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为何“痴心不改”？
赵 磊
(西南财经大学《财经科学》编辑部)
张维迎最近有点火。事情起因于他跟林毅夫关于“产业政策是否必要”的争论。
在过去的几十年，张维迎不是“有点火”，而是“非常火”;不仅“非常火”，还“非常牛”。因为，那是一个主流经济学“非常火”且“非常牛”的年代。那是一个什么年代呢?在哪个年代，即使你不懂经济学，只要你对市场神圣的教义长跪不起，泪流满面地高呼“私有制万岁”，你就会如同秦火火一样，想不火都不行(注1)。
我说“张维迎有点火”，这个“有点”是一个事实判断，没有贬低这位中国主流经济学的领军人物的意思。
世界发展到今天，资本主义混到眼下这幅光景，虽不至于说都是主流经济学的功劳，却与主流经济学的为所欲为不无关系吧?虽然市场神圣这尊高大上的菩萨还在继续高大上，但表面的金粉大面积剥落，连里面的泥胎都露出来了，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在这样的背景下，张维迎还能够“有点火”，实属不易。这至少说明，对于主流经济学的“逻辑一致性”，哪怕它与实践发生了“逻辑不一致”(所谓“理论没错，是实践错了”)，张维迎依然是“痴心不改”。
我对张维迎所坚持的“逻辑”并不感兴趣。我感兴趣的是，张对这个逻辑何以能够“痴心不改”?于是我想起了马克思。马克思在写给库格曼的信中这样说：
——“资产阶级社会的症结正是在于，对生产自始就不存在有意识的社会调节。合理的东西和自然必需的东西都只是作为盲目起作用的平均数而实现。当庸俗经济学家不去揭示事物的内部联系却傲慢地断言事物从现象上看是另外的样子的时候，他们自以为这是作出了伟大的发现。实际上，他们所断言的是他们紧紧抓住了外表，并且把它当作最终的东西。”
我以为，坚信“生产自始就不存在有意识的社会调节”，而只有“盲目起作用的平均数”才是宇宙真理——正是“自以为这是作出了伟大的发现”的“傲慢地断言”，或许就是张的“痴心不改”的底气之所在吧?
不过，张维迎的底气还有可能来自于某种必要性。对于这种必要性，马克思在致库格曼的信中同样给予了无情的揭露：
——“内部联系一旦被了解，相信现存制度的永恒必要性的一切理论信仰，还在现存制度实际崩溃以前就会破灭。因此，在这里统治阶级的绝对利益就是把这种缺乏思想的混乱永远保持下去。那些造谣中伤的空谈家不凭这一点，又凭什么取得报酬呢?他们除了根本不允许人们在政治经济学中进行思考以外，就拿不出任何其他的科学王牌了。”
为了维护“现存制度的永恒必要性”，资本的绝对利益“就是把这种缺乏思想的混乱永远保持下去”，而“根本不允许人们在政治经济学中进行思考”。要不，他们“又凭什么取得报酬呢?”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要取得丰厚的报酬，他们就必须向资本证明自己的学问很值钱。他们是如何证明的呢?他们是这样证明滴：
凡是参与了坚信“生产自始就不存在有意识的社会调节”的教学、科研活动的，都是经济学家或著名经济学家，其活动都可以作为经济学学问高深的有力证据。反之，凡是参与了质疑“生产自始就不存在有意识的社会调节”的教学、科研活动的，都不是经济学家，或根本就不懂经济学，其言行都可以作为经济学学问肤浅的有力证据。
注1：有一位政治经济学专业的博导最近告诉我，也是在那个年代的某一年，在一次学术答辩会上，鄙校一个政治经济学专业出身的青年教师，在面对一个“政治经济学的提问”时，轻蔑地摊开双手，耸耸肩回答：“马克思是谁?我不认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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