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63年生人，出生的时候，家里有饭吃，我记忆里没有挨过饿。
文革开始的时候，我三岁，母亲去队里干活，就把我丢到家里，特别交代我不要乱跑，饿了就吃煤火炕上焙着的红薯。
我很听话，常常一个人待在家里，天冷，就守着煤火炉子，偶尔翻动火口四周的红薯，发现哪个热了，就拿起来吃。
成年后，母亲经常回忆那时候的情景，说我很听话，在家里烤火、吃红薯，还会背诵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争取胜利!”
后来还跟着大孩子学会一首歌，名字叫《社员都是向阳花》，歌词唱得不完整，但那美妙的旋律我学会了：
“公社是棵长青藤，社员都是藤上的瓜。瓜儿连着藤，藤儿连着瓜，藤儿越肥瓜儿越甜，藤儿越壮瓜儿越大。”
上初中的时候，班里有一个女孩儿，模样俊俏，歌儿唱得好听，她唱得最好听的歌儿就是《社员都是向阳花》。
课余时间，只要她在教室里，总是一边收拾课桌上的书本，一边低头哼唱“公社是根常青藤，社员都是藤上的瓜……”
我很喜欢听别人唱歌，但我五音不全，自己又不会唱，觉得很懊恼。但是，只要很听到女孩的歌唱，欣赏着美妙的旋律，心里感到格外兴奋，总想自己也唱几句。
初一上学期，冬日的一天，我们搬进了新修建教学楼，我被安排在第三排右边靠窗户的座位，紧接着，老师就让女孩和我坐了同桌。
上了一节课，一直没有说话的女孩儿，终于在课间对我说：“我数学听不懂，你能不能帮助我?”
我吃惊地看着女孩，吭吭哧哧半天没有说出话。她笑了，小声说：“不要紧，不会耽误你学习的。要不，我给你拿苹果吃，可以交换吗?”她性格很外向，说完还“咯咯”笑了起来。
而我从她的笑声中，却听出了《社员都是向阳花》的旋律。我呐呐地说：“你可以唱一首《社员都是向阳花》……”说完，我的脸都红了。
谁知，她听了我的话，脸也红了。继续上课，谁也没有再说话。放学的时候，我背着书包，刚走出校园，女孩儿从我身边跑过，拐过墙角，“咯咯”笑了几声，接着就听到她的歌声：
“公社是棵长青藤，社员都是藤上的瓜。瓜儿连着藤，藤儿连着瓜，藤儿越肥瓜儿越甜，藤儿越壮瓜儿越大。”
中招她落榜了，高考结束，我路过村里的一个社办工厂，她正扛着一把铁锹从我面前经过。
她一惊，脸上泛起一抹微笑，小声问道：“你，你放假了?”
我点点头，耳边似乎听到的不是问话，而是那首《社员都是向阳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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