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1934年，共产党内部再次出现了针对斯大林的反对声音，特别是针对他对经济和集体化的处理方式，然而，尚不清楚这种不满的程度高低。开放政策尚未揭示整个故事，而且可能永远也不会揭示，因为苏联政治的特性导致许多内容不会被记录下来，现有的回忆录有时自相矛盾或存在问题。关键记录保存在克里姆林宫内的一个特殊“总统”档案馆中，它至今仍未向研究人员开放。尽管罗伯特·C·塔克的看法可能是正确的，他认为这种不满对斯大林自尊心的威胁比对他权力的威胁更大，但我们无法确定这种不满对斯大林的影响。[1]
现在可以见到一份反对派的重要文件：柳廷报告或称纲领。М.Н.柳廷曾是莫斯科地区党委书记(即领导人)，20 世纪20 年代末与右派有联系。1930 年，他因散布“右派宣传”(通常意味着对农民采取更宽容的路线)而被开除出党。然而，他此后继续住在莫斯科并作为一名经济学家工作。[2]他的纲领在1932 年8 月21 日公开发布。[3]
柳廷将斯大林的“个人独裁”称为“最赤裸裸、最欺骗性、最[完美]实现的”。过去的四五年里，斯大林“打破了所有政治虚伪和毫无原则的政治阴谋的记录。”他比资产阶级政府更无耻地改变了自己的原则，还提出了关于农业发展上“理论无知”的想法。柳廷相信：
在斯大林明显有害的政策下，党和国家的恐怖统治导致了一种情况，即虚伪和两面派已成为普遍现象……
即使是党和无产阶级专政最邪恶的敌人，即使是最邪恶的反革命分子和煽动者，也不会比斯大林更能摧毁党和社会主义建设……
斯大林在扼杀列宁主义，在无产阶级革命旗帜下[扼杀]无产阶级革命，在社会主义建设旗帜下[扼杀]社会主义建设![4]
很容易料想到不止总书记对这种腔调感到愤怒，他在中央委员会中的支持者也会感到冒犯。
柳廷还呼吁“为摧毁斯大林独裁统治而斗争”，这将“孕育新的领导人和英雄”。[5]这些话可以被视为支持恐怖主义，因为没有迹象表明存在公开的、有组织的反政府运动。斯大林很可能将这些话解读为对他的个人威胁。
1932年9月柳廷被捕后，党的最高机构之一监察委员会，又以属于柳廷领导的“反革命团体”为由开除了20名成员，被开除成员包括前政治局委员和反对派格里戈里·季诺维也夫和列夫·加米涅夫，据说他们收到了柳廷文章的副本，但没有报告给当局。[6]
斯大林随后要求处决柳廷，然而这个动议在政治局中未能通过。谢尔盖·基洛夫在斯大林的朋友Г.К.奥尔忠尼启则和В.В.古比雪夫的支持下，强烈反对死刑。斯大林的亲信В.М.莫洛托夫和Л.М.卡冈诺维奇弃权。[7]柳廷被送往劳改营，一直活到1937年或1938年。[8]
斯大林并没有发起针对柳廷的运动，而是对具体事件做出了反应，彼时柳廷正边写报告边过着平和的生活。然而，这个事实并不能免除斯大林对自己严厉反应的责任;他造成了集体化过程中的大部分混乱和破坏，反过来又引发了像柳廷这样的人的反应。在这里，因果关系或谁先采取行动已经不重要了;斯大林是一个发起事件并对事态发展做出反应的人，而不是一个试图压制党和国家、冷酷无情的阴谋策划者。尽管如此，特定事件的意义及他对这些事件的反应仍然很重要，这种互动将他推向某些方向，这意味着他的行为将受到外部条件的限制。他也可能会根据对形势的判断偏向采取较少压制性的政策。
几个月后又发生了另一起批评事件，即埃斯蒙特—托尔马切夫事件。自1907年起成为布尔什维克的Н.Б.埃斯蒙特是苏俄供应人民委员，与他一起参与所谓反革命集团的是1904年就成为党员并担任监督道路运输的政府委员会主席В.Н.托尔马切夫。
1932年11月莫斯科共产主义学院院长直接向斯大林谴责了埃斯蒙特，报告称埃斯蒙特曾邀请他的一位朋友与他一起加入一个类似于柳廷集团的团体中。三名中央委员会委员，叶梅利扬·雅罗斯拉夫斯基、扬·鲁祖塔克和帕维尔·波斯特舍夫在11月下旬审问了埃斯蒙特，并指控他说过有必要除掉斯大林，他们坚称这就是说要杀死斯大林。埃斯蒙特否认了这个指控，但承认他曾进行过一次批评斯大林的谈话;他描述自己在这些“艰难岁月”里的心情是“痛苦的”(тяжёлое)。
波斯特舍夫立即催促逮捕埃斯蒙特，后者随即离开了房间。此时，雅罗斯拉夫斯基和鲁祖塔克表示，他们认为埃斯蒙特从头到尾都在撒谎。鲁祖塔克建议将埃斯蒙特开除出党然后逮捕他，另外两人同意了。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的亲密下属才是决策者，而非斯大林本人。
1933年1月埃斯蒙特、托尔马切夫和另一个人被判处三年监禁，他们受到这种程度的报复可能是由于他们的案件紧随柳廷报告之后。[9]柳廷和托尔马切夫的事件无疑加剧了斯大林的警惕;特别是柳廷的言辞可能让他对恐怖主义保持警惕。
随着饥荒和最疯狂的工业化阶段过去，针对斯大林的大多数尖锐批评也随之消失，但他很快面临个人而不是政治危机。1932年11月，他的第二任妻子娜杰日达·阿利卢耶娃自杀了。显然，她对国家局势和丈夫对她的粗暴行为感到沮丧，在一次聚会上丈夫侮辱了她后开枪自杀了。
传记作家们很少关注这一事件，就仿佛它对斯大林来说几乎没有任何影响。只有将他视为怪物或多年前性格就已固定才能解释斯大林表面上的漠不关心。[10]这种观点反过来又容易让人认为他精心策划并执行了恐怖的每一步。然而，据他们的女儿所说，斯大林始终未能从娜杰日达的去世中走出来。[11]他的一名警卫回忆说这位总书记经常在夜晚在她的坟墓旁坐上几个小时。[12]
因此他很可能也经历了至亲自杀后常见的心理冲击：“自杀往往会对家庭其他成员造成毁灭性影响，给他们留下难以磨灭的耻辱烙印，并撕裂多年维系的人际关系纽带。”幸存者可能会长期遭受对“是谁的责任、为什么会这样、到底发生了什么、如果当初这么做会怎样”的执念和“脑海中产生的令人不安的血腥和暴力画面”。[13]这种描述似乎符合斯大林。由于娜杰日达的死亡发生在柳廷报告被发现后不久，她的死可能让斯大林内心充满仇恨，渴望将自己对她死亡的愧疚感转嫁到他人身上(尤其是党内敌人)，并让他愈发多疑。
据称1934年出现了对斯大林的新的政治威胁。如前所述，当年1月和2月举行的共产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公开表现出政治放松和与前反对派和解的迹象。但某些说法称一群位高权重的党员，包括一些来自中央委员会的人，曾与列宁格勒党委书记、政治局委员谢尔盖·基洛夫接触，讨论以他取代斯大林担任党的领导的可能性。
谢尔盖·基洛夫
基洛夫在文献中被描绘地比其他领导人更自由派;据说他在列宁格勒赢得了广泛的支持和爱戴，部分是因为他对普通民众平易近人。这幅情景的来源，即《一位老布尔什维克的信》是有问题的。[14]事实上基洛夫的自由主义倾向和个人品质远非清晰，他似乎在每个重大政策问题上都支持斯大林。[15]与党内一些人相比，这位领袖本人在这个特定时期可以被视为一个温和派，如我们将展示的那样。
关于基洛夫的品性还有其他观点：一位当时生活在列宁格勒但后来叛逃的年轻共产党员称他为“斯大林政权中最糟糕的暴君之一”，并声称“难以描述他对那些反对政权的人始终如一的野蛮行为。”[16]南斯拉夫共产党员安东·奇利加在20世纪20年代多次访问列宁格勒并在那里短暂居住直到1930年5月被捕，他认为市民之所以憎恨基洛夫，是因为他对右派反对派的惩罚性处置和个人腐败。[17]这些评论对斯大林因基洛夫的自由主义和受欢迎程度而对其不信任的论点提出了严重质疑。
传说这位列宁格勒的领导人精力充沛、魅力四射、英俊潇洒，尽管在电影中他看起来甚至比身高约5英尺3英寸的斯大林还要矮。基洛夫于1905年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时年47岁，他是俄罗斯裔，与总书记不同。
仍不清楚基洛夫是否向斯大林告知了取代他的努力;无论如何，斯大林应该知道这一举动。基洛夫继续在党代表大会上发表讲话，赢得了热烈掌声，他用奉承的语气谈论斯大林，称他为“解放我国乃至全世界劳动人民的伟大战略家。”[18]也许他在玩弄两面派的把戏，但在这样的集会上说出对斯大林的任何贬低之词都不合适。
若干说法称，代表大会上对斯大林的另一个威胁是在1225名(某些说法是1059名)投票的代表中，有166人可能投票反对他加入中央委员会。但开放政策时进行的一项调查只发现有166张选票不见了，原始纸质选票数量不详，也无法确定有多少代表投票反对斯大林。[19]
即使确实有166人反对他，这个数字也只代表了出席者的13.5%。也许在一个已筛选过忠诚度的群体中就有如此高的比例让斯大林感到警惕，但这是双重推测。来自党内的任何威胁对他来说都微不足道;他是否如此看待则是另一个问题。
随后发生的事件被西方和前苏联广泛认为是恐怖的开端。1934年12月1日，一名独自持枪的人在列宁格勒的基洛夫办公室外的走廊暗杀了他。凶手列昂尼德·尼古拉耶夫一般被认为是斯大林在这起事件中的工具，据推测，总书记做到了一石二鸟：消灭了一个危险的深受欢迎的对手，并进一步威慑整个国家以使其屈服。斯大林利用基洛夫遇刺事件大肆宣扬敌人无处不在，并由此展开全面搜捕。此举让民众逐渐接受了他们必须时刻互相监视的观念，他们将阵脚大乱、无力反抗，而斯大林则能趁机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众人。[20]
一些证据似乎支持这种关于谋杀的观点。尼古拉耶夫闯入了列宁格勒的党总部斯莫尔尼宫，畅通无阻地到达了二楼基洛夫办公室的外面，当时没有卫队保护这位地方领导人。几天后，尼古拉耶夫和其他几人被指控为共犯并被处决，这可能表明斯大林迅速掩盖了真相。无论如何，领袖利用枪击事件镇压了前反对派。
但他杀害了基洛夫的说法存在许多问题。最近俄罗斯公布的证据表明，与许多说法相反，警察并没有在基洛夫附近三次逮捕尼古拉耶夫，更没有每次都在他身上带着枪的情况下将他神秘释放。他只被拦下过一次，而且当时的情况并不可疑。他并非像经常被声称的那样从列宁格勒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官员那里获得了这把枪，而是从1918年起就拥有它并在1924年和1930年依法登记过。[21]
尼古拉耶夫在斯莫尔尼宫时随身携带着一本日记，但这本日记并没有证明党的敌人帮助他进行了袭击——如果斯大林策划了这次枪击，这本应合乎逻辑——反而证明他是单独行动的。基洛夫的警卫于致命时刻并不在场是因为他的上司打电话说他会待在家里，然而基洛夫还是去了办公室，只是碰巧遇到了尼古拉耶夫。后者有一张能允许他自然地进入大楼的党证，他去那里是为了申请一场即将举行的会议的通行证。[22]
斯大林参与此事的说法源于一位名叫亚历山大·奥尔洛夫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叛逃者，他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在西班牙度过，并表示自己与那些直接参与此事的人保持着两三层间接关系。他写道一位内务人民委员部官员，也是他的朋友，警告他谈论这起谋杀“很危险”且“最好不要知道太多”。但据说在1935年秋天，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其他朋友曾与他畅所欲言地谈论过基洛夫之死。[23]如果斯大林确实安排了这件事，那么就值得怀疑对此事有所了解的警察是否会冒着个人灾难的风险与任何人讨论此事。另一位级别更高的警察叛逃者Г.柳什科夫，谋杀发生时正在列宁格勒服役，但在1938年逃往日本，他告诉他在国外的手下斯大林与此事无关。[24]此外，如果总书记有这种计划，那么就必须依靠时任内务人民委员亨利希·亚戈达来执行。这种参与远非安全，因为亚戈达曾一度是党内领导人物，后来被逮捕并在莫斯科审判的其中一次受审;斯大林不太可能让他带着如此可怕的秘密公开作证。[25]
谋杀案发生后不久，斯大林召见了两位高级官员，中央委员会(CC)成员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叶若夫和共青团(Комсомол)领导人亚历山大·科萨列夫。他告诉他们“在季诺维也夫分子中寻找凶手。”多年后，叶若夫告诉中央委员会起初他与科萨列夫和秘密警察的关系并不好;后者不愿意提供帮助。最后斯大林警告亚戈达说：“[如果你不合作]我们就会砸烂你的脸。”[26]
斯大林不信任他的警察能进行调查，并指派其他领导人监督调查进展，这个决定让亚戈达感到不快且证明他并非阴谋的一部分。仅凭这一点便值得怀疑斯大林是否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帮助下策划了这次暗杀。
基洛夫去世后的第二天，他的警卫鲍里索夫神秘死亡。鲍里索夫在前往见斯大林的途中坐在一辆内务人民委员部卡车的后座上，据说他遭受了致命的头部伤害，而事故没有伤及其他人。许多作家将这起事件视为斯大林想要除掉另一个证人以进一步掩盖自己踪迹的迹象，但总书记的私人警卫称他的上司对鲍里索夫的死亡感到沮丧，还对陪同他的警察表示强烈失望。[27]
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斯大林与这次杀人案直接关联。支持这种联系的材料大体上和奥尔洛夫的说法类似：一个据称知道斯大林在基洛夫案中角色的人将“事实”告诉了另一个人，后者在几年或几十年后写下了这个故事。[28]斯大林的继任者尼基塔·赫鲁晓夫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对前任的攻击中，通过将斯大林与基洛夫的死亡联系到一起获益良多，他还毫不犹豫地将斯大林与其他谋杀案联系在一起，但从未提供明确的证据。1991年初，开放六年后，一位重要的苏联学者和政治家宣布，根据现有档案材料判断，“Л.В.尼古拉耶夫独自策划并实施了这次谋杀。”案件文件“没有包含任何涉及И.В.斯大林和内务人民委员部机构的信息。”斯大林“既不知道也与袭击基洛夫的组织没有任何关系。”报告作者亚历山大·Н·雅科夫列夫补充说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例如，基洛夫周围警卫系统的结构、亚戈达在枪击前的行踪与他当时是否与斯大林见过面以及列宁格勒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行为。[29]这些问题可能会永远悬而未决，因为任何其他参与谋杀的人都会尽量避免留下他们罪行的书面痕迹。
这些都不能证明斯大林没有下令谋杀——也根本不可能证明。但考虑到斯大林下令谋杀的说法存在问题，谁杀害了基洛夫这个问题上最简单的答案可能是正确的：一个精神错乱的人，尼古拉耶夫，独自策划并执行了他的行动。一些报告说明尼古拉耶夫认为基洛夫与他的妻子有染，或者将自己在党内的问题归咎于基洛夫。[30]也有可能这起枪击事件源于警察内部，作为旨在提高警察于斯大林和党内的重要性的努力，或因为亚戈达想要除掉一个迫害前反对派的领导人，这种观点与基洛夫通常作为自由主义者的形象相悖;但正如我们所见，以及其他一些解释所主张，支持这种形象的证据并不可靠。[31]
某种程度上，斯大林是否是这次谋杀的幕后黑手并不重要。从基洛夫遇刺到1937年大规模逮捕的过程漫长而曲折，即便为罪行追责也无法抹杀审视警方行为及其应对方式的重要性;恐怖自有其发展逻辑，甚至可以说拥有某种自主意志。
无论斯大林在基洛夫事件中的真实角色如何，他反应迅速。在谋杀发生的当天，他和他最亲密的同事乘火车前往列宁格勒，他们在那里介入了案件并审问了尼古拉耶夫，不到一周他就被判犯有谋杀罪并处决;他没有被保留下来进行作秀公审以向斯大林表明立场。
同样在那个决定性的12月1日，通过了一项关于“恐怖组织和对苏维埃政权工作人员进行恐怖活动”的新法律。对这些罪行的调查将在十天内完成，案件将直接送交法庭——没有明确说明法庭类型，很可能是军事法庭——这意味着在没有辩护律师或检察官的情况下进行审理，不允许上诉，并且“最高惩罚措施”即死刑将“迅速”执行。[32]由于这项法律是在基洛夫去世当天通过的，许多著作认为它一定是事先准备好的，进一步说明斯大林参与其中。但整个法案长度不到一页，只有五个要点，可以在几分钟内完成。无论它是如何写成的，它都成为了恐怖的关键文件。
无论斯大林是否下令暗杀基洛夫，另一个问题仍然存在：他是否利用了这个事件恐吓民众?答案是否定的，至少不是立即利用。考虑到基洛夫事件的最终官方版本——人民公敌杀害了一位党的要员——他的死亡本应引起对内部破坏分子的担忧。无论是新闻报道、当天的重要讲话、关于司法政策的辩论还是1934—1935年的整体氛围，都没有任何迹象证明政权打算镇压除相对少数的恐怖分子和前反对派之外的任何人。
如果斯大林并未策划这起谋杀，那么他理应为此感到恐慌。这种情况下，他一定会开始疯狂报复臆想中的敌人;这一推断恰好与1934年12月开启的镇压模式相吻合，而如此反应也与其他关于斯大林行为特征的证据不谋而合。在这里我们可能会注意到，一些古拉格劳改营的条件在基洛夫被暗杀后明显恶化。之前被判犯有恐怖主义和间谍罪的“政治犯”现在被隔离在带刺铁丝网后的单独营房里，并不被允许外出工作。[33]
这个举动似乎是出于对政治犯的恐惧，因为当局放弃了他们宝贵的劳动力并花费了大量资金隔离他们，哪怕他们身处监狱。也许斯大林认为这些努力能够说服公众和低级别警官敌人确实存在实质性危险，但如果真是这样，他错过了许多公开表达此观点的机会。
基洛夫死后，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其他人被逮捕，特别是在列宁格勒，罪名是参与谋杀。季诺维也夫被判处十年徒刑，加米涅夫则被判处五年。但警方无法证明他们所谓的“莫斯科中心”组织“知道针对基洛夫同志的恐怖行动的准备工作。”[34]如果斯大林真的准备了整个事件，他就会确保警方找到或伪造他所需的证据。
1935年1月中旬中央委员会向所有党组织发送了一封信，要求不仅驱逐季诺维也夫分子，还要“孤立”和逮捕他们。[35]一些叙述称当时有三四万列宁格勒人被流放，尽管主要负责人当时正在西伯利亚被流放。[36]唯一可确定的是有843名所谓的反对派在1935年头两个月于列宁格勒被逮捕，663名“季诺维也夫分子”被驱逐出列宁格勒，325名党员被调往其他地区工作。[37]如果说基洛夫去世后有数千名列宁格勒人被逮捕，那么他们中的大多数来自旧反对派甚至革命前的贵族和商人阶层，[38]这种有选择性的目标并不一定会吓到这些群体外的人。
不过，现有文献经常认为斯大林接着进入了他粉碎国家计划的下一阶段：1935年和1936年的共产党清洗，在俄语中，这些行动被称为чистки，这个词适用于清洗衣服或削菜。第一阶段中，审查在党支部或“基层党组织”层面进行，这些支部或组织存在于任何规模较大的企业或组织中。聚集的支部成员将讨论每个党员的表现和背景，然后投票决定是否对其进行开除、训诫、降职处理或保留。在大型支部中，审查委员会可能掌握这种权力。受到制裁的成员可以向更高级的党组织申诉以请求撤销决定。
1935—1936年的党内审查并不必然导致悲剧的“血腥清洗”，这种开除并不总是意味着逮捕甚至失去工作。斯摩棱斯克州党委特别指示下级组织不要“大规模”解雇被开除的成员，他们将被撤除领导职务，但在没有被发现是人民公敌或“社会危险分子”的情况下，其他方面不会受到影响。“社会危险分子”这个词包括前牧师、富农、其他前“剥削者”和普通罪犯。[39]
如上章所述，1935年逮捕人数有所增加，但政治案件数量有所下降。此时媒体并未要求加强搜捕敌人，相反，放松政策仍在继续。学校和其他儿童组织在1936年前一直在减少对政治教育和意识的重视。[40]简而言之，基洛夫的去世对政策影响甚微，也未阻止温和的趋势。
然而，1936年8月举行的作秀式第一次莫斯科审判标志着政治氛围急剧恶化。这一次，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被判犯有新的政治罪并被处决。
这些作秀公审，包括1937年1月和1938年3月举行的另外两次，常常被认为是恐怖的关键事件。毫无疑问斯大林策划了这些审判，精心制造证据并摧毁了他的目标，从这个角度来看，恐怖似乎是一场荒谬的骗局，因为这些作秀公审与公正的司法程序毫无关系。证据要么是伪造的要么根本不存在，粗劣的错误悄悄混入了国家案件;例如，1936年8月审判中的一名被告在无疑是被胁迫和捏造的证词中声称，四年前他在哥本哈根的布里斯托尔酒店接受了托洛茨基和他儿子列夫·谢多夫关于进行恐怖主义活动的指示，但丹麦首都唯一一家同名的酒店在1917年就被拆除了。[41]检察官维辛斯基用无休止的恶毒言辞诋毁被告，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审讯者而不是律师。
但这些作秀公审并非凭空捏造。托洛茨基和他的儿子确实于1932年与苏联国内的异议分子形成了他们所称的“集团”，尽管这两人既没有从事恐怖主义活动也不是外国特工。托洛茨基档案中的材料证明1936年的作秀公审是基于一名苏联特工在国外获得的关于该集团的证据，尽管粗劣且夸大。谢多夫能够通过游客或欧洲共产主义者携带的信件与他父亲在苏联的同情者沟通，托洛茨基最近的传记作者皮埃尔·布鲁埃写道：“谢多夫一直保持着和莫斯科[联络点]的联系。”[42]例如，1932年的头几个月里，托洛茨基通过他的儿子给前反对派卡尔·拉狄克、格里戈里·索科利尼科夫和叶夫根尼·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写信，前两人后来成为作秀公审的被告。
1931年5月谢多夫在柏林会见了内战指挥官伊万·Н·斯米尔诺夫，他是托洛茨基的密友，也是前反对派领导人。[43]会面时，他是重要的高尔基汽车工厂的负责人。据布鲁埃所说，1932年6月苏联国内的异议分子开始协商形成一个集团。[44]10月，一位名叫Э.С.戈尔茨曼(或霍尔茨曼)的苏联官员，前托派，也在柏林与谢多夫会面并向他提供了一份关于苏联经济状况的秘密政府报告。该报告于次月发表在《反对派公报》(Бюллетень оппозиции)上，这是一份流亡的社会主义报纸。
戈尔茨曼还给谢多夫带来了斯米尔诺夫的一个提议。据说斯米尔诺夫在1920年代末与托洛茨基决裂，但现在他提议在苏联内部组建一个包括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和其他人在内的联合反对派。托洛茨基对这个前景感到兴奋，但对他的追随者加入集团持谨慎态度，这只能是一个松散的联盟而不能合并反斯大林集团。
不久之后，谢多夫告诉他的父亲集团已经形成，包括托洛茨基派和季诺维也夫派。然而，不幸的是斯米尔诺夫和其他人因为不同事件而“意外”被捕。谢多夫接着向托洛茨基保证“[集团的]基层工人是安全的。”[45]1933年初另一位内战英雄、曾于1927年因管理地下反对派报纸而被捕的谢尔盖·姆拉奇科夫斯基开始在苏联境内传播一份政治纲领，谢多夫后来给托洛茨基寄去了一份副本;文本尚未为人所知。[46]姆拉奇科夫斯基再次被捕并于1933年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可能与这项活动有关。必须指出，亚历山大·奥尔洛夫没有提及这些发展而认为斯大林凭空捏造了这些作秀公审，他仍然是西方报道的关键来源。
这些秘密活动的发现无疑促使斯大林向党和警察施压要求逮捕反对派成员。从1936年2月到4月，他们中有508人被内务人民委员部逮捕。在一名被捕者身上发现了托洛茨基的一些个人资料后，斯大林的反应是让叶若夫参与调查。随后，亚戈达向总书记建议应该根据1934年12月1日的法律对与恐怖主义有关的托派进行审判和枪决。当地内务人民委员部被告知他们当前的“主要任务”是“以最快速度”(максимально быстро)找到并摧毁所有托洛茨基组织。[47]
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一起，斯米尔诺夫、戈尔茨曼和姆拉奇科夫斯基也是1936年8月审判的被告。这些人可能仅仅是因为谈论政治变化而有罪，按照西方司法标准，他们不应受到惩罚。但他们曾参与反对派活动，与托洛茨基有过接触并向西方泄露了秘密文件，还想要除掉斯大林，这些都是他们在宣称完全忠诚的同时撒谎的内容。这些观点为斯大林的疑心提供了素材，为什么这些人要撒谎?还有多少像他们这样的人存在，他们的真实意图又是什么?考虑到托洛茨基集团和柳廷报告的言辞，即使对于那些不像斯大林那样胡思乱想的人来说，可能也很容易将当时频发的工业事故与蓄意破坏活动联系起来。他大大美化了事实并说了许多关于自己的谎言，但证据证明，他此时采取行动铲除的是那些曾误导他并与头号敌人托洛茨基暗中勾结的人。这个决定虽不公正，但并非制造政治恐怖的计划的一部分。
叶若夫在此时期的事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1936年9月至1938年12月期间担任内务人民委员，他的名字与恐怖如此密切相关，以至于当时受过教育的苏联人称之为“叶若夫希纳”，可译为“叶若夫现象”(译者注：亦有“叶若夫时期”的翻译。)。[48]所以，叶若夫在那个时期与恐怖的联系比斯大林更为紧密，清楚地反映了人们对责任归属的看法。
叶若夫出生于1895年。14岁时，他成为高度政治化的圣彼得堡普梯洛夫工厂的一名金属工人，显然至少一直在那里工作到1917年。[49]因此他在俄罗斯最激进的职业之一中成长，当时又正值金属加工行业工人与雇主之间紧张关系加剧的时期，一战前的几年里罢工频繁发生，因为劳工和管理层在生产控制和尊严问题上发生冲突，例如，监工对待普通工人的方式。[50]也许正是这种背景使得叶若夫对管理者和官僚不那么宽容，20世纪30年代末的恐怖对他们的影响尤其严重。
他在内战期间于多个地区担任前线指挥官，在那里有很多机会与真正的敌人作战。从战争结束到1927年，他一直担任省级党官员，那一年他搬到了莫斯科并在中央委员会机构任职，尽管他的确切职位不详。在1929—1930年集体化最糟糕的时期，他担任农业副人民委员，所以他一定对席卷全国的暴力有深刻认识。到1930年底他回到了中央委员会，这次是在人事部门。1933年他参与了清洗党员的工作。[51]他在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会正式成员，跳过了通常作为无投票权候补成员的阶段。1935年初他被选为党监察委员会主席，该机构负责监督经济、党和政府的某些部门。他的检查员在全国各地巡视，调查不当行为和滥用权力的指控。[52]所以，在被任命为内务人民委员之前，他的下属的职能与警察相似，只是没有逮捕权。叶若夫在处理党务期间对国家的问题有了很多了解。从照片来看，他只有大约五英尺高，看起来很讨喜。一些声称认识他的人描述说，他在迅速晋升到斯大林阵营之前是个正派的人。著名诗人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与其妻子娜杰日达(后来撰写了有关此时期的引人入胜的回忆录)于1930年代初期曾在政府别墅中与叶若夫有过会面，他们注意到叶若夫经常微笑，并且是“谦逊而相当讨人喜欢的人”。[53]一位声称在同一时期认识叶若夫的俄罗斯人写道，他“给人留下了一个好小伙、好同志的印象。他在1936—1938年间的行为可用疾病来解释：他被他了解的东西弄疯了。”[54]
其他人则对叶若夫有着不同的描述，认为他早在成为警察前就已经精神错乱，例如：“在我漫长的一生中，我从未见过比叶若夫更令人厌恶的特质。”这一句据说是尼古拉·布哈林所写的文段。[55]亚历山大·奥尔洛夫将叶若夫比作喜欢将浸透石蜡的纸绑在猫尾巴上并点燃的莫斯科贫民窟小孩，[56]但不清楚奥尔洛夫是否真的了解他。斯大林的俄罗斯传记作家德米特里·沃尔科戈诺夫说，1937年初叶若夫向他的上司报告时身上散发着酒气，但他没有注明这个故事的来源。[57]因此，我们不可能了解真实的叶若夫;我们最多只能说他是斯大林的人。
叶若夫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已经证明了斯大林的支持，到1935年初他在总书记心中的地位更上一层楼，2月中央委员会全会选举他为核心圈子的书记，使他仅次于政治局委员并赋予他在党内的重大监督职责。[58]同月底他成为党监察委员会主席。在担任这个职务后不久，他写了一份手稿声称前反对派可能变成反革命分子。不久后，他告诉一位内务人民委员部副人民委员“根据中央委员会的意见……存在一个未公开的托洛茨基分子中心，必须找到并将其清除。”[59]当然，在这个观察中，他显得具有先见之明，因为该集团确实存在。
作为监察委员会主席，叶若夫现在负责监督清洗，即在党内清除任何不配成为党员的人的行动，这个短语的确切含义在西方国家引发了热烈讨论;如前所述，一种观点认为斯大林的目标是在1935—1936年间加剧政治紧张局势并铲除政治反对派;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清洗主要并不是政治行动，而是日常的清理工作，通过这种方式清除那些表现出无能或对社会主义事务缺乏兴趣的党员。[60]第一种解释支持了斯大林策划每一步行动以根除敌人并恐吓国家的观点;而第二种解释则说明他缺乏计划和他对由于党内清洗而导致的低政治水平感到焦虑。无论采用哪种定义，叶若夫都担任着高度敏感的职位。到1935年12月初，他已经与政治局委员们一起参加了一次全国会议，而亚戈达却销声匿迹。[61]
12月25日，叶若夫向中央委员会提交了一份名为《检查党的文件的结果》的报告，这是1935年清洗的名称。与这个时期的所有关键文件一样，这份报告被标记为“绝密”且可能只有中央委员会以外的少数高级官员才能获取。
叶若夫称这次清洗为“揭露党的敌人和在党的管理中引入秩序的庞大规模工作”。过去的七个月里这些努力一直是“所有党组织关注的焦点”。[62]由此他强调了西方描述中提到的两种压力：管理和寻找反对者。事实上，要理解发生了什么，可以而且必须调和这两种解释，因为它们是同一过程的组成部分。尽管大多数被开除的成员是被动、犯罪或无能的，但清洗的政治方面对党员和整个国家来说变得越来越重要。毫无疑问，叶若夫被任命为清洗的领导人是因为他已深度参与清查党内敌对分子的工作中。
他接着告诉中央委员会“各地区[党]委书记们，亲自检查每个党员和候选人的文件和仔细地与每个党员交谈，经常出乎意料地……在那些他们曾认为是模范共产党员的人中发现了明显的党的敌人。”[63]叶若夫指出相反的情况也发生过：书记们有时会在那些他们以前认为不称职的人中发现优秀人才。但他主要关注的显然是揭露敌人。
叶若夫继续说道，1935年7月1日有1660537名共产党员和681245名预备党员，共计2341782人。至12月初，已有1915894人完成了文件审查，其中175166人，即9.1%，被开除出组织。在这个数字中，13.6%是预备党员，8.1%是正式党员。此外，还有超过80000张党证仍在审查中;“经验表明，”叶若夫说，大约有50%的人将被取消党籍。
在这次清洗中被驱逐的原因各不相同：1788人(1%)是“间谍、被怀疑从事间谍活动或与间谍有关联”;35777人(20%)被称为前白卫分子和富农;5507人(3.1%)是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骗子”和“无赖”共计14879人(8.5%)。[64]这些类别总共占开除人数的33%。其余所有人要么是“被动者”，即那些不愿参加会议或缴纳会费的人，要么是那些犯有非政治性违法行为的人，例如酗酒。因为几乎70%的被驱逐出党的成员，或者如果将骗子和恶棍包括在内则为77%，是因常见原因失去党籍的，看上去1935年清洗中政治因素的作用似乎很小。
但仅凭数字并不能说明问题，因为在提供了这些信息之后，叶若夫立即转向了对他本人而言清洗真正重要的内容，也是斯大林关心的内容。会议记录中的这一段用粗体字印刷：“在所有进行清洗的组织中，对党的文件的检查还发现了许多极其邪恶的[злейших]党的敌人。”例如，在与芬兰接壤的卡累利阿，20.3%的党员在第一轮清洗中被开除，19.5%的党员在第二轮清洗中被迫退党。第二轮清洗查出了58名间谍或与间谍有联系的人和196名白卫军与富农。叶若夫还明确表示党中央领导在检查过程中要求地方组织提高清洗比例，并成功获得了更高的清洗率。最初，远东边疆区(一些州的集合)只开除了1.6%的党员，但经过中央委员会派往此地区的一个委员会的“工作”和地方领导人“纠正错误”后，清洗率迅速攀升至8%。总共有130名间谍、68名托洛茨基分子与季诺维也夫分子和442名白卫军在边疆区被发现。同样的故事在其他地区重复上演。[65]
这里有两点值得强调。首先，中央渴望将清洗变成一场彻底揭露敌人的政治事件，这毋庸置疑。地方官员在这项任务中拖泥带水很可能是不想在清洗中失去有能力的人。地方党组织领导，或者说任何地方官员或管理者，永远夹在政治和生产需求之间，满足一方很容易导致给另一方带来麻烦;失去能干活的下属可能使效率或产出下降，反过来又会引起他们不想要的来自中央的关注、斥责或惩罚。但不按照莫斯科的命令铲除“敌人”也可能意味着重大麻烦，当地方官员在某一时刻未能执行某个被强调的要求时，不受任何人约束的国家领导层就会起疑心。这种相互作用促成了1937年的恐怖。
叶若夫言论中的第二个重要观点是，清洗中“发现”的间谍数量和实际或潜在内部敌人的数量远低于消极分子与轻微违纪者，但规模仍相当可观。至少在当时的官方言辞中并没有将“间谍”与白卫分子、富农、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区分开。从斯大林主义角度来看，尽管他们可能出于不同的立场行事，但都被视为苏联的威胁。
这样来看，截至1935年12月这几类人足有43072人，是个庞大的数字，尤其是考虑到这些人中有许多人曾担任重要职务。想象一下，如果1948年美国联邦调查局宣布发现超过4万名美国的敌人在国家统治机构内部活动，会引发怎样的抗议和恐惧。仅仅是指控一个名叫阿尔杰·希斯的人曾是苏联特工就足以让美国陷入一场小规模的骚乱，尽管我们的敌人远在大洋彼岸。4万名真正的、绝望的、很可能正忙着扩大成员规模的敌人可能会对任何国家都造成巨大破坏。如果中央委员会委员相信叶若夫的话，而且没有迹象说明他们不相信，那么他们就有理由感到担忧，但到目前为止他们还不会认为国家也打算消灭他们;相反，叶若夫的言论促使他们作为领导层的一部分集中精力铲除所谓的敌人。
叶若夫指出内务人民委员部已经开始逮捕党内被清洗所揭露的托派团体，例如在敖德萨就有9人被捕。下位登上讲台的是拉夫连季·贝利亚，他将于1938年12月接替叶若夫担任内务人民委员，此时是外高加索党委第一书记，地区包括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他宣称从清洗开始到1935年12月1日，内务人民委员部在他的辖区内逮捕了1020名党的敌人。在他之后，一连串其他中央委员会委员登上讲台并将他们所负责的地区描述为与高加索地区类似的情形。[66]根据这些报告，敌人似乎遍布全国各地。
然而，叶若夫的结论和委员会关于剩余工作的决议是温和的。它们并未强调进一步搜寻敌人，尽管显然安全部门将继续寻找他们。相反，它们传达的信息是党必须比过去更加谨慎地选择成员。叶若夫提到了一些地方党组织发起大规模招募新成员的案例，其中一个是1931年，在乌兹别克斯坦的一个区(район)内，100名女集体农庄庄员被授予党证以作为对她们出色工作的“奖励”。[67]这些做法使得敌人渗透到党内，补救办法不是在党的队伍中狂暴地寻找敌人，更不用说在全体民众中寻找了，而是在最初的入党过程中更加谨慎并对干部进行严格监督。全会决定，党的档案记录和入党过程中存在“可耻的混乱”，当前“最重要的任务”是加强党的“清理”党员“队伍中的敌对分子”工作，为此必须加强警惕和纪律;[68]然而，这种固定套话在无数那个时期的文件中都有出现。
更重要的是叶若夫的开场白为会议定下了基调，从而为整个党奠定了基调。虽然他也呼吁更加警惕，但他总结道，在检查文件时，党组织已经“清除了有害的、[思想上]异己的、不合格的人。”组织已经“整理了党员和预备党员档案，重建了党的机构工作，”更好地了解了自己的党员并提拔了有能力的人。[69]简而言之，呼吁更加警惕几乎只是形式上的，但叶若夫言论的核心是严重的问题已经得到纠正，而现在一切都已转好。
叶若夫
或者几乎如此。1936年旧党证必须更换为新党证，换句话说，将会有另一次清洗。表面上，为进一步推进党的档案整理工作——中央委员会将不把“主要注意力”放在揭露敌人上而是“消极分子”上——仍是一个将更换党证转变为另一次寻找政治反对派的大好机会。但在这个关键时刻，局势似乎仍在掌控之中，仍在亨利希·亚戈达领导下的内务人民委员部显然已经找到了最坏的有害分子巢穴。
这段时间里叶若夫继续在队伍中晋升。1936年3月他作为六位领导人之一出现在媒体上，包括斯大林、莫洛托夫和国防人民委员克利缅特·伏罗希洛夫，后者迎接了来自苏维埃格鲁吉亚的代表团。[70]7月，叶若夫与斯大林和其他四位政治局委员一起，尽管只是中央委员会委员，却在科学院院长的葬礼上担任了护柩者。[71]显然，叶若夫在成为内务人民委员之前的几个月就与斯大林关系密切，而亚戈达从未进入过内部圈子。
当中央委员会在1936年6月再次召开会议时，会议程序通常很沉闷。然而，叶若夫再次谈到了最近一次清洗的结果，即更换党证。截至目前，更换了党证的人中约3.5%已经被开除。叶若夫告诉大家，其中约一半是消极分子，通常被称为“累赘”。[72]在同一次讲话的另一个时刻，他说，超过二十万名共产党员(可能包括预备党员和正式党员)被开除。[73]综合检查文件和交换党证，自1935年7月以来约有17.7%的党员被迫退党，因此仅仅将这些事件描述为引入有序档案记录管理和清除无能者的措施是不够的。党员被筛选了两次甚至三次，既为了筛除敌人，也为了筛除消极分子，结果大批人被从党员队伍中剔除。诚然，所有被开除的人都有权提出上诉，实际上许多人得以恢复党籍，但即便如此他们往往也深受打击。由此可见，清洗确实构成了一项重大政治事件。
叶若夫在1936年6月明确阐述了清洗的政治意图。他告诉中央委员会，在被驱逐的20万人中“有一个相当重要的群体，正如你们所知，包括我们最邪恶的敌人、各种间谍和白卫分子、恶棍、无赖、骗子和普通小偷，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已经被逮捕。”[74]自1935年12月他向党的领导人发表讲话以来，内务人民委员部逮捕的人数已有所增加。
叶若夫对清洗结果的看法比六个月前悲观得多。他问道：“我们能否说那些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从外国逃亡的叛逃者和其他因证据不足而未被逮捕的被开除出党的人，现在会停止进行‘颠覆性的反革命活动’?”这种提问方式典型地反映了斯大林主义讲话风格，问题本身就暗示了否定的答案。
于是危险感愈发强烈。但叶若夫并未将全力搜捕敌人作为当天的议程，在关于颠覆活动的问题后，他补充说被排除在外的“主要群众”并非敌人，并坚持要以人道的方式对待被驱逐者。他引用了一位工程师的故事，这位工程师在1936年因隐瞒社会出身而被开除出党;他所在的区委在决定中写道不反对雇用他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工作。然而，尽管工程师申请了几十个岗位，而且这些岗位对他这种训练有素的人有强烈的需求，却没有人愿意雇用他。最终，叶若夫自己的机构党监察委员会进行了调解，这个人找到了工作。在这一点上，叶若夫的方案可以概括为：保持警惕、非常谨慎地接纳入党、仔细监督干部、避免对被开除党籍者做出笼统定性。他实际上是在警告可能出现的不公正，这说明当时领导层正致力于揪出党内的所谓“敌人”。叶若夫的讲话中没有任何关于巨大危险的暗示，当然也没有任何恐慌的迹象。
胡佛研究所档案的一份手稿提供了大量信息，大大补充了事件的经过。这份文件由А.Ф.阿尔马佐夫撰写，他声称自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移民之前曾担任内务人民委员部边防警卫长达18年。他报告说1935年初一起涉及前反对派的重要事件引起了叶若夫的注意，一名与前反对派领导人关系密切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工决定背叛他的同志，但安全机构中的反对派同情者——据称亚戈达就是其中之一——首先逮捕了他。这名特工设法从一个转移点逃脱并找到了叶若夫，因为党监察委员会主席是一个合乎逻辑的求助对象。叶若夫将这件事告诉了斯大林，斯大林下令进行全面调查。调查显示，布哈林“右派”和季诺维也夫“左派”之间没有恐怖主义意图、没有共同计划也没有与外国势力的联系，但据说确实发现了他们试图与移民的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和托洛茨基分子开辟渠道。当然，这个故事再次印证了1932年后关于托洛茨基集团的已有证据。由于这次与斯大林的沟通，叶若夫最终取代了亚戈达成为内务人民委员。[75]阿尔马佐夫的报告无法在其他地方得到证实，但如果属实，就将有助于解释这个转变。它还将阐明斯大林对前反对派新增的、致命的反感以及到1936年8月时出现的更紧张的政治局势。
如果阿尔马佐夫说法是错误的，那么斯大林对亚戈达信心的下降可能足以解释叶若夫的崛起。毕竟，内务人民委员部负责寻找敌人，但实际上叶若夫作为党的清洗负责人在揭露敌人方面做得更多。亚戈达据说也同情前反对派，如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在20世纪80年代相信这一点。[76]尽管亚戈达在1936年8月之前一直参与准备政治审判，但他可能也试图限制之前对党提出过批评者的伤害。在一些囚犯的调查记录中，他在几个更耸人听闻的断言旁边写下了“荒谬”或“不可能”之类的评论，[77]这些评论很可能让斯大林对他产生了怀疑。
与此同时，国际局势正在逐步恶化。德国于1936年3月重新占领了莱茵兰，实际上破坏了法国在战争爆发时迅速占领这个关键工业区并瘫痪德国生产的能力，凡尔赛条约的又一重要部分已经被撕毁，德国变得更加强大和嚣张。7月，西班牙内战爆发，尽管当时没有人能预见到战争的严重性，但它总体上表现出对社会主义的另一个威胁。同期，意大利正在埃塞俄比亚推进自己的法西斯主义冒险，这场冒险始于1935年12月。
这些事件无疑让斯大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张，但内部事务可能更多与他决定进行作秀公审有关。首先，在党内发现了如此多的敌人，其累积效应必定会对他产生影响，如果斯大林确实相信他们真的是敌人。托洛茨基联盟的消息可能也正是在这个节骨眼上传到了斯大林那里。第三，在审判前不久，苏联驻伦敦的大使馆武官、军级指挥员陶塔斯·普特纳(译者注：维陶塔斯·普特纳，1918年4月，参加红军。党内斗争期间，他曾加入过托洛茨基反对派。1924年4月，任红军作战训练局局长兼政委。同年11月，任红军步兵副监察长。1932年1月，任远东特别集团军滨海集群司令员。1934年7月，任驻英国大使馆武官。1936年8月20日，他在回国后因图哈切夫斯基案被捕，并被指控参加反苏托派军事法西斯阴谋集团。1937年6月11日，他被苏联最高法院特别审判庭判处死刑，次日执行。)被召回莫斯科并遭到逮捕，几个消息来源证明他和其他军官正在密谋反对斯大林。[78]如果准确的话，仅凭这些报告就能解释总书记决定进行审判的原因;他可能会变得越来越疑心并还想向其他反对派发出信号。
地方党组织有时对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审判的反应是对敌人表现出更强烈的关注。[79]然而，在斯摩棱斯克州图马诺沃镇，至少有一个地方内务人民委员部小组保持相对平静。即使在1936年8月审判之后，图马诺沃警察的党组织也讨论了《真理报》的社论和各种地方问题，但实际上没有关注内部颠覆活动。[80]在此之前，对政治警惕性的加强强调主要局限于中央和地区党领导层。
1936年9月斯大林再次释放出令人不安的信号——他解除了亚戈达的内务人民委员职务。在一封从某黑海度假胜地发给政治局成员的电报中，斯大林和他相对较新的副手安德烈·日丹诺夫敦促任命Н.И.叶若夫为警察首脑：“我们认为，提名叶若夫同志担任内务人民委员是绝对必要和紧迫的，亚戈达已经明确证明了自己在揭露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集团上的无能。ОГПУ[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在这件事上落后了四年。所有党的工作人员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大多数代表都注意到了这一点。”[81]自然，政治局批准了斯大林的新人选。
这四年指的是什么?西方作家通一般回答这个短语指的是柳廷报告。[82]但在1936年12月叶若夫再次在中央委员会全会上的讲话中提到，“1932年底在恐怖的基础上形成了季诺维也夫分子—托洛茨基分子集团。”[83]
显然，随着叶若夫被任命，事情正在发生一些新的变化，但他被任命为内务人民委员后并没有立即启动对敌人的不同政策。斯大林本人直到11月底特别淡化了这些因素可能带来的任何潜在问题。在一次关于对新宪法草案修改的建议的讲话中，他敦促恢复前“不劳而获者和剥削分子”的投票权。他们的阶级已经被摧毁，苏联已经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他对他们可能造成的任何威胁嗤之以鼻：“据说存在一种危险，即敌视苏联政权的分子可能潜入国家最高机构，包括前白卫分子、富农、神父等。但有什么好怕的呢?如果你害怕狼，就不要进入森林[俄罗斯谚语]。”如果任何不合适的人被选举到负责的职位上，那将意味着宣传工作进行得很糟糕，“我们将完全应得这种耻辱。”[84]他的讲话中没有任何暗示必须用武力对付“敌人”的迹象。
在地方层面举个例子来说，苏维埃国家的建设者们已经热情高涨急于在他们中间找出敌人。[85]但在列宁格勒最重要的工厂之一，基洛夫工厂，1月18日的党支部会议上没有提到敌人。[86]在图马诺沃内务人民委员部内部，1937年1月19日举行的会议上，党支部讨论了农村地区的流氓行为和犯罪行为;没有提到敌人。2月1日党支部考虑到在布拉格召开的党代表会议(译者注：指1912年1月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格)全国代表会议，这次党代会通过了《关于取消主义和取消派集团的决议草案》，将孟什维克驱逐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十五周年，决定提高“在日常实际工作中与党和人民未被打败的敌人残余势力斗争中的警惕性。”[87]换句话说，这是一次乏味的会议和一个刻板的决议，说明当前与破坏分子和间谍相关的问题并不紧迫。所以即使是1937年1月的作秀公审也不一定会引发地方对血腥镇压的呼声，这次涉及的是二线布尔什维克，如宣传家卡尔·拉狄克和工业管理人员格奥尔基·皮达可夫，都是前托派。
1927年(译者注：原文如此，应为1937年。)2月，当斯摩棱斯克州别雷区党委书记面临基层党员指责他的方法“独裁和专断”时，当地内务人民委员站出来为他辩护，辩称党员不应该讨论党组织的管理。[88]常被称为内务部人员的警察还没有走到总是四处寻找迫害对象的地步，或许他们担心如果与他们共事过的当地领导人最终被定性为敌人，自己也会受到牵连。无论如何，当时还没有发生大规模恐怖。
第二章上半部分注释
[1]塔克，《掌权的斯大林》，第12页。
[2]《关于所谓“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联盟”案的说明》，《苏共中央通报》，第6期(1989年)，第103页。
[3]《平反：30—50年代政治案件》(莫斯科：政治书籍出版社，1991年)，第334—443页。
[4]《苏共中央通报》，第8期(1990年)，第203页;第12期(1990年)，第185—198页。
[5]同上。
[6]塔克，《掌权的斯大林》，第211—221页。
[7]沃尔科戈诺夫，《胜利与悲剧》，第1卷，第二部分，第86页;《一位老布尔什维克的信》，载于鲍里斯·И·尼古拉耶夫斯基，《权力与苏联精英：〈一位老布尔什维克的信〉及其他文集》，珍妮特·D·扎戈里亚编(纽约：普雷格出版社，1965年)，第30页。信件据称记录了1936年春尼古拉·布哈林与鲍里斯·尼古拉耶夫斯基在巴黎的谈话，在西方一直被视作大清洗的关键史料，但遭到盖蒂(《大清洗的起源》，第214—215页)的严厉批评。信中“老布尔什维克”对1936年8月莫斯科审判发表了评论，但布哈林在审判开始前数月就已返回苏联。尼古拉耶夫斯基称该信“最初是作为我与布哈林谈话的记录而撰写”，后又补充了“其他来源的信息，尤其是著名法—俄共产主义者查尔斯·拉波波特”(《信》，第9页)。因此，信件内容究竟有多少出自当时已远离权力中心的布哈林，多少来自拉波波特，又有多少属于臆造，至今仍不明确。
[8]塔克，《掌权的斯大林》，第212页。
[9]《关于所谓的“埃斯蒙特、托尔马切夫及其他人的反党反革命集团”》，《苏共中央通报》，第11期(1990年)，第63—73页。
[10]这本质上是罗伯特·C·塔克，《作为革命者的斯大林1879—1929：历史与人格研究》(纽约：诺顿出版社，1973年)，第69—91页，所持观点。关于对斯大林所受文化影响及其思想演变的不同评估，见罗纳德·G·苏尼，《超越心理史学：青年斯大林在格鲁吉亚》，《斯拉夫评论》第50卷，第1期(1991年)，第48—58页。
[11]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致友人的二十封信》，普里西拉·麦克米伦译(纽约：哈珀与罗出版社，1967年)，尤见第113页。
[12]《斯大林》，泰晤士电视台纪录片，伦敦，1990年。
[13]艾瑞斯·博尔顿，《应对自杀的家庭》，载于《家庭中的死亡与悲痛》，托马斯·T·弗兰茨编(马里兰州罗克维尔：阿斯彭系统公司，1984年)，第37页。另见马克·克莱伦，《丧亲后的适应：比较研究自杀、交通事故与疾病死亡对亲属的影响》(荷兰莱顿：莱顿大学社会与行为科学学院出版社，1991年)，第52—53、184、193页。亲属对自杀行为的事先知情程度与其事后心理反应密切相关。
[14]《一位老布尔什维克的信》，第32—35页。
[15]关于基洛夫所谓的自由主义，见塔克，《掌权的斯大林》，第239页;见盖蒂，《大清洗的起源》，第93页，对此描述提出的批评。
[16]Г.А.托卡耶夫，《理想的背叛》(布卢明顿：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1955年)，第109、241页。
[17]安东·奇利加，《俄罗斯之谜》(伦敦：乔治·劳特利奇父子公司，1940年)，第120—121页。奇利加为克罗地亚人，1926—1936年间在苏联生活。
[18]塔克，《掌权的斯大林》，第251页。
[19]《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有多少代表投票反对斯大林?》，《苏共中央通报》，第7期(1989年)，第114—121页。
[20]持此说法的知名著作包括：塔克，《掌权的斯大林》，第288—296页;康奎斯特，《大恐怖：重新评估》，第37—52页;梅德韦杰夫，《让历史来审判》，第334—345页。
[21]《真理报》，1991年11月4日。
[22]J·阿奇·盖蒂，《再探镇压的政治逻辑》，载于《斯大林主义恐怖：新视角》，J·阿奇·盖蒂与罗伯塔·T·曼宁编(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49页。
[23]奥尔洛夫，《秘史》，第8—9、10—19页。
[24]盖蒂，《大清洗的起源》，第207页。
[25]亚当·乌拉姆，《斯大林》，第385页，持此观点。
[26]《关于所谓“莫斯科中心”案的说明》，《苏共中央通报》，第7期(1989年)，第69页。叶若夫于1937年3月在中央委员会会议上作出此声明，当时斯大林在场但未予反驳。
[27]LC文件，页码号I.9.I.，但是文件号为A12.9。
[28]例如见塔克，《掌权的斯大林》，第290页。
[29]《当代苏联报刊文摘》第43卷，第8期(1991年)，第15页。
[30]塔克，《掌权的斯大林》，第289—290页。
[31]托卡耶夫，《理想的背叛》、奇利加，《俄罗斯之谜》、盖蒂，《大清洗的起源》。
[32]《苏联工农政府法令汇编》，第64期，1934年12月28日，第913页。
[33]O.费尔特海姆，《流放的终结》，《现代纪事》第68卷(1939年)，第419页。
[34]《关于所谓“莫斯科中心”案的说明》，第70页。
[35]《关于所谓“反苏联合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中心”案》，《苏共中央通报》，第8期(1989年)，第81页。
[36]奇利加，《俄罗斯之谜》，第71、282页。
[37]《关于所谓“莫斯科中心”案的说明》，第85页;另见加博尔·塔马斯·里特斯波恩，《斯大林主义的简化与苏联的复杂化：苏联社会矛盾与政治冲突1933—1953》(费城：哈伍德出版社，1991年)，第73页。1934年12月，有6501人遭到镇压，见О.В.赫列夫纽克，《1937年：斯大林、内务人民委员部与苏联社会》(莫斯科：共和国出版社，1992年)，第50页。然而，1934年因反革命罪每月平均逮捕人数为7535人;1935年这一数字增至9078人。详见正文表格。
[38]《列宁格勒真理报》，1935年3月20日;转引自盖蒂，《大清洗的起源》，第265页。
[39]西部州党委书记希尔曼致各区党委(райкомы)的信件，标注“绝密”，1935年10月21日，斯摩棱斯克档案馆，全宗号44，目录号43，系列一卷宗号385，第158页。
[40]见我的《“大恐怖”时期的苏联家庭1935—1941》，《苏联研究》第43卷，第3期(1991年)，第553—574页。
[41]塔克，《掌权的斯大林》，第372页。
[42]皮埃尔·布鲁埃，《托洛茨基传》(巴黎：法亚尔出版社，1988年)，第703页。
[43]同上，第706页。
[44]同上，第709页。
[45]盖蒂，《大清洗的起源》，第119—120页。
[46]布鲁埃，《托洛茨基传》，第711页。
[47]《关于所谓“反苏联合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中心”案》，第82—83页。
[48]俄语中在人名后添加后缀щина表示某种令人刻骨铭心的现象，但几乎总带有贬义色彩。
[49]盖蒂，《大清洗的起源》，第116页。
[50]见希瑟·霍根，《锻造革命：圣彼得堡的金属工人、管理者与国家1890—1914》(布卢明顿：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1993年)。
[51]鲍里斯·А·斯塔科夫，《人民委员叶若夫》，载于《斯大林主义恐怖》，第21—22页。
[52]盖蒂，《大清洗的起源》，第117—118页。
[53]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希望对抗希望：回忆录》，马克斯·海沃德译，克拉伦斯·布朗作序言(纽约：雅典娜出版社，1979年)，第322页。
[54]《摘自鲍里斯·伊万诺维奇·尼古拉耶夫斯基笔记(А.Ф.阿尔马佐夫讲述)》，尼古拉耶夫斯基档案集，胡佛研究所档案，全宗号233，卷宗号9，第2页。安娜·拉林娜，《无法忘却的往事：布哈林遗孀回忆录》(纽约：诺顿出版社，1993年)，第268页，斯蒂芬·科恩作序言，加里·克恩译，记载其丈夫听闻叶若夫被任命为内务人民委员时甚感欣慰，布哈林称此人“不会堕落到伪造证据的地步。”拉林娜表示“许多了解叶若夫的人”都对此任命表示赞同。
[55]《一位老布尔什维克的信》，第48页。
[56]奥尔洛夫，《秘史》，第161页。
[57]沃尔科戈诺夫，《胜利与悲剧》，第1卷，第二部分，第175页。
[58]《莫斯科工人报》，1935年2月2日。
[59]《关于所谓“反苏右倾托洛茨基集团”案涉案人员的党籍问题》，《苏共中央通报》，第5期(1989年)，第73页;《关于所谓“反苏联合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中心”案》，第82页;《关于所谓“反苏托洛茨基平行中心”案》，《苏共中央通报》，第9期(1989年)，第35页;及《关于所谓“莫斯科中心”案》，第69、85页。
[60]这是盖蒂，《大清洗的起源》，第38—57页，中的观点。传统观点见费恩索德，《斯摩棱斯克》，第222—237页;及里格比，《共产党》，第200—210页。
[61]《红色旗帜》(托木斯克)，1935年12月10日，第1页的照片。
[62]中央党档案馆(现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全宗号17，目录号2，卷宗号561，第127页，1935年12月25日。
[63]同上。
[64]同上，第129—130页。
[65]同上，第129页。
[66]同上，例如第143、146、162页。
[67]同上，第133—134页。
[68]同上，第10、16、18页。
[69]同上，第129页。
[70]《劳动报》，1936年3月21日。
[71]同上，1936年7月18日。
[72]中央党档案馆(现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全宗号17，目录号2，卷宗号572，第70页，1936年6月3日。
[73]同上，第67页;这意味着截至1935年12月，这些被驱逐的人数占当时全体党员和预备党员总数的9.4%。
[74]同上，第67、68页。
[75]尼古拉耶夫斯基档案集，第1—2页(单独分页)。
[76]《真理报》，1961年10月31日;及费利克斯·И·丘耶夫，《同莫洛托夫的一百四十次谈话：摘自F.丘耶夫的日记》(莫斯科：特拉出版社，1991年)，第394页。丘耶夫声称他的这本书是他与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谈话的记录。这段特别的回忆可追溯至1981年1月9日。将丘耶夫所记述的莫洛托夫的言论与其他证据相比较，并且考虑到莫洛托夫作为一名坚定的斯大林主义者的职业生涯，这些记述听起来是真实可信的。
[77]《关于所谓“反苏联合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中心”案》，第85页。
[78]А.Ф.阿尔马佐夫，《内务人民委员部总结报告》，尼古拉耶夫斯基档案集，胡佛研究所档案，全宗号233，卷宗号8;А.斯韦特兰宁(А.В.利哈乔夫)，《远东阴谋》(法兰克福：波塞出版社，1953年)。
[79]列宁格勒党档案馆(现圣彼得堡市党档案馆)，全宗号1012，目录号1，卷宗号1004，第1页，1936年11月17日基洛夫党组织积极分子(即积极分子核心成员)会议记录。
[80]斯摩棱斯克档案馆，全宗号38，目录号37，系列一卷宗号322，第140页，1936年8月19日的会议记录。
[81]尼基塔·С·赫鲁晓夫，《斯大林时代的罪行：向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所作的特别报告》，鲍里斯·И·尼古拉耶夫斯基注(纽约：新领袖出版社，1962年)，第23节。
[82]例如康奎斯特，《大恐怖：重新评估》，第138页。
[83]中央党档案馆(现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全宗号17，目录号2，卷宗号575，第7页(印刷版第12页)。
[84]约瑟夫·斯大林，《斯大林全集》，十六卷本，罗伯特·H·麦克尼尔编(斯坦福：胡佛研究所，1967年)，第14卷，第179页。
[85]休·D·哈德森，《蓝图与鲜血：苏联建筑的斯大林化1917—1937》(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51—165页。
[86]列宁格勒党档案馆(现圣彼得堡市党档案馆)，全宗号1012，目录号1，卷宗号1042，全文各处均有提及。这是一次工厂党组织的全体会议。
[87]斯摩棱斯克档案馆，全宗号38，目录号37，系列一卷宗号106，第47、66页;斜体部分为我所标注。
[88]盖蒂，《大清洗的起源》，第152—1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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