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突出文革迫害的残酷性、荒唐性，一些文章长篇累牍地鼓噪文革被害者的悲惨境遇，其中，叶企孙“衣衫褴褛、步履艰难、踯躅街头”当乞丐，由于太过悲情常被提及，可惜这根本不是事实。
叶企孙于1968年6月到1969年11月因涉“熊大缜案”被中央军委办事组逮捕关押，释放后为保障其生活，每月发放50元生活费。50元现在看来微不足道，但因为当时物价非常便宜，加上叶企孙一生未娶、无儿无女、孤身一人，50元足够生活。因此，虽然叶企孙出狱后“独居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斗室中，跟随多年的男仆已被轰走”，但生活应该没有问题，况且还有“一位老妪每天来照料一下”，根本不存在当乞丐的可能，更不会出现因极度贫困向学生“借钱买苹果”的事情。可见，某些文章说叶企孙晚年“常常身穿一件破长衫，腰间系一根草绳，迎着西北风，仰天孤坐”，既是对历史的亵渎，也是对党对知识分子政策的污蔑，纯属一派胡言，而且既然这些文章说他出狱后“自由受到限制”，又何来“常常在街道上踟蹰徘徊”呢？
1972年5月31日，北京大学对叶企孙做出了“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结论，恢复每月350元的工资待遇，在中关园为他分配了一套一室一厅住房，叶企孙也请回陪伴自己几十年的男护工“老周”（即被某些人所谓的“男仆”），生活进一步得到保障。
至于有人回忆1975年夏见到叶企孙时“衣履陈旧、室内空荡，看了此情，心里很为难过”，纯属个人观感，因为如果一个月入350元的大学教授都活得如此悲催，那么全国人均月入50元的几千万工人肯定是水深火热，可当时多数工人的生活据说还算幸福。
根据叶企孙学生戴念祖《一代宗师叶企孙的晚年》的回忆，1972年摘帽后，“戴念祖和陈美东每个礼拜都会去叶企孙家中求教”，“戴念祖的上门求教一直持续到1975年”“1974年春节，我（指戴念祖）带着我的女儿去给叶老师拜年。他知道我大年初一会去看他，事先买了一大桶巧克力，拿饼干盒子装了，还给我买了大前门烟”。在1974年有巧克力和大前门香烟这些稀罕货，足见叶企孙的生活即便不是大富大贵，也绝不像某些人渲染的那么悲惨。
事实上，无论是延安时期，还是建国后，党和国家对叶企孙这样的高级知识分子都非常照顾。如1937年 8月，第一批到达延安的大知识分子何干之的待遇是“每月 20元津贴费，还委派1名警卫员”；1938年11月，到达延安的音乐家冼星海的待遇是每月津贴 15元，作家陈学昭的丈夫每月津贴15元；1940年1月，到达延安的印尼籍华人医生毕道文的待遇是“每月大米 20斤、肉 10斤、白糖 2斤、津贴费 20元，并为他配备勤务员 1名、翻译 1名、马 l匹”，而当时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待遇仅是每月10元津贴费。
建国后，知识分子同样受到优待。如马寅初工资500元，吴玉章工资440元，季羡林工资345元，比野战军司令都高，中学教师月均工资44元，小学教师则为34元。而据叶企孙回忆，解放后他的工资有400多元，“文革前每月在家吃20顿饭，其余全是在外吃”，此外还经常看戏、看电影、旅游，即便是在三年困难时期，毛主席、周总理带头不吃肉，却依然给他特供牛奶，这才有了叶企孙给浮肿学生喝牛奶和给某学生送4个苹果的感人故事。
1977年1月13日，叶企孙因病去世，追悼会在八宝山公墓举行。死后能入八宝山，绝非普通的政治待遇，否则不会有官员放言“生进中南海，死入八宝山”，这从侧面说明叶企孙生前已恢复待遇。
当然，由于叶企孙坐过牢及年老体衰等原因，晚年生活肯定会遇到一些困难，但不可能沦落到当乞丐的程度。一些文章借叶企孙晚年遭遇，居心叵测地夸大其词、肆意发挥，是历史虚无主义的表现，目的是抹黑党和政府形象，从内部策应西方演变中国。
（2022-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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