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其不能否认的是，由于曾经的受害者们缺乏足够的冷静和必要的理性，在清理“三种人”的过程中，不但让曾经的加害者受尽迫害，还牵连了很多无辜者，从而大面积的制造了新的冤假错案。以文革后期突击入党这件事为例，全国突击发展党员大概18万人左右，清理“三种人”的时候，一窝就开除或劝退了 16万人。其实大家心里都有数，这些突击提拔的党员尤其是农村党员，都是在农业学大寨活动中靠铁肩膀挑担子入党的，政治上绝大部分并无任何问题，但仅仅因为入党的时机不对，就被从党内赶了出来，这显然是不公正的。
几十年来，我们党一直都存在一种不好的倾向，即上级犯了错误就把下级也牵连进去，这样一级一级牵连，最终连车间工人和田间地头的农民都不放过。这些人其实根本就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因为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路线斗争是怎么一回事，他们入党就是出于一种对党无限忠诚、无限热爱的朴素感情，党指向哪里他们就干到那里，不讲任何个人条件，因为“共产党员是块砖，任党用来、任党搬”。但让他们做梦都料想不到的是，加班加点修梯田，居然干错了，上边一个文件，党票就没了。
很多人觉得自己很没面子，离开党的组织后，就带着一根绳子上了山。辽宁哈尔套、四堡子等几个乡是毛远新的试点，当年大办社会主义大集未免左了些，但这也仅仅是停留在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层面，远不是后来报纸上胡说八道的那样随意抓人打人。后来毛远新倒了，那些大办社会主义大集时期的积极分子也跟着倒了大霉，开除的开除，拘留的拘留，搞得人心惶惶，有些人害怕后面还有更大的报复，扔下老婆孩子自杀了。
据后来很多文章披露，河南搞的更厉害，死了不少人，文革后期突击入党的年轻人，基本上一个不留，胡立教把这当成成绩汇报给胡耀邦同志，胡耀邦同志基本上还是赞同的。事实上胡耀邦同志在八十年代初搞的那个长达三年的“整党”运动，如果从性质上界定，就是一场新的带有迫害性质的“政治运动”，如果就这件事看，说胡耀邦同志“公正”无疑是单方面的公正，并不是对双方都公正，否则如果对双方都公正，就不能借着秋后算账的机会报复对方。
关于胡耀邦1977年当上中组部部长后大抓“三种人”的问题，是争议比较大的一个问题。但是提出异议的朋友都忘记了一个问题，我这一段的主题是“胡耀邦并不宽容”。提出异议的朋友并没有否认胡耀邦1977年当上中组部部长后大抓“三种人”的事实。如果胡耀邦真的宽容，就应该“历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可是胡耀邦1977年当上中组部部长后大抓“三种人”时，仅仅广西审查了就有上百万人，河南也不下百万。估计全国被胡耀邦整的人不下千万。这还能算宽容吗？可见，胡耀邦的“宽容”仅仅限于国民党特务、“藏独”分子、“疆独”分子等人，对于反对官僚主义的群众不仅不宽容，甚至可以说残忍。
再说说胡耀邦对少数民族上层和下层的区别：
胡还亲自听旧贵族，农奴主控诉共产党，满足他们的要求，落实统战政策，为大批旧贵族，农奴主，宗教界802名人士平反，仍在服刑的376名 “西藏叛乱”分子全部释放，戴帽监督改造的600人一律摘帽，清退过去被查抄的财产，大批昔日的阶级敌人被请进各级人大，政府，政协，佛协，高官厚禄养起来，享受各种照顾特权。到1988年就安排了2100名上层人士当官。他们的儿女都要送进中央民族学院，西藏民族学院深造镀金，毕业后也都当干部掌权。 1959年的叛军司令拉鲁坐牢6年，以后回乡务农。胡耀邦请其出山，当上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其妻任政协常委，儿子任自治区宗教局副局长。旧贵族吉普，曾是达赖手下五品官，也当上了自治区政协副主席。与此同时，翻身农奴重新回到地狱，沦为弱势群体，工作、收入无保障，非常困难。当年，共产党的积极分子失去了原有地位，沦为贫困阶层。
就这样，拥护中央的藏人下层积极分子被抛弃了，而农奴主却杀回来了。中央所拨的款项，都被官员和喇嘛拿走了。试问，如果你是藏人，你会感激胡耀邦的恩情吗？新疆也是一样，热比娅就有幸在他当政期间成为新疆首富，政协委员。但这些“精英分子”靠得住吗？你给他们再多的恩情，也比不上他们自己掌权来的爽，这点道理难道很难去理解吗？
还有那些支边的各族人士，来到这么艰苦的地方献了青春献子孙，反倒要被胡耀邦谴责，就因为他们的花的国家经费太多。难怪他们要起绰号“胡乱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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