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经济制度最有利于人类福祉?这个问题定义了当前的时代，因为在美国和其他发达经济体经历了40年的新自由主义之后，我们能够知道什么是行不通的。
降低富人的税收、放宽劳动力和产品市场的管制、金融化和全球化——这些新自由主义实验被证实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失败。如今的增长率比二战后四分之一个世纪的增长率还要低，而且大部分增长率已经达到了收入水平的最高点。在几十年的停滞甚至收入下降之后，新自由主义必须被宣判死刑。
至少有三个主要政治替代方案正在争夺新自由主义的继任者：极右翼民族主义、中左翼改良主义，以及进步左翼(中右翼代表新自由主义失灵)。但是，除了进步左翼，这些替代方案仍然基于某些已经失效的意识形态。
比如，中左翼代表着披着人道面目的新自由主义。其目标是将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和英国前首相布莱尔的政策带入二十一世纪，只对流行的的金融化和全球化模式进行微调。与此同时，民族主义右翼否定全球化，将今天的一切问题归咎于移民和外国人。但特朗普的总统任期表明，民族主义右翼也同样擅长为富人减税、去监管化以及减少或取消社保项目。
相比之下，第三个阵营鼓吹我所谓的“进步资本主义”，它规定了一个基于四个优先事项的完全不同的经济议程。第一项是重建市场、国家和公民社会之间的平衡。缓慢的经济增长，不断加剧的不平等性，金融动荡以及环境破坏都是市场所带来的问题，因此市场不能也不会独自克服这些问题。政府有责任通过环境、卫生、职业安全和其他类型的监管来限制和塑造市场。政府还有责任去做市场不能或不会去做的事情，如积极投资于基础研究、技术、教育和卫生。
第二项重点工作是承认“国家财富”来自科学探索，即了解我们周围的世界，社会组织允许大量的人为共同利益而合作。市场在促进社会合作方面仍起着关键作用，但只有在依法治国并受到民主制衡的情况下，才能服务于这一目标。否则，个人可以通过剥削他人、寻租来致富，而不是通过真正的创造力创造财富。许多今天的富人便是靠着剥削发家致富。他们因为特朗普的政策而如鱼得水，这些政策鼓励寻租，破坏财富创造的基本源泉。进步资本主义的目的恰恰相反。
这就引出了第三项重点：解决日益增长的市场集中力问题。通过利用信息优势，收购潜在的竞争对手，创造进入壁垒，主导企业能够进行大规模的寻租，损害其他所有人的利益。企业市场力量的上升，加上工人讨价还价能力的下降，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不平等如此之高，增长如此缓慢。除非政府发挥比新自由主义更积极的作用，否则由于自动化和人工智能的进步，这些问题可能会变得更糟。
进步日程的第四项关键工作是断绝经济权力和政治影响之间的联系。经济实力和政治影响力是相互加强和自生自灭的，特别是在美国，富有的个人和公司在选举中可能毫无限制地花钱。随着美国越来越接近一个根本上不民主的“一美元一票”制度，民主所必需的制衡制度可能无法维持：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限制富人的权力。这不仅仅是一个道德和政治问题：不平等程度较低的经济体实际上表现更好。因此，渐进的资本主义改革必须从减少货币对政治的影响和减少财富不平等开始。
没有什么魔法能够逆转几十年来的新自由主义所造成的伤害。但符合上述内容的全面日程绝对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这要取决于改革者有决心遏制私人部门所造成的市场权力过度、不平等性过高的问题。
一个全面的议程必须集中在教育、研究和其他真正的财富来源上。它必须保护环境，遏制气候变化，保持与美国绿色新政派和英国灭绝反叛组织(Extinction Rebellion)一样的警觉。它必须提供公共计划，以确保没有公民被剥夺体面生活的基本条件。这些措施包括经济保障、就业机会和生活工资、医疗保健和充足的住房、安全的退休生活以及为子女提供优质教育。
这个议程是非常负担得起的;事实上，我们不得不通过它。民族主义者和新自由主义者提供的替代方案将带来更多的停滞、不平等、环境退化和政治刻薄，以及其他我们想都不敢想的后果。
进步资本主义不是矛盾体。相反，它是对显然已经失败的意识形态的最可行、最有活力的替代方案。它代表着我们摆脱当前经济和政治弊端的最佳机会。
作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Stiglitz)，哥伦比亚大学教授，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联合得主之一，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前主席，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本文原载微信公众号“意见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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