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地讲三大周期就是，经济周期，政治周期与世界秩序周期。其中人们比较熟悉经济周期，但是很少谈论政治与世界秩序周期。事实上，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自然影响政治与国家间关系，由此形成相应的政治与世界秩序的周期现象。可以说，这三大周期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改变着当今世界人类的命运。
经济周期：什么是经济周期?无非就是经济复苏，发展，繁荣，萧条，危机周而复始的现象，但是对于经济周期的理解与解析以及解决方案，则千差万别。比如，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周期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现象，生产相对过剩是经济危机的基本现象。即生产的商品相对于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来说是过剩了。一方面是大量的商品卖不出去、被销毁,另一方面是广大劳动人民群众又得不到必需生活资料,所以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生产相对过剩的危机。而导致产生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所以，解决方案在于用社会主义社会代替资本主义社会，用计划经济代替市场经济。与此相比，凯恩斯主义认为：周期性的衰退和大量失业的存在是“有效需求”不足引起的。要消除这种状况，就必须由国家来管理有效需求，进而引伸出一整套以财政政策为重点，以相应的货币政策为辅助的方法与措施。凯恩斯主张依靠政府力量来刺激消费和投资弥补有效需求的不足。不同于马克思和凯恩斯，熊彼特认为经济周期或者说经济危机既不是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表现，也不是源于社会有效需求不足，事实上它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行的内在规律，对经济周期的分析就是对资本主义时代经济进程的分析，经济周期并不像扁桃体那样，是可以分离并进行单独治疗的器官，它更像是心脏的跳动，显示了人作为有机体的最本质的东西。他发现每一次经济危机之后，经济事实上变得更好了，而不是人们担忧的那样变得更坏了，这是因为每一次危机既是危机，也是机遇，危机推动“创造性毁灭”，毁灭催生新的机遇，这就是经济发展的逻辑。当然在新旧经济周期转换之间，做到有序撤退，有序前进，这又是必要的。
政治周期：有没有政治周期?当然有。因为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必然影响政治的选择，由此形成相对应的政治周期。其主要表现就是人们总是在不同原则之间摇摆，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之争，自由主义与保护主义之争，凯恩斯与哈耶克之争，等等。真理变成谎言，谎言变成真理，事实上这不是理论的错误，而是大周期的结果。经济发展与繁荣总是伴随自由主义与市场经济，经济衰退与危机则总是伴随保护主义与凯恩斯主义。于是人们产生一种幻觉，认为自由主义是通往自由与繁荣之路，而集体主义是通往奴役之路。那么，事实果真如此吗?
19世纪被认为是自由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但是开始于19世纪后半期，西方国家制度出现了从以市场主导回归以国家主导的转型，标志就是福利国家的出现。20世纪30年代，受到凯恩斯主义的影响，美国政府在大萧条时期力推新政，建立了美国式的福利国家。二战后大西洋两岸基本形成了以公共财政为主导的福利国家，史称“凯恩斯福利国家”。此后出现的20年大发展与大繁荣，迄今令美国与西方人恋恋不舍，认为那是民主与繁荣的天堂。但是，好景不长，上世纪七十年代凯恩斯主义陷入困境。经济学家米塞斯，哈耶克，还有后来的米尔顿·弗里德曼，詹姆斯·布坎南都认为这是由于市场经济体制在西方衰退的缘故，这是西方文明的悲剧。30多年前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充满乐观主义情怀，将其《自由选择》一书最后一章的标题定为“潮流在转变”。因为当时人们普遍的信念正在从计划经济转向信仰市场经济。但是，30多年后人们发现社会的潮流又转变了。对此就如19世纪法国经济学家巴斯夏曾经写到的那样：“在我看来，文明的钟摆总是根据时代的需要，从一个原则摆向另一个原则，而在强调个人主义的绝对自由原则之后，回归到强调政府行动的必要性，总是意味着更大的进步。于是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正确的东西，也没有什么绝对的原则，因为钟摆总是根据时代的需要，从一个原则摆向另一个原则。啊，比喻，如果我们只用比喻，你要把我们带到什么地方。”巴斯夏的预见如此新鲜，如同今天写的一样。
世界秩序的周期：美国已故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罗伯特·吉尔平在《国际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一书中分析指出，几千年来国际关系的本质没有改变，每一场霸权战争的结束是另一次成长，扩张，最终衰落周期的开端。不平衡发展规律继续重新分配权力，从而破坏着上一次霸权争斗建立起来的现状。不平衡代替平衡，世界走向新一轮霸权冲突，这种周期已经并且还将继续下去，直到人类毁灭自己，或者学会开辟一种有效的和平变革的机制。从历史上看，每一次战争之后，都会迎来一个发展与繁荣的和平时期，与之伴随的是一种理想主义思潮。但是，好景总是不长，繁荣与和平之后，人类又会再次面临经济危机，退回保护主义，回归现实主义与“丛林法则”，最终战争爆发。比如1648年三十年战争结束，欧洲各国签订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第一次确立了国家主权的原则。如果说产权是构建现代社会的基础，那么同样可以说主权是构建现代国际社会的基础。1815年欧洲拿破仑战争后，建立了维也纳体系，它维持了欧洲将近100年的和平，使19世纪成为欧洲的世纪，至今还被认为是均势与秩序的典范。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签订的“凡尔赛和约”则被认为是一种失败，因为它仅仅维持了欧洲与世界20年的和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雅尔塔体系以及随后爆发的冷战，维持了40多年的冷和平，有历史学家称之为“长和平”。冷战结束，人们欢呼“历史的终结”，世界合二为一，美国一超独霸。但是，在冷战结束30多年之际，人们发现历史不仅没有终结，而且又回到了过去，回到了冷战，甚至于又回到了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夕，那个革命与战争的年代，这不能不说是21世纪大国政治的悲剧。
目前，世界正面临三种危机同步重击之下，即经济危机，政治危机与世界秩序危机。美国桥水基金创始人瑞·达利欧认为：未来的时代将与我们有生之年所经历的时代完全不同，但是与历史上的许多时代有着相似之处。而最近一段与目前类似的时期是1930-1945年。我们熟知的世界秩序结束了，“接下来的3-7年，将是人类历史上极度撕裂的过渡期，我们将同时经历三件事：剧烈的变革、社会动荡，以及前所未有的繁荣。”说这话的，是埃隆·马斯克。时间：2026年1月6日。地点：特斯拉德州超级工厂。
作者简介：鲍盛钢
曾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本科国际政治硕士
曾获加拿大卡尔顿大学比较政治学硕士
任教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政治研究中心，后赴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国际关系
兴趣：全球化与国际关系民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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