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人均GDP是虚拟的

为什么人均GDP是虚拟的

    

    感谢《环球时报》近期刊发与我商榷人均GDP意义的文章，使这一问题得到较好的讨论。从讨论中可以看出，“人均GDP高能带来幸福”和“数字8能带来幸运”一样，已成我国部分人的信念，例如用人均GDP增幅衡量政绩，选择几个联续的8为奥运会开幕时间。笔者就讨论中的一些观点谈谈管窥之见。

                             掩盖实情的人均GDP

    有人相信，“人均GDP也是客观指标”,并用人均淡水资源为例说明。事实上，人均GDP与人均淡水资源都是虚拟的。在世界3.8亿吨淡水资源中，极地冰川占75%，难开采的800米以下地下水占11.3%，再去掉陆地冰川终年不化部分，人类可使用的淡水资源远小于总量的13.7%。这就是为什么“世界人均淡水资源”的数据解释不了人类面临的水资源紧张现实。同理，人均GDP的虚拟性也具有掩盖社会真实情况的作用。
    有人相信，“人均GDP本身具有社会公平和平等的含义”。事实恰恰相反，人均GDP掩盖了社会不公。例如，某人在贫民区为自己建了一个豪宅，然后对全区居民说，全区平均住房面积增加了，平均住房面积的提高本身就具有住房条件得到公平和平等改善的含义。其掩盖社会两极分化的作用不言而喻。有讨论者认为，世界银行有关人均收入的排名“之所以在中国这么有市场，是因它已经成为中国很多问题的借口”。
    有人相信，人均GDP排名靠前，其社会保障水平和城乡平衡发展程度就能高于其后的国家。事实上，人均GDP掩盖了社保问题和城乡发展不平衡的真正原因。高水平社会保障和城乡平衡由均富制度和高人均GDP两者决定。前者与社会保障和城乡平衡发展具有无条件正相关关系，而后者只在均富制度条件下才有正相关关系，否则是负相关。例如，2007年巴西基尼系数为0.57（0.5以上为收入差距悬殊），其近年人均GDP较快增长伴随了更严重的城乡发展不平衡。
    有人相信，“人均GDP比较客观地反映了一定国家社会的发展水平”。事实上，人均GDP掩盖了经济数字上升与社会倒退共生的现象。例如，当国家GDP规模不变时，人口减少、货币贬值，本币汇率上升，这三个因素都可以提高人均GDP。这三种方式提高的人均GDP所伴随的是经济和社会倒退。以往十年，人口减少都是日本和俄罗斯人均GDP上升的因素之一。由于担心此类人均GDP增长，日本制定了生育资助政策，俄罗斯要征收无子女税。
    有人相信GDP位次与人均GDP位次差距可反映均富水平，然而这种看法只与个别国家情况巧合，没有普遍性，因为序数不能表示距离。例如，卢森堡的人均GDP排世界第一，GDP排第67位，两者位差为66，克罗地亚人均GDP排世界第44位，其GDP排第64位，两者位差为20，然而克罗地亚均富水平却远低于卢森堡。

                             相信人均GDP的结果

    相信人均GDP具有公平与平等含义，就会将社会不公平和不正义的现象归结于生产力低下，而忽视社会分配的不公平性；就会只看到发展是硬道理，而看不到公平正义也是硬道理；就意识不到，在维持生命的温饱条件具备时，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社会分配不公之间的矛盾比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更为主要。
    目前，我国有能力生产供全世界所有人消费的计算机，但我国和许多国家都仍有许多人买不起计算机。世界经济早就产能过剩，但伴随全球人均GDP的增长，极度贫困人口从2005年的14亿增长至2009年的15亿,占世界总人口的比重从21.5%增长至22%。“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历史经验是指，在无灾难威胁生命安全和维持生存的温饱条件具备时，社会内部主要矛盾是分配不均而不是生产落后。
    相信人均GDP与发展水平正相关，就会倾向于大规模减少人口、提高物价、扩大虚拟经济、卖地致富的发展策略，因为这些方法都能快速提高人均GDP。理解人均GDP与这些策略的关系，我们就能知道为什么人均GDP上升与生活水平下降共生，为什么虚拟经济膨胀能与实业经济萎缩共存，为什么人们对炒股、炒房、炒期货、炒地皮的热情远远高于本职工作。
    相信“强调人均GDP的重要性，是一种必要的戒骄戒躁”，就会考虑不到，我国一面执行韬光养晦政策，一面自我强调人均GDP低，会增加外部的国际责任论压力。2008年的奥运会和2010年的世博会向世界展示了中国财力，随之盛行的是批评我国不承担国际责任的舆论。在此情况下，以我国人均GDP低或是以GDP统计不准确的说法，来否定中国GDP是世界第二的国际认识，这难免强化了批评我国不负责任的国际舆论。特别是在“谦虚谨慎”比“韬光养晦”在生活中更为常用的情况下，外国人很容易将我国强调人均GDP低与韬光养晦和推卸责任相联系，而非与戒骄戒躁相联系。

                             比人均GDP真实的指标

    人均GDP是否与社会稳定有相关性，取决于客观世界能否证明这一点，而不在于外国名人是否认为如此。提出“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的人，其国际知名度非同一般，但他们的国际知名度证明不了他们的看法符合客观实际。无论权威人士主观上如何看待人均GDP的指标作用，客观上有很多指标都能比人均GDP更反映实际的社会发展水平，如恩格尔系数、基尼系数、城乡个人可支配收入差别、个人收入中位数等等。现举一例说明，个人收入中位数能比平均数更客观地反映民众普遍收入情况。
    假设，10人中有3人收入为1万，2人为2万，4人为3万，1人为100万。其收入总和为119万，人均为11.9万，中位数为2.5万（第5、6位之间的均值）。直观上即可以看出，人均11.9万与10位国民个人收入的偏差远大于中位数2.5万。其中90%的个人收入低于11.9万，收入平均数与他们的个人收入相比，最小为3.9倍，最大为11.9倍。事实是，90%的个人收入是围绕着中位数2.5万的。
    从税收统计中,我们可以得到不同收入水平的人口数量，这就能计算出个人收入的中位数。根据有关个人可支配收入的统计情况，可以算出个人可支配收入的中位数。
    人均GDP的虚拟性具有误导决策的功能。它对内掩盖社会分配不公，对外掩盖实际国际地位。以个人可支配收入中位数为制定国内发展政策的参考，以GDP总量为制定对外政策的参考，有助于排除人均GDP对决策的干扰。今年，我国从利比亚及时撤离三万多公民的国际行动，就是一个不问人均GDP高低，符合GDP世界第二地位，有效运用实力，建设负责任大国的正确决策。
    （《环球视野》第357期，摘自2011年3月11日《环球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