坊间盛传“沈从文建国后不写文章”，有人说源于他不懂政治，有人说源于“政治高压”，还有人归罪于郭沫若的批判。其实，即便建国后有所谓的“政治高压”，仍出现了《保卫延安》《林海雪原》《红岩》《创业史》《艳阳天》《青春之歌》《万山红遍》《苦菜花》等不少红色经典作品，可惜由于政治原因，这些作品后来被刻意边缘化了，这说明，所谓“政治高压”不该是沈从文停笔的主因。那他为何要停笔呢？主要原因是其作品观点错误甚至反动，建国前就屡遭左翼批判。
如1939年3月，他在昆明《今日评论》发文《一般或特殊》，认为作家的特殊性工作比一般化的战争宣传更重要，被视为“与抗战无关”论，受到左翼作家批判。
1940年5月5日，在昆明《中央日报》发文《文运的重建》，反对文学“与商业资本溶合为一”和“与政治溶合为一”，以后在其它文章和讲演中又多次重申这一主张，被左翼作家视为“反对作家从政论”，受到激烈批评。
1946年11月，在《大公报•星期文艺》发表回顾自己文学道路的长文《向现实学习》，文中把国共内战双方都比作“玩火”“用武力推销主义”，再次受到激烈批评。
1947年5月，在《益世报•文学周刊》发表论文《五四》，反对“用集团屠杀方式”打内战，主张“用爱与合作来代替仇恨”，受到批判。
1948年3月，在香港出版的《大众文艺丛刊》（第一辑）上受到左翼作家猛烈批判，除被《略评沈从文的（熊公馆）》说成是“地主阶级的弄臣”等之外，还郭沫若在《斥反动文艺》一文中斥为“一直是有意识的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的作家；因沈从文只写湘西沅水流域船上的水手、吊脚楼的妓女、乡下的小田主等小人物和一些地方军阀、文人，冯乃超批判他“为封建地主阶级唱赞歌”。
由于屡遭郭沫若、冯乃超等左翼作家批判，1949年1月，北京大学校园里出现了《斥反动文艺》的大字报，教学楼挂出“打倒新月派、现代评论派、第三条路线的沈从文”的大幅标语。
沈从文闻讯后惊恐不已、精神错乱，有时站在窗前望着胡同里来往的人群，会紧张地说：“他们抓我来了！”他在给黄永玉写信说道：“北京傅作义都已成瓮中之鳖。长安街大树均已锯去以利飞机起落。城，三四日可下，根据过往恩怨，我准备含笑上绞架……”。1949年3月28日，沈从文用剃刀自杀，幸被长子发现，抢救及时才转危为安，但其后又因精神问题转入精神病院疗养，直到7月份才逐渐好转。
可见，沈从文长期在国统区生活，接受的是“三民主义”教育，很少受到马列主义熏陶，同时为迎合国统区部分人“色情、猎奇、变态、低俗”的文化取向，其作品多描写土匪、游侠、童养媳、妓女、寡妇、蛊婆、巫婆、落洞少女、癫子、恋尸者等人物，存在“漠视文学的政治性，空谈自由和爱，漂白国民党，描写性爱、嘲弄革命者”等问题，无形中充当了国民党的御用文人或同路人，必然受到左翼作家猛烈批判，加上他性格脆弱、胆小怕事、患得患失，害怕革命胜利后受到惩处，因心理负担过重而患上精神病，建国后已很难继续写作，改行实属必然。
沈从文改行后，1949年8月，其人事关系由北京大学转到历史博物馆；1950年2—12月参加中央革命大学研究班学习，对解放前的政治思想和文学道路进行了反思和总结，后来据此写成《我的学习》发表在沪、港两地的《大公报》上；1953年9、10月间，在《新建设》与《新观察》杂志上分别发表文物专论《中国织金锦绣的历史发展》和《中国古代陶瓷》，从此，在报刊上多发表文物研究方面的文章；1960年7月，仍以作家身份出席全国第三次文代会。
可见，沈从文建国后并未停笔，只不过将重点放在文物研究上，而且由于所写文章专业性太强，影响较小，导致许多人误认为“沈从文建国后不写文章”，实际上，他不仅没有停笔，而且在文物研究方面写了很多文章，做出了突出贡献。
（2022-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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