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殖民者的上述政策落实到在大陆的台湾籍民身上，便是利用其所控制的经费、机构和人员，尽可能地在华扶植亲日势力，打击抗日、排日分子，尤其恶毒的是威胁、利诱一部分台湾籍民(或称台湾呆狗)，充当日本侵华的前驱，制造事端，挑拨台湾人和大陆人之间的关系，以达离间两岸同胞骨肉亲情、以台制华及挑起大陆同胞对台湾同胞不满乃至仇视心理的罪恶目的。
台湾人在岛内被称为本岛人，处于比日本人低的二等公民的地位。但是在大陆，日本政府却对于这些人予以庇护，其中的原因大致有以下两个方面：①尽管台湾人为殖民地属民，但在对外交涉上，则仍为日本籍民，日人不能不考虑在其身上丧失的利益是否同样会涉及并损害到日本人自身的利益;②日本政府也有意借台湾籍民的特殊身份，组织台民集团，抗拒中国人民的排日运动。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一方面针对一些地方势豪(即所谓有力人士)做工作，动员他们归化台湾籍;另一方面即以治外法权为护符，包庇、纵容台湾籍民中的作奸犯科者。如其在福建的种种不法行为，“他们的行径，在福建人民心目中留下的，只能是不良的形象，影响所及，连带地造成闽台人民间感情的隔阂”。陈小冲：《日籍台民与治外法权》，《台湾研究集刊》1992年2期。
早在当时就有人揭露，日本殖民者有意政策性地安排一些流浪汉、罪犯到大陆，从事见不得人的勾当，破坏两岸人民的感情。众所周知，台人赴大陆必须申领“渡华旅券”，但在申领手续上，日本殖民者往往上下其手，对于有正当理由赴大陆学习、访问的学生及知识分子，总督府大多百般刁难，或以手续不完备为由退回不受，或以赴大陆难免受思想影响引起民心动荡为由予以拒绝，参加过文化协会、民众党等民族运动团体者，更是严加审查。然而，对于无赖汉、作奸犯科者赴大陆，却似乎网开一面，旅券的限制作用在这些人身上并不起作用。《台湾民报》曾指出：“闻得当局得这旅券的理由，是恐怕台人的‘无赖汉’(游手好闲)渡航中国扰乱中国的秩序”，“据福州厦门的日本警察说：‘在中国的台人大多数是无赖汉，十居其九殊难取缔，全是做犯法非为’，这岂不是证明旅券的无效力吗?”针对不良台民在大陆(尤其是福厦二地)大量存在的事实，《台湾民报》进一步提醒民众注意：日本当局“好像是要来束缚良民的渡航，一面纵使无赖汉到中国非为胡作的样子”《希望撤废渡航中国的旅券制度》，《台湾民报》第2卷21号。!
不过，当时台湾各界好像并没有掌握日本殖民者有计划实施此一政策的直接证据，但一篇日本驻厦领事有计划、有预谋地利用台籍无赖汉、罪犯来与当地人民相对抗的历史文献告诉了人们事实的真相，日本驻厦领事藤田荣助这么写道：
我赴任厦门领事时，正处排日运动最激烈之时，就如何处置这一事件向外务大臣内田康哉请示，结果只是要求消极地进行交涉，但我方几次严厉交涉并未达成目的，为此，我认为非以实力威压不可。恰好当时厦门有四千余人的台湾籍民，其枭勇不亚于生蛮，且其亲信二十余人被关押在狱中。这些人全是因赌博或因密贩鸦片而收监。——我打算利用他们来扑灭排日运动。——马上允许其出狱，同时让他们召集台湾呆狗组成所谓商业防卫团，等待时机。
于是，过了两个月，排日团探知某中国商人向台湾人购买煤炭，只是不满其向台湾人购买便将该中国商人捆绑，在他身上打上用今天话说即是汉奸的记号游街。为此，我命令台湾呆狗向中国排日首魁递交恐吓信，当天傍晚让一队台湾呆狗带枪持刀在排日巨魁宅前游荡，该中国人藏起来要求警察保护。于是中国交涉员造访日本领事馆，要求设法取缔台湾人。我装着不知道的样子说：“这是初次听说，怕是那中国人排日或做了什么阻碍日中贸易的事吧，如果他不做排日行动，台湾人必不会胁迫他的，所以你方若取缔排日行动，我方则取缔台湾人。但是，若不取缔排日，我方亦难保台湾人会采取怎样的强硬手段，而那是他们的自卫手段，无法取缔。”
第九部分日本殖民者对岸扩张中的台湾籍民(2)
第二天，中国学生开始排日游行，我一方面通告中国交涉委员：“若是不取缔排日游行，今后台湾人无论做什么事，作为自卫手段，我方没有取缔的理由。”另一方面密令台湾呆狗，于次日下午一时聚集五百名台湾呆狗在东本原寺集合，以军乐队为先导，在厦门市隆重游行。大批的凶神恶煞的呆狗们右手持短枪，左手握刀，大白天公然在城里游行两个小时，宛如百鬼昼行，罕见奇观。见之愕然者不光是排日中国学生，全体厦门官民莫不震惊。游行其间，惊骇的中国交涉员、警察署长、军司令官、商务总会会长等均来到日本领事馆说：“现在台湾呆狗正在游行，不予取缔恐有麻烦。”我回答道：“这件事我不了解，但台湾人大概做不成生意无法维生而采取自卫手段，因为是自卫手段，实在是不能取缔。据传台湾人今夜还将烧掠厦门，且中国学生若再行排日，传言要杀死学生，要是这也是自卫手段的话，我无法取缔。”彼等发誓将尽快解散排日团体，今后不许举行排日游行。中岛真雄：《续对支回顾录》下卷，大日本教化图书株式会社，东京，昭和16，第1011～1013页。
日本人的这次行动显然获得了效果，厦门《全闽新日报》主笔宫川次郎称：“往年抵制日货运动勃发之时，籍民团结起来帮助领事藤田荣助做了非常彻底的呼应活动，终使运动归于平静。应了解其势力及其发展可能，以善导之，利用之。”宫川次郎：《厦门》，转引自戴国《日本殖民地支配与台湾籍民》，收入王晓波编《台湾的殖民地伤痕》，帕米尔书店，台北，1985，第257页。难怪藤田荣助要吹嘘厦门排日活动从此根绝。从宫川次郎的口气看，台湾籍民似乎是主动起来帮助藤田荣助，事实则如上引资料所揭示的那样，这完全是由日本人一手策划、操纵的，台湾人成了日人手上的一个棋子，处于被动和傀儡的地位。
正是日本人的蓄意安排及部分台人之为虎作伥，台湾籍民在它产生开始，就给自己的同胞——大陆人民带来不良的印象，在当时一般人的观念中，台湾籍民是和赌博、妓院、鸦片联系在一起的。在厦门、福州，台湾籍民简直就是无赖、流氓的同义词，譬如“居留厦门福州的台湾人九成以上是无赖汉，好人极少，众所皆知他们公然秘密贩卖支那所严禁的鸦片，开赌场，经营所有不正当职业”。“狐假虎威，自以为高人一等，侮蔑中国人，鱼肉中国人，这是过去台湾人在厦门、福州等地所演出的丑态。”这种类型的台湾人大量地、经常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出现，像幽灵一样困扰着人们，想要福厦两地民众给予台湾人好评几乎是不可想像的。更严重的是，由于这害群之马的存在，导致台湾人整体形象跌落到谷底，以至到了这种程度：“福州人只要听到台湾人二字就咬牙切齿”，“中国人对台湾人十分厌恶”。戴国：《日本殖民地支配与台湾籍民》，收入王晓波编《台湾的殖民地伤痕》，帕米尔书店，台北，1985。
这种本为同根生却相煎何急的状况之所以出现，若要追究责任，老实说，确有一部分台湾人狐假虎威以谋求一己私利的情形，但日本在台殖民当局及在华外交部门相互配合，有意在海峡两岸同胞间制造矛盾以达其“拿台湾拉开中国而与日本相结合”之目的，才是导致上述状况发生的根本原因。换句话说，台湾籍民其实是处于被裹胁的地位，是台湾总督府“对岸经营”乃至日本帝国主义南方政策的牺牲品，日本人在台湾籍民身上达成一石二鸟的目标，即一方面利用台人与大陆人特殊的历史渊源关系渗透到中国社会，扩张了自己的势力;另一面又在两岸人民间深掘鸿沟，造成了两岸人民间心灵的伤痕，当时人称：台湾人“被中国人视同毒蛇猛兽，连有正当职业的人也无人愿与交往” 戴国：《日本殖民地支配与台湾籍民》，收入王晓波编《台湾的殖民地伤痕》，帕米尔书店，台北，1985。。这一根深蒂固的观念直到台湾光复后赴台接收的部分官员脑中依然存在，这也正是导致“二二八”事件中对台人滥捕、滥杀的一个原因梁华璜：《日据时代台湾籍民在闽省的活动及其处境》，收入《日据时期台湾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湾大学历史系，1993。，可见日本帝国主义分裂中华民族阴谋之余毒仍遗害当代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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