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的“围剿”与“反围剿”

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曾经将“一带一路”比作是中国的第二次长征，因为它使中国摆脱了美国的围追阻截，跳出了美国的包围圈，完成了战略大转移，由战略被动逐步转向战略主动，当然不同的是这次战略转移是主动转移，而不是因为军事失利被迫转移。尽管对比有些牵强，但事实上也确实是有些可比性。

首先，都面临敌强我弱的困境。其次，对于战略的选择，都发生过激烈的争论，是针锋相对打阵地战，还是避其锋芒打游击战?其三，双方“围剿”与“反围剿”都经历了数次，在中国革命时期，前后经历了五次，前四次都取得了胜利，第五次却因为执行了错误的路线而失败并被迫转移。同样，中美关系的“围剿”与“反围剿”也经历了数次，第一次是美国总统奥巴马时期，开始美国提出中美“G-2”设想，即中美共治，但是看到中国反应冷谈后，随即抛出美国重返亚太战略，鼓吹中国威胁论，打响了中美关系的第一枪。接着第二次是特朗普第一任总统时期，他一改奥巴马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重点转向贸易战，认为贸易战很容易打，也很容易赢。第三次“围剿”是拜登时期，尽管这一时期继续维持了特朗普时期的贸易保护政策，但是重点转向地缘政治博弈，美国试图利用俄乌冲突与台海危机，将世界推回到“民主”与“威权”对立的两极格局，从而孤立俄罗斯与中国。第四次中美关系的“围剿”与“反围剿”就是目前正在进行中的特朗普第二次总统任期，中美博弈又一次转向贸易战，关税战与科技战。

其四，从可比性来看，蒋介石国民党当时对中共苏区的“围剿”，目的是将工农红军扼杀在摇篮里，维护其统治。同样，从中美关系的四次“围剿”与“反围剿”来看，美国的目的很清楚，尽管具体政策不同，但是目的都是为了遏制中国的崛起，维护美国的世界霸权地位。对于美国来讲，要维护美国的全球霸权地位，美国就必须控制欧亚大陆。而要控制欧亚大陆，美国就要控制欧亚大陆的三点即欧洲和亚太还有中东。而要控制这三点，最好的方法就是让欧洲，亚太和中东地区处于分裂，内部力量相互牵制，防止它们的一体化发展以及在欧洲，亚太和中东崛起主导性国家，否则美国就会被挤出这三个地区，进而被挤出欧亚大陆，被迫回到美洲，进而失去对全球的控制。所以，一个由美国主导的分裂但平衡的欧洲，中东，亚太以及由此形成的一个由美国主导的分裂但平衡的欧亚大陆是美国霸权的先决条件，这既是一个地缘政治框架，也是一个地缘经济框架。所以，不难看出，中国崛起之所以必然被美国视为是威胁，这是由美国全球战略目的决定的，因为美国要维护霸权，就不允许在亚太出现一个主导性大国，如果换作是日本，美国也会视为威胁而加以遏制，比如在上世纪80年代末与90年代初，美国就曾经穷凶极恶地对日本加以打击，直至日本迷失。历史上中美关系也曾经长期好于日美关系，这是因为日本强，中国弱。再比如如果印度崛起成为下一个中国，美国自然也会视印度为威胁，拉拢中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家遏制印度。

最后，从结果来看，当时工农红军因为执行了错误的路线，军事失利，被迫转移，经历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由此开创新的革命根据地。同样，面对美国的“围剿”，中国应该如何选择呢?是针锋相对选择阵地战，还是避其锋芒选择游击战?如果中国选择针锋相对，以强制强，那么自然正中美国下怀，对此我们不妨看一下欧洲，看一下俄乌冲突，看一下俄罗斯，就可以略知一斑，因为乌克兰问题实际上同样是美国设计的一个陷阱，目的就是挑起争端，引发冲突，让俄罗斯与欧洲其他大国处于相互争斗，相互牵制，相互消耗之中，由此回到一个由美国主导的分裂但平衡的欧洲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格局。反之，如果中国选择有理有节的反制，斗而不破，并且主动寻求战略转移和战略新机遇，不仅能够避免中美冲突的升级，而且还可以为自己赢得更长更大的战略时空。所以，从这个角度看，“一带一路”可以说是中国的第二次长征，不仅甩掉了美国的围追阻截，完成了战略大转移，而且开创了中国外交的大棋局，由此在中美博弈中从战略被动转向战略主动。

英国地缘政治学家哈尔福德·麦金德曾经分析到：近代以前欧洲与欧洲的历史实际上是隶属于亚洲与亚洲历史的，因为在某种意义上说，欧洲文明是反对亚洲人入侵而长期斗争的结果。而地理大发现所导致的主要政治效果是把欧洲和亚洲的历史关系颠倒了过来，不仅抵消了游牧民族占据欧亚大陆中心位置所具有的战略优势，而且使欧洲由战略被动变为主动，因为欧洲的航海者开始用海权包围中亚的陆地强权，从此逆转了欧亚的强弱关系。同样，我们可以说目前“一带一路”的政治效果是把美欧与亚洲的历史关系又颠倒了过来，不仅抵消了海洋大国的战略优势，而且得以由战略被动转变为战略主动，由此平衡并逆转了美欧亚的强弱关系。而更为重要的是，“一带一路”改变了世界地缘政治的走向，以东西向代替了美国南北向的地缘政治格局，在合作共赢，互联互通的基础上，重新打通了欧洲，中东与亚太地区的文明隔阂，将欧亚大陆乃至全球连成了一片，一个新的世界秩序正在形成。

作者简介：鲍盛钢

曾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本科国际政治硕士

曾获加拿大卡尔顿大学比较政治学硕士

任教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政治研究中心，后赴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国际关系

兴趣：全球化与国际关系民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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