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Eric Yang
排版/萨姆沙
校对/Czarne słońca
摘要：
2026年2月，印度共产党(毛主义)中央军事委员会核心军事领导人德夫吉里(Devgiri)与多名中央高层干部一道，向印度当局投降。这一大规模高层叛逃，发生在持续多年的“绿色狩猎”(Green Hunt)反叛乱行动、国家对反抗军的渗透以及以悬赏促使叛乱分子投降的背景之下。主流安全话语与自由主义媒体随即断定：印度历时数十年的纳萨尔派革命运动已遭不可逆的崩溃。
本文以历史唯物主义和持久人民战争理论为依据，对这种片面的失败主义叙事提出质疑。文章认为，精英干部的集体投降只是一次局部的、短期的组织挫折，而非印度农村边缘地带群众性反剥削抵抗的彻底瓦解。论文梳理了自1967年纳萨尔巴里起义以来纳萨尔派斗争长达半个世纪的演变历程，并将分析聚焦于印度尚未解决的结构性矛盾：土地占有的集中、僵化的种姓等级、企业采矿与农业榨取主义，以及农民和阿迪瓦西(Adivasi)原住民所遭受的系统性剥夺。
“革命失败论”背后有两个核心理论缺陷：一是以精英的眼前挫折来评判抵抗运动的小资产阶级短视;二是抹除农村农民群体作为社会转型主要行动者的唯心主义、以英雄为中心的史学观。本研究进一步剖析了印共(毛)内部根深蒂固的制度性脆弱——高层领导人中的改良主义偏移、精英与基层社群的脱节、群众监督机制的不足——这些因素为2026年的领导危机埋下了伏笔。
通过对中国、尼泊尔、秘鲁持久革命运动的比较分析，论文揭示了在持续国家镇压之下农村反国家抵抗的普遍循环节律。文章以打通农村部落地区与城市被剥夺劳动者的多层次群众动员为核心，提出有针对性的制度改革以修复组织创伤。分析的结论是：尽管出现周期性收缩与领导层叛逃，印度根深蒂固的结构性剥削仍在持续，为反资本主义的农村抵抗创造着稳定的客观条件。
关键词：印共(毛);纳萨尔主义;持久人民战争;农业阶级斗争;绿色狩猎;国家反叛乱;南亚农民抵抗
0 引言
2026年2月24日，印共(毛)中央军事委员会关键成员德夫吉里与数名全国性高级干部一道，正式向印度政府及各邦安全部队投降。他们的投降，是长期“绿色狩猎”反叛乱框架下国家协同镇压的累积结果：对偏远根据地的大规模军事包围、遍布乡村的告密者网络部署，以及用以诱使地下高层领导人叛逃的巨额金钱激励。这一事件迅速占据南亚媒体与政策研究的版面，掀起一股悲观论调的分析浪潮，将纳萨尔派人民战争描绘成一支耗竭殆尽、已然失败的力量。
此类解读过度聚焦于精英叛逃造成的即时组织损伤，却忽视了对于当代亚洲政治经济至关重要的三个语境维度：印度中部农村反国家叛乱的长时段历史演变;由印度国家与榨取资本结盟所锻造的深层结构性社会矛盾;以及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所揭示的、持久群众抵抗的既定循环规律。
既有关于纳萨尔主义的研究分属三个分析孤岛，各有明显局限，本文即针对这些局限展开。第一，与国家立场一致的安全研究将纳萨尔运动贬为一桩国内安全麻烦，把农村动乱当作治安问题，无视驱动基层不满的阶级与种姓剥削。第二，印度的自由主义社会学者承认农村不平等，却过分强调个别高层领导人的政治能动性，采用一种隐含的英雄史学，贬低农民和阿迪瓦西人自主动员的能力。第三，既有的激进马克思主义分析虽记录了运动的群众支持基础，却很少以2026年领导集体投降作为党内退化的个案，也未能整合跨亚洲的革命经验，为运动当前的僵局设计以群众为中心的制度矫正方案。
本文通过综合以下内容来填补这一研究空白：一部凝练的纳萨尔运动编年史;对失败主义“崩溃”叙事的唯物主义批判;对印共(毛)理论优势与结构性内部弱点的评估;以及一套针对运动防御性僵局而量身定制的广泛群众动员改革。对中国、秘鲁、尼泊尔农业持久人民战争的有限比较分析，为解读暂时的革命逆转提供了跨国的亚洲革命语境。本分析追问全球南方的国家暴力、帝国主义与国内剥削、种族—阶级压迫，以及人民反资本主义的抵抗，并特别聚焦当代印度的农村政治经济。本文避免片面的党派化辩护，作出平衡的唯物主义评价，既承认农村抵抗持久的客观基础，也正视2026年精英叛逃事件所暴露的严重内部组织缺陷。
1 印度纳萨尔派革命运动的历史演变(简编)
印度毛主义的农村武装抵抗并非自发爆发，而是南亚激进左翼五十年群众斗争、意识形态调整与地下组织巩固的累积产物。它的存续并不系于一小撮中央精英的忠诚，而根植于人民对地主、资本家与国家镇压的深层怨恨。其发展可划分为四个压缩的历史阶段。
1. 萌芽与派别分化，20世纪60—70年代
1967年纳萨尔巴里起义标志着印度现代武装农业革命的正式诞生。西孟加拉邦的农村农民奋起反抗地主与商业性农业资本的双重剥削，发动了第一场持续的全国性农村武装暴动。印度政府以残酷的军警镇压回应，使基层活动分子伤亡惨重，迫使运动转入战术退却。即便如此，地下组织网络仍在安得拉邦、奥里萨邦和恰蒂斯加尔邦的偏远农村腹地延续存续。意识形态分裂使印度各左翼政党在农村武装斗争的合法性问题上分道扬镳;坚持毛泽东思想与农民革命的各派，在国家镇压之中逐步巩固地下网络，为21世纪初一个统一的全国性毛主义政党奠定了基础。
2. 巩固与区域扩张，20世纪80年代—2004年
分散的纳萨尔武装团体践行“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逻辑，在印度经济边缘化的中部内陆建立半自治的农村根据地。地方干部组织起集体抵抗，反对地主的地租剥削、掠夺性的高利贷，以及国家支持下企业对阿迪瓦西人森林与土地公地的侵夺。2004年，两大激进左翼组织——人民战争组织(People’s War Group)与毛主义共产主义中心(Maoist Communist Center)——合并，组成印度共产党(毛主义)。这次统一构成一个关键转折点：组织结构趋于标准化、跨邦武装行动得以协调，群众组织工作也扩大到全国规模。
3. 扩张与战略僵持，2004—2018年
统一之后，印共(毛)的势力范围遍及印度中东部的“红色走廊”，覆盖十余个邦。在鼎盛时期，该党的游击分队及附属群众组织在印度近三分之一的国土上保持活跃存在。除与国家军队的防御性交锋外，基层党组织还实施了地方性的再分配政策：减租、反高利贷运动，以及对阿迪瓦西人土地与森林使用权的正式保护。这些措施直接动摇了地主与矿业公司在边缘农村地区长期的政治经济支配地位。印度政府将印共(毛)列为印度首要的国内安全威胁，并发动周期性的大规模反叛乱战役，矛头直指农村根据地。
4. 持续国家镇压与组织危机，2018年至今
自2018年起，联邦与各邦政府在永久性的“绿色狩猎”框架下协调数十万安全人员，部署多层次的反叛乱工具箱：协同军事清剿、系统性的告密者网络、诱降的金钱激励，以及切断偏远根据地补给线的物资封锁。长期高强度镇压使基层干部伤亡不断，并反复逮捕中层与全国性党的领导人。这种旷日持久的国家压力最终在2026年初汇聚为德夫吉里及其他中央委员会核心成员的集体投降，标志着该运动半个世纪历史上最严重的领导层危机。
关键在于，这一重大组织打击并未摧毁运动的基层乡村网络、偏远农村根据地，以及在农民和阿迪瓦西社群中的广泛群众支持。在其五十年的轨迹中，印度毛主义运动曾多次经受残酷的国家镇压与多轮战术退却，而后重建组织能力。周期性的挫折与收缩是持久革命斗争的常态，而地下抵抗网络的持续存续，才是其历史发展的主线。
逐渐萎缩的印共毛活动区
2 定义2026年精英叛逃：战术挫折，而非革命崩溃
德夫吉里及印共(毛)其他中央干部的集体投降，是数十年国家不间断反叛乱所造成的一次实质性战术损失。对运动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唯物主义分析表明：这一事件只是一次局部的、精英层面的危机，而非印度人民革命的系统性崩溃。
在眼前的短期之内，叛逃的领导人执掌着军事指挥、根据地治理与跨邦地下协调等核心要职。他们的离去泄露了有关武装部署路线、秘密通讯网络与农村基地设施的敏感情报。多个游击分队被迫紧急战术转移，若干县的群众公开组织活动急剧收缩，党内士气遭受暂时侵蚀，在区域组织结构内部造成了离散的脆弱点。这一事件对整个运动构成了一次严峻的现实韧性考验。
然而，若放在更宏大的全国革命事业中来审视，精英的动摇并未侵蚀运动的群众基础。永久扎根于孤立农村地区的基层干部、身经百战的森林游击战士，以及在国家与地主剥削下历经数十年亲身体验的阿迪瓦西人和贫苦农民社群，并没有随投降的中央领导人一同抛弃运动。历史先例印证了这一模式：2010年印共(毛)政治局成员大批被捕，2016年国家对东部红色走廊的全面包围，都曾造成严重的组织损伤，但运动凭借去中心化的基层组织和群众社群的支持迅速重建。2026年的领导危机符合革命斗争波浪式发展的规律：它是长期国家镇压所诱发的周期性收缩阶段，而非反剥削抵抗不可逆的终局崩溃。
3 “革命失败”论调的意识形态与理论谬误
那些断言印共(毛)运动已彻底崩溃的失败主义评论，建立在两个相互勾连的理论弱点之上，而这两个弱点都与历史唯物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既定规律相抵触。
3.1 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脱离群众物质现实的短视
宣扬革命失败叙事的分析者，一味盯着表层的扰动——精英叛逃、群众公开行动的收缩——却无视印度根深蒂固的结构性阶级矛盾和运动持久的群众支持基础。面对短期的战术逆转，这些观察者把五十年累积的革命发展全盘抛弃。类似的失败主义论调，曾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退却阶段、以及拉美农村武装运动遭遇挫折时反复出现，反映出小资产阶级政治思想的一贯意识形态倾向：与农村人民活生生的物质条件相脱节，无力把握反资本主义革命斗争内在的长期性与残酷性。这一框架的内核，就是拒绝承认持久的人民解放斗争不能用转瞬即逝的战术结果来衡量。
3.2 唯心主义英雄史观：抹除人民作为历史主要创造者的地位
“失败论”依托于一种唯心主义史学，把决定性的历史重量赋予一小撮高层领导人，人为放大个别精英的政治权力，却把农村群众贬为被动的历史旁观者。历史唯物主义确立了社会转型的两个根本动力：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以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劳动农民、部落民众和城市无产者构成历史变革的主要行动者。印度尚未解决的结构性不平等——种姓分层、土地所有权垄断、极端的城乡财富差距，以及庶民劳动者的系统性贫困——始终未被国家政策所触及，从而持续产生集体反抗剥削的群众需求。只要滋养农村叛乱的物质社会条件依然存在，群众性的反国家抵抗就不可能被彻底消灭。
4 印共(毛)的理论基础与内部制度缺陷
运动的战略框架保留着连贯的唯物主义根基，但2026年的领导危机暴露了长期累积的内部结构性缺陷，这些缺陷放大了精英对国家诱降激励的脆弱性。
4.1 一以贯之的科学理论路线
印共(毛)是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政党，锚定于列宁主义建党原则、毛泽东思想，以及贡萨罗(Gonzalo)的持久人民战争框架。其核心战略取向——从农村根据地包围城市、通过持久武装斗争夺取政权、以农民、部落民众和城市贫民为组织中心——契合印度作为一个边缘农业国、受地主与资本家支配的物质现实。该党与边缘农村社群物质利益的一贯契合，使其抵抗成为对地主、资本家与国家官僚权力三重剥削的正义制衡。尽管遭遇战术挫折，其反剥削斗争的规范合法性并未动摇。
4.2 2026年叛逃危机所暴露的内部弱点
除外部国家军事压力之外，中央干部的集体投降还源于党内长期积累、亟需制度改革的内部缺陷：
第一，精英领导层内部悄然蔓延的改良主义妥协意识形态。多年防御性僵持，使部分高级干部滋长了回避持久阶级斗争的心态，滋生出规避风险、谋求妥协的政治心理，最终使他们经不起国家的金钱收买与军事胁迫。
第二，精英领导人与基层民众之间日益加深的社会隔绝。许多全国级干部长期脱离一线游击活动、与农村社群中断经常性接触，逐渐丧失对激励群众抵抗的物质剥夺的切身了解，削弱了投身革命组织的长期信念。
第三，内部监督与路线斗争机制发育不足。该党缺乏一贯的制度程序来识别和处置精英干部的意识形态妥协，群众监督中央领导的正式渠道也十分有限。上层党内不受制约的意识形态退化，最终酿成了全国性核心领导人的集体投降。
5 持久人民战争与农村反剥削斗争的周期性
毛泽东《论持久战》将一切反抗系统性压迫的群众解放运动的发展节律予以形式化：依次经历敌方军事优势、双方战术相持、以及逐步转向人民力量相对优势的三个阶段。牺牲、领土收缩与局部性的精英挫折，都是长时段革命斗争不可避免的阶段。贡萨罗对持久人民战争的阐发进一步强调，农业边缘国家的农村反资本主义抵抗无法速胜，需要数十年累积群众组织力量。印度纳萨尔运动的历史轨迹完全契合这一唯物主义理论框架。
支撑运动长期存续的是三个核心物质现实。第一，其反剥削纲领的规范正义性，为群众支持提供了持久根基。该党斗争的矛头直指种姓等级、土地垄断与企业榨取主义所构成的多重压迫，直接对应千百万边缘农村民众的物质解放诉求。第二，国家与反叛力量军事能力的失衡是一种暂时的、与阶段相联系的状况。印度国家掌控正规军队、治安基础设施、财政资源与主流媒体，享有短期战术优势;革命力量则因结构性原因长期处于防御性相持，这是亚洲及全球南方农村反国家抵抗的标准特征。第三，长期的变革进展有赖于组织力量渐进的量的积累：根据地控制的扩展、庶民群众意识形态觉悟的提高、武装群众队伍的壮大，以及革命政治理念的更广泛传播。2026年的精英叛逃与区域战术收缩，不过是这一缓慢量变过程中的微小波动，无力扭转驱动农村反资本主义抵抗的长期结构性压力。
比较革命史证实了这一循环模式：精英的大批动摇与局部组织瓦解，曾发生在中国长征的退却阶段、秘鲁持久人民战争中反复的战术挫折，以及尼泊尔人民战争反抗国家与精英权力的多个低谷。在每一情形中，运动都凭借连贯战略路线的保持和群众社群的持续支持，重建了持久抵抗。印度毛主义运动遵循着同样的唯物主义历史逻辑。
6 扭转当前僵局的战略对策：广泛的跨部门群众动员
农村与城市的广大人民，构成持久人民战争最可靠的基础资源。2026年精英投降危机暴露了运动群众工作中的结构性缺口：精英脱离基层生活、动员框架狭窄地局限于既有的农村部落地区、群众监督党的领导缺乏正式渠道。为修复组织创伤、反制国家反叛乱封锁、并缓解精英的意识形态妥协，党的一切战略工作都必须以制度化的体系为依托，聚焦于扩大、多样化的群众动员。
6.1 把动员扩展到传统农村根据地之外
历史上，群众组织工作主要集中于红色走廊内既有的部落与农民社群，对城市贫民、产业雇佣工人、无地流动劳工和农村青年学生的触达不足。两条互补的组织改革路线应对这一局限：
第一，通过持续落实再分配生计政策，深化对现有农村根据地的巩固：减租、反高利贷运动，以及对阿迪瓦西社群土地与森林的正式保护，夯实部落农民和无地农民的核心支持基础。
第二，把组织工作扩展到城市地区，在工厂厂区、非正式贫民窟聚居区和零工市场中建立地下触达网络，揭露集中于城市经济之中的企业资本、国家官僚与土地精英的复合剥削。把产业工人和失业的城市贫民吸收入附属群众组织。并行开展青年政治教育，培养新一代基层干部，以填补精英叛逃造成的领导空缺，消除组织权力真空。
6.2 制度化基层群众自治与群众监督
要解决精英脱离与内部监督机制薄弱的问题，组织权力必须向下分散。在每一个农村和部落地区建立村级正式群众团体——农民协会、部落治理委员会、妇女组织和青年自卫队——让社群直接参与根据地治理，包括土地再分配、地方治安管理和基本资源分配。一套标准化的群众评议框架，要求各级党和游击队领导定期作公开工作报告，并设立正式的社群渠道供公众批评与质询。农村社群由此获得正式监督机制，可及早报告精英妥协、规避风险或与庶民物质现实相隔绝的苗头，自下而上构建起抵御领导层内部意识形态退化的制度防线。
6.3 把日常群众斗争锚定于地方性物质怨恨，以巩固政治共识
单纯依赖武装游击行动，无法维系群众对革命事业的长期认同。一切组织工作都必须把党的活动与农村和城市民众眼前的生存需求直接挂钩，针对各地区的具体矛盾开展有针对性的地方性群众运动：为农民社群开展反对国家强行征地与地主高利贷的集体抵抗;组织阿迪瓦西人集体行动，反对矿业公司侵夺森林与水源公地;发动妇女组织，反对种姓歧视、家庭剥削与系统性的性别化贫困;动员工人争取最低工资保障与正式劳动保护。累积性的、小规模的日常群众斗争，使庶民民众得以亲眼见证党捍卫其物质利益的能力，从而强化社群自愿为游击分队提供情报、物资供给和秘密安全屋的支持。跨区域的地下社群网络，集体反制国家的物资封锁与安全情报渗透策略。
6.4 创新适应僵持条件的秘密宣传与动员策略
印度国家安全部队对公开集体集会和印刷政治材料流通严加限制，使传统的公开动员策略难以为继。组织工作必须适应持久地下斗争的条件：通过乡村亲缘与部落社会网络进行口头意识形态传播;把秘密政治触达融入农村集市、文化节庆和传统社群仪式;培训地方社群宣传员，把持久人民战争理论翻译成各地区的部落方言，反制国家媒体对农村抵抗的扭曲框定。由平民社群组织者运作的跨区域群众通讯网络，能够在国家军事清剿之前预先转移游击分队，通过广泛、去中心化的大众信息共享，弥补精英叛逃造成的情报泄露。
6.5 整合平民群众后备力量，以去中心化武装能力
运动应采用广泛的群众武装框架，而非把武装能力专属地集中于全职游击分队之中。基本自卫训练应在农村平民中广泛普及，组建与生产相结合的基层自卫队，在维持正常生计活动的同时，组织对国家清剿与地主报复的地方性抵抗。新的武装兵员应持续从有觉悟的农民、部落和平民青年社群中吸纳，打破狭小中央精英干部集团对军事决策的垄断。即便上层领导层出现叛逃，地理上分散的平民群众武装后备力量仍能维持一贯的反剥削抵抗，从结构上缓解精英投降事件导致全国运动瘫痪的风险。
7 印度纳萨尔派革命运动的长期前景
对一场群众革命事业是否永久崩溃的判断，不能建立在个别精英领导人自愿投降之上。有三条确凿的物质基准，决定着反资本主义农村抵抗的长期存续能力：广泛群众支持的存续、基础性结构性社会矛盾的解决与否，以及核心革命战略路线的放弃与否。以这些标准衡量，2026年的领导危机并不意味着终局衰落。
第一，持久的群众社群支持完好无损。在印度中部农村部落与农民的红色走廊地区，党关于土地获取、阿迪瓦西资源保护和反精英地主压迫的再分配政策，历经数十年已赢得根深蒂固的民众合法性。即便在中央干部集体叛逃之后，社群对运动解放纲领的认同也并未消散，这是运动最具韧性、不可替代的资源。
第二，持久的地下抵抗活动仍在继续。印共(毛)并未正式解散全国组织结构、放弃武装群众斗争，或修改其持久人民战争的核心战略框架。基层游击巡逻、平民群众组织和地方性根据地建设，都在秘密战术条件下持续进行，从大规模公开武装行动转向长期防御性相持姿态。
第三，印度长期的结构性发展轨迹无法解决核心的种姓、阶级与土地矛盾。该国占支配地位的政治与经济制度，无法调和土地垄断、种姓分层以及企业榨取资本对农村边缘地带的剥削所产生的物质冲突。国家对庶民社群的镇压将随时间推移而持续加剧，从而加深滋养农村反资本主义抵抗的物质社会条件。
倘若印共(毛)能够系统汲取2026年精英叛逃危机的制度教训——加强内部路线斗争以铲除改良主义妥协意识形态、把经常性基层群众联系重新确立为领导的核心要求、把内部监督与群众监督双重体系制度化，并全面落实广泛的跨部门群众动员改革——那么运动就能完成组织重建，重新积累革命力量，走出当前的战术低谷。
德夫吉里及其他中央干部的集体投降，是印度五十年农村革命轨迹中一个严峻但局部的、与特定阶段相联系的挫折，尚不足以瓦解一场植根于农村庶民物质怨恨的群众解放事业。暂时的战术收缩与组织退却时期，无法逆转群众性反抗系统性剥削的长期历史趋势。印度毛主义运动在半个世纪的斗争中穿越了一轮又一轮残酷的国家镇压循环，之所以保持连续性，恰恰是因为其政治事业契合边缘农村社群的物质利益，契合客观的历史唯物主义发展。暂时的战术逆转是周期性的;群众对解放性抵抗的支持则是持久的。随着运动整合危机后的制度改革、重建去中心化的群众组织能力，并通过持久人民战争推进庶民群众解放的长期事业，物质条件将继续驱动印度中部持久的反资本主义农村组织工作。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乌有之乡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