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的源与流：私仇论
在文革过去34年后的今天看文革，关于《海瑞罢官》的批判至少有四种版本：私仇论，学术说，阶级论和翻案说。
其一、私仇论：
吴晗的 夫人袁震持“私仇论”，她说：有一次毛泽东请吴晗去吃狗肉，江青在座，毛泽东在和吴晗交谈历史问题时，江青插话，吴晗当即指出江青说得不对，弄得江青很不高兴。袁震说，吴晗因此得罪了江青。
把文革作为大灾难论者基本上看到的只是自己或自己的家庭在文革中受到的冲击，一己之恨，铺天盖地。于是乎，他们不愿意正视那是一个中国工农大狂欢的时代，在那样的一个时代，所有充斥于劳动者意识中的乌烟瘴气都散去了，启蒙之彻底显现人类最伟大的进步的奇观。如果说“五四”的成就仅仅表现于白话文的成功，而在那样的一个时代，新京剧的朝气、红卫兵的精神、工人阶级的领导意识等等，为中国的新文化奠定了牢固的基础，也打开了人类思维全新的境界。
笔者探讨新中国第一代革命者的思想境界，无论是郭沫若还是吴晗，无论是刘少奇还是毛泽东，常常能够感受到他们对祖国和人民的真诚，于信念与主义的执着。吴晗和翦伯赞的临终话语如此感人肺腑，表现的却是这一代革命者普遍的精神状态。与他们相比较，所有的私仇论显得如此狭隘，人们或者能够记住那些曾经在考验面前倍受折磨而仍然矢志忠诚的前辈，记住他们的留言甚至是遗言：紧跟毛泽东。
应该说，后34年中国社会的进步实质上是以这一时期的大众的思想解放为基础的，它验证了马克思主义之“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的论断。现代外国人感觉到存在一个“中国模式”，中国的学者则讳言“中国模式”，中国学者的思想障碍实质上就是对文革精神的忌讳，而这一点，随着思维的深化，必然产生肆无忌惮的突破，并且引导中国社会发生更加宏大和雄伟的跨越。说到底，社会的进步决定于人群自身的思想解放，发生于毛泽东中国的思想解放是无与伦比的，我们能够感受大变革前夜的悸动，未来的中国不是倒退到西方普世价值的精英民主，而是沿着大众民主的道路前行，既然路在脚下，大同社会或者是共产主义社会其实并不遥远。
当然还有一些私仇论者，是新中国建立和建设过程中因为倒行逆施而受到打击的人们，他们的诅咒已经不止于文革了，事实上是把文革作为中共和新中国的原罪，而觉得自己比50多年前的章罗同盟更加理直气壮而振振有词，他们以为30年河东30年河西，现在又是他们骑在中国工人、农民头上作威作福的日子了。此类人等，社会渣滓而已，又何足道哉？笔者论党争并不及于此辈，惜吾之指而不屑。
私仇论属于《海瑞罢官》批判的低端，但是现代主导文革的评论则主要的就是在低端，或者说这是党争的末路，或者说这是中国文化质变前夜的惆怅。笔者以激昂的笔调进入这样一个充满幽怨的空间，其实已经不是风起于青萍之末了。放弃私仇论，回归信念，唯有如此才能理顺理论，贯通社会生命的脉络；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够真正实践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共产主义对我们说来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卷）
壶公评论写于2011-5 于麒麟山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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