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我们常说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邓丽君的歌声，邓丽君早已成为了“大中国”想象的一个符号。然而在80年代，邓丽君音乐的流行实际上镶嵌在两岸冷战和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历史背景中。一方面，台湾因应邓丽君在中国造成流行一事，邓丽君遂被国民政府用作对付中共之心战武器，同时大众传媒将邓形塑为一位坚持反共立场之爱国艺人;另一方面，邓丽君的音乐提供改革开放后之中国人想象“启蒙“现代性、女性气质，塑造个人意识的资源。与此同时，邓丽君的歌曲被政府批评其为来自资本主义社会的黄色歌曲、靡靡之音，遂遭查禁。
邓丽君的歌声风靡华人社会，是至今目前为止华语歌坛最为成功且知名度最高的歌手。1986在年，邓丽君被美国《时代》 (Time) 杂志评为世界七大女歌星和世界十大最受欢迎女歌星。邓丽君如此成就，迄今未有歌手能迄及。邓丽君是当代最具影响力之华人歌手，她的影响力不只是商业上的，同时也是文化上的、政治上的。邓丽君约莫于年代，成为横跨两岸之流行音乐文化现象，风靡彼时中国社会，并因此获得有十亿个掌声的美名师永刚等。虽然邓丽君音乐究竟是借由何种途径进入中国造成流行，已难以考证，但邓丽君的流行音乐之所以能流行于彼时中国社会，并对中国社会及流行音乐造成划时代的影响，有其时代脉络。然而，这一跨足两岸之流行文化现象，很快地便被收编至彼时两岸关系中。
因邓丽君在中国造成流行，国民政府便将其作为对付中共之心战武器，在心战无线电台开辟节目，播送邓丽君的歌曲，亦在每日实施心战喊话宣传后播放其音乐，而邓丽君此时亦常出现于政府官方报纸报导中。在中国方面，甫进入改革开放之中共政府将邓丽君等港台音乐视作走资派的靡靡之音，并予以查禁，禁绝人民收听。邓丽君在两岸造成流行，却亦同时成为政府挪用或整治的流行文化对象。
作为冷战武器的爱国艺人：邓丽君在台湾
当代台湾民众对于邓丽君的印象，不仅是一位唱红许多歌曲的歌星，更是一位崇尚自由和平的反共爱国艺人。事实上，这种印象的建构，不仅是邓丽君的亲身实践，亦来自年代横跨两岸的邓丽君流行音乐文化现象被收编至政府官方论述的结果。在台湾，这一被国民政府官方论述收编的邓丽君流行现象，更明确地说，是被冷战结构下之两岸关系所形塑的。
1950自年代以降，台湾的流行音乐在相当的程度上是受制于美苏冷战结构的影响而发展的。国民党政府甫至台湾重建中华民国，遂进入全球冷战时期，此时，国民党政府为维护中国正统，遂以复兴中华文化为志，大力推崇中国传统文化。在这段期间，为求全面地去日本化并推行国语运动，国民党政府对音乐施行查禁制度，常借用日本乐曲形式并配以台语歌词之台语流行音乐首当其冲，但亦有相当的国语歌曲遭到禁绝。也因为国民政府施行查禁制度，便形成国语歌之文化霸权。在作法上，除了直接采用国共内战后从上海迁往香港的为数众多的音乐家所创作的音乐，寻求流行音乐的正统性之外，并在歌曲中亦透过怀旧、失根以及遥远家乡的意象，建构出想像的国家，期许中华民国未来终能重返大陆、收复失土。当时亦有部分音乐借用台湾的地景意象与日常生活等意象，将台湾塑造为一处反共基地。于是，冷战的反共意识及收复中国大陆的思想逐渐确立于台湾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
在上述背景下，邓丽君的音乐之所以在台湾立足并走红，与彼时国民政府推崇中华文化、力行国语政策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这种由官方驱动、强调中国历史与文化教育的文化政策，促进了国语歌曲的流行。早期邓丽君以其标准的国语口音以及模仿中国地方小调的传统唱腔，演唱中国民谣小调歌曲，如《采红菱》、《凤阳花鼓》以及《踏雪寻梅》等，正符合当时政府推行的文化政策及国语歌热潮的社会背景。
时至1980年代，邓丽君的音乐在中国大陆造成流行，受到国民政府重视，政府遂于当时将邓丽君音乐运用至对敌心战技术中，在广播节目中多播放邓丽君的音乐，并将邓丽君的卡带运用空飘或海漂送至中国大陆。国民政府亦在当时的报纸报导邓丽君的音乐在中国造成流行一事。当时报导中最常见记者使用的，即是流传于中国的顺口溜，即“白天听老邓(邓小平)，晚上听小邓(邓丽君)”或“不爱老邓，只爱小邓”，描述邓丽君的流行音乐风靡中国社会的现象。
当邓丽君的音乐在年代的中国造成流行时，邓丽君在当时的台湾被称作军中情人及爱国艺人。这称号由来不只是因为邓丽君于年获得新闻局所颁发的爱国艺人奖，而是因为她长久以来常参加劳军活动以及慰问演出，并常举办义演，将所得捐出作为自强爱国基金。邓丽君同时亦是外省第二代，是当代两岸典型的离散族群。邓丽君在身分认同上，与当时国民政府的官方意识相当一致，视中国大陆为家乡、故土，并视中国大陆人民为同胞。因此，作为民主自由阵营之爱国艺人的邓丽君，常对当时的中共提出批评，并对中国人民表示关心，认为中国人民因身处中共一党专政、不民主、不自由的情境下而生活贫困。邓丽君曾说，只要中国大陆一日不民主，她就不会登陆歌唱。
邓丽君于1980年代亲往前线向对岸喊话并发表崇尚民主自由价值及反共言论，邓丽君不仅被国民政府用作对敌心战武器，其爱国艺人形象亦为当时官方论述所挪用。联合报，常可见其报导邓丽君的“自由歌声破铁幕”的相关讯息，例如“最近，台湾女歌星邓丽君的歌唱录音带，受到中国大陆民间的普遍欢迎，根据外电报导，上海、北平、重庆和广州等大城市，随处都可以听到民众私底下偷偷得欣赏这位女歌星的甜美歌声，当时的“革命歌曲”，已无法抗拒来自台湾“自由歌声”的冲击…”
1980年代之后，因应邓丽君的音乐在中国造成流行，及其热心参与劳军活动并数度表明坚决的反共爱国立场，她除了在年获颁爱国艺人奖之外，邓丽君在当时的报章媒体中，被形塑为一位爱国艺人。邓丽君如此形象是当代民众对她的集体印象。而这个印象的建构，追根究柢，是回应邓丽君的音乐在中国大陆走红一事及其相关作为。
作为“启蒙”现代性的黄色歌曲：邓丽君在中国大陆
80年代走红中国社会的邓丽君的音乐，同时具有中国传统、台湾文化与日本的技术与现代性，对当时的大陆民众而言，邓丽君的音乐是一种现代性的象征，并且可透过邓丽君的音乐想像国外的生活方式。然而，邓丽君的歌曲所使用的气声唱法、自然腔调发音、音乐形式与歌词内容，却在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中被认定是标准的“黄色歌曲”，应加以查禁。邓丽君的音乐亦在《人民日报》等官方论述中，被再现为令人软弱、委靡不振的音乐。
1978年，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后，台湾的流行文化进入中国大陆，邓丽君的流行音乐文化堪称代表。邓丽君的音乐在年代的中国大陆可说是一支独秀，对当代中国社会的影响是既广且深，尤其邓丽君温柔婉约的唱腔与揉杂日本现代性、台湾文化与中国传统的音乐风格，对当时的中国社会而言是一种全新的艺术与听觉感受。邓丽君亦成为当时中国歌手争相模仿的对象，例如李谷一、朱明瑛以及程琳等早期的流行歌手，初步入中国乐坛均模仿邓丽君的演唱与表演方式闻名，而有“小邓丽君”之称。可以说，邓丽君在中国流行乐界具有承先启后的影响。
邓丽君的音乐之所以在1970年代末期、1980年代初期的中国大陆造成流行，与中国实施改革开放之前将社会主义、列宁主义与毛泽东主义安置于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价值的紧张关系中的社会脉络有关，尤其是年的文化大革命对中国社会所造成的影响，例如充满大众意识的样板歌长期盛行，以及中国女性在这一时期被“去性化”对待等。这两个文革对中国社会的影响，直接提供邓丽君的流行音乐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造成流行的社会条件。
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歌颂毛泽东与宣扬革命精神的歌曲是主流，如《红卫兵战歌》、《牛鬼蛇神嚎歌》以及由毛语录改编的歌曲。这些歌曲被称作革命歌曲或样板歌，强调“高、快、硬、响”的音乐特色，带有浓厚的政治与革命意识，并具体呈现一种集体的群众意识状态。事实上，文革时期如此强调音乐的教化作用以及突显群众意识的音乐风格，并非文革时期独有的特色，这可以说是新中国立国之初确立的一种传统。细究文革前的中国的流行音乐，当时的中国虽是提倡“百花齐放”的年代，但当时的流行音乐，如《歌唱祖国》、《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与《东方红》等代表歌曲，却多是歌颂群众、欢呼革命胜利、提倡劳动价值等以群众的、大众的、革命的角度进行书写与情绪抒发的歌曲。中国大陆的群众便多接收这种强调革命与群众意识的歌曲。在崇尚个人觉醒和启蒙的1980年代被认为是缺乏自我意识，难以将个人情感投入。
毛时代的中国社会是国家女性主义兴起之时，亦即去“性别化”的时期。此时期政府崇尚国家女性主义，强调“男女平等”的价值，认为女人能顶半边天，便将女性从家户中解放出来，投入公共领域，参与劳动与阶级斗争。女性的气质在这一时期是被压抑、抹除的，这种去性化亦具体地呈现在当时的音乐作品中。伴随着改革开放对文革的全面否定，“女性味”的话语开始上升，去性化的“妇女”必须再自己的造情感主体变成有女人味的“女性”，才能成为改革时代的新人类。邓丽君和邓丽君的音乐，以其甜美可人的“东方美”和“柔情蜜意”，提供了一种重构女性气质的脚本。就像中国知名乐评人金兆钧所认为的，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中国大陆社会是一个阳盛阴衰的状态，当时的音乐欠缺阴柔气质，且不容许个人情感表达与抒发。因此，文革结束后的中国社会，社会大众普遍对温柔且缓慢的音乐有强烈的渴望。
邓丽君传入中国大陆之际，适逢大陆文革结束、改革开放初期。由于上述文革时期中国社会长期笼罩在强调革命的、群众的、阳刚的社会氛围之中，使得充满女性阴柔气质、温柔婉约、强调个人感情遭遇的邓丽君的音乐作品传入中国立即造成流行。再加上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之后，民众已有录音带、收录音机与电视机等设备，邓丽君的音乐亦因此而获得传播的物质条件。不仅如此，收录音机亦使得当时的民众能在私领域听音乐，不再如文革时期那样非得在公领域才能听音乐。邓丽君的音乐便在上述社会与物质条件的基础上，流行于年代的中国社会，迅速填补中国社会对个人觉醒、现代性和女人味的渴望。
邓丽君的音乐作品在年代的中国社会造成广泛流行，却遭到当时中共政府批评其为黄色歌曲、靡靡之音，遂对邓丽君的歌曲实施查禁。事实上，这一查禁行动并非针对邓丽君的音乐而来，在很大的程度上，是针对以邓丽君为代表的港台音乐而来。这些查禁行动，基本上是年代初期中国大陆所爆发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的具体作为，意在批判改革开放之后年轻人的奇装异服等生活方式，是资产阶级堕落生活的象征。
人民音乐杂志社在1982年编纂《怎样鉴别黄色歌曲》一书，收录该时代论及港台流行音乐所具有的“靡靡之音”、“黄色歌曲”的特质如何严重影响社会风俗的文章，并明确界定年代“黄色歌曲”与“流行音乐”等音乐分类词汇的意涵。书中定义，黄色歌曲是流行于资本主义社会脉络中的靡靡之音，歌词内容直接描述堕落的声色场所生活，表现色情、醉生梦死等颓废思想的音乐。这种歌曲被认为仅重“票房价值”而无“高尚内涵”，而且是延续至年代作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上海的流行音乐传统而来。黄色歌曲的定义并不仅指涉内容不雅的歌词，为了“表现低级的趣味”页，轻挑的旋律、采用气音轻声及口白式的唱法、娱乐性的舞曲节奏等音乐形式，以及表演形式，强化歌曲中“诱惑与勾引的情调”页，被认为是“形成整首歌曲的黄色感染力的一个重要部分”页。这一在中国所掀起的黄色歌曲的讨论，是用作指控当时风靡中国的港台音乐。在中文的字义上，为求区隔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并评断其好/坏价值，大众音乐(popular music)被分作资本主义脉络“流行音乐”与社会主义脉络“通俗音乐”两种。当时被指涉为“流行音乐”的港台音乐，被认为可能“污染”中国社会，亦被认为可能夹杂“坚持反动立场的国民党顽固派作宣传的货色”页。因此，书中大声疾呼，认为政府必须针对可能危害社会的流行音乐进行治理。而邓丽君的音乐即是书中被认为应积极进行治理的“流行音乐”的代表之一。许多来自港台的音乐同时被认为是来自资本主义社会的音乐，多是低俗且充满情色诱惑的黄色歌曲，有腐蚀人心、使人堕落之嫌，遂成为管制与查禁对象。
文章选编于《中国与台湾的早期社会互动：年代两岸冷战音景与邓丽君的流行音乐文化》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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