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勒斯大肆鼓吹“和平演变”，试图瓦解社会主义阵营
1946年3月，英国首相丘吉尔在访问美国期间发表富尔顿演说，揭开东西方两大阵营“冷战”的序幕。
1947年3月和6月，美国政府又相继推出以政治和军事遏制为中心的“杜鲁门主义”，以及以经济遏制为宗旨的“马歇尔计划”。西方国家运用的这两手，不仅是对苏联，而且是对整个社会主义制度的挑战。
“冷战”遏制，虽然给社会主义国家造成一定的困难，却阻止不了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远东的诞生。这在西方帝国主义国家中引起极大的震动，一些“智囊”人物开始谋求新的战略。朝鲜战争的失败，东西方长期对峙的复杂较量，更使越来越多的西方政界要人转取新的战略。
这样，和平演变战略便在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问世。
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战略经历了一段酝酿过程。在1947年5月，美国政府成立以凯南为首的国务院政策设计委员会。在制定对共产主义的遏制政策时，凯南就提出，在军事遏制的同时，还应当用和平的方法促进某种趋势，“导致苏维埃政权的瓦解或逐步趋于软化”。
1949年7月30日，时任美国国务卿的艾奇逊致信杜鲁门总统，承认国民党的失败已成定局。但他不甘心美国在中国的失败，把今后在中国的希望寄托在受过西方教育的资产阶级民主个人主义者身上。艾奇逊说：“民主个人主义终将再起，中国终将推翻外来的羁绊。”他建议美国政府“对于中国目前和将来一切朝着这个目标的发展”，“都应得到我们的鼓励”。这是美国政府对中国实行和平演变战略的开端。8月，美国政府发表《中美关系白皮书》和艾奇逊致杜鲁门的信。
对此，毛泽东以一个伟大战略家的眼光，一眼洞穿，及时抓住这一反面教材，亲自撰写了《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等五篇评论白皮书的文章，揭露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和玩弄的种种阴谋，教育中国人民，尤其是对美帝国主义存在某些幻想的知识分子(即艾奇逊所说的“民主个人主义者”)，丢掉幻想，准备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做长期的斗争。毛泽东对“白皮书”的评论，揭开了同美帝国主义和平演变战略斗争的序幕。无论如何，在美国政府的大肆鼓吹“和平演变”的过程，我们不应忘记一个为美国推行这一战略立过“大功”，而被毛泽东称为“老师”的人——杜勒斯。
1953年1月，杜勒斯就任美国国务卿。他对“和平演变”战略的形成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美国国务卿杜勒斯突出地强调了“和平演变”的战略。
这年1月15日，他在国会考虑任命他为国务卿时的证词中提出：“解放可以用战争以外的方法达到”，“它必须是而且可能是和平的方法”。他强调要用“精神与心理的力量”达到目的。
他提出应该使社会主义国家“被奴役的人们”得到“解放”，成为“自由的人民”，而“解放可以用战争以外的方法达到”，“它必须而且可能是和平的方法”。他对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出现的“要求自由化的力量”感到满意，并把希望寄托在社会主义国家第三代、第四代人的身上，说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如果他继续要有孩子的话，而他们又有孩子的孩子，他的后代将获得自由”。他还攻击“中国共产主义是一种致命的危险”，“是一种要消失的现象”等。宣称美国及其同盟国的责任，就是要尽一切可能使这种现象消逝，要“用和平的方法使全中国得到自由”。
其实，为保证“和平演变”战略的实施，杜勒斯还提出过一系列计划。1952年8月27日，杜勒斯在布法罗的一次讲演中，曾经提出一项解放“铁幕”内的卫星国家的“三叉计划”。他认为，“美国之音”和其他机构应该挑起“铁幕”后面各国人民的抵抗情绪，并让他们相信美国会给以道义上的支持。这样，共产主义将从内部解体，俄国人最后将由于发现他们已吞下消化不完的东西而撒手回家。
不难想象，杜勒斯“和平演变”战略出笼之时，正值军事上美国在中国接连失利，尤其在抗美援朝战争这一仗中，一向“自我感觉良好”的美国人不得不第一次在没有胜利了的停战协议上签字;美国对台湾海峡的封锁和禁运还在继续;社会主义中国国内政治稳定，“一五”规划正在全面展开，经济建设在发展，到处是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不过此时的毛泽东，还无暇把杜勒斯放在眼里，因而当时还没有马上提出防止“和平演变”的问题。毛泽东后来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同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联系在一起的。
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作“秘密报告”，全盘否定斯大林。帝国主义者竭力利用“秘密报告”，把它作为摧毁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武器。这个报告引发了国际上一股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浪潮，波兰、匈牙利事件接连发生。1957年，国内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趁党整风之机，向党发起进攻。
5月15日，当时的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记者招待会上说：“有迹象表明，在苏联内部有较大的自由主义力量”，“如果这种力量在苏联内部继续发展，而且声势日大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认为，也有理由希望，像我曾经说的，在十年或者一代人期间里，我们可以达到我们政策的伟大目标”。12月28日，他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上发表书面谈话，又提出对社会主义国家采取“在道义上的攻势”和“在军事上的守势”的两手策略。
匈牙利事件后，杜勒斯认为，改变共产党世界的性质是件可能的事。于是，他更加起劲地鼓吹“和平演变”战略。1957年7月2日，他在记者招待会上说：几乎可以肯定，社会主义国家“将要发生一种演进性的变化”。他认为，这种“和平演变”不是一两代人所能实现的，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当有记者问：“赫鲁晓夫的孙子是否将有自由了?”杜勒斯回答：“我并没有对这件事定过日期，但是，我愿意这样说，如果他继续要有孩子的话，而他们又有孩子的孩子，他们的后代将获得自由。”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帝国主义者把复辟的希望寄托在第三代、第四代身上的出处。
与杜勒斯相呼应，美国艾森豪威尔政府于1957年提出了所谓“和平取胜战略”，作为战争政策的补充手段。
除前面引述的杜勒斯的言论外，1957年4月23日杜勒斯在纽约发表的演说，把他的“和平演变”政策明确概括为六点，即：一、“提供范例，证明享受自由的幸福”，并且通过我们的情报和文化交流计划，“使全世界都知道这种情况”;二、借助于类似在联合国通过决议谴责苏联干涉匈牙利的做法，“使被分裂或被奴役的国家知道他们并未被遗忘”;三、“决不牺牲他们的利益来解决任何政治问题”;四、“推崇和赞誉那些为自由而流血的烈士”，但是不要鼓动暴力的起义;五、“让苏联的统治者看清，我们要解放的真正目的”是和平和自由;六、“鼓励走向自由的演变”。
杜勒斯提出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战略之后，立即得到美国政界人士的响应。8月，参议员肯尼迪发表讲话，赞同杜勒斯的和平演变战略。肯尼迪还提出巴特尔法的修正案，建议授权总统对“铁幕”后面的国家提供下列援助：“(一)帮助这类国家中爱好自由的人民在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获得更大的自由和福利;(二)使这类爱好自由的人民得以加强他们保持其自由的全国政府逐渐摆脱外界的支配和控制的能力，并以扩大自由的人民和自由的政府可以繁荣的地区来促进世界和平和加强美国国家安全。”肯尼迪还宣称，这项修正案的目的“是向我们的政府提供一套更加灵活的经济工具，以推动铁幕后面的和平变革”。这项修正案在1959年底获得通过。
1958年赫鲁晓夫提出要同中国建立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企图从军事上控制中国，并公开反对中共提出的“三面红旗”，反对中国“炮击金门”的正义行动。这些事件，都引起毛泽东的高度警惕。毛泽东曾经说过：向金门打炮也好，停止炮击也好，主要的都是为了支持台湾人民和台湾当局守住台湾，而不被外国侵略和吞并。
在这同时，美国积极地推行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战略。1957年艾森豪威尔政府提出“和平取胜战略”，鼓吹要通过“和平演变”，以促进“苏联世界内部的变化”。
1958年10月24日，杜勒斯在接受英国电视公司记者采访时说：共产主义“将逐渐让位于一种更着重国家福利、人民福利的制度。”现在“俄国和中国共产党人并不在为他们人民的福利而奋斗”，“这种共产主义会发生演变”。杜勒斯从台湾回到美国立即发表声明：美国应“使中苏集团内部的政府政策加速演变，使其越来越谋求它们自己境内的人民的福利，而不是利用这些人民来征服世界。”他认为，应“全力以赴地执行”艾森豪威尔政府的“用和平手段取得胜利”的“高尚战略”。
1960年肯尼迪当选美国总统后，又使“和平演变”战略更加完善。1月17日，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发表“意识形态与外交事务”的第10号研究报告。报告明确提出和平演变的两个基本手段，一是“摧毁”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二是西方生活方式的渗透。报告还将东欧和中欧确定为和平演变的突破口，希望“通过东欧来影响苏联内部的演变”。这些都成为西方帝国主义者长期对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的基本策略。
总之，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后，尤其是在匈牙利事件之后，作为帝国主义代言人的杜勒斯愈来愈把“和平演变”作为帝国主义颠覆社会主义国家的一种战略方针。
“和平演变”战略在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提出，绝不是偶然的。1956年发生的波兰“波兹南事件”、匈牙利事件以及日益明显的东欧国家对苏联控制的离心倾向，使西方政界人士逐渐认识到“共产主义世界已经不再是一块坚硬的独石，而铁幕也不再是无法渗透的铜墙铁壁”。他们为这一发现而庆幸，决意选择“和平取胜”的“高尚战略”来使共产党政权改变颜色。他们甚至设想“竭力发展同共产党阵营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同上层和中层政界人物的广泛接触，以便逐渐影响他们的思想信仰”。
毛泽东同外国代表谈话：有杜勒斯事情就好办，所以我们经常感觉杜勒斯跟我们是同志
对于西方的和平演变叫嚣，当时，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对美国的东西方缓和战略存有幻想。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在西方国家提出和平演变战略不久就敏锐地觉察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联系到苏联和国内的情况，毛泽东对杜勒斯的这些言论极为重视。
在这种错综复杂的形势下，毛泽东深深感到“和平演变”的危险性，于是在1958年底把这个问题明确地提了出来。对于杜勒斯的“和平演变”的叫嚣，毛泽东很重视杜勒斯的言论的研究和评论。他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就引了杜勒斯有关“和平演变”的话，指出，敌人是我们最好的老师，杜勒斯在给我们上课了。
1958年3月10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公布后，《纽约时报》全文登载，并发表文章说，这是“中国自由化”。资产阶级要灭亡，见了芦苇当渡船，那是很自然的。但资产阶级政治家中也不是没有见解的人，如杜勒斯听到我们的文章后说，要看看。不到半个月，他便做出结论，中国坏透了，苏联还好些。
10月2日，毛泽东在同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蒙古、苏联、波兰六国代表谈话中，阐述了“杜勒斯是世界上最好的反面教员”。他讲道：
祝同志们健康，团结起来，为社会主义的更大发展，为最后战胜帝国主义而奋斗。要不要战胜帝国主义呀?总有一天要战胜它吧!当然不一定是明天早上，明天晚上也可以，后天早上也可以，总要战胜它吧?帝国主义总是要战胜的。打吗，有两种打法：文打和武打。基本上是文打，用和平的方法打它，但是我们也准备武打。这次有好几个军事代表团来，你们是准备文打还是武打的?我们有这么些军队，难道有军队我们不准备开枪的吗?当然是准备开枪的喽!这是我代表你们回答的。但这是我们最后的手段，如果敌人用这个手段来对付我们，我们就拿出这个手段来。
你们会批评我，说我的思想自相矛盾，既然这是最后才拿出来的手段，为什么还在金门打炮?所以一下子就把我抛入一个窘境，很难回答。
金门打炮，这是真打，但是基本上还是文打。我们没有跟任何外国人开战。美国人要我们停火，每天都要我们停火。我们没有跟你打仗嘛!为什么停火?我们中国就没有跟你美国人开过战，就没有打枪，我们只是跟我们的蒋委员长、蒋“总统”打。我们这个国家有一个“总统”叫蒋介石，也是我们的老朋友，我们跟他这个仗可打得久了，打了31年，1927年打起，还要打多少年，我也不知道，可能还要打70年吧，合起来就是百年战争。
有一个蒋介石比较好，是不是?你们觉得有一个好还是没有好?没有蒋介石中国人民就不能进步，就不能团结起来，也不能武装起来。单是马克思主义是不能把中国人民教育过来的，所以我们除了马克思主义者的教员以外，请了另外一个教员，这就是蒋介石。噢!这个人在中国可做了很有益的事情，一直到现在还在尽他的历史责任。他的历史任务现在还没有完结，他还在当教员，他很有益处呀!不拿薪水，美国人发薪水给他，我们一个钱都不花，可是他给我们当教员。
希特勒曾经尽过这样的历史责任，还有墨索里尼，在东方还有日本帝国主义，把广大的欧洲人民和世界人民教育过来了。可惜现在没有希特勒了，墨索里尼也不见了，日本有些军国主义者也不存在了。但是教员还是有的，有杜勒斯，这不是一个好教员吗?世界上没有杜勒斯事情就不好办，有他事情就好办。所以我们经常感觉杜勒斯跟我们是同志。我们要感谢他。这个人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在资产阶级里，他是比较最懂得马克思主义的。因为他坚决执行阶级斗争的路线，相当不妥协，我这里没有讲他毫不妥协，因为他还有缺点。他相当坚决，只是坚决得还不够就是了。虽然有缺点，还是世界上最好的一个教员，只是除了共产主义者以外。当然第一个教员是马克思主义者，第二个教员才是杜勒斯，还要加上蒋介石，他还活着。
看来世界人民在金门问题上真正受到了教育。情况还将向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现在也有利于我们，将来会更加有利于我们。杜勒斯现在很不好办，他搞得很被动。人们责问他，为什么管到金门去呢?他总是拿朝鲜相比，说共产党又在搞朝鲜战争啦!人们说不像嘛，朝鲜是朝鲜嘛!金门是金门嘛!金门只有那么大，只有一个酒杯那么大。全世界除了杜勒斯，都说金门是中国的岛屿，金门问题是中国的内政。所以他现在搞得很不好办啦!我们还要继续使他难办，使他继续处于困难地位。不要轻易饶他!不要轻易让他溜掉!在这个地方大概他一时也相当难溜。
在黎巴嫩，我也是不愿美国走得太快。美国走了，好!它又是爱好和平啦!这次在黎巴嫩逮住了美国，这个偷东西的贼从来没有被人逮住过。1956年在苏伊士运河，我们逮住了英国、法国。那里美国装好人，它装成爱好和平的。这次在黎巴嫩，美国可被我们逮住了。我说它最好多待一点时间啊!我跟赫鲁晓夫同志商量过，他也赞成我这个意见。至于美国呆多少时间，3年好不好?恐怕阿拉伯世界的朋友们不同意，要它走得快一点。美国也可能不要好久就开走了，因为它混不下去了。唉呀!我这个目的就达不到哇!想留它多住呀，它就要走了。不知道你们的观察如何。也许在几个月内它在黎巴嫩就可能开跑，但在另外一个地方，这就是台湾海峡，我们可以使它多留。台湾海峡这件事，是一个对全世界的教育工具，特别是对中国人民有相当大的教育啊!你们不相信哪?
好!那么打起仗来怎么办哪?谁要打仗啊?我们是爱好和平的呀。这个叫打文仗，不叫打武仗。我们是要惩罚蒋介石。这个教员哪，我们又要感谢他又要惩罚他，也给他以批评嘛。学生也可以给先生以批评，就是用大炮批评他。(《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354～357页)
同年11月14日，新华社编印的《参考资料》第2513期上登载了《杜勒斯在西雅图商会发表演说，大肆攻击和诬蔑我集体劳动和公社化，竭力鼓吹资本主义的“自由”“幸福”，以抵制我国伟大的成就对亚洲的影响》，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在重拟标题的材料上，加了批语。指出：“杜勒斯批评我国人民公社，他向亚洲人宣传共产主义的坏处和资本主义的好处，表示对我国大跃进感到恐慌。”并请邓小平印发。
18日晚杜勒斯在美国基督教会全国委员会上发表演说，新华社编印的《参考资料》在第2523期上以《杜勒斯叫嚷在台湾海峡地区继续搞“不依靠武力”阴谋，为此甘冒“战争或疏远朋友”的危险，惊呼对社会主义和独立运动的发展不能“防御”，须加紧颠覆和干涉》。杜勒斯在这演说中说：共产主义的统治正在产生一个工业上和科学上现代化的强大的国家。如果自由世界对国际共产主义进行有效的抵抗，中苏统治者多关心自己人民的福利，少关心为了扩张主义的目的则剥削人民的日子就会更快地到来。在那一天到来的时候，我们的关系就会幸运地为一向存在于俄国和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之间的自然的诚挚而友好的精神所支配。
在这个材料上，毛泽东批语：
杜勒斯对国际形势的全面分析
——唱低调
——自己认输，说是在理论方面，组织纪律方面，西方不行
——招呼我们说：只要你们共产党埋头去办家里事，不出远门，西方就放心了
并指示将这个材料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印发。(参见：《新中国成立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8月版，第605～607页)
30日，他在对各协作区主任的谈话中说：杜勒斯比较有章程，是美国掌舵的。这个人是个想问题的人，要看他的讲话，一个字一个字地看，要翻英文字典。杜勒斯是真正掌舵的，省委要指定专人看《参考资料》。毛泽东历来要求党的各级领导人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密切注视国际形势和国际社会矛盾和斗争的发展，审时度势，见微知著，以做到心中有数，未雨绸缪，一旦有事，不至于因毫无准备而慌张失措。提出这一要求十分必要。毛泽东是每天都要亲自看《参考资料》。
杜勒斯12月4日在加利福尼亚商会上发表的演说《对远东的政策》中说：“我不能肯定，共产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经济结构会逐渐消亡。逐渐让位于一种更着重国家福利、人民福利的制度。只要俄国政府对谋求俄国的福利、俄国人民的福利感兴趣，我们立即就会看到不紧张的局势。困难在于这些地区——中苏地区，俄国和中国共产党人并不在为他们人民的福利而奋斗，他们为把一种同我们格格不入的主义散布到全世界去而奋斗……按照我的看法，你不能同这样一种社会和平共处。但是，我的确相信，这种共产主义会发生演变，这样它逐渐集中力量为自己的人民谋社会福利，会放弃这种征服世界的荒谬梦想。”
23日，毛泽东在接见参加全军政工会议的各军区负责同志的谈话时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有崩溃的危险，如果大家不警惕就不好。美国的事情是杜勒斯在办，杜勒斯是美国政府的政治部主任、政治委员或者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是艾森豪威尔的灵魂。杜勒斯这个人是“好人”，办了不少“好事”，对无产阶级团结和对帝国主义斗争有益。
新华通讯社1959年2月2日编印的《参考资料》第2672期以《杜勒斯谈如何抵挡东风》为题，全文登载了美国国务卿杜勒斯1月31日在纽约州律师协会授奖宴会上的演说。毛泽东读到这篇材料后，就在这篇报道的旁边加写了批语：
畏战争、畏革命，想要维持现状。如果出现革命，那是不合所谓正义和平的，应当立即以战争去扑灭。如果出现战争，也是一样。扑灭革命和革命战争，永保资本统治，这是杜勒斯的目的。帝国主义者已基本上转到维持现在的立场。
(参见：《新中国成立以来毛泽文稿》第八册，第82页)
杜勒斯利用“渗透、腐蚀、颠覆”，企图促使中国“内部起变化”
1959年2月5日陈毅给毛泽东送递一个报告。报告说：“两周前我们商定用外长出面，发一篇驳斥杜勒斯的问答体的文章。此文由新华社与外交部的同志起草，已改了三遍。我认为可以发表这一篇。但此事比较重大。请你审阅看可不可用。”
毛泽东读了这个报告后，在报告上写道：
陈毅同志：
杜勒斯生病，近日美政府对我无多攻击，目前发表此项谈话，似不适宜。请与总理酌定。
毛泽东
2月22日
同时，毛泽东还对陈毅的报告进行了认真的修改：
1958年“大跃进”的成就证明，我国人民将在一个不是很短但也不是太长的时期内把我国建成为一个经济上、文化上繁荣昌盛的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我们在“大跃进”中自然也会遇到一些新的问题或困难。但是，这些是我们前进中的困难，甚至是我们的成绩带来的困难。这些困难，总括成为一点，就是设备的暂时不足。这个问题是完全可以在建设过程中一步一步地予以解决的。
最近，在美国严密控制下的菲律宾，不满美国横暴干涉的情绪也高涨。日本人民也是反对美国的占领政策的。“南朝鲜”人民，南越人民，泰国人民，老挝人民以及受美国控制或威胁的其他国家的人民，都对美国的帝国主义政策蕴藏着不满。所有西太平洋各国人民不了解，处在遥远地方的美国人，为什么，有什么理由，要跑到西太平洋这些国家来，以其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力量，对这些国家加以控制呢。实在说不出理由的。所以总有一天，不论迟早，如同美国要从世界其他地区放手、缩回家去一样，美国也一定要从世界的西太平洋这部分地区放手，缩回家去。如果美国人自己不走，硬是要无限期地赖在这些国家的话，那么总有一天，各国人民要起来把它赶走的。(参见：《新中国成立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第55页)
1959年1月28日，杜勒斯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上提供的证词中说：“基本上，我希望鼓励苏联世界内部的演化，从而使它不再成为对世界自由的威胁，只管它自己的事情，而不去设法实现共产主义的目标和野心。”
过了三天，即31日，他在纽约州律师协会授奖宴会上的演说中说：要以“法律和正义”代替武力。“在这方面，极为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在这种情况下，放弃武力，并不意味着维持现状，而是意味着和平的转变。”
与此同时，到1959年，中苏关系更加紧张，分歧进一步扩大。这年1月，苏联正式通知中国，片面废除帮助中国建立原子能工业和制造原子弹的协定。
9月，在中印边界事件中，苏联公开声明中立，实际上是支持印度一方，随后又公开指责中国。同月，苏美戴维营会谈前后，赫鲁晓夫一方面同美国拉关系，一方面激烈地攻击中国的对内对外政策。所有这些，都促使毛泽东认为苏联领导已经变质，赫鲁晓夫已背叛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事业，变成了修正主义。
而在这年7月至8月召开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同志对“三面红旗”提出批评，毛泽东错误地认为这是国内外的敌人联合向党进攻在党内的反映。
1959年11月，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了一次有周恩来、彭真、王稼祥、胡乔木等同志参加的小型会议，讨论和研究当时的国际形势。在开会之前，毛泽东要他的秘书林克同志，找一些杜勒斯关于“和平演变”的讲话送给他看。林克同志选了三篇，即杜勒斯1958年12月4日在加利福尼亚州商会发表题为《对远东的政策》的演说、1959年1月28日在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一次秘密会议的证词、同年1月31日在纽约州律师协会授奖宴会上发表的《法律在和平事业中的作用》的演讲。
毛泽东从前看过这几篇讲话。
这次看了之后，据林克在《回忆毛泽东对杜勒斯和平演变言论的评论》一文中说，毛泽东以前曾看过这些讲话和其他一些材料，这次他又重新看了这几篇讲话。他和林克谈了他对这几篇讲话的看法，随后让林克根据他的谈话内容，在杜勒斯的每篇讲话前拟一个批注送给他。林克根据他的意见照办了。毛泽东即指示将批注连同杜勒斯三次讲话的全文印发给与会同志(批语在“文化大革命”中曾翻印流传)。以下是对杜勒斯三次讲话的批注全文。
(一)对杜勒斯1958年12月4日在加利福尼亚州商会发表的题为《对远东的政策》演说的批注：“杜勒斯在这篇演说中对东风压倒西风，对世界力量对比越来越不利于帝国主义的形势表示惊恐，但美国不仅没有打算放弃实力政策，而且作为实力政策的补充，美国还企图利用渗透、颠覆的所谓‘和平取胜战略’摆脱美帝国主义‘陷入无情包围’的前途，从而想达到：保存自己(保存资本主义)和逐渐消灭敌人(消灭社会主义)的野心。”
(二)对杜勒斯1959年1月28日在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一次秘密会议上提出的一篇证词的批注：“杜勒斯说：‘基本上，我们希望鼓励苏联世界内部的演化，从而使它不再成为对世界的自由的威胁，只管他自己的事情，而不去设法实现共产主义化的目标和野心。’这段话是杜勒斯的证词的主旨。这表明美帝国主义企图用腐蚀苏联的办法，阴谋使资本主义在苏联复辟，而达到美帝国主义用战争方法所达不到的侵略目的。杜勒斯在证词中虽然流露了怕打世界大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美国要搞和平共处。因为就在同一天，杜勒斯在众院外委会的另一次发言中叫喊：‘决不能结束冷战’，否则帝国主义就要遭受失败。”
(三)对杜勒斯1959年1月31日在纽约律师协会授奖宴会上发表的题为《法律在和平事业中的作用》演讲的批注：“杜勒斯说，要以‘法律和正义’代替武力。但又强调说：‘在这方面极为重要的是认识到：在这种情况下放弃使用武力并不意味着维持现状，而是意味着和平的演变。’杜勒斯这段话表明：由于全世界社会主义力量日益强大，由于世界帝国主义力量越来越陷于孤立和困难的境地，美国目前不敢贸然发动世界大战。所以，美国利用更富有欺骗性的策略来推行它的侵略和扩张的野心。美国在标榜希望和平的同时，正在加紧利用渗透、腐蚀、颠覆种种阴谋手段，来达到挽救帝国主义的颓势，实现它的侵略野心的目的。”(参见：《党的文献》，1990年第6期，第44—45页)
杜勒斯的这3篇讲话，都贯穿着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演变”的思想。根据毛泽东的谈话拟的三个批注，点明了杜勒斯每篇讲话的要害。指出要警惕美国的“和平演变”。
毛泽东的讲话和这三个批注，说杜勒斯“和平转变”战略的实质：“利用渗透、腐蚀、颠覆”种种手段，促进“我们内部起变化”，“转到合乎他的那个思想”。
11月12日，毛泽东在会上又对杜勒斯的讲话和批注，做了进一步的分析和说明。他说：
林克同志为我准备了三个材料——杜勒斯1958年、1959年的3篇演讲。这3篇材料都是关于杜勒斯讲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问题的。比如杜勒斯今年1月28日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做证时说：基本上我们希望鼓励苏联世界内部起变化，是(希望)我们内部起变化。从而使苏联不再成为对世界的自由的威胁，只管他们自己的事情，而不去设想实行共产主义化的目标和野心。他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另一次发言中讲：决不结束“冷战”。看来“冷战”要全部结束，对他们是不利的。
毛泽东在谈到杜勒斯1959年1月31日的演讲时说：杜勒斯说，要用正义和法律代替武力。仗不打，要搞法律同正义。杜勒斯又说：“在这方面极为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在这种情况下放弃使用武力并不意味着维持现状，而是意味着和平的转变。”(笑声)和平转变谁呢?就是要转变我们这些国家，搞颠覆活动，内容转到合乎他的那个思想。杜勒斯这段话表明，由于世界社会主义力量日益强大，世界帝国主义阵营陷于孤立和困难的境地……所以，美国企图利用更富有欺骗性的策略来推行它的侵略和扩张的野心。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它不侵略呀!美国在标榜希望和平的同时，正在加紧利用渗透、腐蚀、颠覆种种阴谋手段来达到挽救帝国主义的颓势，实现它的侵略野心的目的。这就是，它那个秩序要维持，不要动，要动我们，用和平转变，腐蚀我们。
毛泽东最后说：“去年这一年……世界力量对比越来越不利于帝国主义……但美国不仅没有打算放弃实力政策，而且作为实力政策的补充，美国还企图利用渗透、颠覆的所谓和平取胜战略……它也是要和平取胜呢!摆脱美国帝国主义陷入无情包围。这个‘陷入无情包围’是杜勒斯自己的话，‘从而想保存自己’，保持资本主义，‘和逐渐消灭敌人’，消灭社会主义。无非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嘛，资产阶级要消灭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嘛，而我们要消灭他那个反革命力量嘛!这是杜勒斯的演说，希望大家看一看印的这个文件。”
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的言论是属于杜勒斯讲的“和平演变”的性质的。我们的方针是：我们现在这个复杂的国际环境中采取的方针是硬着头皮顶住，硬着头皮顶住包括两个方面，对美国还同时要对赫鲁晓夫。我们不说赫鲁晓夫，也不影响赫鲁晓夫，我们只揭穿美国的欺骗，揭穿美国的所谓“和平”。(详见林克：《回忆毛泽东对杜勒斯和平演变言论的评论》，《党的文献》，1990年第6期，第44‒45页)
毛泽东的这次讲话对杜勒提出的“和平演变”战略的背景、“和平演变”战略的实质、“和平演变”战略与实力政策的关系、社会主义国家与帝国主义国家的关系等做了深刻的说明。
从此以后，他对这个问题越来越重视，在一系列会议上一再提醒全党，并逐步展开了所谓反对国内外修正主义的斗争。
12月初，毛泽东在杭州再次召集有关人员讨论国际形势及对策问题。他在《关于国际形势讲话提纲》中除了谈到敌人的战争策略外，又谈到和平策略。他说：“和平旗子，文化往来，人员往来，准备用腐蚀、演变方法消灭社会主义。这是第二手。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是基本原则。”
这两次会议表明：毛泽东要求全党，首先是党的高级干部，警惕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战略。
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注意到杜勒斯有关“和平演变”的言论，大致有这样一些原因：东西方冷战逐步走向高潮，从综合实力来讲，西方处于优势，因而也处于攻势，便想出各种方法来对付东方。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主义国家必然面临一个怎样应付西方的挑战的问题。尤其是中国，当时国际上还出现了一股不小的反华浪潮。故毛泽东敏感地注意西方策略，实为情理之中的事情。从社会主义阵营内部来看，裂痕明显出现了，中苏之间在一些问题上出现了不同的看法，赫鲁晓夫此时与美国比较近乎，再加上中国的“大跃进”运动遭受挫折，国内外的反映不小。凡此等等，都使毛泽东着意考虑中国社会主义的前途，关注西方对社会主义国家所采取的策略。这就孕育了毛泽东后来提出并特别重视的防止“和平演”变的思想。
领导人变了，整个国家就会改变颜色。毛泽东最担心：中央出修正主义
1964年前后，毛泽东把防止“和平演变”问题提上日程。他考虑问题的重点，一是如何保证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后继有人，二是如何防止党和国家各级领导蜕化变质。1964年1月12日，毛泽东就巴拿马人民的爱国斗争发表谈话，说：“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也严重地威胁着苏联、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它还力图对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政策，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瓦解社会主义阵营。”同年6月16日，毛泽东在北京十三陵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发表讲话，正式提出培养和造就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的问题。他说，帝国主义说，对于我们的第一代、第二代没有希望，第三代、第四代怎么样，有希望。帝国主义的话讲得灵不灵?我不希望它灵，但也可能灵。7月14日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文章《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中发表了毛泽东的一段论述：“为了保证我们的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我们不仅需要正确的路线和政策，而且需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代或者第四代身上。我们一定要使帝国主义的这种预言彻底破产”。
……
从1960年起，中苏两党的分歧进一步加剧。4月22日，以《红旗》杂志编辑部名义发表的《列宁主义万岁》一文，点名批判南斯拉夫的铁托同志，实际上是不点名地批判苏联的赫鲁晓夫。在外部，则明确指出苏联已经变修，要汲取他们的教训，并认为国内也已经有了“修正主义者”，要警惕修正主义，防止“和平演变”。
进入20世纪60年代后，毛泽东更加密切注视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战略。我国的舆论工具不断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揭露帝国主义在和平烟幕下对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的战略阴谋，并批评赫鲁晓夫散布美化帝国主义的错误言论。
毛泽东不仅在实践中进一步指出“和平演变”的危险性，并提出“特别是要警惕在中央出修正主义”的问题。
在1962年1月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同志在代表中央所做的“书面报告”中，专门讲了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问题。毛泽东在谈到坚持民主集中制的问题时也说：“我们的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那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呢?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22—823页)
在这里，毛泽东正式向全党敲响了警钟。1967年2月3日，毛泽东在接见阿尔巴尼亚卡博和巴卢库时曾说，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我讲了一篇话，我说，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如果我们现在不注意，不进行斗争，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中国会要变成法西斯专政的。
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在我们国家，如果不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不充分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无产阶级集中制。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我们的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那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呢?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
他还指出：“不论在老的和新的党员里面，特别是在新党员里面，都有一些品质不纯和作风不纯的人。他们是个人主义者、官僚主义者、主观主义者，甚至是变了质的分子。还有些人挂着共产党员的招牌，但是并不代表工人阶级，而是代表资产阶级。党内并不纯粹，这一点必须看到，否则我们是要吃亏的。”
同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做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的讲话。他在讲话中，对国内阶级斗争的现实形势做了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估计，对党内矛盾和意见分歧的估计也明显地脱离实际。这种错误的估计，以后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悲剧。但是，他明确提出：“国外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国内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社会根源。”这句话是值得深思的。
从1962年底到1963年春，中国共产党连续发表七篇文章，批判意大利的陶里亚蒂、法国的多列士和美国共产党。中苏论战进一步公开化。
1963年5月9日，毛泽东在《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中批语里还提出：“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
这表明，毛泽东已开始考虑防止“和平演变”的具体步骤和措施。
从1963年9月到1964年7月，中苏大论战进入高潮。毛泽东把防止修正主义，防止“和平演变”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
1964年1月5日，毛泽东在接见日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听涛克己时曾说，如果将来中国修正主义占了统治地位，你们就要举反修的旗帜。日本和印尼党有这个资格，希望就在日本和印尼党身上。
1月12日，毛泽东在《支持巴拿马人民反美爱国正义斗争的谈话》中指出：“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也严重地威胁着苏联、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它还力图对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政策，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瓦解社会主义阵营。”1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向基层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进行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教育的通知》(附《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宣传提纲》)，决定对全党全民进行一次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教育运动，从此，全党全民的反修教育迅速展开。
1964年前后，作为防止“和平演变”的百年大计，毛泽东提出培养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并再次把防止和平演变问题提上日程。他考虑问题的重点，一是如何保证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后继有人，二是如何防止党和国家各级领导蜕化变质。二者又是互相紧密联系着的：前者考虑的是将来，后者着眼于现在。现在开始蜕变了，将来就很难指望不变;现在不变，就可以培养和选好接班人，保证将来不变，长久不变。
这年上半年，美国侵略越南的战火烧向北方，在这种形势下，于1964年5月、6月间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突出强调了防止“和平演变”、防止修正主义的重要性、迫切性，并从反修防修和防止世界大战的总体战略上布置了各项工作。
毛泽东早就指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2页)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帝国主义推行的“和平演变”战略能不能得手，关键在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如何。为此，毛泽东一再提出，要警惕出修正主义，尤其要警惕党中央出修正主义。
7月14日，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文章《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中发表了毛泽东的一段论述：“为了保证我们的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我们不仅需要正确的路线和政策，而且需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帝国主义的预言家“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代或者第四代身上。我们一定要使帝国主义的这种预言彻底破产。”他还进一步提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项条件，即：一、他们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不是挂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招牌的修正主义者;二、他们必须是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服务的革命者，而不是在国内为一小撮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利益服务，在国际为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利益服务;三、他们必须是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包括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四、他们必须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必须学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五、他们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富于自我批评精神，勇于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他还特别强调，“应当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考查和识别干部，挑选和培养接班人”。这些系统的思想，虽然在某些用语上留下了“左”的痕迹，但是从总体来说，对于我们今天防止“和平演变”，坚定不移地坚持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从1965年起，毛泽东越来越重视中央出修正主义的问题。1965年8月，他在一次谈话中说，领导人，领导集团很重要，许多事情都是这样，领导人变了，整个国家就会改变颜色。在这个问题上，他最担心也谈得最多的，一是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二是防止各级领导干部脱离群众，出现腐败现象。这种担心，并非没有深刻的道理。为了防止和平演变，他先是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继之，又发动“文化大革命”。
1965年9月17日，毛泽东在接见日共中央夸田里见时又说：“要准备中国出修正主义。那时候，你们要帮助中国工人阶级同亿万群众反对这种修正主义。”
这年10月10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的问题，并反复强调，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应该造反，几个省可以联合起来，搞独立;现在你们要注意，不管谁讲的，中央也好，各省也好，不正确的，你们可以不执行。你们要从实际出发。
这次会议以后，毛泽东途经天津、济南、蚌埠南下，巡视南方各省。12月5日，他不顾71岁高龄和旅途的劳累，重上井冈山，写下了诗句：
可上九天揽月，
可下五洋捉鳖，
谈笑凯歌还。
世上无难事，
只要肯登攀。
诗中表达了毛泽东与修正主义斗争到底的决心和必胜的信心。
接着，毛泽东从组织上采取一系列措施，撤换了他认为有问题的领导人。1966年为了打倒刘少奇等一大批中央领导同志，不顾后果地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一书中谈道：“为了防止中国发生‘和平演变’，毛泽东还曾设想请外国党来进行帮助。”
毛泽东在接见尼克松的女儿、女婿时说，我喜欢右派，你父亲算右派吧
到了20世纪70年代，国际形势出现了新的变化。1971年2月，毛泽东抓住时机，欢迎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由此中国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等领域的交往出现了新的局面。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正常化，是由于中美双方在国际关系中的互相需要，也是由于中国的日益强大。他甚至在同尼克松第一次见面时也直言不讳地对客人讲，我喜欢右派。他幽默而意味深长地说：右派当权我比较高兴。中美关系缓和、正常化。决不要中美双方放弃了自己原有的政治立场和理想信仰。当然，毛泽东又机智而风趣地对尼克松说：“你，作为个人，也许不在打倒之列。”“如果你们都被打倒了，我们就没有朋友了。”
1976年1月1日，毛泽东在接见尼克松的女婿、女儿时又说了同样的话：“我喜欢右派，你岳父算右派吧?”在毛泽东看来，尼克松虽然在打开中美关系上做了件好事，成了老朋友，但尼克松是右派，这一点不能模糊。而尼克松呢?他也十分了解毛泽东的立场。
1976年，毛泽东又一次会见来华的尼克松。尼克松在《真正的和平》(1984年)一书中提到这次会见的情形：“他(毛泽东)问我：‘和平是你的唯一目标吗?’我回答说，‘我们的目标是和平，但这种和平不光是不打仗。我对他说，这种和平必须是一种保持正义的和平。’倘若我用仅仅强调和平友好的必要性的论述来回答毛泽东的这个问题，他不但会认为我的看法是错误的，而且还认为，我是个傻瓜。”
确实，无论是毛泽东，还是尼克松，都清楚对方具有自己坚定的立场和信念，都决不会被“和平”“友好”“老朋友”之类的词句所迷惑。
为了防止“和平演变”，毛泽东曾发动了一系列政治运动。一是号召学习解放军，设立政治机构，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这是从学习大庆油田开始的，后来中央把它作为防止“和平演变”的一条重要措施。二是改革有关制度，缩小三大差别。
对于防止以美国为首的“和平演变”这个问题，毛泽东和党中央当年的认识和采取的措施，确有正确的方面和可取之处。由于革命的发展不平衡，少数社会主义国家创立以后，从国际范围的阶级斗争和经济竞争来说，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总是处于“弱势”，处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中。因此，警惕国外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是一项长期而且重大的战略任务，也是完全必要的。毛泽东针对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同社会主义国家斗争的战略策略的转换，及时地提出这个问题，并教育全党同志长期保持应有的警觉，这是很必要的，充分表现了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的深谋远虑。
本站注：不知原文确切的创作和发表时间，除了历史陈述之外，有些评论和夹带（局部做了删节）如今看恰恰反而是错误和局限的，因为国际共运东欧巨变等等历史发展越来越说明毛主席当年的战略前瞻和完全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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