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江
从历史上看，大凡人类社会经济和政治的总体结构发生阶段性变革，都是与某一个或一系列重大事件联系在一起的。80多年前横扫欧美国家的大萧条，宣告了古典资本主义的终结，揭开了一场全球经济政治大转型的序幕；而世界范围内两场“热战”和一场“冷战”的结束，则为全球化和多极化的转变开辟了道路。新世纪第一个十年末期爆发的全球金融风暴，直至近年来出现的欧洲债务危机、中东和北非地区的政治动荡，标志着国际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进入了大调整、大过渡、大转折的新阶段。
眼下，一些有识之士也对金融危机及其带来的后果进行了更为深层次的反思。比如，最近美国斯坦福大学弗里曼-斯伯格里国际问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弗朗西斯·福山,与美国全球发展中心主席南希·伯索尔合作编辑最版了一部名为《金融危机结束后发展方面的新思想》的新著。该书的一个亮点，就是总结了金融危机造成的四个后果：一是打破了对自由流动、缺乏监督管制的“外资崇拜”；二是凸显了合理的社会政策对于保持经济繁荣以及政治和社会稳定的必要性；三是印证了政府“有形之手”在调整产业政策中的重要作用；四是促进了世界多极趋势加快发展，使新兴市场国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声音和思想越来越受到重视”。
福山和伯索尔的新书入木三分地揭示了金融危机的前因后果，并对全球经济发展趋势提出了发人深省的预测。笔者认为，倘若从人类社会大系统和全球发展大格局的宏观角度来观察，全球金融危机、欧洲债务危机以及中东和北非地区的政治动荡或许会给我们提供一些更加深刻的“思想的食粮”。
金融危机证明，无论是高度发达还是快速发展中的市场经济，都必须把人的全面和可持续发展作为一切发展的中心任务和重中之重，坚持“以人为本”而不是“以资为本”，从这个意义上说，市场经济姓“人”不姓“资”；而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兼顾效益与公平，防止走两个极端。
美国一些金融大鳄在“创新”旗号下疯狂追逐利润最大化，最终导致金融市场崩溃，经济衰退，失业高涨，这是市场对“资本拜物教”极端行为的惩罚；欧洲一些国家多年来采取高收入、高税收、高福利政策，结果政府债台高筑，劳动生产率下降，债务危机和经济下跌接踵而至，这是“福利拜物教”极端行为引发的恶果。这两种极端倾向都损害了个人的全面和可持续发展，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和社会震荡。
中东和北非地区出现了一连串的社会动乱和政局动荡，这实际上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全球化和多极化加速、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大调整的结果，是一场由于世界范围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而造成的“政治板块地震”。
当今世界政治变化是由多种合力促成的，其中最重要的力量来自“三大政治板块”：一是以美欧国家为代表的传统发达国家；二是以“金砖五国”等为代表的新兴工业化国家；三是北非、中东、西亚地区的伊斯兰国家。
冷战结束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加快调整步伐，在过去20年中，这一调整主要表现在第一和第二政治板块：美欧等发达国家遭遇了金融危机风暴的强烈冲击，不得不对发展模式进行深刻调整，至今仍在复苏的道路上挣扎前行；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南非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克服社会转型带来的巨大阵痛，保持着经济持续稳定高速发展的势头，国际地位不断增强。相对而言，作为第三政治板块的中东和北非国家在经济社会改革方面则十分滞后。
三大政治板块发展的不均衡，加上金融危机的巨大震荡，最终在最薄弱的板块引发了强烈“地震”。正如布鲁塞尔的欧洲政策中心主任约瑟夫·雅宁所言:“美国和西欧的经济调整以及新兴经济体的振兴是新世纪以来最显著的变动，它必然会打破伊斯兰世界‘易碎的均势’，导致难以避免的动荡。”
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宣告了新自由主义的破产，整个国际社会都在深刻反思的同时积极探讨全新的发展模式。由于文化传统、价值体系、社会制度和发展水平不尽相同，世界各国对后危机时代的思考和行动也呈现出丰富的多样性，然而，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大家在发展的问题上似乎正在达成越来越多的共识，那就是——
任何有意义的发展，都是以人为中心的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等全方位的发展，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发展，是适应国际经济和政治民主化潮流的发展，是不断纠正而不是日益扩大区域板块不平衡状况的发展。这才是“发展”这两个字在后危机时代的真正含义。
来源：2011年5月1日出版的《环球》杂志 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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