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公知和媒体大肆吹捧蔡元培、胡适、钱穆等民国大师 “不问政治”、“兼容并包”“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等言行，的确迷惑了部分人。但实际上，绝大多数民国大师并非“不问政治”，而是有着鲜明的“反共”立场。
如提出“思想独立、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蔡元培，其身份不仅是北大校长，还是国民党中央执委，曾出任监察部长、司法部长、教育总长等职，曾诬蔑“共产党员谋叛国民党”，发起“护党救国运动”，并亲任主席，是“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先锋。
胡适曾在抗战初期组织“低调俱乐部”，提议放弃东三省，承认“满洲国”，散布“抵抗必亡”等误国言论，被参谋总长程潜直斥为“汉奸”，他还主张“戡乱到底”、“焦土政策”，增派日兵重入国土共同“反共”，被共产党批为“反动阶级的忠臣，人民的敌人”。
钱穆也曾非常明确强调自己的著作是用来抵制人民革命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影响，他在《国史大纲》中说：“凡于中国而轻言民众革命，往往发动既难，收拾亦不易，所得不如其所期，而破坏远过于建设” 、“就我们东方人看法，则马克思之历史知识实仅限在西方，彼所分别之社会三形态，是否可运用之于中国社会，则确系一大疑问”，因此，成为被蒋介石推崇的历史学家，被毛泽东点名批评的反动文人。
因解放后公开宣称“不奉马列为宗”而被岳南先生吹捧为“三百年来一大师”的陈寅恪，“七七事变”后，曾鼓吹“中国之人，下愚而上诈。且抵抗必亡国，屈服乃上策”等汉奸言论，建国后又主张新中国“学李渊臣事美国”；而且，陈寅恪并不相信“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等言论，他信仰的是“三民主义”，曾于1929年加入国民党，1945年被国民党评为“最优秀教授党员”；另外，陈寅恪与民国交通部长、台湾伪国防部长俞大伟，既是姑舅表亲，又是俞大伟姐夫，他介绍妹妹陈新年嫁给俞大伟，其表妹俞大絪嫁给曾担任过反共刊物《时代评论》总编辑的曾昭抡，另一表妹俞大綵嫁给反共分子傅斯年，可见，陈寅恪“不奉马列为宗”实属必然。
其他，如梁启超宣称共产主义为“死路”,说走这一条路“国家便没有希望了”；王国维曾叹息“赤化之祸，旦夕不测”；章太炎曾担任反赤救国大联合会理事长，叫嚣“反对赤化”；被公知捧为著名思想家、教育家的清华大学首任校长罗家伦，其实是蒋介石心腹爱将，担任校长后大力推行“党化教育”，大肆抓捕共产党员；傅斯年一直顽固反共，是蒋介石忠实信徒；蒋廷黻亲美亲蒋，其所著《中国近代史》因鼓吹西方侵略促进中国发展而被很多高校推荐，后被蒋介石任命为台湾驻联合国代表；被捧为清华“终身”校长的梅贻琦，虽然公知撒谎说他一贯维持“中间立场”，但实际上他不仅是国民党党员，而且还是中央委员，后追随蒋介石跑到台湾；“能用外语进行创作并为英语世界认可”的林语堂曾扬言“对法西斯蒂和共产党没有好感”；张爱玲在国民党时期就被定为文化汉奸，1952年又在美国新闻处安排下写下《秧歌》、《赤地之恋》等反共作品。
可见，要想成为民国大师，思想上必须西化，立场上必须反共，至少不能赞成共产党，因此，文学巨匠巴金，开创“抗战文学——荷花淀派”的孙犁，创作四大名剧《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的曹禺等人，尽管成就一流、影响广泛，只因不反共，很难被列为民国大师；另一特例是郭沫若，他在民国年代就已取得大师级成就，是国民党中央研究院院士，只因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仅成不了大师，至今仍被公知和西化派媒体丑化。
总之，“反共”是民国大师的政治底色，他们之所以被频繁吹捧，其主要目的是为蒋介石贴金，为反动腐败的蒋系民国政府招魂，进而贬低新中国的科研成就，夺取评价社会科学的主导权，让“反共”成为评价社会科学、抵制马克思主义影响的潜规则。（2022-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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