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三年，河南接连遭到严重的旱灾和蝗灾，使河南中部、南部一带赤地千里，大部分庄稼绝收。当时驻扎在河南的汤恩伯在大灾之年仍不顾百姓死活，大事征收所谓的“汤粮”，弄得百姓流离失所、人尽相食。有人估计，大约有三百万人被饿死，占当时河南人口的十分之一。当时有民谣一则︰“河南四荒，水旱蝗汤”，其中的“汤”就是指汤恩伯。
《大公报》记者张高峰进行实地调查采访，写成一篇6000字的报道——《饥饿的河南》，发表在1943年2月1日的《大公报》。他愤怒地指出:“灾旱的河南，吃树皮的人民，直到今天还忙着纳粮!”
次日，社长王芸生亲自撰写社评《看重庆，念中原!》，将矛头直指当政者。他将逼灾民纳粮的官员比作“石壕吏”，提并出质问:中央宣称的赈灾款项为何迟迟未能到位?政府既然可以“无条件征发一切物资来分配分售”，为何不征发既得利益集团资产用于救灾，却对灾民敲骨吸髓“照纳国课”?
这两篇文章惹得蒋介石勃然大怒。2月2日晚，他下令《大公报》停刊三天。3月初，尚在河南的张高峰被国民党豫西警备司令部逮捕，并遭刑讯。
一个亲蒋的美国记者白修德于一九四三年二月来到河南实地采访，饥荒地区人相食、卖儿女、饿殍满地的惨像让他感到万分震惊和心痛。他发现，军队征走了农民的所有粮食，仓库里堆满了吃空额剩余的粮食，军官们通过黑市倒卖这些粮食中饱私囊。教会和清廉的官员，却要花高价从黑市上买来粮食用于赈灾。
1943年3月22日，白修德的报道《等待收成》刊发在美国《时代》周刊。返渝后，白修德见到了蒋介石，但蒋介石“脸上带着明显的厌烦神情听我讲述”。他把灾民纷纷饿死的惨状、官员们征税和敲诈勒索的丑行告诉蒋介石。蒋介石一开始对此矢口否认，但当白修德拿出大量现场照片后，“总司令的腿开始轻轻抖了一下，有点神经质地抽搐。”
蒋介石问了照片的来历，又询问了很多官员的名字，还拿本子和毛笔记了下来，表现出要整顿这件事的决心。20分钟后，白修德被送出了总统官邸。后来，“的确有人受到处分弹劾甚至掉脑袋了”，不过掉脑袋的不是他的爱将汤恩伯，而是洛阳电报局那个将白修德的文章发往美国的发报员。
1944年春夏之交。侵华日军发动“一号作战”，欲打通直通华南和东南亚的大走廊。在历时38天的夺取河南战略要地的战斗中，日军仅用5万余人的兵力，就打垮了汤恩伯指挥的40万人的国军，豫中30多个县城被日军占领。
汤恩伯部向豫西撤退时，“历史性一幕”(白修德语)发生了:豫西山地的农民举着猎枪、菜刀、铁耙，到处截击这些散兵游勇，后来甚至整连整连的解除他们的武装，缴获他们的枪支、弹药、高射炮、无线电台，甚至枪杀、活埋国民党官兵。5万多国军士兵，就这样被深受汤军之害的河南民众消灭。河南地主组织的民团也参加了袭击，这表明国民党蒋介石的暴政也损害了地主阶级的利益，支持他的只有一小撮比日寇和汉奸还坏的的民族败类。
60多年之后，这样的独夫民贼居然还有人崇拜，中国的民族败类难道死不绝吗?
河南一战，日军缴获了汤恩伯部大量食品物资，仅面粉便存有100万袋，足够20万军队一年之用。
这时的日本侵略者已经知道要征服中国单靠武力是不行的了，他们竟然用缴获的粮食赈起了灾。不管日军赈灾的动机有多复杂，这个对比都说明，把蒋介石说成是法西斯，对于他是一种拔高——他没有德国和日本法西斯的强国本领，在对本国人民的残忍上却比侵略战争末期异国的法西斯有过之无不及。“宁愿日军来烧杀，不愿汤军来驻扎。”便是河南人民对你的蒋公及其爪牙汤恩伯的血泪控诉。白修德说:“如果我是一个河南农民，我也会被迫像他们一年后所做的那样，站在日本人一边并且帮助日本人对付他们自己的中国军队。我也会像他们在1948年所做的那样，站在不断获胜的共产党一边。”
淮海战役中，华野和中野以60万人的部队消灭了国民党80万军队，但淮海战役支前的民工有543万人，其中常备民工22万人，二线转运民工130万人，后方临时民工391万人。他们不止是运输队，还是担架队、卫生队、预备役部队。数以万计的支前队伍冒风雪，忍饥寒，翻山涉水，运输粮食和其他军需品。他们自己吃“三红”(红高梁、红胡萝卜、红辣椒)，省下小米、白面供应部队。这些事实有力地说明，打倒蒋家王朝是人民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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