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党内经过一番权力角逐，赫鲁晓夫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上以秘密报告的形式全盘否定斯大林，这一事件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水岭。秘密报告本身不是一次简单的个人评价问题，它开启的是对整个苏联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重新定性，进而为一条系统性的修正主义路线铺平了道路。
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赫鲁晓夫集团将此前几年逐步成型的理论主张集中写入党纲，正式提出“三和两全”路线。
所谓“三和”，即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两全”，即全民国家、全民党。
赫鲁晓夫用这套体系替换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原理，完成了从理论到纲领的全面修正。
和平共处作为一个政策概念，最早是由列宁提出的。十月革命后，苏维埃俄国处于资本主义包围之中，列宁主张与资本主义国家建立正常的外交和贸易关系，以争取喘息时间，巩固新生的无产阶级政权。
这里的和平共处是一种策略，是在力量对比不利条件下的暂时退却，目的是保存自己、发展自己，为将来的进攻做准备。列宁从来没有把和平共处上升为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总路线，更没有把它理解为放弃世界革命、放弃支持各国人民革命斗争。
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则完全不同。他把和平共处从策略拔高为总路线，宣称这是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最高原则”。在这个总路线之下，支持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支持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都要服从于不破坏与帝国主义国家的“和平共处”这一前提。这就把手段变成了目的，把策略变成了战略，把暂时的妥协变成了永久的原则。
问题的要害在于，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不是建立在力量对比的现实分析之上，而是建立在对帝国主义本质的修正主义判断之上。他认为帝国主义国家的统治集团已经变得“明智”了，可以在不经过革命的情况下接受和平共处。
这个判断完全背离了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高阶段、是战争根源的分析。帝国主义的经济基础没有改变，垄断资本追求超额利润的本性没有改变，它怎么可能“明智”到放弃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敌视和颠覆?赫鲁晓夫把帝国主义头子的一时策略姿态当成了本质变化，这是政治上的幼稚，也是理论上的背叛。
更严重的是，和平共处总路线实际上捆住了各国人民革命斗争的手脚。
如果社会主义国家为了维持与美国的“和平共处”而不敢支持越南人民的抗美战争，不敢支持古巴革命，不敢支持非洲的民族解放运动，那这个“和平共处”就变成了牺牲革命、迁就帝国主义的投降路线。
事实也正是如此。
在赫鲁晓夫时期，苏联对各国革命运动的支持明显收缩，甚至出现了要求各国共产党配合苏联外交需要而放弃武装斗争的情况。这就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变成了苏联外交政策的附庸，把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变成了大国沙文主义的遮羞布。
而和平竞赛的提法，表面上看是主张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通过经济建设的成就来比出优劣，最终证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从而“战胜”资本主义。这个口号听起来似乎很积极，但它的理论基础是根本错误的。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不是你死就是我活。资本主义不会因为看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搞得好就自动退出历史舞台。
历史上任何一个剥削阶级都不会自愿放弃统治地位，资产阶级也不例外。把两种社会制度的斗争归结为一场“竞赛”，实际上是把对抗性的阶级矛盾降格为非对抗性的竞争关系，抹杀了阶级斗争的不可调和性。
和平竞赛论的另一个要害，是它把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希望寄托在经济发展速度上，而不是寄托在无产阶级革命上。
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二大上宣称，苏联要在二十年内在人均产量上超过美国，到那时社会主义就将在全世界取得决定性胜利。这种论调把社会制度的更替简化成了一个经济指标问题，完全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革命的基本原理。
生产力的发展固然是社会主义最终战胜资本主义的物质基础，但生产力的发展不会自动导致生产关系的变革，更不会自动导致政权的转移。没有无产阶级革命，没有打碎旧的国家机器，没有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制度不可能确立。赫鲁晓夫用“竞赛”代替革命，用经济指标代替政权问题，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釜底抽薪。
从实践后果看，和平竞赛论把苏联的注意力引向了与美国比拼消费水平、比拼物质产出，而不是去解决社会主义内部的矛盾，不是去推进生产关系的进一步变革。这种导向本身就包含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
当社会主义国家把“赶上和超过美国”作为最高目标时，它实际上已经接受了资本主义设定的价值标准，已经在思想领域向资本主义投降了。
“三和”中最要害的一条是和平过渡。赫鲁晓夫主张，在当代条件下，某些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可以通过议会道路，“和平地”取得政权，不必经过暴力革命。
这个论点直接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核心。
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时明确指出，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就是说，无产阶级革命必须打碎旧的国家机器，而不是接管它。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进一步论证了，国家本身就是阶级统治的暴力工具，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军队、警察、官僚机构——是专门为镇压无产阶级而设计的，它不可能通过议会选举就和平地转到无产阶级手中。
议会充其量是资产阶级统治的装饰品，是“清谈馆”，真正的权力掌握在常备军和官僚机构手里。无产阶级即使通过选举在议会中取得多数席位，资产阶级仍然掌握着暴力机器，随时可以发动政变、解散议会、镇压左翼力量。二十世纪的历史反复证明了这一点，智利阿连德政权的覆灭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赫鲁晓夫的和平过渡论还有一个更隐蔽的危害。
他不仅主张可以通过议会道路取得政权，还主张取得政权后不需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不需要打碎旧国家机器，而是对现有国家机构进行“改造”即可。
这就把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彻底抛弃了。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讲得很清楚，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赫鲁晓夫用“和平过渡”绕开了这个根本问题，实际上是在理论上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走社会民主党的道路打开了绿灯。
和平过渡论在国际共运中造成了严重的分裂和混乱。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接受了这条路线，放弃了武装斗争的准备，把全部精力投入议会选举，结果在关键时刻被资产阶级一网打尽。
印尼共产党的惨痛教训就是血的证明。而那些坚持武装斗争道路的党，则被赫鲁晓夫集团指责为“冒险主义”“教条主义”。这就把是非完全颠倒了。
苏联“全民党”理论的黑色幽默：宣称自己代表“所有人”，倒塌前夜没有一个人出来捍卫它!
“全民国家”的提法，是赫鲁晓夫集团在国家学说上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最露骨的修正。它的逻辑是苏联已经消灭了剥削阶级，社会上只剩下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这三者之间的界限正在消失，因此苏联国家已经不再是阶级统治的工具，而是代表全体人民利益的“全民国家”。
这个论证在每一个环节上都是站不住脚的。
首先，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被消灭，不等于阶级已经完全消灭。工人和农民之间仍然存在阶级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差别仍然存在，城乡之间的差别仍然存在。
这些差别的存在意味着阶级并没有完全消亡。
只要阶级还存在，国家就不可能是“全民”的。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讲得很清楚，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当国家终于真正成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时，它就使自己成为多余的了。国家真正代表全社会之日，就是国家自行消亡之时。
赫鲁晓夫一方面宣称苏联国家是“全民国家”，另一方面又不断加强国家机器，这在逻辑上是自相矛盾的。
如果国家已经是全民的了，那它为什么还需要存在?它在对谁实行专政?
其次，剥削阶级被消灭不等于阶级斗争已经熄灭。被推翻的剥削阶级的残余分子还存在，他们的思想影响还广泛存在，小生产者的自发资本主义倾向还存在，新的资产阶级分子还可能从社会主义内部产生出来。
更重要的是，国际资本主义的包围和压力始终存在，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的颠覆和渗透从来没有停止。
在这种条件下，无产阶级专政不但不能削弱，反而需要加强。
赫鲁晓夫宣布苏联已经是“全民国家”，实际上是在阶级斗争仍然存在的条件下自动解除了无产阶级的思想武装和政治武装。
“全民国家”论的实质，是用资产阶级的超阶级国家观代替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国家观。资产阶级思想家从来都宣称国家是代表全社会利益的、是超阶级的，以此来掩盖国家的阶级本质。赫鲁晓夫拾起了这套早就被马克思列宁主义批驳得体无完肤的论调，把它贴上了“社会主义”的标签，这是理论上的大倒退。
从实践后果看，“全民国家”论为苏联特权官僚阶层的形成和巩固提供了理论依据。既然国家是“全民”的，那国家机器的掌权者就不再是无产阶级的代表，而是“全体人民”的代表。
这个“全体人民”在现实中是谁呢?
就是那些掌握了国家权力的官僚集团。
他们以“全民”的名义行使权力，不受无产阶级的监督，不受阶级路线的约束，逐渐蜕变为一个脱离人民、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特权阶层。
赫鲁晓夫的“全民国家”论，实际上是为这个官僚特权阶层的统治制造合法性，是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变成了官僚集团谋取私利的工具。
“全民党”的提法与“全民国家”一脉相承。赫鲁晓夫宣称，由于苏联社会已经没有对抗性的阶级矛盾，共产党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而是“全体苏联人民的党”，是“全民的政治组织”。
这个论点从根本上取消了共产党的阶级性质。
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一条基本原理是：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由无产阶级中最先进、最有觉悟的分子组成的，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以民主集中制为组织原则，以领导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
党的阶级性质不是权宜之计，不是阶段性特征，而是党的本质规定性。取消了党的阶级性质，就等于取消了党本身。
赫鲁晓夫说苏联共产党已经是“全民党”，他的依据是苏联已经没有剥削阶级，因此党不需要再代表哪一个阶级的利益。这个依据本身就是错误的，前面已经分析过了。
退一步说，即使苏联真的完全消灭了阶级，那党的任务也应该是为消灭阶级差别、为实现国家消亡和党的自行消亡创造条件，而不是宣布自己变成了“全民党”。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讲得很清楚，共产党人的最近目的是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党的最终目的是消灭阶级，包括消灭无产阶级自己。
在阶级完全消灭之前，党始终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
赫鲁晓夫在阶级远未消灭的时候就宣布党已经是“全民党”，这不是理论上的冒进，而是理论上的背叛。
“全民党”论在组织上的后果是严重的。既然党是“全民”的，那什么人不能入党?党员的标准是什么?党的纪律还要不要?
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二大上提出要吸收“全体人民中的优秀分子”入党，实际上是把党的门开得越来越大，把先锋队变成了群众组织。
与此相配套的，是赫鲁晓夫对民主集中制原则的破坏。他搞干部轮换制，规定每次选举必须更换一定比例的党委成员，美其名曰“发扬民主”，实际上是借此排除异己，安插亲信。一个失去了严格组织纪律、失去了阶级标准的党，必然蜕化为争权夺利的俱乐部。
“全民党”论在思想上的后果同样严重。
党既然不再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那马克思主义还是不是党的指导思想?
赫鲁晓夫没有公开否定马克思主义，但他用“创造性发展”的名义塞进了大量修正主义私货。
他讲“一切为了人，一切为了人的幸福”，把共产主义简化为人道主义，把阶级斗争替换成抽象的人性论。这套东西在思想根源上属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是根本对立的。当党放弃了阶级分析的武器，它就失去了辨别是非的能力，各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就会在党内自由泛滥。
苏联后来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全面溃败，根子就在赫鲁晓夫时期埋下的。
把“三和”和“两全”放在一起看，就能看清赫鲁晓夫路线的整体逻辑。
在对外关系上，用和平共处代替反帝斗争，用和平竞赛代替世界革命，用和平过渡代替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在对内关系上，用全民国家代替无产阶级专政，用全民党代替无产阶级先锋队。这五个概念环环相扣，构成了一条完整的修正主义路线。
修正主义的本质是什么?
就是用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来篡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在保留马克思主义词句的外壳下，抽掉其革命的灵魂。
赫鲁晓夫没有公开说马克思主义过时了，没有公开说要走资本主义道路。他用的手法是，先歪曲时代特征，说时代变了，核武器的出现改变了战争与革命的关系;然后在这个新判断的基础上，推导出一系列“新”的结论;最后把这些结论说成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发展”。
这套手法，伯恩施坦用过，考茨基用过，赫鲁晓夫不过是继承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衣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演了一遍。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路线的阶级根源是什么?是苏联社会内部新生的官僚特权阶层。这个阶层在斯大林时期就已经开始形成，但当时还受到党的纪律和群众监督的约束。
斯大林逝世后，这个阶层急于摆脱约束，巩固和扩大自己的特权。他们需要一套理论来为自己的统治辩护，需要一条路线来为自己的利益服务。赫鲁晓夫的“三和两全”正好满足了他们的需要。
对外，和平共处路线可以让他们与帝国主义国家做交易，在“缓和”的旗号下谋取集团利益;对内，全民国家和全民党的理论可以让他们以“全民”的名义独揽大权，不受无产阶级的监督。
赫鲁晓夫本人就是这个官僚特权阶层的政治代表，他的路线就是这个阶层的利益在理论和政策上的表现。
从国际范围看，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路线的出现，与美国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战略是配合默契的。美国在朝鲜战争后认识到用军事手段消灭社会主义阵营不现实，转而推行和平演变战略，企图通过渗透、颠覆、思想侵蚀来从内部瓦解社会主义国家。
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正好为美国的和平演变提供了理论上的呼应。你讲和平共处，他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搞文化渗透;你讲和平竞赛，他就可以用消费主义来腐蚀社会主义国家的青年;你讲和平过渡，他就可以支持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反对派走“议会道路”。
赫鲁晓夫路线在客观上为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战略打开了大门，这是不争的历史事实。
赫鲁晓夫的“三和两全”路线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了深远的破坏。中苏论战的爆发，直接原因就是中国共产党拒绝接受这条修正主义路线。从1963年到1964年，中共发表了九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系统批判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其中对“三和两全”的批判占了很大篇幅。这场论战不是意气之争，不是权力之争，而是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两条路线的原则斗争。
赫鲁晓夫1964年下台后，勃列日涅夫集团在理论上做了一些修补，但“三和两全”的基本框架并没有被否定。苏联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演变为社会帝国主义，对外搞霸权扩张，对内维持官僚特权阶层的统治，其理论根源仍然可以追溯到赫鲁晓夫时期。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修正主义路线进一步发展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最终导致苏联解体、苏共亡党。这条下滑的轨迹，起点就是赫鲁晓夫的“三和两全”。
苏联的教训说明了一个道理，修正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温和版本”，不是一种“适应时代变化”的合理调整，而是通向资本主义复辟的桥梁。它从篡改基本原理开始，逐步瓦解党的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最终导致社会主义制度的崩溃。这个过程可能持续几十年，但方向一旦错了，结果就是注定的。
从理论上看，“三和两全”的错误归根结底在于背弃了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这两条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承认不承认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承认不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这是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的分水岭。赫鲁晓夫用“全民国家”否定无产阶级专政，用“全民党”否定党的阶级性质，用“和平过渡”否定暴力革命，这就从根本上离开了马克思主义。不管他用了多少“创造性发展”的漂亮词句，实质就是修正主义。
今天回顾这段历史，不是为了翻旧账，而是因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流毒并没有完全肃清。在国际范围内，否定阶级斗争、否定无产阶级专政、鼓吹议会道路的思潮仍然存在，只不过换了新的包装。认清“三和两全”的实质，有助于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辨别什么是真马克思主义，什么是假马克思主义。
这个理论上的清醒，在任何时候都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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