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禹传启，家天下”以后至今，中国大约经历了二十多个朝代。这些朝代的开国之君基本上都是“英明神武，雄才大略”，然而子孙们则大体上都是越来越不成器，直至难免“凄凄惨惨戚戚”的亡国之时，所以古人有诗：“霸祖孤身取二江，子孙多以百城降”，至今没有哪一个朝代能逃脱这个定律，其中当然也包括我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
说实在话，没哪个朝代的江山得来是容易的，改朝换代基本上都意味着“流血漂橹”，正所谓“一将功成万骨枯”。然而，改朝换代的残酷并不能否定每位开国皇帝的起事都有一定的合理的道义上的支撑，都或多或少地体现了一点历史的进步性，如西汉刘邦是紧跟陈胜吴广农民起义之后起事的，以“伐无道，诛暴秦”为口号；隋文帝杨坚“平南陈，灭北齐”是为了结束国家的长期分裂，恢复汉族正统，客观上则减轻了人民长期遭受的战乱之痛；明太祖朱元璋更是高举“驱逐鞑虏”的大旗，解民于倒悬，救民于水火；到了清太祖努尔哈赤，因父祖为明廷效力却被明廷征剿女真时“误杀”，愤而起兵，最终他的子孙率领他们的“八旗铁骑”入主中原，成了以后二百多年中国的主人。
努尔哈赤的确是雄才大略，起兵之初只有区区十三副铠甲，在以后的战斗生涯中更是劲敌遍地、险象环生，然而他凭借自己的勇气和胆略，统一建州女真、挫败“九部联军”、吞并“扈伦四部”、赢得“萨尔浒大捷”、兵进辽沈、传檄广宁，虽最后兵败宁远城下，但留给子孙的是一个疆域广阔、人口众多、兵强将悍，有了“入主中原”本钱的强大的后金国，称之“战功赫赫”并不为过。
虽然清兵南下之后，为了消灭明朝以及李自成起义军的势力、镇压汉族人民的反抗，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大屠杀，如人们熟知的“嘉定三屠”、“扬州十日”，犯下了滔天的罪行，但努尔哈赤起兵之初，那时女真族还处于弱势，明朝军队镇压女真部落也是动辄屠城屠寨，因此他的起兵也具有一定的反抗民族压迫的性质。只不过后来他和他的子孙对汉族人民的血腥屠杀，把女真族因曾经受到的民族压迫，而由努尔哈赤作为代表人物起兵反抗的正义性给颠覆了。
因此，从历史正义的角度来说，无论哪个朝代的更替都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从个人才能的角度来讲，无论哪个朝代的开国之君都是一时的“人杰”；然而，同样的，无论哪个朝代都难逃“初兴终衰”的宿命。可见，所谓的“六朝兴亡事”既非因为“人种的不优秀”，也非因为“得国不正”，我认为根子还是在于中国四千余年一直延续的“专制制度”。皇权至高无上、不受制约的专制制度是使皇帝们走向腐化的土壤，“上行下效”又导致封建官僚体系的整体腐败，这样，每个王朝都从初期的“生机勃勃”渐渐嬗变为末期的腐败衰落、暮气沉沉。
1945年7月，毛主席与当时访问延安的黄炎培曾有过著名的“窑洞对”。黄炎培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毛主席认为共产党可以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只有实行社会主义民主，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毛主席兑现了自己的诺言，在曾经的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群众也曾享有过“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民主监督权力，反动势力也曾在人民群众的监督下瑟瑟发抖；那时他们虽然怨气冲天，但也不得不“夹起尾巴做人”。后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人民的这项权利被剥夺，取而代之的是“不争论”——闭上你们的嘴巴，按我指的路走！“十年之功，废于一旦”！
人们不禁会问，“王朝周期律”还会起作用吗？这个问题只有将来的历史才能给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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