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资本主义最深处
读何新著《统治世界：神秘共济会揭秘》有感
作者：肖斌
由全国政协委员、著名学者何新研究员主编，中国书籍出版社出版的《统治世界：神秘共济会揭秘》(以下简称《统治世界》)，是我国迄今为止以共济会为主题，研究和介绍最为全面、详尽和深刻的一部著作。
全书共分三卷，作者采用一般性和典型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一方面对共济会的产生、发展与演变作了历史维度的厘清和梳理，使这个在资本主义世界里隐秘多年的“影子政府”逐渐浮现在世人面前;另一方面，又借助一系列翔实的中外文献和史料，列举了以疫苗、人工病毒与转基因为代表的生物战和减少世界人口计划两个明证，引证了神秘共济会力图掌控资本和统治世界的诸多预谋。通篇拜读后，发现其中有三个方面内容值得思考。
第一，探寻共济会背后的原动力——资本的精神与逻辑。
作者在该书中开宗明义，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共济会的组织形式，就是“一种将政治家、工业家、金融家和媒体融合在一起的方式”，其目标就是实现所谓“全球一体化”，即“由西方金融银行家、工业家和知识精英联合控制的超国家实体化的世界政府”。在这里，无论是政治家、工业家，还是金融家、知识精英，他们无外乎都是资本人格化在不同领域的具体体现，尽管分工不同，却都是在忠实地执行着资本嗜血逐利性的不变法则，资本的张力怂恿他们通过各种非人道和反文明的方式在政治、经济、文化和自然等诸多领域攻城略地、巧取豪夺。
共济会象征着资本，而统治世界的实质就是在于资本垄断。
在这里，笔者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作者在书中对骷髅会(共济会下属的一个分支)的“入会仪式”曾经有这样一段描述：“34岁的宣誓者低头凝视着掌中的人头骷髅。这个骷髅是空的，像一只碗，里面盛满了血红色的酒……他闭上眼睛把骷髅倾向嘴唇，将酒长饮而尽，然后放下骷髅”。这使笔者不禁想到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一段颇为相似的话：“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值自身，创造剩余价值，用自己的不变部分即生产资料吮吸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资本是死劳动，它像吸血鬼一样，只有吮吸活劳动才有生命，吮吸的活劳动越多，它的生命就越旺盛。”①由此看来，共济会的神秘入会仪式不正是印证了资本的逻辑与精神吗?
第二，警惕资本联合与劳动分化的双重趋势。作者在书中谈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国际与共济会的百年抗争，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初改组正义者同盟、成立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的初衷，是致力于用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组织去对抗资产阶级的国际联合组织，最终实现全世界范围内的共产主义。但历史和现实都在反复告诫我们，在两种联合的无数次较量中，仿佛正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指出的那样——“资本家的联合是很通常而卓有成效的，工人的联合则遭到禁止并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69页。《马克思主义研究》2012年第1期·158·会给他们招来恶果。”①
事实上，从共产国际成立之日起，它就一直遭受着共济会对它的分化和瓦解，这体现在思想上它要不断克服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影响;在组织上要用民主集中制来取代密谋宗派色彩;在行动上要协调好阶级问题与民族问题两者之间的关系。在对抗中，资本的联合逐渐趋于隐秘化和实质化;而劳动的联合却趋于分散化和形式化。
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国际共运走向低潮，资本联合与劳动分化的趋势就更加明显了。一方面，各国资本在全球政治经济一体化的潮流下，进一步整合全球范围内的生产要素和资源，形成了一个“国际帝国主义的”或“超帝国主义的”总联盟;尽管他们在内部存在着和平与非和平的斗争形式，但只要面对整个工人阶级、面对抵制工人阶级前进运动的共同利益，“竞争中的虚伪兄弟”就会立刻结成“资本旗帜下的共济会团体”，并且大资本早已接管了这场战役的领导权。另一方面，伴随着国际资本集聚和积累的不断加强，劳动在社会财富分享中的相对比例不断下降，工人阶级的阶级基础受到侵蚀和削弱，阶级意识也在一定程度上淡化甚至丧失，整个工人阶级面临着由“自为阶级”向“自在阶级”退化的风险。
第三，认清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虚假性。关于“两个斯密”和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争论在以前不乏先例，但把共济会和这两者纳入关联的研究却寥寥无几，而作者无疑注意到了这一点，揭示出斯密的《国富论》、诺贝尔经济学奖与共济会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进而为我们认清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虚假性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视角。如果说，当时的斯密还在纠结于怎样用折中的办法去处理好《国富论》的科学性与功利性两者之间的关系，而这种折中主义恰恰反映在其理论体系中的诸多“自相矛盾”的状态上;那么后来到了庸俗经济学那里，这种矛盾状态却竟然被人为地、活生生地消解和忽视了。
原因很简单，因为“现在问题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方便还是不方便，违背警章还是不违背警章，不偏不倚的研究让位于豢养的文丐的争斗，公正无私的科学探讨让位于辩护者的坏心恶意。”
令人遗憾的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评定不幸继承和发扬了这一传统，并一直延续至今。纵观历届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我们或许只能找到一位，也是唯一的一位社会主义国家的学者——列奥尼德·康托罗维奇;但他的获奖绝非是诺贝尔奖对他的偏爱，而是得益于线性规划所固有的工具理性而非价值判断以及与美国人佳林·库普曼斯的团队合作。而更多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无非是恪守共济会的特定意识形态和政治准则，并为之服务的。
因此，我们有理由说，从斯密到众多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我们见证了昔日“国民经济学的路德”是何以堕落成为今日“资产阶级辩护士”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虚假性是与生俱来的，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危机的不断涌现，其理论假设与内核会被实践不断证伪，其固有的腐朽性和辩护性会日益凸显出来。
当然，本书也和其他著作一样，有其局限和不足。例如，该书在资料整合和篇章结构的安排上还有待优化，在个别专题的深度和广度研究上还需进一步加强。不过正如作者在序言中所声明的那样，“本书不是一种严肃的学术考证，而仅是一个情况综述性介绍”。或许正因如此，该书才方能为我们今后研究共济会及其相关问题提供更为广阔的线索和视角。
而更为重要的是，走近资本主义最深处，面对共济会，正同当年马克思在揭露巴枯宁的种种阴谋时所说的那样，“要对付这一切阴谋诡计，只有一个办法，然而是具有毁灭性力量的办法，这就是把它彻底公开。把这些阴谋诡计彻头彻尾地加以揭穿，就是使它们失去任何力量。”在这一点上，何新先生做到了!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马克思主义研究系)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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