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全球为美国可能出现首次债务违约而神经紧绷时，美国参议院接近达成一致将维持政府开门至明年1月15日，债务上限延至2月7日，美国两党债务上限谈判再次因拖延战略出现转机。
过去两年，美国债务攀升速度是GDP增速的两倍。美国债务危机是债务膨胀及扩张性宏观政策的结果，并呈现债务膨胀长期化的趋势。其根源在于美元霸权下的国际经济体系是一个债务推动的经济模式，长期发展必然会导致经济失衡，并表现出对债务的高度依赖。
美国债务依赖性体制到底是如何运作?美国债务持续增长来源于长期的赤字经济。一般情况下，弥补财政赤字的路径主要有三条：一是加税或减支，二是发行国债，三是增发货币。实际运行情况表明，美国主要采用发行国债方式弥补财政赤字。可见，美国的债务问题并不仅仅是一个短期或是周期性问题，更反映了美国经济发展的一种长期性变化，有其内在的经济逻辑。
事实上，美元是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发行的不可兑换银行券，美联储必须以购买国债的数量决定印刷美元的数量。美国政府向美联储卖出国债，美联储向其提供等额美元。可见，美国的“美元本位制”本质上是由“债务本位制”所决定的。最近十年来，美国政府每年的借款包括债务再融资规模平均超过4万亿美元，美国债务总规模由5.3万亿增长至目前的16.7万亿美元，债务上限几乎对美国没有实质性约束。
美元信用创造为全球流动性提供了投资标的，美国国债也一直被认为是与美元等量齐观的全球流通性最好的金融资产。从市场深度和流动性而言，美国国债二级市场存量达到6万亿美元以上，可以满足全球源源不断的资金投资需求。在美国国债构成之中，除政府外的其他部门持有约40%，美国居民持有约30%，外国投资者持有约30%，中国持有美债占比为8%。过去十年，中国持有美国债券规模经历了爆炸性增长，年均增长率达36.8%。世界上大多数通过资源出口和商品出口积累贸易盈余的新兴国家，都积极购买美债，这大大压低了美国长期融资成本。
作为全球最大债务国的美国，通过债务循环获得全球化财富分配中的最大收益，债务不但没有对其形成制约，反而成为美国维持金融地位的工具。在从主权货币角度看，在国际贸易计价、世界外汇储备以及国际金融交易中，美元分别占48%、61%和83%。由于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美国国债实际上也成为世界各国竞相购买以获取稳定收益的投资对象。
黄金非货币化以后，美国不再担心国际收支逆差会导致黄金外流，这造成经常项目持续逆差、资本项目持续顺差的过程。这一过程必然造成美国经济不断“去工业化”，实体经济不断萎缩，金融服务业等虚拟经济持续膨胀，也导致世界产业格局不断重组，制造业等实体产业或产业链中的实体部分不断转移到新兴经济体。
此外，为保障债务融资的可持续性，美联储也充当着“最后贷款人”角色。2007年8月起，为应对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美联储先后10次大规模降息，联邦利率从5.25%降至0%至0.25%的目标区间，12次降低贴现率累计575个基点至0-0.5%。而在名义利率降至零水平后，为避免陷入“零利率陷阱”，美联储又通过四次量化宽松政策(含扭转操作在内)，共推出约3.5万亿美元的购债规模，占美国GDP总量的22%左右，这使得美联储资产规模从金融危机之前的8600亿美元，增长了4.4倍之多，美联储量化宽松在基本完成了避免美国经济大萧条，并帮助美国逐渐走出金融危机任务的同时，也向美国财政部上缴了大量利润。
然而，美联储“最后贷款人”角色解决不了美国债务的可持续性问题。摆在美国面前的债务僵局似乎只是冰山一角。在美国的财政结构中有大量的社会保险盈余，这部分社会保险盈余被用于政府开支，但是随着美国婴儿潮进入退休高潮期后，未来社会保险的开支会逐步增加，从而挤占其他财政支出。同时，如果不增加社保税，那么社会保险盈余将逐步减少。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预测，到2016年后，社保基金将持续出现赤字。另一方面，奥巴马在第二任期中必然会加强医疗改革，医疗支出在其预算中也将逐步提高。因此，总体来看，随着美国婴儿潮的退去，将导致美国财政赤字进一步恶化。
根据美国白宫预算办公室的长期预测，美国债务将以快于经济增速的步伐继续增加，美国经济须每年至少增长6%，才能跟上债务增加的步伐。如果以目前每天增加35亿美元新债的速度增长，美国政府的债务总额将会在十年后飞涨至26万亿美元，而到2035年，美国联邦债务将占GDP的180%，财政体系将处于崩溃的边缘。
特别是，“斯蒂格利茨怪圈”逐步被打破。所谓“斯蒂格利茨怪圈”是指，亚洲国家将本国企业的贸易盈余转变成官方外汇储备，并通过购买收益率很低的美国国债投资到美国资本市场;美国在贸易逆差的情况下大规模接受这些“亚洲美元”，然后又以证券组合投资、对冲基金等形式将这些亚洲美元投资在以亚洲为代表的高成长新兴市场获取高额回报。然而，当前亚洲以及新兴经济体开始逐步改变过度依赖于出口的增长模式，许多国家纷纷调整储备资产结构，商品美元为美国债务提供廉价融资的时代似乎渐行渐远。
从这个角度而言，美国发生“债务违约”是一种“已知的未知”，即美国财政运转和债务上调的空间越来越小决定了美国发生“债务违约”只是时间问题，但“债务违约”何时发生?以何种形式发生?则还是不确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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