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美国消费者”一词给全球市场蒙上了一层阴影。这也难怪。回首信贷泡沫时期，美国消费者借贷帮助创造了疯狂的债务热潮。

当2007年金融危机爆发的时候，随之出现的一波抵押贷款违约潮（尤其是在次贷领域），引发了市场的恐慌。

但在漫长的5年之后，同样是那些美国消费者，他们真的有可能为投资者带来一线希望吗？这是麦肯锡(McKinsey)在一篇关于去杠杆化问题（即西方国家削减债务问题）的新研究报告中提出的有趣观点*。

这是因为在分析了许多国家的债务数据之后，麦肯锡的基本观点是，美国可能在去杠杆化方面比其他西方国家做得更多。诚然，这没有影响到公共部门借贷。由于政策“塞车”，美国公共部门债务仍在上升，促使标准普尔(Standard & Poor’s)去年下调了美国的AAA评级。实际上，从整体衡量，西方国家的公共和私人债务数据就像意料中的那样惨淡，大多数国家的债务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徘徊在200%至500%之间。

然而，美国消费者和金融企业的情况取得了明显的进步，尽管往往不被人注意。自金融危机以来，美国金融部门的债务从8万亿美元降至6.1万亿美元，目前与GDP的比例为40%，相当于2000年的水平；美国家庭债务减少了5840亿美元，家庭债务与可支配收入的比例下降了15个百分点。三分之二的家庭债务下降是因为对住房贷款和消费贷款的违约。由于目前仍有2540亿美元的抵押贷款处于止赎过程，麦肯锡预计，“按照这种速度，（美国消费者）两年或两年多以后就有可能实现可持续的债务水平”。

这与另外两个负债累累的国家——西班牙和英国——形成鲜明反差：英国仍因大量的金融部门债务和家庭借贷而承压，包括因银行延展债务而迄今未处理的可能无法偿还的抵押贷款；西班牙仍因如山的企业债务和大量的不良住房贷款而不堪重负。

然而，麦肯锡的确发现了一个有相似之处的地区：如今美国的形势有可能与20年前北欧国家的经历类似。麦肯锡在报告中写道：“上世纪90年代瑞典和芬兰去杠杆化时期尤其有借鉴意义。它们呈现出两个不同的阶段。第一个阶段，家庭、企业和金融机构在数年内大规模削减债务，同时经济负增长或微弱增长，政府债务水平上升。第二阶段，经济恢复增长，政府债务逐年降低。”

这是投资者目前应该希望其他西方国家做的事情吗？这么希望当然不错；实际上，麦肯锡认为，“如今美国最接近走上这种债务削减之路”。

但遗憾的是，我担心，对北欧国家模式的某些乐观情绪可能是站不住脚的。首先，在上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瑞典和芬兰拥有一点“优势”，即危机爆发时业已存在的公共债务水平相对较低；而西方国家在2007年时的情况并非如此。

其次，受货币贬值和其他地区需求强劲的推动，两国出口激增，因此经济能够实现增长；正是因为它们的问题仅限于本国，它们才能借助于全球的经济增长浪潮。

然而，如今西方国家的情形完全不同；并非所有国家都能在削减债务的同时，通过扩大出口实现增长。而且这里还有一个更微妙但至关重要的文化因素。瑞典和芬兰之所以能够采取果断措施实施根本的结构改革和稳定金融体系，原因是它们是政治体系运转正常、相对同质的国家。因此，尽管最开始政策有所延误，但一旦决定采取行动，政府就能做出决定，而且关键是能够执行决定。

但目前许多欧元区国家的情况并非如此；在这些国家，领导层要取得民众的信任要难得多，更逞论就如何分担痛苦达成地区共识了。美国政治体制的运转也失灵了；只需看看长时期未能制定任何长期财政计划就会明白这一点。甚至抵押贷款债务问题也仍然具有挑战性。例如，奥巴马政府即将为解决剩余的抵押贷款问题提出新建议；这些建议可能包括为长期失业者延展债务或削减本金等。

但这些建议将存在极大的争议，尤其是在一个选举年。换言之，残酷的事实是，美国在去杠杆化方面仍有很长的路要走；更不用说问题更严重的欧元区国家了。

*《债务与去杠杆化》(Debt and Deleveraging; Uneven progress on the path to Growth)，麦肯锡全球研究所(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我们每个人都是共犯

作者：美国前劳工部长罗伯特•赖克为英国《金融时报》撰稿

将资本主义危机归咎于全球金融和高得离谱的高管薪酬实在太简单了。从更深的层面上讲，此次危机标志着消费者和投资者对劳动者和公民的胜利。既然我们大部分人都兼属这四种角色，那么真正的危机集中在：作为消费者和投资者时，我们越来越容易达成划算的买卖，而作为劳动者和公民时，我们让自己的声音获得重视的能力则越来越弱。

现代科技让我们能够实时购物（往往在全球范围内），以最低的价格获得最佳品质和最高回报。现在，我们可以通过网络即时获得相关信息，然后货比三家，并瞬间就完成付款。消费者和投资者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强大过。

然而，这些划算买卖的代价是我们的就业和薪酬，以及日益扩大的社会不平等。我们想要的商品或追求的回报，往往可以在其它地区、由薪酬和待遇较低的公司更有效地生产或实现。这些商品和回报的代价就是“主街”，即我们的社区中心。

这些划算的买卖还可能对环境造成破坏性的影响。科技让我们能够经济有效地从穷国购买低价物品。穷国几乎没有什么环保标准，有时工厂直接向水源中排放有毒化学物质，或者向空气释放污染物。我们购买的汽车会向大气中排放二氧化碳，而我们花钱乘坐的喷气式飞机对环境的污染更为严重。

还有一些划算的交易违背了社会风化。我们之所以能购得低价商品或者获得高回报，或许是因为生产商通过在南亚或非洲雇佣童工、或者迫使人们在极端恶劣的工作环境下工作而削减了成本。这些童工一周工作7天，每天工作12个小时。作为劳动者或公民时，我们大多数人并不是有意选择这些结果的，但我们对此应负有责任。

即便我们完全认识到了这些后果，但我们仍会选择最佳交易，因为我们知道其他消费者和投资者也会这么做。单个个体为了“社会责任感”而放弃划算的交易几乎毫无意义，也不会产生什么效果。一些企业以自己的商品和服务都是以一种负责任的方式生产的为荣，但我们大多数人还是不愿为负责任的产品额外付费。就连消费者的抵制和具有社会责任感的投资基金也无法抗拒低价的诱惑。

平衡消费者和投资者需求与劳动者和公民需求的最佳方式，一直是通过塑造和约束市场的民主制度。法律法规为就业和薪资、社区以及环境提供了一定的保护。尽管此类法规由于妨碍了我们获得最佳交易，可能让作为消费者和投资者的我们增加了成本，但这些成本与作为社会成员的我们愿意为其它这些价值牺牲的利益大体相当。

但民主制度制约最佳交易的能力已经跟不上技术发展的步伐。首先，一国法律的保护对象通常仅限于本国境内的工人、社区和环境。然而，让我们获得最佳交易的技术让买家和投资者能够越来越容易进行跨境交易，同时加大了各国监督或监管此类交易的难度。

除了最佳交易之外的其它目标，就不那么容易在一国范围内实现。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环境——全世界各国的环境都很脆弱。此外，企业通常会威胁将就业岗位和业务从高成本地区——这些成本都间接地转嫁到消费者和投资者头上——转移到“商业环境更友好”的司法管辖地。

就这样，企业资金正以向消费者和投资者提供更好交易的名义破坏民主制度。竞选捐款、成群的收入丰厚的游说者，以及企业资助的、为公共事务展开的公关运动，使得立法机构、议会、监管机构以及国际团体根本无能力反映劳动者和公民的价值。美国最高法院甚至判定，按照《宪法第一修正案》(First Amendment to the Constitution)的规定，金钱相当于演讲，企业相当于人民，这就为金钱参与政治打开了阀门。

结果是，消费者和投资者表现越来越不俗，但就业不安全感上升，社会差距日益拉大，社区变得更加不稳定，气候变化也在恶化。所有这些结果都无法长期持续，但迄今仍没有任何人找到让资本主义回归平衡的方式。你可以随心所欲地指责全球金融和世界各地的企业，但请把一些指责留给那些贪得无厌的消费者和投资者吧——这些人几乎存在于我们每个人心中，每个人都是共犯。

注：本文作者是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公共政策教授，曾在美国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政府担任劳工部长。

译者/何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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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时报：西方减债之路依然漫长

我们每个人都是共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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