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夏天，一个刚从莫斯科国际列宁学院毕业的中国青年来到了伊斯坦布尔，在这里他见到了“被放逐的先知”列夫·托洛茨基。流放中的托洛茨基数次和这个来自中国的年轻人谈起共产国际的失败，中国革命的挫折以及国共合作的历史错误，当然还有那个世人皆知的“永久革命论”。
这个中国青年的名字叫刘仁静。他恐怕是世界上第一个亲自聆听到关于“永久革命”教诲的中国人，在这个写于1905年的伟大预言中，托洛茨基写到：所谓永久革命即是一场从不像任何形式的阶级统治低头的革命，这场革命从来不止于区区一个民主的阶段，他坚持以社会主义的手段并向各种形式的反动宣战。这场革命的每个阶段都根植于之前的过程，除非最后化为乌有。刘仁静不仅从土耳其带来了永久革命论，还带来了著名的《中国现状和反对派》，里面写到：中国的民族独立战争是一场进步的战争，他不仅源于中国经济与文化发展的需要，而且他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内涵。
最年轻的中共创始人刘仁静就这样离开了托洛茨基。之后发生的事情恐怕连他自己也无法言说，同样推崇托洛茨基的陈独秀成为将刘仁静开出出党的人，随后包括陈独秀在内托洛茨基的信徒纷纷离开中共。最后将中国革命带向胜利的人是那个思想力和行动力都一样出众的毛泽东，他不仅是卡尔施米特眼中以现代性挑战现代性的游击队员，阿尔杜塞心中辩证法的集大成者，刘小枫笔下那个“善于界定绝对与相对敌人”的大师，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个破解了中国民族主义微观密码的本土革命家。
1987年，走出监狱的刘仁静在经历了半个世纪的风浪之后死于车祸，如果他活到现在，又将会怎么看待天安门城楼上那副永不褪色的画像。羞于言谈的刘仁静自然没有先知托洛茨基超凡的论辩能力，但如果他有机会牵手新的历史，会否记得半个世纪前的伊斯坦布尔，瘦削的托洛茨基曾经斥责他“迟到误了革命”，而如果他能活到现在，会否直觉，经历了毛时代汹涌的本土化浪潮和把毛的民族主义传统变相发扬到极致的邓小平，伟大的中国革命似乎少了点什么。在迎来了一个民族的中兴之后，这个国家有那么多人仓皇失措，妄自菲薄地影射诸如“现代中国的建立是个历史的错误”，陶醉于民主宪政的仪式优越感与制度拜物教。然而正如托洛茨基所说：没有社会主义，民主便不是任何意义上的胜利。或许，刘仁静临走之前少了这句叮咛。
英国人托尼·克里夫曾经污蔑俄罗斯革命是“国家资本主义”，托洛茨基却略带温情的在《背叛的革命》中写到：苏联虽然变形，但至少仍旧是工人阶级的国家。如今先知早已长眠，他的中国学生刘仁静也已离我们远去，但是这两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革命之遗产不会褪色，只因为在这个实在让人放心不下的世界里，至少还有我们的执著。
七月，祝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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