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时代的弊病——《新自由主义简史》书评

新自由主义这些年简直一无所获。首先它在刺激全球经济增长方面相当失败，另外，新自由主义对我们的生活的最大危害还在于它对民主观念的抵触，以及对自由理念的曲解。但是，替代性方案是否存在，还有待考察。

●思郁（书评人）

我们生活在新自由主义的时代。

这个看似简单的句子却昭示了一种极为复杂繁乱的现实。至少对大部分人而言，我们的生活只是具体而琐碎的生活，与一种宏大的概念和体系没有什么关系。也许，这个句子换个说法会更为贴切：我们生活在一个有着巨额财富同时又有大面积贫困的时代，我们生活在社会不公愈加常见的失控时代，我们生活在一个极度不均衡发展的全球化时代，这就是我们诉诸直观生活经验之下的新自由主义时代。

新自由主义开始占据我们生活中的支配地位，学界公认的标志是1979 年玛格丽特·撒切尔当选英国首相和1980年罗纳德·里根当选美国总统，其普遍特征是确信自由市场可以为资本主义经济提供最佳的组织机制。作为一种政治实践，新自由主义的思想糅合极为复杂，最早的基础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最为权威的理论来源是在中国有着极高知名度的奥地利经济学派及其代表人物哈耶克、米塞斯、米尔顿·弗里德曼等。斯密主张自由的交换是一项交易，交易双方都必须从中受益。米尔顿·弗里德曼则说，新自由主义的基础是这样一个基本命题，即参与一笔经济交易的双方都从中获益的前提是，该交易是自愿和信息充分的，因此，对自由贸易的任何限制都应该去除。用大卫·哈维在《新自由主义简史》中的话讲就是：“新自由主义首先是一种政治经济实践的理论，即认为通过在一个制度框架内——此制度框架的特点是稳固的个人财产权、自由市场、自由贸易 ——释放个体企业的自由和技能，能够最大程度地促进人的幸福。”而在这个过程中，“国家的角色是创造并维持一种适合于此类实践的制度框架”。

新自由主义原本是对二战后占据主流的凯恩斯主义的“拨乱反正”。二战后的世界经济摆脱了大萧条，进入了一个长时间的繁荣期，而政府在发展资本主义经济过程中发挥了越来越直接和重要的作用。这种政治经济组织形式被哈维称之为“镶嵌型自由主义”，即由国家和政府把整个市场纳入了一种监管的网络环境之中，以维持社会的均衡发展。但好景不长，凯恩斯主义被发生在1973-1974年的第一次石油危机所摧毁，国家的干预政策无法解决高失业和高通胀，公共支出的增加也导致政府长期赤字，使全球危机趋于恶化。新自由主义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悄然而起。就一种经济政策而言，它的基本特征就是放弃政府干预——其实这个说法并不确切，某种程度上说，“放弃”也是一种政府的干预政策——只能说把政府的干预降到最低，甚至把失业作为重建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必要代价，对公共企业进行松绑和私有化处理，对各种形式的劳工组织进行抵制和批评，总之就是让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主导一切。这种主张放任自流的市场经济到底对世界经济的发展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作为当代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哈维的立场在书中阐述得很明确：新自由主义这些年简直一无所获。首先它在刺激全球经济增长方面相当失败，有两个典型的例子，2001年后给全球经济带来经济动力的国家，其行为方式都好似凯恩斯主义国家。如果非要找出这些年新自由主义对世界经济发展贡献的成就，“不是生产财富和收入，而是对财富和收入进行再分配”，即一种“掠夺性的积累”。具体而言，通过把一切资源进行私有化、商品化、金融化处理，重新洗牌和分配，在少数人和少数地区手中积聚大量财富，而大多数人处于一种贫困、饥饿、挣扎求存的生活状态。在此过程中，政府明显采取了默许甚至支持的态度。

另外，新自由主义对我们的生活的最大危害还在于它对民主观念的抵触，以及对自由理念的曲解。用写《大转型》的波兰尼的话说就是“当前的社会只是市场的一个附属物”。通过尽可能地取消政治活动，以及在经济和政治之间设置高壁垒的方式（以保护私有财产的名义），新自由主义把政治民主限制在对经济事务的依赖上。然而正如我们上文提到的，使经济事务与政治权力绝缘，并不意味着政府不干预，恰恰相反，新自由主义要求一个能保证私有财产的首要地位、保证市场超越于社会控制之上的强势政府，正是这点限制了民主力量的活动。从哈维的观察来看，新自由主义为了实现它的市场化和私有化目标，甚至经常需要一个强有力的独裁专制的政府，这不啻是对自由主义理念的巨大反讽。新自由主义建构了一种自由主义的神话，即自由企业和私人所有权才是自由理念的核心，任何建基于其他基础上的社会都算不得自由社会。波兰尼据此分析说，自由的理念由此“堕落为仅仅是对自由企业的鼓吹”，这意味着“那些其收入、闲暇和安全都高枕无忧的人拥有了完全的自由，而人民大众仅拥有微薄的自由，尽管他们徒劳地试图利用自己的民主权利来获得某种保护，以免遭那些有钱人的权力的侵害”。但与此同时，大众手中的民主权利也处于一种被悬置搁空的状态，遭到了政府的不作为的遗弃。

某种程度上说，哈维的《新自由主义简史》可以看作对克里斯托夫·拉许的《菁英的反叛》的解答。拉许探究到了我们世界发生的巨大变化，但是他没有说出成因，哈维的解读深入到了这个千疮百痍的肌理，找到了病因，却苦无良药。我们苦苦寻求的是另外一种替代性方案，力图超越新自由主义存在的弊病，但是这种替代性方案是否存在，还有待考察。至少在《新自由主义简史》中，哈维谈到这个问题时语焉不详。他只是强调，世界已经准备好了拒绝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姿态，并寻求一种与新自由主义相反的价值：“这些价值属于一个开放的民主社会，致力于实现社会平等以及经济、政治和文化正义”。这样多少有些假大空的回答，让我感到颇为失望。虽然现今的新自由主义不再像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那样具有昂首阔步的信心和所向无敌的气概，但这其实也在证明着一场无声的胜利：新自由主义在转变我们的经济、政治、思想和意识形态方面已经是如此成功，以至于它不再需要为其理论主张作辩护或者公开捍卫其政策。换句话说，我们之所以面对我们时代的弊病无从下手，正是因为新自由主义早已深入我们日常生活的层面，我们已无其他的选择。

这个结论真够悲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