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经典古籍中，以经济为主题的甚少，即便有，与当今经济有关的也更罕见。其中，有一部著作是例外，它写于两千多年前，是一场经济政策论战的实录，一直到今天，还常常让人时读时新。此书名曰《盐铁论》。公元前81年2月，汉帝国的朝堂之上举办了一次关于盐铁专营政策的公开辩论会。一方是主张官办事业的桑弘羊，另一方是一群儒生，一个叫桓宽的人如实地记录这次辩论的内容，写成一部流传至今的奇书。
盐铁会议的时代背景是这样的：自刘邦建国之后，实行了宽民政策，特别是文帝、景帝的七十余年中，大肆放纵民间经商，因而出现“文景之治”，景帝之子武帝即位后，一改前政，史载“外事四夷，内兴功利，役费并兴”，“兵连而不解，天下共其劳”、“费以亿计，县官大空”。为了充实国库，武帝实行了强有力的收编政策，其中在产业方面，就是把当时最重要的盐铁两产全面收归国家。武帝去世之后，朝野对这一政策分歧颇大，因而发生了一场大辩论。
从《盐铁论》看，桑弘羊明显处于被攻击的守势，桓宽真实地记录了他当时的种种表情，如“作色不应”、“悒悒而不言”、“勃然作色，默而不应”、“俯仰未应对”、“怃然内惭，四据而不言”等，显然是一副被告的模样，他前后发言130多次，均是为专营政策做顽强的辩护，这也成为后世研究桑氏经济思想的最生动和宝贵的原始资料。
群儒反对这一政策的理由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一是指责盐铁、均输、平准等是“与民争利”，造成民间经济的萧条。
二是官办企业生产和经营存在重大弊端，其商品要么不适民用，要么质量恶劣，各级官吏则强买强卖。贤良、文学们描述说，“政府铸造的铁器，大多是大的器皿，非常不合适小老百姓使用”、“政府做出来的铁器，大多质量低劣，售价却很昂贵，还强买强卖，老百姓不得不改用木器耕作。”
三是盐铁政策造成老百姓“逐末弃本”，整个社会民俗败坏不堪。
群儒所提出的这几点，在桑弘羊看来，都不陌生，他一一予以回应和驳斥。在他看来，这些人来自民间，都没有治国的经验，只能提出这一政策的弊端，却提不出有创见的建设性意见。
《盐铁论》是封建体制在中国出现之后，人们对经济治理模式的一次总检讨，面对一个前所未见、疆域广大、人口众多的帝国，人们显得焦虑却手足无措，而刚刚过去的武帝“盛世”，既让他们感到了帝国的荣耀，也饱受集权之苦。在盐铁会议上，辩论双方所涉及的话题已非常深入。尽管国人在如此早的时候就已经在探索封建体制下的经济制度创新，然而在随后的两千年里，思考一直未有寸进。这一景象应与儒家思想在经济思考上的先天不足有重大的干系。
先秦诸子百家，除了法家有兼并天下的理念之外，其余诸子都是小国寡民的思想产物，其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儒家和道家尤其如此。道家的黄老、庄子以清心寡欲为生命诉求，全面排斥权力管制，而儒家的孔孟虽积极入世，但是在经济制度上一味以复古为目标，几乎没有太多的系统性思考，与法家、墨家乃至农家、杂家相比，儒家的经济理论体系可谓是最为薄弱的。更糟糕的是，儒家以谈论利益为耻，汉代的董仲舒更提出“夫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不求功利的思想原无所谓好坏，到了治国的层面上，却显得缺乏直面的勇气。
因而，在盐铁会议上，群儒对于桑弘羊的政策，只知汹汹反对，却提不出建设性的方案，双方交锋每每擦肩而过。相对于话锋激烈、内容苍白的群儒，桑弘羊的思想体系倒是十分的完备。在历时半年的盐铁会议上，处在“被告”地位上的桑弘羊滔滔雄辩，一点也不落下风。面对种种指责，桑弘羊只是提出了一个问题，让反对者们给出答案。他说：在对外战事不断、国内天灾频繁的时候，如果通过增加税赋的办法来解决财政上的困难，势必激发民变，无异于饮鸠止渴，而采取官营工商业的办法，却完全可以达到“民不益赋”又增加收入的目的。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
近年因治企业史，常常重读《盐铁论》，每每读到此处，必会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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