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全面放开外资评级机构在华业务;鼓励境外金融机构在华参与设立、投资入股商业银行理财子公司;境外资管机构与中资银行或保险公司的子公司合资设立理财公司，允许外方控股;允许境外金融机构投资设立、参股养老金管理公司;支持外资全资设立或参股货币经纪公司;人身险外资股比限制从51%提高至100%的过渡期，由原定2021年提前到2020年;原定于2021年取消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和期货公司外资股比限制提前到2020年;取消境内保险公司合计持有保险资管公司的股份不得低于75%的规定，允许境外投资者持有股份超过25%;放宽外资保险公司准入条件，取消30年经营年限要求;允许外资机构获得银行间债券市场A类主承销牌照;进一步便利境外机构投资者投资银行间债券市场。
密密麻麻一共11条。7月20日，作为国务院金稳委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扩大金融开放决策部署的具体举措，金融委办公室公布了11条扩大金融对外开放的有关举措，较为充分地体现了“宜快不宜慢、宜早不宜迟”的基本原则。
说实话，在现实国际、国内金融环境之下做出如此重大开放决策，恐怕是非常艰难的选择。这不仅体现了中国遵从新时代、新内涵的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同时也体现了中国面向世界的态度和自信。
但毫无疑问，开放的自信是充分准备之下的气定神闲。这里不仅包括国内金融市场主体面对开放大势的充分准备，同时也包括管理者适应开放环境的充分准备。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中国依托开放推动改革，正所谓“以开放促改革”。但现在，改革开放都进入了深水区，一些必须注重的“经济死穴”藏的更深，风险更大。这需要我们看清楚、想明白、干到位，才能使改革开放更加顺利地推进。
举个例子，中国经济当前杠杆率比较高，如果我们明明知道这是重大风险，而不能尽快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那势必会给金融冲击留下缺口。过去，没有那么多外资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一些“非市场化”的手段延缓问题的爆发，但有大量外资存在，情况就会复杂得多，就会给非常擅长做空的华尔街大鳄留下借口。而且，当内外资本联通之后，管理机构的控制难度会非常高，甚至经常会无能为力。
实际上，人民币汇率就存在这样的问题，是境外的市场预期和走势绝大境内的价格?还是相反?我们看到，很多时候人民银行不得不通过“发行央票”收回香港金融市场上的人民币流动性，并借此维系人民币汇率的稳定。这当然是有效的方法，但这其中所蕴含的成本是很高的，全部金融市场开放之后，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支付这样的成本?
金融开放大势所趋，而根据开放的未来尽快厘清监管手段，尽快制定各种风险化解和防范的预案，恐怕是中国金融市场必不可少迫切需求。但更迫切的是，已经摆在面前的重大风险，必须求解。还是那句老话：迎接客人，先要把房间打扫干净。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外资金融机构带给中国的金融玩法、工具是否符合中国经济发展的需求?如果我们自己的金融机构也学它们做法，或在竞争中不自觉地被带入外资金融机构的一套做法，那中国的金融是否会进一步脱实向虚?所以，金融开放绝非一放了之，这个过程中管理者如何把握金融发展的大方向和主动权，始终坚持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原则，这将是考验中国金融开放是否成功的标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