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面向“十五五”时期，人文经济学作为文化与经济交融互动的理论结晶，将“人的全面发展”确立为经济活动的根本目的。随着“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的紧密结合，市场的关注点正逐渐聚焦于兼具人文内核与质量追求的优质项目。本文从人文经济学的理论视角出发，选取电影《流浪地球》系列、梁博音乐实践、胖东来商业运营与《归唐》游戏开发四个跨领域的文化商业案例作为研究对象，围绕“人文内核”与“质量追求”两个维度展开具体考察。综合考察发现，上述实践并非完全由市场机制所主导，而是深植于实践者内在的价值坚守与自我驱动。这种内生的驱动机制，不仅解释了其现有产出水平的核心动因，也为未来的质量预期提供了逻辑支撑。这些案例为理解人文经济学提供了现实注脚，也表明在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正切实转化为具体的商业实践。
长久以来，经济增长被视为社会进步的核心指标。但财富的积累若不能转化为人民生活的充实与安定，便只是经济表象。一味追求富有，反而可能使人在精神与实质上更加贫乏。这促使我们重新审视经济与人之间的关系：经济增长是不是被当成了唯一答案?在传统增长逻辑之外，是否还有另一种可能：一种不以牺牲人的全面发展为代价的经济实践?
本文即以此为切入点，尝试借助人文经济学的理论视角，结合具体案例，考察一种以人为中心的经济实践的可能性与条件。
一、西方经济学的伦理缺失与价值危机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主导的全球经济发展中，不论是暴力输出、商品输出，还是资本输出，都是建立在一个国家或地区对其他国家或地区实体性资源(如空间资源、生态资源等)的掠夺和占有基础之上的[1]。
西方经济学在发展过程中逐步摒弃伦理维度，片面追求利益与效率，将“获取更多利益”视为唯一硬道理[2]。人们在不加节制的逐利中被引导相信：财富的无限积累等同于人生幸福的持续增长。其结果，是社会价值观趋于单一化，人们极易背离基本常识，平凡生活所蕴含的珍贵价值也被忽略。如何解决这一伦理与价值危机，已成为当今世界面临的紧迫问题。
贯彻“以人为本”核心理念的中国人文经济学，或将为世界提供新的思考与解法。与传统经济学以股东利益优先不同，人文经济学所观照的“人”，不仅是股东，更包括员工、顾客及产业上下游利益相关方——其根本目的，在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二、全球失序的多重表征
当前，世界正陷入深层失序之中。自布雷顿森林体系(Bretton Woods System)以来，资本对利润的追逐被不断放大，并借由金融单极霸权完成新一轮的隐性殖民。在此过程中，人们的欲望被持续激发，克己与公共利益日渐退场。
多重危机由此叠加：人与人的疏离侵蚀着精神世界的健康;人与自然的对立加剧气候异常，持续威胁安全与经济发展;区域战争频发，百姓生死被置之不顾;美债风险不断积蓄，可能带来新一轮金融动荡，对世界经济与日常生活造成巨大冲击。
2026全球治理论坛(雄安)开幕式现场，来源：外交部
三、人文经济学的时代出场与核心命题
在此世界变局的大背景下，2023年3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首次提出“人文经济学”这一命题，试图从经济学领域回应“发展为了谁”这一时代之问。人的全面发展，正是这一问题的答案——不仅在于满足人们的基本物质需求，更在于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这一命题强调，物质财富创造的最终目的，在于服务人的全面发展;经济活动的本质，归根到底是“人”。
中国人民大学高德步教授指出：“没有价值和道德规范的市场经济，完全靠一只看不见的手来调节，是不可能实现有序运行的，完全市场导向的经济生活绝不可能与社会道德生活并行不悖。因此，创建人文经济学必须确立道德的地位，确定以‘德’为社会价值导向，重建道德社会和道德生活。”[2]
在道德之外，尚有“仁”。《孟子·公孙丑上》言：“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道德划定行为的底线，“仁”则指向一种由内而发的关怀与体恤——对他人的不忍、对生灵的同情、对世界的责任。前者是“不做什么”的规范，后者是“主动做什么”的动力。两者并重，方能构成人文经济学完整的价值根基[2]。
四、文化根基：中西比较视野下的“人”之再认
中国文化的精神所在，首先须立足于与西方的比较。此处的比较，不是要做二元对立式的优劣之判，而是要探明根源性的差异所在，在吸收养分的同时重建文化自信，而非一味照搬西方。我们应基于传统与当下时代属性，创造出适应这片土地与人民需求的经济学体系——即人文经济学。
如何理解“人”?许倬云先生曾指出，与西方基督教文化以神为中心不同，中国文化以人为中心。但这里的“人”，又与文艺复兴之后所确立的人不同——不是超越性的、孤独的、自主的个体，而是与天地同等的人[3]。这即是人文经济学在中国文化中的根基所在。
以人为本的“人”，不是自私、自我的原子化个体，而是在集体中生活的一个个活生生的人。这些人既保持着自由与自我的个性，同时也时刻考虑自身作为集体一员的权利与义务。个人与集体并非处在割裂对立的状态，而是相互滋养与支持的关系。这里的人，不是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下被简化的“理性人”，而是在理性与感性之间动态调整、寻求平衡的“文化人”。
五、人文经济学的变革意义
人文经济学的提出，将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次深刻变革。它超越了传统一味追求数量增长的模式，以高质量发展与中国式现代化为引领，将人的全面发展确立为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它也向世界提供了一种以人民为中心、物质与精神相协调的现代化发展新路径[4]。
社会结构的深层变化，可能推动原有的经济价值体系与运行系统逐渐失衡、失效，并带来价值观念的重估。然而，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在不断的实践与修正中逐步推进。人文经济学这一命题的提出，本身便是这一价值重估进程的当下注脚。在这条路径上，价值的重估、损益的取舍、传统的回归、综合的创新，四个环节彼此交织，共同构成人文经济学由理念走向现实的深层动力[5]。
六、人文经济学实践案例分析
人文经济学不能只停留在理论层面，需要回到实践中不断观察与总结经验，再反哺到理论自身进行调适，以促进形成扎实、有效、具有动态调适生命力的理论基础，不断为人文经济学的市场实践提供有效支撑。
“十五五”时期既是实现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目标的关键攻坚期，也是我国迈向高收入国家、推动文化产业提质升级的重要机遇期。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加快发展文化产业”，进一步凸显了其作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的战略定位。
政策层面的支持，为人文经济学提供了现实基础，在此宏观背景下，尽管“人文经济学”这一系统性概念的提出时间尚短，但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中“以人为本”的思想，已使中国市场不断涌现符合这一理念的具体实践。下面将分别从“人文内核”与“质量追求”两个维度切入，对来自四个不同领域的文化商业案例进行分析。这四个案例虽行业各异，却共同指向了根植于中国文化土壤的、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旨归的商业探索。
《流浪地球2》月球基地布景拍摄现场，来源：《流浪地球2：再次冒险》
（一）《流浪地球》系列
1. 项目简介
《流浪地球》系列是中国科幻电影的里程碑式作品。第一部(2019年)以“带着地球去流浪”的高概念设定开启了中国科幻元年。第二部(2023年)作为“前传”，将时间线拉回危机爆发之初，讲述人类如何从分歧走向团结、共同实施“移山计划”的过程。影片采用航天员、科学家、外交官三条主线并行的叙事结构，引入了“数字生命”与“移山计划”两种人类出路之间的深层冲突，在思想深度、价值取向、世界观构建和电影工业水准上均较第一部有实质性提升。第三部已进入制作阶段。
该系列以其自觉的人文关怀和不断精进的创作态度，为探讨人文经济学提供了一个有代表性的样本。
2. 与人文经济学的关联阐述
本文选择《流浪地球》系列作为分析样本，在于该系列的进步轨迹与人文经济学的核心关切高度契合。这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
1)在人文内核上，第一部虽以“带着地球去流浪”的设定展现了独特的中国想象，但其叙事逻辑仍带有较强的个人英雄主义色彩。第二部则进一步深化了人文表达：影片将议题从“人类能否生存”提升到“人类以何种形态生存”的哲学层面，引入“数字生命”概念探讨人与技术的关系，并将叙事重心从个人英雄转向集体担当，完成了对中国式人文价值观的自觉表达[6]。
2)在质量追求上，该系列始终将“真实可信”作为最高标准，从建立科学顾问体系到追求道具的产品级精度，体现出对作品质量的高度负责。这种精益求精并非来自市场压力，而是源于主创对自我提升的持续追求，第二部正是基于对第一部的系统性反思而做出的针对性改善。这种以主创的自我反思驱动作品迭代进步的模式，正是人文经济学所关注的“发展依靠人、发展为了人”在创作领域的生动实践[7]。
3. 核心实践的具体呈现
相较《流浪地球》，《流浪地球2》的进步不仅是视效与规模的升级，更体现在它自觉地从追求视觉奇观转向对深层人文与哲学命题的探讨：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集体主义叙事取代个人英雄主义，以追求“真实可信”的工业美学为严肃内核提供物质基础，并有意识地完善世界观设定。其创作过程本身也彰显了“以人为本”的工业化自觉。下面将从五个维度具体阐释其实质性进步：
1)哲学层面的“针对性改善”：从视效奇观到思想深度
第二部最核心的进步，在于它不再仅仅满足于制造视觉奇观，而是有意识地在文本创作上深化对人与技术关系的哲学思辨，这源于主创明确的问题意识和创作自觉。
影片不再将危机源头设定为纯粹的外部自然灾难，而是通过引入“数字生命”这一概念，将对人类命运的思考由物理生存提升至文明伦理的层面。第一部问的是“能不能活下去”，第二部问的是“以什么形态活下去”：从生存之问到存在之问，追问层次提升正是影片思想深度进步的核心体现[8]。值得一提的是，原著作者刘慈欣本人曾表示，第二部已与原著关系不大，这种差异不仅是叙事层面的，更是价值观层面的[7]。原著中对人类命运的冷峻宿命式审视，在郭帆的影像中被转化为更具人文温度的文明坚守与集体担当。
2)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呈现：从个人英雄到集体主义
第二部通过叙事结构、角色塑造和关键情节的设计，将第一部的核心概念“家”扩展为全人类的“家园”，用具象的电影手法实现了从个人英雄主义到集体主义的价值观转型。
影片从结构上否定了单一英雄拯救世界的可能，代之以武力、科技、外交三方协作的叙事模式，并通过“50岁以上出列”这一场景，为集体主义伦理找到了最具冲击力的银幕表达。周喆直这一角色的塑造，更是为中国科幻电影提供了不同于西方同类型片的政治叙事范式：他不是背景板式的符号，而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危急时刻最具象的代言者[9]。
《流浪地球2》太空电梯基地布景现场，来源：《流浪地球2：再次冒险》
3)重工业写实感：为“严肃内核”提供可靠的物质基础
影片在美学上追求一种极致的“重工业写实感”：以严密的科学论证、反复打磨物理与道具细节，将“真实可信”作为最高技术标准，这恰恰是支撑其严肃叙事和思想内核不可或缺的物质基础。
科幻电影若不能让观众相信银幕上的世界，其中的伦理抉择与价值冲突便难以产生实质感染力。第二部对真实感的极致追求，本身就是一种创作态度的进步——它通过严谨的工业流程、依托制造业能力、追求道具的“使用痕迹”美学，使宏大想象落地为可触可感的物质现实，从而实现了技术创新与人文表达的深度融合[10]。
4)世界观的系统性完善：从“概念框架”到“完整世界”
相比第一部以“强设定”直接启动故事，第二部有意识地对世界观中的空白进行系统性填补，使之从一个相对简化的概念框架，升级为一个包含编年史、社会结构、科技脉络与组织势力的完整世界。这不仅是信息量的增加，更是世界构建方法论的自觉，为严肃叙事和思想内核提供了底层的逻辑支撑[11]。
第一部更多以“高概念”形式呈现，如太阳要炸了，人类带着地球跑，至于其中的治理机制、社会变迁、科技演化路径，则基本被悬置。第二部改变了这一点，影片以“前传”形式回填了从危机爆发到地球启程之间的历史空白，构建了明确的组织架构、科技发展脉络，以及独立的编年史时间线。这些并非可有可无的背景设定，而是影片叙事逻辑的内在支撑：世界不再只是一个舞台，本身就成了一个角色。
5)剧组管理中的“以人为本”：从“人拉肩扛”到工业化自觉
第二部的进步不仅体现在银幕之内，更延伸至创作过程本身。郭帆对剧组管理的持续反思，尤其是对基层工作人员吃饭、休息、情绪等基本需求的关注，体现了一种将“对人的尊重”贯彻到生产流程中的工业化自觉[8]。这种管理理念与人文经济学所强调的“以人为本”高度契合：对人的投资与尊重，不是停留在口号上，而是落实到每一个环节的具体操作中。
在通常的影视创作讨论中，“工业化”往往被等同于技术升级、特效进步或投资规模扩大。但郭帆提供了一个不同的视角：真正的工业化，是让每一个工作人员都能按时吃饭、有合理的作息安排。当一个导演把“放饭是否准时”当作工业化是否成熟的重要指标时，他关注的就不再只是银幕上的宏大叙事，而是构成这个宏大叙事的每一个具体的人。这种关注，是制度性的、日常的尊重，而非偶发的善意表达。
《流浪地球3》周喆直剧照，来源：网络
4. 未来展望：《流浪地球3》
《流浪地球3》计划于2027年大年初一上映。导演郭帆在多篇公开文章和访谈中透露，第三部将聚焦AI觉醒、数字生命等科技伦理议题，并明确表示影片将“主要探讨人类如何面对人工智能”[12]。
与此同时，为更准确地与年轻观众建立情感共鸣，主创团队在剧本创作前调研了1000多名年轻人的文化消费习惯，发现部分受访年轻人对奋斗叙事和“鸡汤式”表达有所保留。郭帆对此的回应是：第三部将尝试“不熬鸡汤，而是唤起人类的存在感和意义感”，以非说教的方式回应青年的精神困境。影片的剧本历经多次推翻重写，并延续了前作严谨的科学论证机制。在制作层面，第三部引入了自研AI问答系统WEi辅助电影生产流程，同时进行预演与实地精拍结合的尝试。郭帆对技术的态度是“拥抱但警惕”，他承认AI能帮助降本增效，但强调“叙事的核心，那些只有中国人才能懂的、藏在眼神和背影里的情感，还得靠我们自己去书写”[13]。
《流浪地球3》孕育于AI技术爆发与全球地缘政治格局深刻变动的交织时刻。它既是一部以AI为核心议题的中国科幻电影，也是一次在AI时代重新审视“人”之价值的创作实验。正如郭帆所言，“科幻电影的出现与国家的综合国力息息相关”[14]。在好莱坞长期主导AI叙事范式的背景下，这部由中国视角出发的作品，将如何回应人与技术的关系，又如何在视听奇观之外坚守对人的关怀——这不仅是对前两部进步轨迹的延续，更可能为中国科幻电影的人文转向提供一份当代样本。
（二）梁博——音乐现场的人文经济学实践
《精气神》首唱会幕后排练，来源：森林孩子
1. 项目简介
梁博，中国内地原创音乐人，2012年获《中国好声音》第一季全国总冠军。夺冠后潜心创作，于2014年发行首张全词曲创作专辑《梁博》，并在北京举办两场“新的”个人演唱会。此后，他先后发行了采用现场同期录音的专辑《迷藏》(2015年)，并制作了两季以“无修音同期录制”为核心理念的个人音乐影像项目《昼夜本色》(第一季2020年，第二季2023年)。2025年，其第四张专辑《精气神》发行，该专辑以“精、气、神”哲学概念为内核，在保持高度艺术性的同时，其精神气质又与中国式现代化所强调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理念形成深层互动。梁博以兼具思想深度与高品质现场的音乐实践，为探讨人文经济学在音乐领域的表现提供了有价值的观察样本。
2. 与人文经济学的关联阐述
本文对梁博案例的讨论，主要围绕其已进入筹备阶段的“精气神”全国巡演，以及其于2016年公开提出的“我们的温度”高校巡演计划构想。之所以以这两次巡演为核心关切，在于梁博此前的创作与实践为它们提供了两个层面的支撑，且这两个层面与人文经济学的核心价值高度契合。
其一，在人文内核上，梁博2025年发行的专辑《精气神》呈现出一种稀缺的创作特质。该专辑以“精、气、神”这一中国传统哲学概念为纲，分别对应“向下扎根的生存信仰”“万物共生的能量循环”“超越物质的精神觉醒”三层意涵[15]。这些意涵在精神取向上与中国式现代化所强调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等理念形成同构与互文。尤为可贵的是，这种同构并非对主流话语的刻意呼应，而是源于创作者本人一以贯之的价值认同与自然流露。这使得其作品在承载时代精神的同时，保持了独立的艺术品格，为其巡演注入了区别于一般商业演出的内容底色。
其二，在质量追求上，梁博对待音乐创作与现场演出的态度，构成了对巡演品质的可靠预期。从2014年“新的”演唱会对音响场地、音乐总监职能、“无乐谱”演奏形式的高标准要求，到《迷藏》专辑对现场同期录音技法的采用，再到先后受邀参加无修音直播节目《大事发声》，以及《昼夜本色》两季对表演者器乐演奏、声音控制和整体美学呈现提出的更进一步要求，这些可查证的过往实践，都指向了同一种可能性：即将到来的“精气神”巡演大概率将延续这种对现场质量的高度负责态度。
《昼夜本色》第二季封面，来源：森林孩子
3. 核心实践的具体呈现
梁博与人文经济学的关联，最终集中体现在其即将开展的“精气神”商业巡演与“我们的温度”高校巡演上。巡演的核心是现场，而现场品质的高低，直接决定了其人文内核能否得到高质量交付。因此，本节从现场演出的专业维度，回顾梁博自2014年以来的进步轨迹，为上述巡演品质提供可验证的依据。
1)2014年“新的”演唱会(起点与基准)
梁博出道仅两年后举办的首次个人演唱会，在现场制作流程、专业技术团队、音乐编排与自我要求上，确立了超出新人常规标准的质量基准。
从2014年“新的”演唱会开始，梁博在现场演出中展现出明确的高标准意识。这种意识体现在选择声学要求严苛的演出场地、亲自担纲音乐总监、坚持“无乐谱”演奏形式，以及亲自参与后期音频的品控环节[16]。
2)2015年《迷藏》现场同期录音专辑
2015年发行的第二张专辑《迷藏》，采用现场同期录音方式完成，整张专辑8首原创歌曲从词曲、编曲到制作均由梁博一人包办，以高难度手法追求情感的真实还原与第一时间表达[17]。
《迷藏》的同期录音模式，在技术上比录音室分轨录制更为复杂，对演奏和演唱的准确性要求更高，排除了后期修补的空间。这一选择本身即体现了梁博对真实音乐质感的追求。
3)2016—2019年两次受邀参加《大事发声》
2016年，《大事发声》作为国内首档录音棚无修音直播节目，坚持“无修音同期录音”模式，彻底排除了后期处理的空间，对参演者的现场能力提出了极高要求。梁博在节目首播后仅两个月即作为早期嘉宾受邀，并在同期录音环境下首次尝试“不插电”形式完成整场演出[18]。
2019年，全面升级的《大事发声》第三季开播。梁博成为该节目历史上唯一一位两次受邀参演的音乐人。本次演出在乐队编制和曲目编排上较2016年更为复杂，且由同一顶尖制作班底操刀，是其不断精进的现场能力的又一次验证。
第三季节目官方将其音乐特质界定为“纯粹而直接，自信而又不妥协”，这与本案例的观察高度吻合。作为该节目唯一一位两次受邀参演的音乐人，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其专业能力[19]。
4)自主制作探索《昼夜本色》两季
《昼夜本色》是梁博主导的个人音乐影像项目，他身兼导演、制作人、录音等多重角色。该项目不仅延续了其“无修音同期录制”的理念，更体现了其对声音处理的极致要求，这种要求甚至超过了《大事发声》第一季这类顶尖专业节目的标准。项目旨在最大程度还原音乐在现场发生的真实瞬间，体现其对表演和声音制作流程的全盘掌控能力。
《昼夜本色》将梁博对音乐的理念延伸至个人音乐影像创作中。在两季节目中，他均担任导演、制作人、录音等核心职务。该项目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不插电Live，并非简单的“返璞归真”，而是以极为严苛的声音处理标准，贯穿表演与后期制作，完整地实践了其对真实音乐质感近乎偏执的追求。
5)2025年《精气神》首唱会
2025年，《精气神》专辑的发行、首唱会的举办以及Live音频的上线，标志着梁博十年音乐探索迈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专辑以“精、气、神”为核心概念，传递对自然和人类精神世界的思考。而《精气神》Live版则证明了这些作品在现场演绎下的强大生命力。
《精气神》首唱会作为巡演前的现场预演，证明了梁博在大型乐队编制下对歌曲的重构能力和舞台呈现的控制力。其专辑概念本身为即将进行的全国巡演提供了音乐内容层面的标识。
《精气神》Live封面，来源：森林孩子
4. 未来展望：两场巡演
1)“精气神”商业巡演展望
基于上述进步轨迹，可对“精气神”商业巡演做出有依据的乐观预期：它将兼具极高的人文价值与市场影响力，大概率将成为近年来华语乐坛在内容和现场体验上都极具标杆意义的巡演。将《精气神》专辑的哲学立意，通过日臻完善的现场呈现出来，这在华语乐坛尤为稀缺，此次巡演有望成为一个典型范例。
2)“我们的温度”高校巡演展望
这是对人文经济学理念的独特延伸，体现着艺术家的社会责任。这种模式将高质量的现场音乐带入高校，且不以票房为首要目标。这不仅能让更多青年群体接触到优质的音乐现场，也能让该巡演项目发挥出广义的“美育”功能。
在国内尚属稀缺的高质量音乐人高校巡演模式，若成功落地，将对中国音乐现场生态和青年文化产生积极作用，并带来远超短期商业回报的社会影响[20]。
（三）胖东来——零售业的人文经济学实践
1. 项目简介
胖东来商贸集团创立于1995年，总部位于河南许昌，是一家以超市业态为核心、涵盖百货、电器、医药等多业态的民营零售企业。创始人于东来从一家40平方米的烟酒店起步，用三十余年时间将企业发展为零售行业的标杆。商务部在《零售业创新提升案例集》中将其定位为“坚守商业初心、打造行业标杆”的超市类典型案例，认为其所代表的“新商业文明”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现代商业实践中落地的典范”[21]。
与常规零售企业追求规模扩张的路径不同，胖东来不为规模扩张而牺牲品质与顾客体验，并始终以“传播向善的先进文化理念”为追求，将对顾客的服务体验、对员工的权益保障和对供应链的质量把控有机结合起来，为探讨人文经济学提供了来自实体零售业的样本。
胖东来“梦之城”项目整体规划与核心理念，来源：Aedas
2. 与人文经济学的关联阐述
本文选择胖东来作为分析样本，在于其经营实践在两个层面上与人文经济学的核心关切高度契合。
1)在人文内核上，胖东来将“以人为本”确立为企业经营的最高准则。创始人于东来在接受《人民日报》专访时明确表示：“对‘人’的重视，是我们成功的关键。”[22]
这个“人”包括两端：一端是顾客，通过极致服务、透明定价和严格品控让消费者“买到放心的产品”;另一端是员工，通过利润共享和充分尊重，形成“企业对员工好、员工对顾客好、顾客对社会好”的良性循环。商务部案例集将胖东来所代表的商业模式概括为“以‘以人为本’的文化理念为道，以诚实信任为基”，认为其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商业管理的智慧和哲学”。
2)在质量追求上，胖东来将商业诚信从抽象理念转化为可量化、可执行的具体标准。在商品端，建立严格的准入和品控管理机制，构建“一线品牌+高品质进口商品+自有品牌”三级矩阵;在价格端，坚持向消费者公开进价、售价和毛利率，承诺整体利润不超过20%;在服务端，建立了涵盖1000多项岗位制度标准的操作手册，将“用心服务”拆解为可量化的具体动作;在员工端，将利润按岗位分配给全体职工，并提供了远超行业平均水平的薪酬和休假条件。这些实践表明，以人为本的价值追求与商业回报并非对立，而是可以形成相互促进的正向循环。
3. 核心实践的具体呈现
作为一家立足于四线城市的商业综合体，胖东来以具体实践，从价值观塑造、利益共享、透明定价到极致服务，在多维度呈现了人文商业的可能性与希望。
1)以人为本的经营理念：对人的重视是成功的关键
胖东来将“对人的重视”作为企业经营的第一性原理，这在创始人于东来的公开表述中得到了反复确认。这一理念不是后期的品牌包装，而是贯穿企业从初创到壮大的核心逻辑。
在通常的商业叙事中，“以人为本”往往被用作企业文化建设的一句口号。但胖东来提供了一个可验证的版本：它通过利润分配制度、员工薪酬结构和顾客服务标准，将“对人的重视”从理念层面落实到了制度层面。这种制度化的“以人为本”，使其经营实践构成了人文经济学在实体零售业的一个现实样本。
2)员工关怀与利益共享
胖东来在员工权益保障和利益分配方面的做法，显著超出了零售行业的常规水平。这些做法不是偶发的慈善行为，而是制度化的长期安排。早在1999年，于东来便将当年挣得的1700万元利润中的50%分给员工，并在此后二十多年间持续提高员工的薪酬水平和休假条件。2026年的最新报道显示，胖东来已实施高薪政策，将所获利润的约90%与员工共享，一线员工月均工资在8000元以上，远超当地平均工资水平。与此同时，胖东来规定员工每日工作时长不超过7小时，全年带薪休假近百天[21]。胖东来还设立了温暖基金，用于帮助员工应对生活中的突发困难。
胖东来2026年1-9月温暖基金发放情况，来源：胖东来飞书
胖东来的员工政策在商业逻辑上看似“吃亏”：高工资、高福利、充分休假、利润共享，每一项都会增加人力成本。但于东来将这种投入理解为一种投资而非消耗：“你对员工好，员工对顾客好，顾客对社会好，这就形成了良性循环。”《人民日报》的一篇现场评论指出，胖东来对员工的尊重体现在诸多制度细节上，如规定“只设工作时长上限”而不设下限、要求员工每工作两小时必须离岗休息二十分钟、将阅览室设在车间的核心位置等。这种经营思路与人文经济学所关注的“发展为了人、发展依靠人”形成了内在呼应[23]。
3)商品品质与透明定价
胖东来在商品品质管控和定价机制方面建立了远高于行业通行标准的管理体系。这体现在三个层面：供应商的严格准入与定期淘汰、检测标准的全面执行、终端售价的透明化公示。
在零售行业，供应商筛选往往存在灰色地带，而终端定价通常存在信息不对称。胖东来在这两个环节都做出了反行业惯例的选择：在采购端，将供应商行贿列为重大违约行为;在检测端，设立专业食品安全检测室，规定所有未经检测的产品一律不准配送销售;在定价端，坚持公开进价、售价和毛利率，承诺整体利润不超过20%。《人民日报》记者实地探访后指出，胖东来自设食品检测中心，配备农残检测仪、酶标仪等50多种设备，“优质优价，质量为先，这是企业的重要经营理念，也是赢得顾客信任的关键”[23]。
4)制度化的极致服务
胖东来将服务从“态度”转化为“制度”，建立了涵盖1000多项岗位制度标准的操作手册，将抽象的服务理念拆解为可量化、可监测、可优化的落地操作。
多数零售企业将服务质量寄托于员工个人素养，而胖东来选择了一条不同的路径：将服务标准化、制度化。商务部案例集详细记录了其服务制度的具体内容：从卫生间清洁的详细操作手册，到为哭闹儿童主动提供糖果的规范动作，均有明确规定。这使“以顾客为中心”不再是挂在墙上的口号，而是数千名员工每天可执行的具体标准。目前，胖东来外地消费者占比超过50%，开设的社区门店回头客占比超90%。这些数据从侧面表明，胖东来已与客户建立起长期的信任关系，这种信任在让消费者安心消费的同时，也为企业带来了可持续的利润回报[21]。
胖东来“梦之城”项目防水施工现场，来源：胖东来
4. 未来展望：郑州新店与中原崛起
胖东来近年来的商业探索，正逐步从零售卖场向更复合型的实体空间延伸。其中，位于许昌总部的“梦之城”项目，试图将上述商业构想转化为具体可感的实体业态。而在深耕许昌的同时，其向省会郑州的布局也已拉开帷幕，郑州首店目前正在紧锣密鼓地施工。为了达到更高的项目品质，于东来不仅在社交平台上公开表示要“努力把郑州这个超市项目做得更好”，还邀请了国际一流设计团队参与打造，并为此调整了原定的开业时间。据悉，该店将涵盖超市、餐饮、图书、咖啡等多种业态，定位为“具有艺术特色的超市作品”。
从人文经济学的视角来看，胖东来郑州店的扩展并非简单的规模扩张，而是其经营理念在更大范围内的检验与延续。在“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的政策框架下，河南正以“两高四着力”为行动纲领推动中部地区加快崛起。胖东来作为发轫于许昌、在商务部案例集中被定位为“行业标杆”的企业，其向省会郑州的布局，既是企业自身品质标准向更大城市的一次输出，也与中原崛起战略中“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方向形成合力。如果郑州店能够在更大体量和更复杂的市场中延续其对品质和人的尊重，就有可能从一个区域性的零售样本，成长为具有更广泛影响力的商业文明案例。
（四）《归唐》
《归唐》佛窟场景(实机画面)，来源：归唐官网
1. 项目简介
《归唐》是由网易集团执行副总裁、雷火事业群负责人胡志鹏担任制作人，依托其专为该项目成立的临安24工作室开发的纯单机买断制动作冒险游戏。游戏以晚唐“沙州归唐”为背景，讲述十队信使穿越战火向长安送达捷报的悲壮故事，定位为“大历史中的小人物叙事”[24]。该项目的特殊之处在于：由网易游戏业务最高管理层成员胡志鹏亲自带队开发，并在内容上以真实民族历史叙事替代了市场已验证的流行题材。这一选择折射出他本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长期积累与浓厚兴趣;而在制作规格上，项目从一开始便对标国际一线3A叙事标准。
2. 与人文经济学的关联阐述
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第三十五章第一节已明确提出，“引导规范网络文学、网络游戏、网络视听等健康发展”[25]。这标志着游戏产业正式进入国家文化建设的整体框架，国家已将其视作具备文化传播、商业价值与社会互动功能的综合载体。《归唐》正是诞生于这一政策背景之下，它在人文内核与预期品质两个方面的实践，均与人文经济学的核心关切高度契合。
1)在人文内核上，《归唐》选择了一种极具人文取向的叙事视角。游戏的故事设定在大唐安史之乱后，中原动荡、河西沦陷，沙州百姓在吐蕃统治下蛰伏六十余载。公元848年，义军光复沙州，十队信使踏上三千里归唐报捷之路，穿过大漠戈壁与冰川敌境，走完了这段由无名者血肉铺就的信使之旅。游戏的故事主角不是沙州义军领袖张议潮，而是在这场波澜壮阔的历史中挣扎与抉择的普通人[26]。
《归唐》中的《张议潮统军出行图》场景(实机画面)，来源：归唐官网
在这个选题里，“归家报国”不仅是物理上的归还，更是对文化与身份认同的回归。《归唐》的叙事，以其对真实历史的严肃态度和“由凡人承载家国大义”的视角，呈现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这个命题更深层的组合方式。同时，甘肃省文旅厅已正式宣布与《归唐》合作，为游戏提供河西走廊多处遗址的高精度扫描数据。
2)在技术品质预期上，《归唐》展现了足以支撑其叙事野心的工业化基础。在团队和规格上，该项目由高管带队、独立工作室负责，核心成员不乏拥有国际3A项目开发经验的前育碧开发者。技术层面，官方公布的首支预告片完全为实机画面(70%过场动画与30%战斗操作)，后续发布的实机演示，也进一步印证了团队在视觉呈现和叙事结构上的实际控制力。该作采用虚幻5引擎打造，从漫天黄沙的场景地图到脸部的细腻建模，均展现了当前高品质单机游戏的研发水平[27]。
3. 未来展望
当然，《归唐》目前尚未完成，最终的技术水准和叙事呈现仍待验证。本文将其纳入讨论，并非作为结论性的成功范本，而是作为一个值得追踪的案例，它在内容层面展现了自觉的人文追求，在文化合作与团队投入上提供了可核实的证据。这些条件能否转化为最终的高品质交付，恰恰是人文经济学可以持续追问的经验命题。
《归唐》实机演示场景，来源：归唐官网
七、结论
通过对全球当前经济与生活状况的探讨与分析，我们发现一个长期被遮蔽的事实：经济增长与人的真实福祉之间，并非完全正相关。人文经济学的提出，正是试图重构这一关系，让经济活动回归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
本文通过对电影《流浪地球》系列、梁博音乐实践、胖东来零售经营与《归唐》游戏开发四个案例的研究与分析，发现它们虽分属不同领域，却共享同一种饱含人文思考的内核。
导演郭帆基于对第一部的反思主动做出“针对性改善”;梁博每一次自我加码都并非源于市场需求;胖东来早在1999年便将半数利润分给员工，这些选择均源于实践者的内在主动性，难以用传统经济学中的“利润最大化”解释清楚。它们更接近于一种基于价值认同的主动行为：内生驱动先于外部激励。胡志鹏则以另一种方式给出了印证：在成熟的商业体制内，他选择亲自带队开发一个以真实民族历史为背景、在市场上未经检验的单机项目。“还是想，再试一次”，这既是对个人初心的回应，也是对既有路径的自觉调整。
电影《流浪地球》追求“真实可信”，梁博坚持现场真实质感，胖东来承诺利润不超过20%并自设食品安全检测室，《归唐》以真实历史叙事取代架空幻想，这些内在标准并非直接来自市场指令，而是源于实践者对“什么是对的”的独立判断，也间接证明了品质标准可以独立于市场需求而存在。
而在那些极易被市场化逻辑忽略的细微之处，对人的尊重同样清晰可感：郭帆关注剧组“放饭是否准时”;胖东来规定工作时长只设上限不设下限;《归唐》将叙事重心从英雄移向凡人。在这些实践中，对人的尊重既是品质保障，也是目的本身。
四个案例均在关键节点做出了偏离传统利益最大化的选择。这些看似“吃亏”的商业选择，恰恰构成了后续高品质的基础，也印证了人文经济学的核心关切：在人的全面发展面前，价值选择有时优先于功利考量。
当然，《归唐》尚未完成，最终品质仍有待验证。本文将其纳入讨论，正是将其视为一个“正在发生的实验”。创作者在制度允许的范围内将价值选择前置并付诸实践，无论最终结果如何，都将为人文经济学提供具有参考价值的实践经验。
回到本文的核心问题——发展为了谁?人文经济学最鲜明的特征，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人”置于发展的核心位置。“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28]，“现代化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29]，这些论断为人文经济学确立了根本的价值指向。
经济与文化的交融同样遵循这一逻辑。《之江新语》中对此有着直接的阐释：“‘文化经济’的本质在于文化与经济的融合发展，说到底要突出一个‘人’字。[30]”当经济活动的目的回归于人，问题的答案便不再是一组抽象的数字，而是每一个具体的人;经济指标的增长，也由此成为个体可感的生活改善与精神充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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