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市政厅在浓烟中坍塌，巴黎街头奢侈品的橱窗碎裂一地……
2026年10月17日，法国从巴黎到马赛，从里尔到里昂，数十万人涌上街头，抗议“生活昂贵”。游行最终演变为焚烧车辆、打砸商铺、纵火市政厅。据初步统计，约1200人被捕，超过150名警察受伤;后续法国内政部通报的被捕人数上升至约1800人，受伤的安全部队人员超过500人。在法国中南部小城利摩日，一座建于1883年、拥有143年历史的市政厅被纵火焚烧，43米高的钟楼在烈焰中坍塌。这是法国近年来最严重的暴力骚乱之一。
法国的这场骚乱，再一次将资本主义在光鲜表象下的溃疡暴露在世人面前。人们惯于将这类事件归因为“失控的情绪”或者“暴徒的无序”，但我们要追问的是：一个以“自由、平等、博爱”立国的发达国家，为何会反复陷入底层愤怒与暴力镇压之间的不对称循环?
马克思在170多年前揭示的真理，在今天依然切中现实：一切社会冲突的根源，都深藏于物质生产的矛盾之中。法国街头的怒火，在其本质上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在感性层面的爆发。
表面上看，这场骚乱起于教育预算的削减和生活成本的上涨。政府为应对财政赤字，在2026年预算中已从公立学校移除3256个教学岗位，2027年预算案又计划再削减约1588个正式教师岗位;与此同时，能源和生活必需品价格持续攀升，底层民众的不满不断累积。从郊区高中的学生抗议，到全国数十万劳动者的街头游行，再到暴力冲突的全面升级——看似一连串事件的连锁反应，实则是矛盾长期积累的总爆发。
财政紧缩和生活成本上涨，是骚乱的根本原因吗?不是。这些只是症状，不是病因。财政紧缩并非中立的经济政策，而是资本将危机转嫁给全社会的手段。在资本主义体系中，危机永远不会由资本所有者独自承担;它会通过国家的政策设计，一层层向下传导，最终落在最缺少反抗能力的底层身上。
当代资本主义的核心矛盾，依然是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在新自由主义推行的半个世纪里，资本为了对抗利润率下降的趋势，不断通过金融化、全球化和削减社会福利来维持积累。法国作为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早已进入金融资本主导的阶段：实体产业持续外流，制造业岗位不断减少，大量青年和移民群体被排斥在正规劳动市场之外。
他们住在远离城市中心的郊区，承受着失业、低薪、教育匮乏和公共服务萎缩的多重挤压，却还要为资本的危机买单：能源价格上涨的成本由工薪阶层承担，财政紧缩的代价由底层民众支付，而资本的利润却始终得到国家机器的保护。这就是问题的实质：资本主义的积累，必然以大多数人的贫困和被剥夺为代价;繁荣归于少数人，而危机的代价却被推给所有人。
骚乱中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是：奢侈品门店频繁成为袭击目标。劳力士、爱马仕、路易威登——这些象征着财富和地位的商品符号，在愤怒的人群面前化为碎片。这不能简单地定义为“零元购”，而是一种以破坏商品符号为形式的、对商品拜物教统治的自发抗议。
在一个被商品统治的社会里，人的价值被物的价值所取代，成功的标准被简化为对奢侈品的占有。底层青年眼看着自己被排除在“体面生活”之外，却在广告和媒体中被无休止地灌输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这种落差所产生的怨恨，最终以破坏商品的形式爆发出来。一旦积压已久的情绪找到宣泄口，反抗便会以最原始、最直接的方式呈现。-24
这次骚乱中，超过150名警察受伤，上千人被拘捕，马克龙政府用严厉措辞谴责“暴力”。但我们需要追问的是：暴力从何而来?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现代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当资本的利益受到威胁时，国家就会撕下“中立”的面具，用暴力机器压制民众的反抗。因此，只要贫富差距依然存在，只要阶级压迫依然存在，街头的冲突就不会消失。
也有观点将法国骚乱归因于移民问题和种族矛盾。可是，种族歧视并非孤立的文化现象，而是阶级压迫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种族化表现。移民群体之所以集中在郊区贫民窟，之所以从事最低贱的工作，之所以遭受警察的区别对待，根本原因在于他们处于资本主义阶级结构的最底层。资本需要廉价劳动力的后备军，于是开放移民;当危机来临时，又将移民当作替罪羊，转移阶级矛盾。
极右翼政党正是利用这一点，把民众的不满引向种族对立，以此掩盖资本才是危机制造者的真相。现实是：白人工人和移民工人承受着同样的剥削，他们的敌人不是彼此，而是那个让他们共同贫困的制度。种族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工具，它的作用就是分裂工人阶级，让被压迫者互相仇恨，从而忘记真正的压迫者。
法国的骚乱不是偶发事件，而是整个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总危机的一个缩影。从美国的种族抗议到欧洲的罢工浪潮，从“黄马甲”运动到今天的街头冲突，历史正在以自己的方式印证马克思的论断。资本主义越是试图通过转嫁危机来延续自身，就越是将更多的人推向对立面;越是用暴力压制反抗，就越是积累更大的爆炸能量。
我们反对无差别的暴力破坏，因为自发的骚乱不足以改变制度本身，真正的解放只能来自有组织的阶级斗争。但我们也拒绝把底层的愤怒简单地归咎于“暴徒”：每一次街头的动荡，都是对资本主义合法性的一次冲击;每一次社会的震颤，都是历史辩证法的一次显现。
它告诉我们：那个看似永恒的资本主义秩序，并非坚不可摧;而那些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人们，终有一天会夺回属于自己的历史主体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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