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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产与地租的“从属”

佐佐木隆治 · 2026-11-17 · 来源:布尔乔亚粉碎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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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考察阿尔维德松与博尼尼(Arvidsson and Bonini)把数字平台与近代早期习艺所相比较的论述。他们对资本主义权力以及主体性之转化的聚焦,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洞见。但他们对社会形式规定的分析并不充分。他们认为,平台可能正在为资本内部化再生产做好准备,正如习艺所曾为生产的内部化做好准备一样。

作者:佐佐木隆治

https://doi.org/10.1177/29768640261480239

摘要:本文考察阿尔维德松与博尼尼(Arvidsson and Bonini)把数字平台与近代早期习艺所相比较的论述。他们对资本主义权力以及主体性之转化的聚焦,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洞见。但他们对社会形式规定的分析并不充分。他们认为,平台可能正在为资本内部化再生产做好准备,正如习艺所曾为生产的内部化做好准备一样。本文论证,再生产的内部化在原则上是不可能的。本文还论证,两位作者对地租概念的运用过于随意。地租是通过垄断资本无法生产的生产资料或商业手段而获得的超额利润。当今的平台攫取传播与合作的网络——也就是共同性(the common)——并把它们转化为此类手段。因此,摆在我们面前的并非一种新的资本主义,而是食利资本主义对共同性日益加深的毁灭。

关于“平台资本主义”或“再封建化”的马克思主义讨论,大多把注意力主要放在分析这些现象的“经济”特征上。尽管马克思《资本论》的副标题是“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却把这部著作当作经济学来处理,只要能把经济现象还原为劳动价值论,便已感到满足。这是因为,在通行的观念中,政治经济学批判被理解为去发现资本主义的“隐蔽之所”,也就是隐藏在流通的表象背后的生产;或者,在较好的情况下,至多被理解为对政治经济学所处理的那些理论范畴作批判性分析。但这只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一个结果,而非其核心。因为其核心在于对政治经济学本身的问题式的批判,亦即对经济思维本身的批判。

马克思所从事的,既不是揭露剥削,也不是指认资产阶级经济学种种具体经济理论中的错误,而是对那种把所谓经济领域当作自明前提的思维本身进行批判。情况并不是:先有一个经济领域存在,然后特定的资本主义关系随后被覆盖其上。划分为经济领域、政治(公共)领域、以及再生产领域的这种分裂,是经由生产关系的物化而产生并被再生产出来的,而这种物化本身是一个历史地特定的现象。尽管如此,倘若仍然把这个表面上“自主化”的经济领域当作自明前提,那么就难以把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那种具有决定意义的性质。也就是说,人们把经济领域的“自主化”视为当然,把它当作一个仅仅“经济的”问题,因而未能把握伴随这一自主化的物化权力关系。此外,也就不可能理解现代社会体系整体的特殊性。马克思试图通过社会形式规定这一概念来把握现代社会的这一特殊性。

从上面所述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立场来看,阿尔维德松与博尼尼的这篇文章可以作如下评价。一方面,通过聚焦资本主义权力在数字平台上的运作以及由它引起的主体性转变,这篇文章提出了一个颇具吸引力的洞见:当今的数字平台具有类似于资本主义黎明时期“习艺所”的性质。另一方面,由于它对社会形式规定的分析并不充分,它只能从质料上把握生产领域的从属与再生产领域的从属之间的差异,因而得出一个在我看来错误的结论:当今资本主义的形式仅仅是一个暂时的形式,一旦必要条件具备,它就应当让位于一种新的形式。让我们依次来看这两点。

按照两位作者的分析,今天的平台经济与人工智能(AI)产业本身并不能产生足够的回报。然而,它们之所以能够生成回报,是因为有巨量金融资本投入其中,而这种投入正是由它为这些产业所制造出来的预期推动的。他们认为,在这一自我指涉的循环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在数字平台上被生产出来的新型主体性:一种“能够放弃理性的线性、规则或原则,而投身于波动性的实践,使自己习惯于从一种依恋转向另一种依恋,追逐正在流行的迷因(meme)与潮流,拉高出货(pump and dump)”的主体性。这样一种新型主体性既中介着自我指涉的循环,其本身也构成这一循环的一部分。在这里,直接成为问题的并不是经济的剥削——从前习艺所的情形便是如此。成为问题的,是生产一种助长平台经济中的自我指涉预期的主体性。

话虽如此,如果数字平台确实在起着类似于习艺所的作用,那么它们所生产就不只是一种助长金融投资之泡沫式预期的主体性。两位作者认为,正如从前的习艺所曾通过规训劳动力而充当资本内部化生产的中介,今天的数字平台也可能正在为资本内部化再生产做好准备。也就是说,按照他们的说法,数字平台可能成为使再生产领域的内部化成为可能的装置——阿里吉(Arrighi)曾把再生产领域识别为能够使资本积累得以扩张的尚存边界。但他们认为,要发生这一点,在资本主义下不被支付报酬的再生产成本必须被内部化,而这要求现存生产关系的变革。

正是在这里,他们的论证变得不清楚。正如他们所说,数字平台所生产的主体性不再停留在生产领域之内,而是关涉再生产领域。在这个意义上,主体性的这种转变可以被看作再生产领域的“从属”。但这种“从属”所意味着的东西,不同于生产的内部化,也就是用马克思的术语说,劳动在资本之下的形式从属与实际从属。无论这种“从属”推进到何种程度,同生产内部化意义相同的再生产内部化都决不会发生。因为,如果再生产领域能够以那同一意义被内部化,那么就在那一刻,再生产领域会立即转化为生产领域。在福利国家衰退与新自由主义兴起之际,这正是我们在长期照护、育儿照护、医疗保健、教育等各个领域所目睹的事情。因此,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再生产领域的内部化在原则上是不可能的。

这里的理论问题在于,阿尔维德松与博尼尼只是含糊地从质料上区分生产与再生产,而未能把握二者在社会形式规定上的差异。这两者无法从质料上加以区分,只能从形式上加以区分。例如,同样是做饭这一行为,如果它作为雇佣劳动在资本经营的餐馆里被执行,它就是被资本内部化的生产性劳动;而如果它在“自由时间”里在家中执行,它就是再生产性劳动。

在资本主义体系中,生产领域的特征是劳动被价值所调动。就劳动直接由经济价值所调动而言,它构成商品生产关系的一部分。资本主义生产以这种倒置的、物化的关系为基础,通过购买劳动力而调动雇佣劳动,并把雇佣劳动所生产的价值同劳动力的价值之间的差额作为剩余价值加以剥削。这样,把曾经是再生产领域的东西纳入资本主义生产,是过去半个世纪以来在各个领域都在推进的事情;平台化可能促进它,但它并不是一个标记时代的新事件,因而现实资本的积累不可能在这个领域里大幅扩张。

另一方面,再生产领域的特征在于:劳动是由一个人自己的生活需要、或由家庭的生活需要——这种需要植根于现代家庭内部的人身依附关系——所调动的,因而也是对再生产劳动力却不付报酬的劳动的调动。当然,这在劳动力作为商品的售卖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并且倾向于越来越从属于这一职能;但即使如此,直接调动它的要素也不是经济价值,而是家庭的生活需要,而恰恰正因为如此,劳动的不付报酬的调动才成为可能。当今的数字平台之所以能产生回报,恰恰在于它们通过智能手机与种种其他设备,唤起并煽动这些生活需要——其中当然包括雇佣劳动之外的承认需要与自我实现的需要——并由此在很大程度上不付报酬地引出使用者们在再生产领域中的各种活动。

在这一点上,另一个问题浮现出来,而这篇文章未能对它给出充分的回答。在他们看来,今天的平台经济本身不能产生足够的回报,而只能通过渴求空洞的迷因的投机性主体的中介,不断吸引金融投资才能产生回报。但这显然与事实相悖。的确,今天的AI产业并未产生足够的回报,单个科技公司也未能获得稳定回报;但另一方面,那些在平台与云服务上确立了垄断的科技公司,显然成功获得了持续的超额利润,也就是超过平均利润的利润。因此,平台企业本身不能产生足够回报、仅仅靠投机性预期和金融投资维持生存这一概括并不成立。如果这些企业确实获得了超额利润,那么平台对无偿劳动、或对无偿活动的调动,就必定具有一种超出生产吸引金融资本注意力的迷因的经济意义。

在这里,重要的仍是社会形式规定。和许多异端经济学家一样,他们对地租概念的运用很随意。他们所谓的“金融地租”,只是虚拟资本买卖上的资本利得,或者是利息;它不是地租。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地租是通过垄断那些资本不可能或难以生产的生产资料或商业手段而获得的超额利润。简言之,价值作为抽象人类劳动的对象化,建立在劳动的稀缺之上;而地租与价值不同,它是建立在那些劳动不可能或难以生产之物的稀缺之上的收入;马克思称地租为“虚假的社会价值”,正是这个缘故。构成地租的这种超额利润,就它继续服从市场价值规律而言,仍处在价值规律之内,然而它是一种不再由劳动所支撑的经济价值。

平台劳动的确部分地呈现出无偿的商品生产劳动的形式,就它有助于数字内容的生产而言;但它的本质并不在这里。不如说,当今平台的本质在于:攫取传播与合作的网络——也就是作为我们的社会关系性的共同性——并且进一步通过种种算法把主体性转变为成瘾性的、无休止地渴求迷因的东西,从而圈占这些网络,把它们转化为资本不可能或难以生产的生产资料或商业手段。今天的数字经济在质料上可能采取种种形态,视其是社交媒体、云、AI、产品平台等等而定;但其核心在于,把这些东西转化为对资本来说极难生产的生产资料或商业手段,并通过垄断它们而占有地租。在这方面取得成功的资本存活下来,失败的资本则被淘汰。围绕此类垄断的激烈竞争正在展开。

因此,摆在我们面前的,不可能是阿里吉与两位作者所主张的那种已经内部化了自然的成本与再生产的成本的新的“资本主义”(?)。我们在不久的将来将要目睹——或者或许已经在目睹——的,是一个多重危机的新黑暗时代,其中食利资本主义对共同性的毁灭正在迅速推进。在资本主义之下,再生产领域的内部化永远不会实现。与此相反,我们必须以之为目标的,是在这场危机之中消解形式上的分离本身——公共领域、经济领域与再生产领域的分离——并消解作为这一分离之基础的物化的形式规定——价值、利润、地租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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