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远见无人察
柳建伟
第二次国共合作初期，在错综复杂的条件下，蒋介石会不会使借刀杀人之计，对付红军呢?在毛泽东看来，这种可能是存在的。
毛泽东所得结论，基于国民党提出的八路军出动案。在这个史称“黄白案”的方案里，八路军三个师将被分成两块。毛泽东同张闻天电复周恩来和叶剑英：“‘黄白案’将红军分割出动，其中包含极大的阴谋，坚决不能同意。”
1937年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洛川冯家村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指出：中国抗战存在两种政策和两个前途，即共产党的全面的全民族抗战政策和国民党的单纯政府抗战政策，坚持抗战到胜利的前途和大分裂、大叛变的前途。
这种远见卓识，当时，并无多少人心服口服。
等到汪精卫叛变，蒋介石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与日本进行数十次“和平”谈判事实被披露出来，更多的中国人才回过头来，重新审视毛泽东的这次发言。
在会上，毛泽东为红军确定如下任务：保存和扩大红军，争取民族战争的领导权。他又为红军确立这样的战略方针：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包括在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和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
他进一步地解释道：独立自主是在统一战线下的相对独立自主的指挥；游击战争的作战原则是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消灭敌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他指出：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对国民党要保持高度的阶级警觉性；红军主力全部出动要依情况而定，要留一部分保卫陕甘宁边区。
这次发言，容易引起误读。既然整个民族都在生死攸关的紧要关头，你却提出保存实力。日本人的大部队都在开向中国富庶的平原和大都市，你却在倡导山地游击战争。你们既然已经准备发表宣言，承认蒋介石的领袖地位，为什么还要对国民党保持高度的阶级警觉性，甚至准备争取战争的领导权?
如果跳不出是与非的约束，我们永远也无法看清历史发展的主要脉络，永远也无法体味出伟大的政治家和具备熟练操作技术政客间常常只差毫厘的区别。毛泽东的重点是整场战争的得与失。
在洛川会议上，毛泽东没有完全说服其他同志，只有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张闻天支持他。
6年后，周恩来检查自己在抗日战争期的工作缺点时，说：“我对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认识不足，没有充分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缺乏政权观念’，尚有一种由下而上，由地方向中央，由敌后到全国的政治改革观念。”
除了毛泽东，连周恩来尚且“缺乏政权观念”，更何况他人。这才是洛川会议对八路军的作战原则发生争论，而且没有取得一致意见的症结。
让毛泽东苦恼的是，许多高级干部不理解他。凭红军当时的实力，他们无力聚歼日军一个师团，如果凭一时的冲动，把队伍拉出去拼，中国的历史肯定不是现在的样子。
穿越于抗战时期厚厚的史料，我们常常需要面对这样几个问题。第一，谙熟用兵方略的国民党上将张自忠，为什么不惜犯兵家之大忌，将他的集团军指挥所放在前线?第二，在长城抗日期间，表现出杰出军事家风范的张自忠，为什么在临沂和随枣都率部进行自杀性质的冲锋?第三，随枣战役后期，他有机会脱离险境，为什么却选择死亡?
英雄的灵魂已经飞去天国，我们只能在他的历史中，寻觅这个答案。
1937年7月下旬，宋哲元率29军南撤，令张自忠任北平市市长，与日方周旋。这段经历，使他沾上汉奸的嫌疑。从此，张自忠重复最多的是这样一句话：“只有战死，才能把我洗刷清白。”
张自忠不是死于学识的不足，不是死于不计后果的个性，不是死于复仇的欲望，他死于一种文化，一种重节操、重仁义的传统。
所以，毛泽东只能把证明自己正确的希望，寄托于以后发生的事件上。
在洛川的会场上，他只能把话说到一个分寸之后，缄默不语。
拿破仑率大军征俄时，库图佐夫建议放弃莫斯科，致使一个美丽的首都，毁于拿破仑的一把大火。在俄国，不管哪个时期的史书上，这件事都被看做1812年卫国战争的转折点。
而为延滞日军行动，1938年6月，蒋介石下令炸开花园口，十几年后，就连蒋介石也不得不为自己推脱责任。
文化才是不可逾越的自由的屏障。
进入1937年9月，华北、华东战场形势日渐危急，国民党方面连电中共军队，尽快出动。因为两党合作的事实没有确认，中共派两个师赴华北前线，仍留一个师不动。中共中央提出要求，蒋介石立即同意发表宣言，承认中共的合法性。
蒋介石对日仍寄希望于大国的调停，以求和平，因上海和华北战局恶化，不得不对中共的要求作出让步。
1937年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终于发表8 1天前中共中央提交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
次日，蒋介石对《国共合作宣言》发表谈话说：“中国共产党人既捐弃成见，确认国家独立与民族利益之重要，吾人唯望其真诚一致，实践其所举诸点。”
3日后，八路军最后一个师开赴前线。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379期，摘自《红太阳白太阳》）
毛泽东所得结论，基于国民党提出的八路军出动案。在这个史称“黄白案”的方案里，八路军三个师将被分成两块。毛泽东同张闻天电复周恩来和叶剑英：“‘黄白案’将红军分割出动，其中包含极大的阴谋，坚决不能同意。”
1937年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洛川冯家村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指出：中国抗战存在两种政策和两个前途，即共产党的全面的全民族抗战政策和国民党的单纯政府抗战政策，坚持抗战到胜利的前途和大分裂、大叛变的前途。
这种远见卓识，当时，并无多少人心服口服。
等到汪精卫叛变，蒋介石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与日本进行数十次“和平”谈判事实被披露出来，更多的中国人才回过头来，重新审视毛泽东的这次发言。
在会上，毛泽东为红军确定如下任务：保存和扩大红军，争取民族战争的领导权。他又为红军确立这样的战略方针：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包括在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和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
他进一步地解释道：独立自主是在统一战线下的相对独立自主的指挥；游击战争的作战原则是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消灭敌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他指出：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对国民党要保持高度的阶级警觉性；红军主力全部出动要依情况而定，要留一部分保卫陕甘宁边区。
这次发言，容易引起误读。既然整个民族都在生死攸关的紧要关头，你却提出保存实力。日本人的大部队都在开向中国富庶的平原和大都市，你却在倡导山地游击战争。你们既然已经准备发表宣言，承认蒋介石的领袖地位，为什么还要对国民党保持高度的阶级警觉性，甚至准备争取战争的领导权?
如果跳不出是与非的约束，我们永远也无法看清历史发展的主要脉络，永远也无法体味出伟大的政治家和具备熟练操作技术政客间常常只差毫厘的区别。毛泽东的重点是整场战争的得与失。
在洛川会议上，毛泽东没有完全说服其他同志，只有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张闻天支持他。
6年后，周恩来检查自己在抗日战争期的工作缺点时，说：“我对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认识不足，没有充分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缺乏政权观念’，尚有一种由下而上，由地方向中央，由敌后到全国的政治改革观念。”
除了毛泽东，连周恩来尚且“缺乏政权观念”，更何况他人。这才是洛川会议对八路军的作战原则发生争论，而且没有取得一致意见的症结。
让毛泽东苦恼的是，许多高级干部不理解他。凭红军当时的实力，他们无力聚歼日军一个师团，如果凭一时的冲动，把队伍拉出去拼，中国的历史肯定不是现在的样子。
穿越于抗战时期厚厚的史料，我们常常需要面对这样几个问题。第一，谙熟用兵方略的国民党上将张自忠，为什么不惜犯兵家之大忌，将他的集团军指挥所放在前线?第二，在长城抗日期间，表现出杰出军事家风范的张自忠，为什么在临沂和随枣都率部进行自杀性质的冲锋?第三，随枣战役后期，他有机会脱离险境，为什么却选择死亡?
英雄的灵魂已经飞去天国，我们只能在他的历史中，寻觅这个答案。
1937年7月下旬，宋哲元率29军南撤，令张自忠任北平市市长，与日方周旋。这段经历，使他沾上汉奸的嫌疑。从此，张自忠重复最多的是这样一句话：“只有战死，才能把我洗刷清白。”
张自忠不是死于学识的不足，不是死于不计后果的个性，不是死于复仇的欲望，他死于一种文化，一种重节操、重仁义的传统。
所以，毛泽东只能把证明自己正确的希望，寄托于以后发生的事件上。
在洛川的会场上，他只能把话说到一个分寸之后，缄默不语。
拿破仑率大军征俄时，库图佐夫建议放弃莫斯科，致使一个美丽的首都，毁于拿破仑的一把大火。在俄国，不管哪个时期的史书上，这件事都被看做1812年卫国战争的转折点。
而为延滞日军行动，1938年6月，蒋介石下令炸开花园口，十几年后，就连蒋介石也不得不为自己推脱责任。
文化才是不可逾越的自由的屏障。
进入1937年9月，华北、华东战场形势日渐危急，国民党方面连电中共军队，尽快出动。因为两党合作的事实没有确认，中共派两个师赴华北前线，仍留一个师不动。中共中央提出要求，蒋介石立即同意发表宣言，承认中共的合法性。
蒋介石对日仍寄希望于大国的调停，以求和平，因上海和华北战局恶化，不得不对中共的要求作出让步。
1937年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终于发表8 1天前中共中央提交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
次日，蒋介石对《国共合作宣言》发表谈话说：“中国共产党人既捐弃成见，确认国家独立与民族利益之重要，吾人唯望其真诚一致，实践其所举诸点。”
3日后，八路军最后一个师开赴前线。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379期，摘自《红太阳白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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