，《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21年第5期

[422] 陈小鼎 王翠梅：《周边国家应对中国崛起的战略选择：一种基于制衡能力和制衡意愿的解释》，《当代亚太》2019年第1期。

[423] 张春：《中国对发展中地区整体外交研究》，《国际展望》2018年第5期。

[424] 王耀东 张旭东：《中国多边外交的发展与思考》，《党政论坛》2011年第9期。

[425] 王家瑞：《在国内国际大局互动中构建立体式政党外交新格局——十六大以来党的对外工作的新发展》，《求是杂志》2012年第20期。

[426] 张骥 丁媛媛：《中国民间外交、地方外交与人文交流70年——人民的外交》，《国际展望》2019年第5期。

[427] 王战 李永全 姜锋 于运全 徐明棋 冯绍雷：《俄乌冲突、全球政治经济转型及其对中国的影响》，《俄罗斯研究》2022年第3期。

[428] 韦宗友 汤杰：《俄乌冲突、美国印太战略新发展与国际秩序》，《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24年第1期。

[429] 王健：《聚焦“十五五”：关键时期的外部环境与更有作为的大国外交》，《太平洋学报》2026年第1期。

[430] 颜少君：《新形势下一带一路面临的风险与中国抉择》，《开放导报》2023年第1期。

[431] 刘宥熙 张文涛：《共建“一带一路”推进全球经济治理》，《宏观经济管理》2026年第1期。

[432] 于鹏：《亚太区域价值链变迁及其对地区权力格局的影响研究》，外交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22年5月。

[433] 李清如 鞠佳颖：《东亚价值链重构趋势下中日经贸关系变化及走向》，《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4期。

[434] 许唯聪 张寒：《特朗普2.0 新政冲击下东亚区域价值链合作:潜在机遇、推进风险及中国战略选择》，《国际贸易》2026年第2期。

[435] 包广将：《多节点结构：东亚国际秩序的转型与“轴辐体系”的困境》，《国际政治研究》2021年第2期。

[436] 门洪华：《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外交战略的新突破》，《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5年第7期。

[437] 张靖：《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新特点、新挑战及应对路径》，《2025年社会学研讨会人文与发展分论坛论文集》(上册)中国会议2025年10月发表。

[438] 金灿荣 吴心伯 朱锋 王栋 张文宗 李隽旸 耿召：《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价值与路径思考》，《国际观察》2026年第4期。

[439] 柳丰华：《新形势下的俄美关系走向》，《国际问题研究》2024年第3期。

[440] 杨佳腾：《“积极和平主义”再认识: 从对外政策到国家战略》，《日本问题研究》2024年第2期。

[441] 吕耀东：《日本“新时代现实主义外交”理念及其政策取向》，《日本学刊》2023年第6期。

[442] 张红：《警惕!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已成现实威胁》，《人民日报》海外版/2026年/4月/11日/第006版。

[443] 吕耀东 鞠佳颖 陆思影：《“亲诚惠容”周边外交中的中日关系发展及走向》，《思想理论战线》2025年第4期。

[444] 冯嘉琳 孙堂厚：《新时代中国周边外交工作的多维挑战与优化路径》，《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26年第2期。

[445] 赵雅婷 陈兆源：《中国发展中国家外交的历史传承与当下实践》，《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3期。

[446] 吴志成：《多边主义的中国源流与世界启示》，《世界经济与政治》2025年第2期。

[447] 张乐怡：《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的理论演进与实践创新研究》，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5年4月。

[448] 王秋怡：《大国善治:民间外交的理论流变、历史演进与困局破解》，《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1期。

[449] 郭锐 王雪松：《主场外交：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互动的中国探索》，《学术探索》2024年第1期。

[450] 李建伟：《中国人口发展的趋势研判及其对未来经济发展的影响》，《改革》2025年第8期。

[451] 刘厚莲 张刚：《我国人口负增长态势：机遇、挑战与应对》，《行政管理改革》2023年第2期。

[452] 原新 于佳豪 金牛：《从增量到减量：“十五五”时期我国人口发展特征及治理转型》，《治理研究》2026年第1期。

[453] 童玉芬 杨艳飞：《人口高质量发展：概念、挑战与实践路径》，《西北人口》2026年第5期。

[454] 杨菊华：《中国人口发展的亘古之变——兼论人口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河北学刊》2026年第4期。

[455] 江立华：《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人口流动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社会发展研究》2018年第2期。

[456] 张琛 孔祥智：《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演变历程、趋势与政策建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22年第3期。

[457] 闵欣伟 王力 王子豪：《我国少数民族人口流动转变的历程与特征》，《广西民族研究》2024年第5期。

[458] 刘涛 彭荣熙 卓云霞 曹广忠：《2000—2020年中国人口分布格局演变及影响因素》，《地理学报》2022年第2期。

[459] 卓贤 王訸 朱妮 侯永志：《总人口增长转折期的人口区域分布：现状、问题与对策》，《改革》2025年第2期。

[460] 王钦池：《区域人口分化与协调发展:集聚、效率与平衡》，《江海学刊》2026年第3期。

[461] 丁任重 王河欢 何忻遥：《面向中国式现代化的城镇化转型——历史脉络、典型事实与路径选择》，《南开经济研究》2023年第10期。

[462] 盛广耀：《网络型城镇化：新时期我国城镇化空间格局优化研究》，《区域经济评论》 2026年第1期。

[463] 刘彦随 杨忍 林元城：《中国县域城镇化格局演化与优化路径》，《地理学报》2022年第12期。

[464] 杨林生 郭亚南 朱会义 谢高地 廖晓勇 葛全胜：《中国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进展与走向》，《中国科学院院刊》2023年第12期。

[465] 杨保军 陈明：《中国城镇化发展特征和转型趋势》，《中国房地产金融》2024年第4期。

[466] 费罗成※ 王光浩 谈心怡：《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碎片化”及其整体性治理》，《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25年第8期。

[467] 赵凡：《农村空心化的生成逻辑风险隐患与韧性治理路径研究》，《农业与技术》2026第6期。

[468] 李春生：《中国两个城镇化率之差的内涵、演变、原因及对策》，《城市问题》2018年1期。

[469] 刘小年：《农民工市民化的共时性研究：理论模式、实践经验与政策思考》，《中国农村观察》2017年第3期。

[470] 周立：《城乡中国背景下工农关系的历史演进与发展趋势》，《国家治理》2021年10月第2期。

[471] 李实 罗楚亮：《中国收入差距究竟有多大?——对修正样本结构偏差的尝试》，《经济研究》2011年第4期。

[472] 叶健：《中国首超美国，成十亿富豪最多国家》，新华每日电讯/2013 年/3 月/2 日/第 007 版。

[473] 郑礼肖：《共同富裕目标下规范财富积累机制的路径探索、挑战与对策》，《当代经济管理》2023年第11期。

[474] 章贵军 方若婷 朱建平：《城乡居民共同富裕之路探究——基于“收入、消费和财富”不平等的测度与比较》，《当代经济研究》2024年第7期。

[475] 徐进：《中国社会保障70年: 制度演进、理念变迁、中国经验》，《哈尔滨商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

[476] 陈微波：《公营部门劳动关系：对我国国有企业劳动关系的重新定位》，《现代经济探讨》2011年第12期。

[477] 康静萍：《改制后的国有企业劳动关系特征及其协调机制研究》，《教学与研究》2012年第4期。

[478] 全燕黎 冉薇薇：《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资本逻辑演进》，《生产力研究》 2024年第4期.

[479] 孙中伟：《中国产业工人工资增长为何缓慢?——低工资劳动体制的形成与特征》，《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2025年第1期。

[480] 马亚飞 张轶之 路晓蒙：《“三权分置”背景下农地流转市场化发展：新近状况、驱动机制与政策建议》，《农业经济问题》2025年第2期。

[481] 陈义媛：《资本下乡：农业中的隐蔽雇佣关系与资本积累》，《开放时代》2016年第5期。

[482] 马太超 邓宏图：《从资本雇佣劳动到劳动雇佣资本——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剩余权分配》，《中国农村经济》2022年第5期。

[483] 仇立平：《回到马克思：对中国社会分层研究的反思》，《社会》2006年第4期。

[484] 李培林：《改革开放近40年来我国阶级阶层结构的变动、问题和对策》，《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7年第6期。

[485] 王喆：《“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科学论断的提出及其实践》，《湖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2年第6期。

[486] 李培林 尉建文：《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国工人阶级构成的变化和应对》，《学术月刊》2021年第9期。

[487] 顾辉：《过渡型阶层结构与社会流动转化机制：理论阐释与现实分析》，《浙江学刊》2023年第6期。

[488] 朱静辉：《土地资本化与农村阶层再分化——一个沿海村庄的阶层结构变迁分析》，《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

[489] 钟子艺 黄进：《城乡深度融合背景下农村社会阶层的“梯形”结构研究——以成都平原J村为例》，《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1期。

[490] 朱光磊 韩林秀：《现阶段中国阶层格局变化的十大新特点》，《行政论坛》2024年第4期。

[491] 肖潇：《我国新个体经济发展探析》,《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22年第3期

[492] 周晓虹：《全球化、社会转型与中产阶级的建构——以中国为对象的比较研究》，《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

[493] 朱斌：《当代中国的中产阶级研究》，《社会学评论》2017年第1期。

[494] 阮敬 孙琰蕙 王兴玉：《风险与机会——中等收入群体演化的动态测度研究》，《人口与经济》2025年第4期。

[495] 刘朝霞：《国外学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争论及启示》，《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

[496] 刘利欢：《十八大以来海外对中国道路研究探析》，硕士学位论文武汉大学2020年5月。

[497] 李怀印：《宏观历史视野下的中国现代化——阶段递进与路径选择》，《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2024年第5期。

[498] 李琼英 朱力：《扩散与异化：现阶段我国劳资矛盾的新表征》，《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

[499] 姚伟：《当代中国社会矛盾冲突研究回顾与展望》，《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7年第3期。

[500] 刘兴云：《阶级理论与当代中国工人集体行动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中南大学2012年5月。

[501] 汪仕凯：《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个争议话题》，《社会学研究》2013年第3期。

[502] 汪仕凯：《国家发展战略下的新工人:集体行动与权利意识》，《广东社会科学》2017年第2期。

[503] 侯博文：《当代中国工人阶级多元化结构及阶级意识分化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哈尔滨工业大学2018年6月。

2026年10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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