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风银杏黄，去日此门中。
不见旧人影，落花满树空。
上一期我们讨论为何在新中国要采取计划经济。原因主要有三：一是重工业发展的需要。二是国际形势与国家安全的需要。三是苏联的援助与示范的作用。
这一期，我们将着重讨论，计划经济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伟人那共产主义终极理想。也就是说，采取计划经济模式，是为了发展公有制社会主义奠定基础，并且随着经济形势的发展而发展。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后，受国内外诸多原因影响，毛主席采取“一边倒”的策略，快速走上了“以俄为师”的道路。他的最高目的，是要建立以公有制为基础，共同生产、共同富裕的共产主义社会。在他看来，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都属于过渡性质，其终将要走向共产主义社会。而贯穿其中的主线，都是“公有制属性”。公有制的实现，则有赖于“计划经济”模式。
1949年1月，毛主席曾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到过：“一方面不要以为新民主主义经济不是计划经济，不是向社会主义发展，而认为是自由贸易、自由竞争，向资本主义发展，那是极端错误的。另一方面，必须注意，必须谨慎，不要急于社会主义化。”
他老人家的意思是说，即便是公私混合的新民主主义，也要牢牢记住一个目标：向着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而非向着私人或集团私有的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同样地，也不要犯冒进主义，在生产力尚未极大发展、物质未极大丰富付而急于全面实行共同富裕。
在新中国，计划经济是怎样的呢?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了中国要搞计划经济。其第33条规定：中央人民政府争取早日制定恢复和发展全国公私经济和各重要部门的总计划，规定中央和地方在经济建设上分工合作的范围，统一调剂中央各部门和地方各经济部门的相互联系。
简言之，是制定全国公私经济的总计划，明确中央与地方的分工与合作、各经济要素之间的有机联动等，以此为共同目标，上下同心协力，调动一切有利因素发展经济。
在具体实践中，在经济恢复期，新中国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49年至1952年，此间以恢复生产力为主。第二阶段是1953年到1956年，此间以社会主义改造为主。尽管这一时期只有短短几年，但是经济恢复异常迅速，经济发展迅猛，经济形势较之新中国刚成立之初，发生了几乎翻天覆地的变化。
具体言之，起初，毛主席和他的战友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发展与变化，为了最快恢复生产力发展，允许以国家为主导，对包括私营私有在内的各种经济成分及其关系加以最大化利用，努力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这实际贯彻了毛主席提出来的“四面八方”总方针。
毛主席和他的战友起初以为公私混合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将持续较长期。他说：“到底何时开始全线进攻(即全面建立公有制的社会主义)?也许全国胜利后还要15年。”
1949年9月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期间，有党外人士问他，中国什么时候搞社会主义时，他曾回答：过渡到社会主义，“大概二三十年吧。”
1952年10月，周总理同工商界代表人物谈话时还在讲：“前途问题，过去我曾经讲过多次，毛主席的方针是稳步前进，三年恢复，十年、二十年发展。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可能要十年、二十年，不能把时间说得那么准。”
然而，事情的发展往往出乎人们预料。1952年9月下旬，毛主席在中央书记处的会议上首次提出：“我们现在就要开始用十年到十五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到社会主义的过渡，而不是十年或者更长时期以后才开始过渡。”
也就是说，鉴于此时新中国经济的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经济形势的发展与变化，决定了经济模式的发展与调整。于是，他希望向更高的目标发起进攻。
他提出，现在就要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而不是等十年以后。即，要在十年到十五年内，完成这三大类型经济主体的社会主义改造：将私有制改造成公有制，是将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为国营企业，将个体农业和个体手工业进行集体化改造。
这是否有道理呢?我们且看下面这一组数据：
1952年的工农业主要产品产量大部分已经恢复或超过了历史最好水平，工农业生产总值比1949年增长73.8%，平均每年增长20%。农业方面，1952年与1949年比较，农业总产值增长48.4%;工业方面，工业生产1952年超过抗战前的水平，比1936年增长23%。
这说明，一方面，公私混合，即国营经济领导下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发展的所有制结构，以市场调节为基础，加强国家计划管理的经济运行机制，是非常符合当时新中国基本国情的。另一方面，毛主席看得更远，他并不满足于此。在他看来，全面公有制，建立人人富裕的天下大同社会才是最终目的。
1953年5月，毛主席在对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关于《资本主义工业中的公私关系问题》调查报告的批示中，首次谈到了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基本内容。6月15日，他明确指出过渡时期的任务是要在10到15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同年12月，经他亲自修改的中宣部《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草稿中，最终形成了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完整表述：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波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和左倾的错误。”
在他老人家看来，只有在公有制的社会主义道路下，大力发展生产力，发展现代化工业和农业，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极大发展，才可能走向共产主义理想。否则，方向之偏差，则道路之弥远。
1956年，随着三大改造的快速完成，中国经济模式发生根本性转变。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两种形式的公有制经济，处于绝对主导地位。1956年同1952年相比，国营经济的比重由19.1%上升到32.2%，合作社经济由1.5%上升到53.4%，公私合营经济由0.7%上升到7.3%，个体经济由71.8%下降到7.1%，资本主义经济由6.9%下降到接近于零，前三种经济已达92.9%。
进步与倒退，经过对比可以看得更清楚；而且，实践证明能做到
三大改造的完成，不仅标志着中国正式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秩序，也为中国大一统的计划经济模式夯实了底层的微观结构。那么，这该如何继续体现伟人的“辩证法”精神，继续发挥其巨大的“相反相成”能量呢?
下一期“十大关系”，将继续与诸位朋友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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