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理长远削赤问题的国会「超级委员会」是超级无用的；然而，我们应对此感到庆幸。不过，在某一时刻，我们总要控制预算赤字。而当我们要这样做时，这儿有一个灵感：不如将增加收入纳入方案的一个重要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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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指的，不只是把税率回到克林顿年代。为什么应视上世纪九十年代的税率为政府收入的最起码底线？想想这一点：长远预算前景已变得暗淡，这意味必须作出困难的抉择。为什么那些抉择只应包括削减开支？为什么不把税收推至高于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水平？
让我建议两个加税合理的范畴，而且不只是把税率回复至布殊前的年代：向非常高收入的人士，以及向金融交易征税。
关于那些高收入人士：我曾在上一篇专栏中建议，在过去三十年间有庞大入息进账的非常富有人士应缴交更多税。我因此获得很多读者响应，当中的共通点是，这是愚蠢的，因为即使对富人征税征到近乎充公财产的地步，都可能无法筹集足够的金钱，发挥重要作用。
各位，你们活在过去中。美国从前是一个中产国家，当时美国超级精英的入息，没什么大不了。但如今时移势易。
富者赋税九牛一毛
根据2007年、即经济危机前的国税局汇报，最高入息0.1%纳税人，大体上是一年收入超过200万美元的人，合共的入息超过1万亿美元。那是个大数目，而且不难想出一些税项，从那些超高入息的人士筹集显著的收入。
例如，无党派机构「税务政策中心」（Tax Policy Center）指出，在1980年前，非常高入息的个别人士落入的课税组别远高于适用于今时今日的35%最高税率。根据该中心的分析，回复那些高收入课税组别，便会在2007年征集得780亿美元，即相当于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0.5%以上。我曾运用国会预算办公室的预测数字，推断出未来十年的高收入课税能够削减赤字逾1万亿美元。
以这个估计与近日在美国政坛内传阅的各类建议中省下来的资金作比较，是有启发性的。
比方，考虑把受惠于联邦医疗保险（Medicare）的年龄资格提高至六十七岁的建议，却对数以百万计美国国民造成重大打击。当中将省下多少金钱？
嗯，从国家整体的角度来看是一点都没有，因为我们将驱使原本受保于联邦医疗保险的长者，改为光顾私人保险，但成本大幅提高。不错，这将降低联邦开支，但幅度不那么大。
国会预算办公室估计，未来十年的开支随着人口年龄上升，仅降低1250亿美元。就算全面适用这个制度，这种部分免除受惠于联邦医疗保险的做法，只及透过增加非常富有人士征税所得的三分一左右。
因此，向富人征税可对减赤有重大贡献，千万别相信有相反讲法的人。
接着，亦有向近数十年急增的金融交易征税这构想。这些交易的经济价值充其量亦只是存疑。事实上，有可观证据反映，现时市场上有太多交易。不过，仍未有人提出任何惩罚税项。相反，国会议程上只有最近由参议员哈金（Tom Harkin）及众议员德法西奥（Peter DeFazio）提出、便宜的金融交易费这类建议。
金融交易征税不可取
事情是这样的：因为现在有如此多交易，这个费用未来十年可带来数千亿美元收入。再者，这比其他以负责任财政为名作出的众多严厉削支都来得好。
但这个税不会损害经济增长吗？我早前已表明，事实证据并非如此。这种税收甚或可以减少中介活动量，那更是件好事。
另外，大家亦可留意一下，部分国家和地区已有金融交易税，例如香港及新加坡。若有保守派宣称，这些税项是不须要的政府介入行为，你或可问他为何香港及新加坡这两个在传统基金（Heritage Foundation）的经济自由度指数（Index of Economic Freedom）得分最高的地区又会征收这些税项。
我刚刚提出的税项构思，本身并未足以解决赤字，但削支建议亦然。我提出的论点不是大家只需要税项，而是它们可以、亦应该是解决方案的重要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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