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在国家和欧元区层面施加影响的欧洲政策精英陷入了大麻烦。由于措置失当，欧洲正在滑向深度危机，创造欧元时信誓旦旦的统一和繁荣没了影儿。货币联盟可能最终能够得救，但对千百万人民来说，欧元维持增长、保证稳定的使命肯定是没有完成。为什么会这样？
希腊、葡萄牙、爱尔兰和意大利正在财政紧缩中举步维艰，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这些国家都将继续实施预算缩减和税收增加。这一政策组合将使它们及欧洲其他地区的增长减缓。
但这只是问题的一部分。更大的问题是迫使欧洲各国政府做此下策的“债务宿醉”。美国在过去几年中所发生的事情也颇为相似：许多家庭被债务压得喘不过气来，因此家庭消费出现了下降，至今仍未好转。欧洲的调整可能更加痛苦，因为主权债务危机对所有人都形成了抑制效应，消费者、投资者、公共部门，概莫能外。
对付债务宿醉有一个简单的办法：重组债务，从而减少偿付。许多企业能够与债权人就融资条件展开谈判，通常是延长债务期限，从而让它们得以借入更多的钱来为更新更好的项目融资。如果谈判不能通过自愿协商达成，那么美国企业将使用破产法第11章，由法院来监督和批准债务重组。你也许会认为，美国家庭和焦头烂额的欧洲各国政府也可以如法炮制。但它们的债务重组情况发生得很少也很晚。这是为什么呢？
不论是美国家庭还是欧洲政府，无法消除债务宿醉的主要障碍来自银行家，他们说，出于两个原因，这样会造成金融市场浩劫。首先，银行是主要债权人，任何重组都会给它们带来巨大的损失，必然会造成多米诺效应，悲观情绪的蔓延将导致利率升高、毁掉其他借款人的光明前景。其次，银行也会因此遭难，因为它们出售了大量违约保险，即信用违约互换。若这些互换被触发，银行将面临不堪设想的损失。
国际银行家指出，长期和严厉的希腊债务重组将造成欧元区大范围的深度停滞，其影响甚至可能达到欧元区之外。但最后，希腊别无选择，只能重组其债务，砍掉私人债权面值的75%（饶是如此，可能仍不足以让希腊债务负担变得可持续）。这被认为是一起“信用事件”，将触发信用违约互换：所有为该事件投了保的人都可以获得赔付。
只是如此吗？不。银行并没有倒闭，也没有出现任何多米诺效应的迹象。但这并不是因为银行未雨绸缪留好了更多资本。相反，与潜在未来损失相比，欧洲银行最近留存的资本仍显太少——且这笔资本是通过会计花招变出来的，而不是真正的用于吸收损失的股本金。
也许希腊债务重组引发金融崩溃的风险永远不会很高，市场并不会对此有多大的反应。但是，既然如此，为何这一问题会引发如此关注？
答案现在已经很清楚了：利益集团政治和政策精英的世界观。就算金融体系的风险很小，对银行和债权人的冲击也会很大。它们可能因此损失数十亿美元，不少金融部门员工还将丢掉工作。毫不奇怪，不管是公开还是暗地里，大银行都在游说反对债务重组。
比如，华盛顿有一个叫国际金融协会（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Finance）的机构，是代表大银行利益的游说集团。该协会不断强调：援助我们，否则后果自负。但是，这一说辞的背后是政治权力，这一权力近几年来膨胀迅速，已经到了美国和欧洲主要决策者都得唯银行财富马首是瞻的程度，就算这样做会给经济造成深远冲击。
即使是现在，大量本应由银行家承担的损失仍然被公共部门承担了——形式多种多样，包括直接支持和欧洲央行高风险的非常规举措。金融部门得到的补贴之巨令人咋舌，在现行政策下，补贴还将进一步增加——这些补贴的首要作用是支持了最发达国家最高端1%人群的生活方式。
希腊的违约表明，咬人的狗不吠。欧洲——还有美国——能从中吸取的教训相当浅显：不要再听银行的鬼话，而应该开始关注它们的行动。我们必须重新评估被扭曲的金融部门政治经济学，否则的话，少数人权力的过度膨胀将给其他所有人带来更大的负担。
达伦·阿西莫格鲁是麻省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与人合著有《国家的衰亡：权力、繁荣和贫困的起源》。西蒙·约翰逊是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教授，彼得森国际经济学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与人合著有《燃烧的白宫：开国元勋、国民债务以及对你我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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