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一五五四年，中原王朝多灾多难。首先是北方游牧民族，他们游牧天下，产品单一，欲与中原贸易。但由于边臣管理不力，产生贸易摩擦纠纷，于是反对“马市”的杨继盛获得皇上信任，一年四迁。而“马市”也就停了。游牧民族抢劫成习，个别边民为一己私利成为向导，于是中原王朝的北方边境一直不得安宁。而南方，与海洋国家的贸易，也出了问题。一些走私犯，为了一己私利不惜为倭寇充当向导，甚至假借倭寇名义进行抢劫。南倭北虏，边境不宁。偏偏中原大地，又遭遇时疫，皇帝曰：“凶荒四岁，百姓饥窘已甚，良用恻焉”《明世宗实录》四百零八卷·辛亥。
一天，殚精竭虑的皇帝与大臣一起处理完政务后，他们也探讨了问题的起因。 大臣奏曰：“倭寇之起，因闽浙人下海通番得利，聚徒众盛，遂起狂谋。去岁只在沿海侵犯，今则各地深入。据报真倭数不满千，皆系漳温近海贼徒结伙导引，一如北虏，我逆之导也。”《嘉靖奏对录》卷九·计处倭件。
这一段话，道出了历史上南倭北虏的根源：外患往往因内奸而起，因与内奸勾结而危害至烈，而难以根除。特别是南倭，基本没有外国政府参与（日本正处于战乱时期），起主导作用的实际上是中国的走私贸易团伙。“真倭数不满千” ，他们不过是中国走私贸易团伙的雇员。所以，严格说，明代嘉靖时期的南倭不算外患，而应定性为内乱。这就是所谓南倭，能在东南沿海安营扎寨，本省军队无法对付，而要调外省军队参与征剿。外省军队到，求战心切，而总督张經（福建候官人）又迁延不战的原因。
走私贸易团伙并不只是民间势力，他们与地方官府，甚至中央要员都有很深的利益勾结。就像今天的黑社会，没有保护伞，就成不了气候。抗倭名将朱紈是真心抗倭，并取得了阶段性战果。结果被官绅抓住细节上的漏洞，诬陷入狱。他上疏申辩说：“去外夷之盗易，去中国之盗难。去中国之盗易，去中国衣冠之盗难”。此话说到了要害，中国衣冠之盗，是害国之大患也。
隆庆年间，在救世贤辅（本人不赞成称首辅为宰相）高拱的主持下，终于顺应历史潮流，实现了掩答封贡和开放海禁。大的关系理顺以后，不仅不再需要为抗倭御虏耗费国力，也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所谓明末资本主义的萌芽，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
但是，社会出现大的变革，管理也必须相应变革。税收应该跟着财富走，财富在哪里聚集，税收也要在那里产生。此时，中国衣冠之盗，又开始危害国家。因为官绅一家，企业、矿产皆为这一阶层所占有。他们反对税收跟着财富走。皇帝不得不派太监收税，地方官绅又组织不明真相的矿工殴打、驱赶太监。东林党主持的舆论场，也谴责皇帝抛开文官系统，任用太监。却不反问，如果文官系统尽职为国，工作效率肯定比太监高。皇帝何必让太监去挨打？没有文官系统的组织、暗许和纵容，矿工如何能组织起来，又如何敢去殴打皇帝钦差？东林党的舆论，后来主导了《明史》的编修，也主导了今天的历史叙述。
虽然当时社会经济整体上有大的发展，GDP有了高速增长。但财富集中在极少数官绅手上，国库不充盈，民生仍艰难。在西北地区遭遇天灾，国库无力赈济时，终于发生了农民大起义。最后大清入侵，国家蒙难。东南沿海地区官绅经营的小家，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也一起完蛋。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就此打断。开启了中国落后世界的历史进程。
今日，美国把中国摆在对手的位置上。这是不以我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现实。美国的打压，是中国目前最大的外患。现代的战争，是立体战。舆论战，很早已经开打，中国长期不设防，很多阵地丢失多年。生物战，我们几经沦陷，防不胜防。科技战，长期持续地打压，从未松懈。从提高中国商品关税开始，经济战已白热化。热战，正在磨拳擦掌之中。
中国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屈从美国，那将置中国于永远被美国支配的地位。这既愧对我们的历代先祖，也愧对用血肉之躯建立起新中国的无数先烈。更无颜面对我们的子孙后代。我们也不能被美国战败，否则，像明末一样，又将开启中国落后世界的历史进程，无数先烈的血，就白流了。
外患面前，我们要吸取历史教训。外国资本在中国的代理人，希望他们心里爱国，但他们无法抗拒外国老板的指令。商人，以逐利为天性，他们可以移民，或者家属已在国外，不会看重国家存亡。他们也许为了私利，会成为带路党（我逆之导也），但他们不在国家中枢位置，爱不爱国，并不能构成对国家的重大危害。但朱紈口中的“中国衣冠之盗”，就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如果我们的干部队伍听党话，跟党走，我们就一定能立于不败之地。如果我们有危险，那危险也一定在“中国衣冠之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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