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分、压力下的觉醒：自力更生方针的确立
面对突如其来的外部压力，党中央毛主席和中国政府迅速作出了调整。这种调整不是被动的应付，而是主动的战略转变。
(一)毛泽东的战略判断
1960年7月，当苏联彻底毁约的消息传来时，党中央在北戴河召开中央工作会议。7月18日，毛泽东听了汇报后说：“不用怕，没什么了不起，我们还是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毛泽东对中国发展战略核武器的历史贡献》
这个“极好”的判断，体现了辩证法的精髓。在毛泽东看来，依赖外援虽然能走快几步，但终究受制于人;人家不给，反而逼着自己走出一条独立自主的路。这笔账，不仅是经济账，更是政治账、主权账。
(二)“自力更生”方针的具体化
在毛泽东讲话之后，二机部迅速行动。1960年8月9日，刘杰主持起草并签发了给部属各单位《为在我国原子能事业中彻底实行自力更生的方针而奋斗》的电报 。电报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和群众在思想上认清：我部事业早晚总要经历这样一个彻底实行自力更生的变化，应当有克服一切困难而不断胜利前进的信心，任何气馁、畏难与松懈斗志的思想、情绪都是极其错误而不可容许的。
同年12月，二机部干部会议上，刘杰代表部党组进一步提出“自力更生、过技术关、质量第一、安全第一”的16字方针。这一方针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热烈拥护，有力地指导和推动了我国原子能事业在全面自力更生的道路上大踏步前进 。
(三)地方工业化的动员与“五小工业”的兴起
一五计划结束后，苏联对华援助项目开始收缩。1957至1958年，中央大规模下放财权、计划管理权和企业管理权，号召各地兴办“五小工业”。根据财政统计，1958年地方财政支出占全国财政支出比重，由1957年的29.0%骤升至55.7%。中国最早的社队企业之一——无锡春雷造船厂，创办于1956年;1958年全国掀起大办地方工业、社队工业的热潮。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网：《新中国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探析(1949—1959年)》
这种动员机制替代了突然中辍的国外资本投入。正如有的研究者所指出的：这一阶段相对有效的经验就是，以工农大众能够接受的通俗化理论，典型就是“阶级斗争”和“防修反修”理论为意识形态和国民动员手段，发动了几乎全体干部、知识分子和广大民众参与到国家工业化原始积累进程中来，主要用劳动力的集中投入成功地替代了长期绝对稀缺的资金要素。
在我看来，这一论断精准揭示了毛泽东时代工业化道路的核心机制，但尚需进一步升华其阶级本质——所谓“阶级斗争”与“防修反修”理论，绝非单纯的技术性动员手段，而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确保剩余价值不被资本逻辑吞噬的政治屏障，它使中国在资本极度稀缺的条件下，能够通过激发劳动者的阶级觉悟与主人翁意识，将“人的主观能动性”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正是这种以政治路线驾驭经济建设的制度设计，让中国在缺乏外部资本输入的逆境中，依然完成了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惊险一跃，其历史经验深刻表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归根结底在于它能够通过对生产关系的革命性改造，释放出资本主义条件下无法想象的生产力动员潜能。
据史料记载：“1958年年底全国用于钢铁行业的劳动力达到了9000万人，加上直接间接支援的人，全国投入大炼钢铁的劳动力超过一亿。” 地方政府的干部缺乏技术经验，造成了资源上的浪费，农业劳动力的减少客观上也对农村多元化生产造成了一定破坏。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一九五八年全民大炼钢》
我认为：这种观点的根本偏差在于：将群众动员贬为“替代外资的权宜之计”，颠倒了制度优势与外部条件的关系。社会主义的动员能力不是对资本短缺的被动反应，而是公有制基础上的制度自觉——群众不是被“征用”的劳动力，而是作为所有者参与工业化。那些被记为“高成本”的劳动投入，恰是封锁中为民族工业奠基的唯一可行路径。没有9000万人的苦干，就没有两弹一星的底气，也没有三线建设的纵深，更没有后来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的火种。社会主义不是在等条件成熟，而是在行动中创造历史。群众运动的偏差必须纠，但方向从未偏离正道——前人的“苦熬”，正是后人起飞的跑道。没有那段历史，就没有后来翱翔的资本。那底气，正是那个时代留下来的。
(四)“社会主义企业管理”的探索：鞍钢宪法
在“自力更生”方针指引下，中国在企业管理方面也进行了独特的探索。1960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批转《鞍山市委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的批示中，以鞍钢的经验为典型，提出了管理社会主义企业的原则，即后来被概括为“鞍钢宪法”的内容——“两参一改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群众三结合。
相关内容前文已有详细论述，此处不再赘述。
第五部分，辩证看“困难”：坏事如何变成好事
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历史，要求我们不能停留在现象层面，而要通过现象看本质，看到矛盾双方的转化。
(一)债务、撤资与“账”该怎么算
关于苏联撤资和中国的还债，长期以来存在一些模糊认识。根据公开的资料，到1965年初，中国提前全部还清了对苏外债，本息共计14.06亿新卢布。同时，中国在1968年底全部还完了1950年至1958年先后发行的6次国内公债，本息总数48.2亿元。
新华网：《关于一九六三年国家预算草案和预计执行情况、一九六四年国家预算初步安排的报告》
1969年5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毛主席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伟大方针的胜利——欢呼我国成为一个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社会主义国家》。
还债的过程是艰难的。当时中国需要用农牧业产品和稀有矿产品来偿还债务，这在农产品严重短缺的年份，相当程度上确实加剧了国内的困难。
但是我认为：这里有一个本质问题必须澄清：债务就是债务，根本不是什么“援助的恩情”。苏联专家工资由中国支付，技术资料按页收费，每一笔往来都是算清楚的信贷关系。还债，体现的是国家信用和独立自主。正是因为我们在最困难的时期也没有赖账，中国才真正挣脱了依附关系，得以平等的姿态立足于世界。这笔钱还清了，意味着我们不欠任何人的恩情，也不需要对任何人低头。那之后的所有站立，都建立在“两清了”这个前提之上——账清了，才能自己走自己的路。
(二)工业体系的“倒逼”式成长
苏联撤资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迫使中国在尖端技术领域不得不完全依靠自己。当时核工业面临的1100多个技术难关 ，如果苏联专家还在，也许可以通过“请教”来解决;专家走了，只能自己攻关。这个过程虽然艰难，但一旦攻克，就真正变成了自己的东西。
原子弹的研制就是一个典型案例。苏联专家撤走时断言，“中国二十年也搞不出原子弹”。但就在撤走后的第四年——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这是对“自力更生”方针最有力的证明。
有学者在研究这段历史时指出：1960至1962年，国家大量压缩、关停工业项目，工业产出明显回落;但恰恰是在全社会共同承担国家工业化巨大代价的这一阶段，1960年中国第二产业占国民经济比重首次突破40%，一批核心工业生产能力建成，主要工业品的产能跃上了新台阶。
国家统计局官网：《系列报告之十二：从一穷二白到现代工业体系的历史跨越》
苏联撤资的实质，是国际阶级斗争对中国道路的一次极限施压，其深层逻辑是霸权一方试图通过切断外部技术输血来扼杀新中国的工业化命脉。然而历史的天机正在于此——四年原子弹奇迹证明，技术封锁非但没有掐灭中国的现代化火种，反而在客观上强制剥离了依附性幻想，迫使中国工人阶级在“敢教日月换新天”的斗争哲学中，用人的组织力彻底对冲了物的稀缺性。
这一历史节点雄辩地表明，所谓“二十年也搞不出”的断言，本质是资产阶级技术决定论对无产阶级革命能动性的无知蔑视，而工业占比跨越40%的事实则进一步印证，正是这段阵痛期的全民承载，让中国完成了从被动应对封锁到主动重塑生产力发展逻辑的根本性跨越。
(三)农村集体化与城市调整：度过危机的制度基础
面对苏联撤资和经济下滑的双重压力，中国之所以能够挺过来，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后建立的城乡社会组织体系。
有一种说法是，1961年开始，政府不得不实行“休养生息”政策，动员上千万城市人口到农村去生产自救。1962-1963年期间经济得以复苏，一个关键的制度调整是农村集体化政策的改变：改“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为“队为基础”的村落经济，允许农民在生产队内搞“三自一包” 。这就在保持集体所有制的前提下，通过政策调整释放了农村的生产潜力，为城市工业的恢复提供了基础。
但是我认为：三年困难时期恰恰是集体化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兜底作用——人民公社的统筹调配和组织动员，使国家能够在粮食最紧缺时实现有计划的最低供给，避免了大面积的社会失序。而1962年至1975年连续十三年的粮食丰收，更是以铁一般的事实证明：集体化不仅没有阻碍农业生产力的恢复，反而在度过瓶颈后释放出持续增长的制度红利，这是对“集体化破坏生产力”论调最有力的历史回击。
1975年1月，周恩来总理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我国农业连续十三年夺得丰收”。
周恩来：《政府工作报告——1975年1月13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报告》
陈云在洛阳的调研中，对如何解决技术问题也有具体指示。他指出，第一種產品可以找沈阳的苏家屯工厂帮忙，第二种产品也可以找其他工厂和相關科研部门、专家等研究解决，都是可以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借助外力加以解决的 。这种务实的态度，正是度过困难的思想保证。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陈云视察洛阳四大机械制造企业》，载于《党史博览》2023年第1期
我认为：陈云在洛阳调研中提出的借助外力解决技术难题的思路，体现了毛泽东时代领导层对“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方针的清醒坚守——其历史逻辑在于，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战略定力，将外部技术资源严格限定于“辅助”位置，绝不因一时困难而动摇独立自主的根基。这种在原则性与灵活性之间游刃有余的辩证思维，既是度过危机的思想保证，更是社会主义制度在同资本主义世界博弈时始终握有主动权的阶级底色。
(未完待续)
【历史文章】
人家不给了，咱们自己干！——从苏联撤资看1960年代中国经济调整期的“坏事变好事” （上） - 乌有之乡
「 支持乌有之乡！」
乌有之乡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乌有之乡网刊微信公众号
