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分税制为基础的分级财政管理体制推出后，中央政府的财权大幅增强，地方政府的财权则被压缩，且税源零散、稳定性差；国家和地方的关系成了“财权上收，事权下放”，地方税收有限，却要处理大量经济、社会事务，这使得长期积累的地方财政欠债问题更趋恶化，同时由于大规模的私有化，使得许多地方政府虽然短期获得一笔收入，但对经济资源和国民经济的控制能力也受到严重削弱，没有相关产业作为支撑，于是“土地财政”登上历史舞台，必然地成为政府收入主要来源。
1998年1月，以时任国家副总理朱某接见深圳地产商王某为标志，持续了近十年的“房改”进入了全面取消福利分房的最终阶段，开始纯市场化的货币分配制度；
5月，中国人民银行适时颁布了《个人住房贷款管理办法》，并特意安排1000亿元的贷款指导性计划，从此“贷款买房”正式走进了中国人的生活；
7月3日国务院正式宣布停止住房收入分配，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并将"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被确定为基本方向。
这场“商业化房改”缺乏民众、民意参与的同时，有意无意间还带有太多的“权宜之计”，以致并没有从制度上确立保障性住房建设的标准，亦未能对政府参与地产市场的行为做出规范，这就为日后“卖地财政”、“政商勾结”埋下了伏笔。
从此财政收入一直快于GDP增长，越来越多的财富集中到政府、官员的口袋，假如财政收入仍然像2007年那样超过GDP增长幅度近一倍的速度飙升，那么早在2016年，迟在2025年，中国GDP的50%都将被政府收入囊中。
一切近乎完美。
房屋越建越多，但一套楼盘需要支付的税费多达数十种，占开发成本少则两成多则近半，楼价与日俱涨，上升幅度非但超过了大部分居民收入增幅，并很快脱离了普通居民的消费能力，高企的楼价更接近从民间攫取财富的收入分配工具，呈现出极其明显的货币现象。激起了民众的不满和愤懑。各地大肆推倒旧楼、征用农地大兴土木的举动更是严重恶化了本已十分激烈的社会矛盾，因地而起的群体性事件乃至恶性暴力事件层出不穷。
中国楼市长期极度繁荣，促使各式各样的资金进入楼市追求保值、增殖，这就令以私营企业为主体的轻工业、服务业处境更趋艰难，极大地挤压了实体经济，而这些企业解决的是中国80%以上的就业。如此一来，普通人购房能力更是大幅下降，对于房贷的依赖继续上升，在间接上也将导致中国银行业坏账风险持续增加，甚至最终会拖垮中国的地产和金融体系。
地方政府通过“土地财政”和与银行的“合作”，硬是将融资平台的功能发挥到极致。导致地方银行因此出现了大量不良资产，破坏了金融秩序并构成一定的潜在威胁。
地方能力之强，显然超出了中央的预期。
为此，自2005年起，国家不断推出各种名目的“调控”政策，然而面对“高耸”的楼价，这些政策毫无例外败下阵来。
坏事应该都是底下干的！
莫名其妙的是：今年（2011）年初中央要求地方政府从土地出让金收入中提取10%作为农田水利建设，最近两部委则要求从出让金收入中再提10%作为保障性住房的资金来源。这意味着土地出让金收入必须做大，才能有水利建设、保障性住房等资金来源的保证，那么，土地价格就要维持在高位，房价就不能大跌。
加息本是让资产泡沫消退的最有力手段，但房地产泡沫一旦破灭，地方政府通过土地和房屋抵押的贷款就存在抵押物价值不足的风险。就意味着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难以为继，这会导致债务链的断裂，最终导致银行坏账率大幅上升乃至金融危机。这就可以解释央行面对通胀压力，只把准备金率提至21.5%的奇高水平却不敢加息的原因。
通过以上分析，不难看出，楼价的非正常上涨，其实更像是政府、地产商和货币当局在有意无意中的一种“共谋”，不但反映中国社会高度不均的财富分配现状，并且为各种各样的强势利益集团所放大。
泡沫化的中国地产面临的很不是繁荣还将有多久的问题，而是泡沫何时破灭，如何破灭的命运。那么附着在泡沫之上的土地财政又将如何继续呢？
目前土地都是通过买断的方式使用几十年，地方政府官员乐于寅吃卯粮、竭泽而渔，根本不考虑下一任政府官员如何解决财政收入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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