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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解体真相之一:官僚阶级最终选择了瓜分国家

石叁公门下牛马走 · 2026-09-10 · 来源:贰拾捌画生门下牛马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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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史为鉴,可知兴替!苏联解体已经三十余年了,关于其解体原因的讨论众说纷纭。但是从组织性来讲,苏联的崩溃不是一场意外,而是一次蓄谋已久的集体行动,行动者就是苏联自己培育的官僚阶级,行动的目标不是拯救国家,而是瓜分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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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史为鉴,可知兴替!

苏联解体已经三十余年了,关于其解体原因的讨论众说纷纭。

但是从组织性来讲,苏联的崩溃不是一场意外,而是一次蓄谋已久的集体行动,行动者就是苏联自己培育的官僚阶级,行动的目标不是拯救国家,而是瓜分国家。

列宁在引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关于国家起源的论述后明确说道:

“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在阶级矛盾客观上不能调和的地方、时候和条件下,便产生国家。反过来说,国家的存在证明阶级矛盾不可调和。”

所以,一个国家的稳定主要取决于各个阶级是否拿到了与其权力相匹配的利益。

1917年十月革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成功地由底层阶级推翻旧秩序的革命。革命的能量来自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对生存权利的渴求,来自对“土地、面包与和平”的朴素期待。

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权面临的首要任务不是建设理想社会,而是巩固政权。在残酷的内战和外国干涉中,一套新的权力结构迅速成型。

列宁时代还保持着革命政党的某种原始平等精神。党内最高领导人的工资与普通工人相差无几,生活朴素是革命者的道德自觉。

但这种情况在斯大林时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1930年代的大清洗消灭了老一代革命者,取而代之的是忠诚于个人权力的新一代行政官僚。

这些人没有经历过地下斗争的生死考验,没有对革命理想的深沉信仰,他们进入权力体系的行为逻辑是服从与获取。

1931年颁布的《关于供应与工资的法令》正式确立了按职务等级分配特供的制度。到勃列日涅夫时期,官僚特权的范围已经扩展到别墅、汽车、疗养院、进口商品、子女教育等一切生活领域。

1932年,苏联建立了特供商店体系,党政军高层可以在这里购买到普通民众根本无法获得的稀缺商品。

1936年宪法取消了列宁时期对党员工资不得高于工人平均工资三倍的规定。

这个时期苏联新兴的官僚阶级不是一个抽象的政治概念,而是一个具体的社会集团。他们有共同的利益,有一致的生活方式,有内部的交际网络,有代际传承的自觉意识。

到1970年代,苏联高层领导的子女进入外交学院、国际关系学院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这些学院是权力继承的预备学校。

勃列日涅夫的女婿丘尔巴诺夫在短短数年内从普通民警升为内务部第一副部长,并成为中将,这种案例在当时并非孤例。

官僚阶级的成形意味着革命已经完成其历史使命后,其产物已经开始走向革命的对立面。革命要消灭阶级差别,革命催生的官僚制度却在大规模制造新的阶级差别。

这不是某个人的道德缺陷,而是权力集中与缺乏监督的制度必然。

苏联官僚阶级面临的根本困境在于,他们掌握了巨大的权力,却无法将这种权力转化为合法的财产权利。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权力的运用可以直接兑现为财富的积累。掌握国家机器的政客可以影响政策为特定资本集团服务,而资本集团则以金钱回报政治支持。权力与财产各安其位,彼此转化顺畅。即便在缺乏民主监督的资本主义国家,官员的腐败本质上也是一种权力兑现机制,只不过这种兑现是非法的、零散的。

苏联的制度设计从根本上阻断了权力与财产之间的合法转化通道。生产资料属于全民所有,官员只有使用权和支配权,没有所有权。理论上,一个部长可以决定数百家企业的生产方向,但这家企业不归他个人所有。他可以享受特供生活,但这一切都依附于他的职位,而非他的个人财产。

一旦失去职位,一切特权随之消失。

这种制度性约束造成了两种后果。

其一,官僚的消费性特权与积累性特权严重失衡。

苏联官员享受的别墅、汽车、特供食品都是消费性的,无法转化为可以传之后代的财产。他们没有股票,没有个人企业,没有可以自由处置的不动产。这种消费性特权固然舒适,但本质上仍是随时可以被剥夺的恩赐,而非稳定的财产权利。官僚阶级缺乏安全感,因为他们深知自己的地位不取决于法律保障,而取决于上层的意志。

其二,官僚权力的无限扩张与财产的无法私有之间存在严重割裂。

权力越大,攫取利益的冲动就越强烈,而制度的限制使这种攫取只能在灰色地带进行。苏联后期的“影子经济”很大程度上是官僚利用权力在体制外攫取利益的产物。企业经理虚报产量以获取奖金,物资分配者私下截留紧俏商品,对外贸易官员收取回扣,这些都是权力与利益在制度外实现交换的形式。但这种交换是零散的、不稳定的,无法满足整个阶级的集体利益诉求。

于是,苏联官僚阶级成为一个权力无限而利益受限的畸形态。他们站在国家机器的顶端,指挥着庞大的经济体系,却无法像西方的同行那样把手中的权力变成为后代积累的财富。这种状态持续得越久,不满情绪就积累得越深。

面对官僚阶级权力与利益的错位,理论上只有两条出路。

第一条路是继续革命,用人民民主的力量持续削弱官僚权力。这是列宁晚年已经开始思考的方向,也是托洛茨基提出“不断革命论”的核心关切。继续革命的本质是让社会底层持续参与政治决策,使权力不能固化为特权。

但这种道路在实践中面临巨大的困难,官僚阶级掌握着国家机器,包括军队、警察、宣传机构,任何真正触动其利益的政治改革都会遭到其合力抵抗。而且,经过七十年的建设,苏联社会底层对政治的参与热情已经大幅消退,指望民众自发地持续冲击权力体系,在现实中缺乏可操作性。

第二条路是改变制度,让官僚享有与权力相匹配的财产权利。说白了,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允许权力转化为财产。这条路在逻辑上是通的,但在政治上是禁忌。苏联的官方意识形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唯一合法话语,公开宣布放弃社会主义走向资本主义,等于承认执政党的全部历史合法性都不成立。

这相当于让布尔什维克党自我宣判死刑。

但在苏联的最后几年,第二条路以一种扭曲的形式被尝试了。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本质上就是在不公开承认的前提下,逐步放开权力与利益转化的通道。“公开性”政策削弱了党对社会的控制,“市场化”改革让官僚开始有机会将权力转化为资本。

1988年的《合作社法》允许私人经营企业,1989年的《租赁法》允许企业经理承包国有资产,这些法律表面上是对经济的松绑,实际上为官僚阶级攫取公共财产提供了合法路径。

然而这已经太晚了。改革的速度太慢,制度化程度太低,无法满足官僚阶级整体性的利益诉求。戈尔巴乔夫试图在改革的道路上小心翼翼地走平衡木,但在既得利益集团看来,他的步子走得太慢;在激进改革者看来,他不够彻底;在保守派看来,他已经在自掘坟墓。这种左右不讨好的处境,正是改革者在大分裂前夕的共同宿命。

苏联解体的真正加速器是1991年的“主权游行”。各加盟共和国纷纷宣布主权独立,这不是民族主义的自发爆发,而是各共和国官僚集团的集体行动。

俄罗斯联邦的叶利钦集团、乌克兰的克拉夫丘克集团、白俄罗斯的舒什克维奇集团,这些人都不是民族主义者,而是苏联体制内的高级官僚。他们之所以选择分裂道路,不是因为对本国民族文化有深沉的感情,而是因为在苏联的统一框架内,他们的权力和利益已经到了天花板。在莫斯科的控制下,加盟共和国的官僚永远是二等公民,无法支配自己境内的资源。分裂则意味着他们可以合法地掌控本国的国有资产,而不需要与联盟中央分享。

1991年12月21日的《阿拉木图宣言》宣布苏联不复存在,这被很多人视为一个历史时刻,但本质上这是一场由官僚集团主导的财产再分配行动。苏联的解体不是人民的选择,当时全苏联没有一个共和国举行过关于独立的公投;苏联的解体也不是必然的,在1991年3月的全苏公投中,76.4%的苏联公民投票支持保留苏联。但人民的意愿无法对抗官僚阶级的权力意志。

在苏联解体的过程中,最触目惊心的一幕是国有资产的大规模流失。

1992年至1996年的私有化运动中,苏联的国有工厂、矿山、油田被以极低的价格出售给内部人。

1995年的“贷款换股权”协议让一小部分银行家获得了俄罗斯石油和有色金属巨头的控股权,这些银行家无一例外与当时的政府官员有密切关系。

苏联七十年的积累在几年内被瓜分殆尽,而瓜分者正是当年这个制度的掌权者。

这一过程的本质是官僚阶级用国家分裂的方式,实现了权力与利益的最短路径转化。制度的约束被彻底抛弃了,因为他们不再需要在旧制度的框架内寻找出路,而是直接毁灭了这个制度,然后以新制度的名义完成了财产的攫取。国家的崩溃为官僚阶级的财产私有化提供了历史性的机会,而他们也毫不犹豫地抓住了这个机会。

苏联解体的深层逻辑,不是意识形态的失败,不是经济的衰退,甚至不是西方的攻势,而是内部阶级结构的制度性矛盾的一次总爆发。

这个矛盾的核心,是权力与利益的失衡。

革命建立的新制度无法使权力与利益在同一阶级内部实现匹配,于是这个阶级不得不以摧毁制度的方式来实现匹配。

这解释了为什么苏联解体过程中没有发生大规模的阶级对抗,因为它本质上是一场自上而下的分赃行动。工人和农民在这个过程中没有组织化的反抗,因为他们没有意识到这场巨变的本质是什么。

苏联社会主义的悲剧在于,它培养了一个足以控制国家的官僚阶级,却未能使这个阶级与国家的命运形成真正的利益绑定。当这个国家面临危机时,官僚阶级选择了保全自己而抛弃国家。

这个教训并非苏联独有。所有经历过革命建国并建立起单一制经济体系的国家,都面临着类似的困境。

革命政权的第二代和第三代执政者,如果不能在制度上解决权力与利益的匹配问题,如果不能通过持续的制度创新让人民真正参与政治决策,就无法避免官僚阶级走向自立门户的结局。

苏联的官僚用国家解体作为自己的赎身费,这在中国历史上也不乏先例,唐末藩镇的割据化,明末士绅的自我保全,都是权力集团在国家危机时刻抛弃整体的历史案例。

苏联解体的往事已经过去三十年,其经验教训并没有过时。

任何一个掌握了庞大国家机器的政治体制,都必须面对这个问题:谁是权力的最终受益者?

如果是全体人民,那么制度的设计就必须保证人民有能力监督和约束权力;

如果仅仅是特权集团,那么无论这个集团在表面上如何承诺人民的福祉,最终都难免走向以国家为代价来换取自身利益的道路。

历史一直在重复。

苏联的崩溃揭示的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失败,而是制度建设中权力约束与利益分配失衡的必然代价。

这个教训既属于过去,也属于所有试图在权力与利益之间寻找平衡点的政治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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