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发布的财政监测报告显示，过去3年多，通过量化宽松等非常规货币政策，发达国家央行从全球获得大量铸币税，总量约占发达国家国内生产总值(GDP)的8%，约合3万多亿美元。在2007年之前的3年里，这些国家的铸币税只占GDP的1%。
每个国家政府通过发行本国货币都享有铸币税，即货币持有人所放弃的利率收益。但是，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发行者，美国、日本以及欧洲的发达国家不但享有本国国内的铸币税，还一直享受着国际铸币税，即其他国家持有美元、欧元、日元等国际储备货币而放弃的利率收益。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发达国家央行采取许多非常规的政策措施，包括从债务市场购买公司证券和政府债券，以此稳定债券市场和增加银行体系的流通性，即所谓的量化宽松政策。
美联储分别于2008年和2010年推出两轮量化宽松政策，直接从债务市场购买了大量证券化的房地产债务和政府债券。欧洲央行在2010年希腊发生主权债务危机后，也开始有选择地从债务市场购买一些政府债券。随着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恶化和蔓延，欧洲央行又推出两次大规模“长期再融资操作”，以政府债券作抵押向商业银行发放低息贷款;英国央行持有政府债券的总量也从2008年前占GDP的2%陡增至2011年的20%;日本央行持有政府债券的总量也相当于GDP的20%。
量化宽松政策的实施，大幅增加了资产和负债规模。美联储的总资产从危机前的约8000亿美元增至目前的2.9万亿美元;欧洲央行总资产从危机前的1.1万多亿欧元，上升到目前3.1万亿欧元左右(约合4万亿美元)。与此相对应的是,中央银行的负债规模,即基础货币也随之大幅上升。而基础货币的大幅上升，给这些国家政府带来了大量的铸币税。
由于这些发达国家是国际储备货币的发行者，其量化宽松导致的基础货币大幅上升,必然会反映在其他国家外汇储备的上升。发展中国家的外汇储备从2008年前的4.2万亿美元上升到2011年的6.8万亿美元，其中，中国的外汇储备翻了一番，从1.5万亿美元上升到3万多亿美元。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贡献了大量的铸币税。
发达国家的量化宽松不但导致发展中国家“交纳”的国际铸币税增加，还增加了他们的“通货膨胀税”，即国际储备货币通货膨胀导致其购买力贬值给货币持有者带来的损失。目前，由于发达国家商业银行的信贷功能还没有从金融危机的打击下完全恢复，量化宽松所增加的流动性也没有完全转变为信贷增长，因而，发达国家没有明显的通货膨胀。但在未来，如果美国和欧洲国家的货币机构无法迅速有效地回笼这些庞大的基础货币，发展中国家将会承受通货膨胀和国际储备货币贬值给他们带来的损失。因此，国际社会必须重视发达国家通过量化宽松政策转嫁给其他国家的成本和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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