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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需求如同一日三餐,必不可少——这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分野

草野先生 · 2026-09-30 · 来源:作者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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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文化从来不是少数人的奢侈品,而是所有人的必需品,就像人的一日三餐,不是锦上添花的点缀,而是必不可少的刚需。必须把普惠性文体服务纳入基本公共服务清单,和教育、医疗、养老、健身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这不是额外的“新增要求”,而是迟来的“价值归位”。

上篇(上篇:不是群众不消费,是“供强需弱”只说了一半)已剖明消费市场的病根:我们并非单纯的“供强需弱”,而是“实物供给过剩”与“优质服务短缺”的结构性错配并存。下篇谈破局解法,但须先立住一个根本前提:

文化需求从来不是当下的奢侈品,它历来与一日三餐同等重要。

一日三餐养肉身,文化生活养精神。人不吃饭会饿死,缺了文化生活虽不致命,却会活得干瘪、空虚、粗粝。这无关“生活质量高低”,而是关乎“人是否成其为人”的本质命题。

再深一层说:有无自觉的精神文化需求,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

动物饱食后也会撒欢嬉戏,但那只是本能的延伸,而非主动的精神创造与体验。人则不同:人会歌唱、会舞蹈、会观剧、会追问存在的意义,会为一场演出跨越千里,会为一首诗热泪盈眶。这些看似“无用”的事,恰恰是人之为人的根本标识。一个人若只剩吃、睡、买的生理需求,那不是“务实”,而是精神的退化;一个社会若只满足于填饱肚子、清空实物库存,却对人为何感动、为何向往不闻不问,那不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是把人降格为逐利的经济动物。

因此,文化需求绝非“有钱有闲”的小众消遣,更不是“先搞经济再谈文化”的软性配套。自人类文明诞生起,它便与一日三餐并列,是人的基本属性。文化需求和吃饭喝水一样,是刚需:一日三餐养的是身体生命,文化生活养的是精神生命;少一顿饭会肌体饥饿,缺一份文化供给,人会精神空虚。

问题恰恰在于,我们长期将文化需求视作奢侈品来配置供给。内需振兴的下一站,不是“恩准”群众的文化需求,而是让错位的供给回归本位。

核心路径清晰明确:不靠大拆大建的政绩工程,靠盘活存量、机制重构、就近可达、内容提质、分层落地五件事,就能打开内需增长的全新空间。

一、盘活存量,替代低效新建

当前地方财政普遍承压,土地红利持续退潮,再走“征地新建、远郊建馆”的老路,既不现实,也无必要。

破局之道,不在“砸钱搞新建”,而在盘活城市闲置存量空间。

近年实体商业迭代升级,大量成熟社区、核心商圈的老旧商超、厂房、办公楼出现空置。这类空间本身就处在人口密集区,交通便利、配套齐全,层高和结构也适配多种文体场景,只需适度改造就能快速变身社区文体中心,灵活设置球类运动区、舞蹈排练室、小型剧场、亲子互动空间,改造周期往往只有几个月,投入仅为新建场馆的零头,能迅速补上社区公共服务的缺口。

人防空间的错配问题尤为典型。和平年代,人防设施本应优先服务全民健身与公共服务,但不少地方陷入“以商养防”的误区,盲目把地下人防空间改成商业街,结果客流不足、通达性差,商铺大量空置、经营亏损,钱没赚到,公共服务的属性也丢了。

根子上的弊病是:过去处置城市存量空间,管理者首先想的是“能不能赚租金、能不能出GDP”,而不是“能不能服务老百姓需求”。只有把闲置空间的使用权从“逐利商业”转向“普惠民生”,这些沉睡的资源才能真正变成服务群众的公共资产。

二、政府定规兜底,社会专业运营

公共文体设施过去长期逃不开“重建设、轻运营,重政绩、轻实效”的怪圈:政府自己建自己管,不仅要掏建设钱,每年还要贴运营费,财政负担越来越重,还容易出现运营僵化、内容单一、没人爱来的问题,最后成了“建得起、养不起、用不好”的包袱。

破局的核心,是构建“政企社协同”的运营机制:权责清晰、公益兜底、市场提效,把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做。

这个模式已经被国内外的成熟经验验证过:

英国的公共文体服务普遍采用非营利信托模式,运营盈余全部反哺服务升级,既守住了公益底线,又保证了运营效率;

美国依托专业运营企业实现场馆集约化管理,比如SMG公司接手科博中心运营后,场馆营收直接翻倍,政府需要掏的补贴反而大幅减少;

日本推行“指定管理者制度”:政府保留设施所有权、监督权和考核权,通过公开遴选委托专业主体负责日常运营,用绩效评估卡住公益服务的底线,不用自己下场干琐碎的运营事。

这些实践都指向同一个规律:政府不用直接下场当“运营商”,但必须当好“规则制定者”和“监督者”。公益底色要靠制度刚性守住,服务效率要靠专业市场主体激活。

适配我国基层的治理现状,最优的模式是“混合运营机制”:

政府负责定服务标准、给运营补贴、划公益红线,比如要求每周必须有多少小时免费开放、公益课程定价不能超过多少,把民生属性牢牢卡死;

社会组织锚定普惠属性,承接公益类服务项目,比如针对老人、儿童的免费兴趣课,守住公共服务的基本盘;

专业运营企业负责场地运维、内容更新与流量激活,用市场化的手段提升服务质量、降低运营成本。

三方各归其位,既能避免纯公益运营的僵化低效,又能防止纯商业运营的逐利跑偏,用最低的成本给群众提供最实在的服务。

三、就近可达,才有生命力

公共文体设施不是用来撑门面的城市地标,它的核心竞争力是可达性、便利性和贴近性。

大型体育场馆、博物馆布局在城市外围、轨道沿线,有其公共服务的统筹考量,但是面向普通老百姓的普惠性、社区型文体设施,必须扎在居民15分钟生活圈里,才有真正的生命力。

群众的文体消费,从来都是依附日常动线的:下班通勤顺路就能打半小时球,饭后散步途经就能看一场社区演出,接送孩子间隙就能顺便给老人报个合唱班,这才是可持续的消费模式。如果看个平价话剧要跑三十公里、打个球要跨半个城,再高的热情也会被路程消磨掉,再高端的设施最后也会沦为无人问津的“白象工程”。

我们说存量改造远优于远郊新建,核心优势从来不是硬件成本低,而是这些闲置空间天然就占据核心人流场景、嵌入居民的日常生活轨迹。存量空间自带稳定客流,只要做好场景改造和内容升级,就能把自然人流转化为稳定的消费与参与流量,实现民生价值和市场价值的双赢。

四、内容提质:建好载体,更要丰盈精神内核

补齐文体供给短板,绝不是把空间改完就完事了。硬件是装服务的壳子,优质内容才是激活消费、滋养人心的核心。

现在大家总说青少年沉迷短视频、碎片化娱乐盛行,根源从来不是手机和媒介本身,而是优质的深度内容供给太少、门槛太高。短视频靠短时强刺激迎合人性惰性,当然容易让人上瘾,但传统戏曲、经典文艺、深度阅读、专业运动这些需要专注和沉淀的内容,并不是群众不爱看、不爱参与,而是找不到、没人带、门槛高。

两种娱乐方式不是天然对立的,问题是大众触达的易得性严重失衡:碎片化娱乐打开手机就有,优质文体内容却要花大价钱、跑远路才能体验到,群众自然会用脚投票。

所以扩大文体内需,不用喊着抵制短视频,关键是要给优质文化打开“正门”:通过社区展演、校园普及、公益课堂、亲民票价与专业导赏这些方式,大幅降低经典文艺和体育运动的参与门槛,让老百姓尤其是青少年,有渠道、有机会、有引导地接触优质内容。

就拿传统戏曲来说,它是几千年文化沉淀的瑰宝,是涵养群众审美、塑造文化认同的重要载体。我们既要把这些内容送进社区、送到群众身边,也要理性甄别里面的陈旧观念,让群众在体验和思辨中培育独立的审美和认知能力,真正实现“以文化人”的作用,而不是机械地“填鸭式”输送。

五、分层统筹,因地制宜

我国地域辽阔,不同地区的人口结构、消费习惯、财政能力天差地别,一刀切的政策必然水土不服。北上广深的社区需求和县城、乡镇的需求完全不一样,要是都按一个标准建,要么是供不对路,要么是负担不起。

文体供给升级,必须坚持“中央定原则、省市做统筹、地方抓落地、社会广参与”的分层治理体系,谁的事谁来干,不搞上下一般粗。

中央层面锚定战略方向,明确公共文体服务的普惠属性,出台针对性的扶持政策,建立兜底保障机制和监管考核底线,给地方划好边界、兜住底线;

省级层面统筹区域布局,优化资源配置,避免相邻城市重复建设、同质化竞争,把钱花在刀刃上;

市县层面立足本地的人口结构、民生需求和财政能力,因地制宜确定改造规模和服务内容,发达地区可以多搞些内容创新,欠发达地区先把基本服务配齐,不搞脱离实际的“高标准”;

社会力量充分参与运营和内容创新,激活市场活力,让供给更贴合本地群众的真实需求。

落地的时候要特别提防两类误区:

一类是严防政绩导向的无效供给,为了完成考核指标盲目上马“高大上”的项目,看起来好看,实则脱离群众需求,最后变成新的闲置资产;

另一类是杜绝“一刀切”封堵碎片化娱乐,却不肯下功夫补优质内容的供给,靠行政手段堵得住娱乐形式,堵不住群众的精神需求,最后只会适得其反。

唯有主动把优质内容的“正门”开得够大,用高质量的文体服务填充群众的闲暇时间,才能真正替代低俗娱乐、滋养群众的精神生活。

六、深层价值:以人为本的内需振兴

繁荣普惠性文体事业,绝不是简单的“多建几个场馆、多搞几场活动”,也不是为了短期拉动一点消费的权宜之计。它的价值贯穿经济、民生、治理和国家战略多个维度,是兼顾短期稳增长和长期谋发展的基础性工程。

经济层面,文体产业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产业链条长,能带动教练、演艺、运维、文创等大量就业岗位,而且不会像制造业那样出现产能过剩的问题,是真正可持续的内需新增长极。老百姓在本地花的钱,又会变成本地从业者的收入,反过来再带动本地消费,真正实现经济内循环。

民生层面,就近可得的运动场景和文化供给,能有效提升全民身体素质和文化素养,降低青少年近视率、肥胖率,涵养群众的审美能力和专注力,从根本上提升国民的综合素质,这些收益是花多少钱在医疗和教育上都换不来的。

治理层面,常态化的社区文体活动能把邻里聚到一起,拉近人和人的距离,增强社区归属感、激活城市烟火气,相当于给基层治理装上了“润滑剂”,很多邻里矛盾、社会问题,在共同的兴趣活动里自然就化解了。

国家战略层面,国民的精神面貌、身体素质和文化自信,是国家软实力和综合国力的核心组成部分。这些价值没法用GDP完全量化,却决定着整个社会发展的质量和长远未来。

扩大内需的终极逻辑,从来不是“逼着老百姓花钱”,而是供给匹配真实需求,发展回归以人为本。

消费乏力的症结,从来不是群众不愿消费,而是普惠文体服务长期短缺、低效实物供给持续过剩。我们既有部分实物供给过剩的“供强需弱”,也有优质精神服务短缺的“供弱需强”,两个矛盾同时存在,只看哪一个,都会把政策带偏。

精神文化从来不是少数人的奢侈品,而是所有人的必需品,就像人的一日三餐,不是锦上添花的点缀,而是必不可少的刚需。必须把普惠性文体服务纳入基本公共服务清单,和教育、医疗、养老、健身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这不是额外的“新增要求”,而是迟来的“价值归位”。

过去几十年的城镇化,我们为了经济发展,把城区的球场、剧场、活动室让给了住宅和商业,现在是时候补这个欠账了。盘活存量、打开优质文体供给的“正门”、丰盈精神文化内容,本质上就是让城市发展从“追数字、追政绩、追产能”,回归“惠民生、养人心、塑气质”的本质。

不需要大拆大建,也不用依赖巨额投入。只要转变治理思维、重构运营逻辑、激活社会力量,把闲置的商超、沉睡的人防空间、荒废的老旧厂房,改造成群众愿意去、经常去、喜欢去的公共文体空间,就足够了。

正门一开,供需自然对接;场景一活,人心自然归位。内需的潜力、城市的活力、国民的精神气,终将顺势迸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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