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梦龙《智囊》“徐阶”一条说，明世宗时倭寇躁踊东南沿海，巡抚告急，请朝廷出兵。兵部一官员说：等我们发兵去，倭寇已撤，这过失谁来负？于是兵部尚书便勉强派3000名瘦弱士兵前往。徐阶不同意，说对发兵这事，只应考虑该不该发，要是不该发，无论精兵、弱兵都不该发，以节省开支；要是应该发兵，就一定要发精乓，以求取胜，怎么能用虚应文章来掩人耳目？兵部尚书害怕了，就发精兵6000，派两位偏将军带领出征。结果在初获胜利后又遭伏击，军队溃败。当政的人把这事看成徐阶的过错，徐阶又上疏说：“按法律当责罚州县的守令。军队将校负责打仗，州县守令负责防守。如今将校打仗一旦失利就要判死刑，而守令却平安无事；要是城池陷落，将校又得判死刑，而守令只是降职。这怎么能起到奖惩的作用呢？能够支配百姓的是州县的长官，现今当兵的在全国百姓中只是百分之一，我们怎能把打仗和防守的责任都责求军队将校来完成呢？守令辛勤，军队粮饷就不会少；守令果断，探哨侦察敌情就不会有误；守令譬惕，奸细就无处藏身；守令仁爱，乡兵就能配合军队作战。所以我认为重责守令就可以了。”
毛泽东读至此，来一个古今对照，深有体会地批道：“莫如今之军区党委制。党政军民统一于党委。”正像《智囊》作者所总结的那样，兵民分治，将校与守令（行政长官）各行其事，“是战与守两俱虚也”，打起仗来，就很难集中各方面的力量。袁崇焕“以辽人守辽土”之策，就是军政合一，死后不再实行。明代那种兵将分离，地方与军队互不通气的制度，是由于封建帝王担心臣下谋反而特意设制的，其无效率可想而知。战败并非哪个人的过失。但是如果没有这种制度，恐怕难免藩镇之祸，岳飞、袁崇焕的死，决不是当权者简单的中了离间计，而是因为这二员大将犯了“军政合一”的大忌。毛泽东强调的党的一元化领导，则是从战争年代总结出来的取胜经验。（本文出自百韬网，转载请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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