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置经济与实证经济学、再生经济与规范经济学之间是对称的，然而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在配置经济时代，规范经济学也有立足之地。在地震等大自然灾害来临时，仅仅在有限资源的配置中，就不一定遵循西方经济学“理性人”、“经济人”的自利性原则；人与人之间只有互相帮助，才能共度难关，甚至有不少人舍己救人、用自己最宝贵的生命去换取别人的生命，而在此期间并不是人的意识形态在起作用，而是人的直接本能反应在起作用。在这里，有限资源的配置过程就显示了经济学的规范性、道德性。这根本上是由于，配置过程也可以是再生过程——价值再生过程，或道德价值再生过程。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本质特征：性恶论、私有制、个人主义、货币主义、金钱至上、配置（而非再生）经济学、市场原教旨主义、资本原始积累理论、腐败合理论、反对政府宏观调控。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认为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是对立的，认为搞市场经济就不能搞社会主义。实际上，真正的市场经济，只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是对称的。由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对中国经济现象解释的片面性，所以不但不能指导中国经济稳定可持续发展，而且正是随着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而产生自身的发展甚至生存危机，这些危机是对这些经济学合法性的挑战，也即这些经济学合法性危机。
西方经济学的唯科学主义认为任何不合理不合法的现象都可以用“理性”、“人的自私本性”、“效率”、“科学”甚至社会达尔文主义来解释。西方经济学是“带血GDP”的理论基础；由于同道德和审美相脱节，所以在西方经济学中，只有利益最大化、利润最大化、经济总量最大化等数字最大化，没有人的全面发展、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西方经济学不讲人的全面发展实质上是不讲经济主体性。
把人看成“经济人”还是“道德人”集中体现了性善者与性恶者、性善论者与性恶论者两种人本观。实际上，“经济人”与“道德人”是人的两种属性，是不同的社会环境和个人的不同主观修养而形成的两种不同的人；而两种不同的人实际上是两种不同属性在人身上不同组合、不同比重而已。只要把人的本质看成是一个系统，把人的本质属性看成人的本质系统的整体功能，把“经济人”、“道德人”、“政治人”看成是同一个有着同样的内涵与外延的概念，那么，就可以用同样的视角来考察经济与政治，把它们看成是同一个市场经济的不同环节。政治不是市场的外部因素，市场经济没有外部性。政府不会、也不应该失灵。而“人的本质是自私的”“经济人”理论，是造成政治与经济脱节、“公共选择理论”与市场经济理论不兼容的根本原因。只要把人的本质看成是一个系统，人的本质属性是这一系统的整体功能，那么“经济人”、“道德人”、“政治人”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是一样的，不一样的只是名称而已。用“人的本质是自私”的来界定人的本质，是把结论当前提，是静态的、孤立的、线性的思维方式的产物。因此，就人的本质是一个系统来讲，对人的行为分析是一致的；就人的这种系统本质在不同教育背景、不同经历背景、不同修养背景、不同环境背景下有不同的表现与功能来讲，人的行为分析又是不一致的。“一致”寓于“不一致”之中；“利己”与“利他”完全可以交替展开、交相辉映、互补兼容。公共选择性理论应该通过制度设计，使人的善的本质得以最充分发挥，人的利他本性最大化。经济学就是道德学。因此，“政府失灵”的根源不在于人是“经济人”或人的本质是自私的，而在于制度设计与官员具体素质这两项。制度设计与官员素质这两方面又是相互对称的，相互依赖、互为前提、缺一不可。
市场经济，就是在控制“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的制度、机制设计中，实现从不完善向完善转化的。这与其说是真——信息对称不对称问题，还不如说是善——制度健全不健全的问题。在这里，停留在微观经济学层面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是难以理解与把握属于宏观经济学范畴的制度设计层面的。微观经济学中出现的问题，必须通过宏观经济学来解决。二者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而很多经济学问题，都是由于割裂二者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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